要素收入变化规律与国有经济效率下降_人力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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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进行要素收益变化规律历史和一般的分析。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无法解释国有经济近几十年效益持续下滑的现实,我们也不可能形成解决问题的战略性的思路。

经济发展是由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规模经济、知识进展、资源配置改善等要素和因素共同作用所推动的,而就要素资本、劳动、自然资源和知识技术等来说,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自己的收益。而各自以价值折算的投入与收益的比率为要素的收益率。而要素收益及其收益率的变化决定着国民收入在各种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水平和比例。那么,要素收益是如何呈规律性变化,影响企业效率,并迫使企业进行调整的呢?本文拟就此进行讨论。

一、要素收益变化规律与经济学家们的论证

资本收益率下降和人力收益上升是相互作用和互为联系的,是经济发展中资本积累和劳动者素质提高引起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他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可以简短地概括如下:实际剩余价值取决于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的比例,……而剩余价值在利润的形式上,则是按在生产过程开始前就已存在的资本的总价值来计算的。……这样一来,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越少,利润率就越低。因此,资本作为资本同直接劳动相比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因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越是增长,利润率也就按相同的比例越是下降。”[①a]并且认为这是“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特有的表现”,[②a]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虽然是分析同样的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但是马克思经济学中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与西方经济学中一般认为的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有所不同。一个区别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资本的加速积累,即资本的深化引起了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另一区别是,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相对过快,工资分配水平提高较慢,导致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致使资本利润率下降,这种再生产失衡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曾经分析过马克思资本利润率下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步同步的悖论。

但是不论什么原因造成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承认并关注了长时期经济过程中的资本利润率下降这一经济规律。马克思认为,“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长期的变动。”[①b]这就是说,马克思也注意到人力收益提高的问题,工资与利润之间实际是一种分配关系,在技术、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等情况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将会导致资本利润率的普遍下降。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也证明,长期的经济过程中,人口增长慢于资本的增长,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将不断提高,即发生资本深化。在不存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随着资本的深化,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会发生作用,新增单位资本投入所能增加的产出将越来越少,资本与产出之比将不断上升,资本收益率将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工会的压力会使产出的净收中工资的分配率提高,而且长时期中人力收益必然是上升的,这是因为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和教育的普及率在提高,知识在日益进展,劳动者的智能和技能也在不断地进步。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中,人力的边际收益率在不断地上升,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在逐步地上升,而资本的相对价格在逐步地下降。

如果企业在资本有机构成、资本规模、技术进步等等方面没有变化,这种资本收益率下降和人力收益率上升规律必然要导致企业利润减少,造成亏损,难以为继,最后破产;从整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来看,资本利润率呈下降趋势,工资分配率由于工会压力而呈上升趋势,如果没有其它因素支撑,国民经济增长也将趋于停止状态;而且,如果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机器和资本排挤工人的办法来降低职工在产出净收入中的分配率,一是失业大军将日益增多,二是会导致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会难以为继。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为什么没有从总体上破产,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停止,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又延继和发展至今呢?

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要进一步发展,需要适应要素收益变化规律的要求,在资本有机构成、资本规模、资本制度、科学技术、人力素质、就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业配置结构等等一系列方面不断进行重大的进步和调整。这样才能使新的和一部分原有的生产经营者摆脱资本收益率下降和人力收益率上升两方面挤压的困境,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能够持续增长。

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收益变化的必然趋势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趋势看,要素收益有规则的变化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生作用的规律,资本收益下降和人力收益率上升并没有其阶级性。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按照要素收益变化规律的要求进行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调整,必然也要受到要素收益变化经济规律的惩罚。

马克思认为,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规律,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工业产业排挤工业,形成大量的失业,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然而,不可否认,要素收益变化规律在中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中客观地存在。它并不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甚至因为是国有经济,而不发生作用。

并且,在中国,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深化,文盲率逐年下降,劳动者的文化水平逐年在提高,投资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比例在调整,国家、社会和家庭人力投资的的规模在加大,人力资本也在不断地积累,并且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推动的作用越来越大。结果:一是人力资本价值含量的增大及其增加产出作用的增强,即人力收益率的提高,推动工资水平的上升;二是人力资本增加产出作用的增强,可以也要求用较少的劳动力推动较多的物质资本运转。

表1 资本收益和人力收益及储蓄和物价变动指数

注:以上人力资本栏指数根据周天勇《劳动与经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3页有关数据整理。其它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整理,其中人力资本栏中各学历人力资本指数未扣去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人力总资产增长指数中则扣去了通货膨胀因素,以1952年为100计算,因为人口普查数据的原因,其中1965年栏为1964年数,1980年栏为1982年数,1985年栏为1987年数。

可以看出,国有工业的资金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持续下降,其指数分别从1995年的100下降为1995年的4.3和21.7;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1995年比1953年增长1159.5%;城镇居民储蓄年薪增额更是增长惊人,1995年比1953年增长322090%;同期物价则只增长了476.6%。也就是说职工的实际收益是增长的,特别是1981年到1995年的15年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716%,目前国有企业上交的用于各类社会保障的基金占职工工资额的57%左右,如果加上这一块,用于人的支出的上升幅度更大,城镇居民年薪增储蓄额增长8467%,而同期物价只增长了375%。

现代经济学证明,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不仅仅是物质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在物质生产力形态和人力生产力形态上的分布发生变化:在物质资本加速积累的同时,更多的资源投入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快于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人力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大。如在1952年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和为642亿元,其中人力资本占20.5%,而到1990年时,总资本为35979,其中人力资本的比重上升为44%,到1995年,估计中国人力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大约在60%左右。

人力价值含量的增加,内在地推动人力收益水平的提高。中国各层次人力资本,1995年比1952年,小学毕业生的价值增加了44倍多,初中毕业生增加了21倍多,高中毕业生增加了25倍多。这些人力投资的增加,必然要增加人力资本总量,1995年比1952年,全国实际人力总资本增加近241倍。而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资本的收益率在下降,而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在上升。这一规律同样作用于中国的国有经济,加之总资本中人力资本所占比重的上升,在中国长期的发展中,大大改变了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中资本所得和人力所得的比例。这就使得国有资本的收益比重逐步下降,而职工的收益水平逐步上升。

目前,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和难以为继,有许多种解释。历史地看,究其内在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中人们不可抗拒的资本收益率下降规律和人力收益率上升规律双重作用,而国有企业又没有根据这两个规律要求而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必然结果。资本收益率提高和人力收益率下降,如果国有工业企业不进行资本有机构成的调整,不减人增效,其后果必然是人力收益侵蚀利润,最后亏损,直到难以为继和濒临破产。

三、资本主义社会对要素收益变化规律的适应

资本主义社会适应资本收益下降和人力收益上升规律的第一个调整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更多地采用机器设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持续地减少工人数量,集中和集聚资本,生产和经营甚至趋于垄断,从而抑制工资分配率的上升,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资本经营的规模效益和垄断超额利润,避免人力收益递增和资本收益递减将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并且以此获得更多的利润。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农业工人工资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提高的后果时认为,在这十一年中,工资提高并没有导致农业产品价格的上升,反而使农业产品价格下降。但是资本家在这十一年中,“采用了各种机器,开始掌握各种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了牧场,增大了农场的规模,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并且由于采取了这些以及其他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后,……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有居民的古老国家内用来或快或慢地对付提高工资的方法,一般都是如此。……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的构成也发生愈来愈大的变化。资本中由不变资本即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资料所构成的这一部分,比耗费在支付工资或者购买劳动力上的那一部分日益增多起来。……如果资本中这两个构成的比例是一比一,那么它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将成为五比一,等等”[①c],其资本有机构成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一定要提高,即减人增效。

马克思认为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规律,但没有考虑到现代社会由于教育和知识的进展,资本在物质和人力两个方面的分布变化。他得出结论,资本积累过快,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由于剥削过度,导致消费不足,并且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形成矛盾,发生生产过剩;而机器排挤工人,形成产业后备军,形成大量的失业人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最后剥夺者要被剥夺。

的确,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农业和工业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如果持续地提高,工人如果大量地被排挤出来,形成大量的失业,那么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维持很久的。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为了适应资本收益率下降和人力收益率上升规律,作了一系列调整,从而使要素收益变化规律不仅没有使它灭亡,而且还使它持久发展至今。

那么,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灭亡呢?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为了适应要素收益变化规律的作用,至少进行了以下八大调整:(1)竞争使资本不断重新组合,资本集中和集聚,使工业产业形成规模经济,获得规模经济效益;(2)人口、资本、市场在地域上的集中,形成聚集效应和对于企业的外部经济;(3)特大型企业的形成,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垄断和超额利润;(4)持续的技术进步,节约了资源,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综合利用率,发明新的工艺、材料和产品,克服了资本边际收益下降趋势,使经济持续增长;(5)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资源稀少和人口众多的日本,并没有在农业、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中实行所谓的“适度技术”,并没有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而是在这些产业中坚决减人增效,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国民收入和职工收入的提高使第三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将农业和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排挤出来的失业工人重新吸纳就业;(6)人力价值提高和工会制度,要求合理确定工资水平,防止了资本家剥削过重而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的发生;人力收益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劳动者不仅以工资的形式获得利益,而且还以购买基金和股票的方式分享资本的利益,投资和经营的风险和资本从纵向的资本家注资和承担,转变为横向的、分散的、众多的居民注资和社会承担,即风险和资本社会化;(7)资本主义国家也实行国家干预,用政府投资的方式,扩大就业,吸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生产过剩导致的失业工人就业,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克服经济的周期波动,利用产业政策促使产业组织结构和配置结构的合理化,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等等;(8)国家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的前提下,为产业结构变动中劳动力的调整,建立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中国传统国有经济对要素变化规律的抗拒及其后果

因为我们一开始建立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其特征是计划调节和国有独资,而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规律和趋势,所以我们的学术界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管理经验时,都未曾想到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也会作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也未曾注意国外经济学家们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进展,忽视了教育深化、知识水平提高、人力价值的增加推动的人力收益上升压力和趋势。理论上的误区导致经济生活中与要素收益变化规律相左的实践。

虽然在统计资料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资本利润率下降和人力收益率提高的趋势,但是国有经济至少在这样几个方面反规律调节而逆行,或者无动于衷:(1)即使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富余的企业职工也只能进不能出,社会主义社会中职工不能失业,实际上致使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无法提高,因此工资提高侵蚀利润,使资本利润率下降更快;(2)在部门、分级行政所有和条块分割体制下,企业资本无法合并、集中,企业只生不死,因此资本无法集中和集聚,没有规模效益可言;(3)长期以来,我们认识不到人口、资本和市场在地域上集中形成的聚集效应,理论和政策上总是反城市化而行之,使企业没有外部效应;(4)企业没有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因而无法以技术进步的办法来克服资本利润率下降和人力收益率上升的压力,最后因不能带来技术进步利润,又受到要素收益变化的两方面挤压,最终难以为继;(5)经常在第二产业中提出适度技术的观点,要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收入水平提高速度不快,第三产业也无法扩张,于是导致第二产业也让冗员拖得利润下降和亏损严重,第三产业发展也没有一个收入快速增长后的需求和市场条件;(6)没有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在社会纯收入分配之前提取社会保险基金,致使目前的失业、养老和医疗等问题显得非常突出,企业的负担很重,而劳动力就业结构又不能较好地通过失业和保障机制顺利得以调节。

中国的国有经济一般是由建立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国有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资本利润率下降和人力收益上升规律更加严厉和明显地作用于第二产业,导致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和难以为继,这种情况在纺织、煤炭、森林、重型机械、冶金、常规军械等工业显得很明显,其他工业中也有所表现。如果不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减少职工,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低效率局面是无法扭转的。这不是企业资产和组织制度、经营机制、责权明晰、管理科学方面的问题,而是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和顺应发展的客观规律给国有经济带来的一种灾难。为什么日本、南韩等一些国家的纺织、机械、冶金等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就是因为国内人力收益提高,工资成本加大,资本利润率下降,使得这些工业到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寻找出路。当然,这种要素收益变化规律本身要求企业和市场的组织制度发生变化,以适应要素收益规律的要求,进行各方面的调整,从而避免企业陷于要素收益变化的挤压之中。但是,规律是第一位的,而制度是顺应规律的要求而创新和变化的。如果我们不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减人增效、调整结构、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外部经济等方面获得克服要素收益变化影响企业利润的有效途径,任何企业组织形式的改革都是徒劳的,国有经济仍然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就是我们近20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甚微、国有经济效益大滑坡的根本性原因。

投资和经营是有风险的,发达国家投资和经营的风险,先是由投资的资本家承担的,后来由于股份经济和机构投资的发展,除了控股资本家控股的风险以外,相当比重的风险视企业资本社会化的程度而被分散。一旦企业破产,损失的是控股资本家和众多的投资者,风险损失在当时就表现为股票价值的消失,不积累为集中的虚幻的价值,因此这种分散的风险不转化为宏观的通货膨胀。中国投资和经营的风险的承担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投资办企业,项目由于决策失误,可以由财政注资核销,企业投资和经营的低效率风险,不表现为企业自身的困难,而是集中起来表现为整个国家技术进步的缓慢。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地位的落后,是整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风险。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地由财政投资办企业转变为银行信贷办企业,投资和经营的风险转嫁给银行体系,投资和企业的低效率在银行形成大量的呆帐和坏帐,风险集中地表现为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压力和金融风险。因为投资和经营的风险没有在损失的当时表现为股票价值的消灭,虽然投资已经化为乌有,但是集中在银行中以虚幻的价值积累起来,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压力和金融风险。

几十年的磨难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可能不得不在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二产业,也存在着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也需要国有经济提高其资本有机构成,减人增效,也会发生失业;社会主义社会也并不是高度理性投资和经营的社会,在投资和经营中,失误和风险将会是一种常常发生和碰到的情况和事物。问题在于,这种风险是由全社会承担,还是由国家集中承担?

注释:

①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56页。

②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页。

①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53页。

①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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