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派别及其对现实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派别论文,其对论文,现实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纷繁复杂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自由派（或称温和派）、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激进派和有色人种派都各有其影响。其中，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和有色人种派在许多基本观点上有相似之处，而自由派和激进派则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各执一说。各派内部又有不同的分支细流。因此，我们决不可将西方女性主义当作铁板一块。简单地给以肯定或否定的评判。
（一）自由派的教育启蒙和“机会均等”思想
自由派女性主义基本上是以个人自由、独立、天赋人权以及理性对人的发展之重要性为依据来解释妇女解放的含义。她们说，女人同男人一样，生来就是平等的，两者都有发展与完善自己的无限潜力，只要有同等的机会，人的智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他们认为，男女角色与地位差异，是社会通过法律规章人为限制的结果，这些法律规章是根据于男性的偏见之中的。因此，自由派把发扬理性、铲除愚昧和偏见作为妇女争取平等地位的首要任务，这就是要通过教育，启蒙全人类；认为通过学习和进步，将来的机会就比现在好，主要的代表人物及著作为英国自由派妇女活动家M·沃斯通克拉夫特维夫《维护妇女权利》；J·S·米尔《论妇女的从属地位》；B·弗里丹的《女性奥秘》。
（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观
马克思从社会组织的特定系统中去揭示妇女的命运，从而认为妇女受压迫是阶级压迫的起源和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指出，当代的资本帝国主义是阶级压迫制度发展的最后阶段，是当代世界一切不平等和痛苦的根源；对阶级矛盾的认识是理解社会变革方向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说，妇女受压迫是第二位的不平等现象，是更为根本的社会不平等现实的一个征候；实际上，妇女不是被男人压迫，而是被资产阶级制度压迫，因而要想解放妇女，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重新归属全社会，包括男人和女人。那时，妇女对男人的经济依赖不复存在，从而消除妇女从属于男人的物质基础。一旦妇女在家庭中有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地位，那么对妇女的传统偏见就会失去其合理性；加上伴随社会革命而进行的“文化革命”，将最终根除私有制社会遗留下来的压迫妇女的观念和行为。马克思主义把统治和压迫视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透彻地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指出在社会经济变革之后，继续同压迫妇女、歧视妇女的思想观念作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这些思想在后来俄国革命家列宁和蔡特金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三）激进女性主义的“女权”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激进女性主义即为“女权主义”，相信男人压迫女人是最根本的和最深重的压迫，妇女的解放斗争必须直接针对男人的统治，为此，女人必须弃绝同男人之间的性关系，因为正是这种异性关系把女人们隔离开来，使她们落入其“压迫者”手中。在所谓的个人生活领域中，妇女所受的压迫同她们在政治王国中所受的压迫一样多，甚至更加严重；而用一个标签把个人生活从人的整个生活中分离出来，必然使渗透于整个王国中的对妇女的层层统治被割裂和掩盖，从而消弱妇女对各种形式的统治进行全面斗争的合法性。男人统治殃及生活的每个领域，因此必须从各方面进行斗争，包括在家庭中和性生活中的斗争。女性同性爱不仅是个人偏好，而且是政治斗争中所要求的一种政治抉择。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S·费个斯通的《性的辩证法》；C·邦奇；法国的M·威蒂格。
（四）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在承认社会生产方式对人性影响的同时，对生产方式的构成本身提出了补充性的见解，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扩大到不仅包括为满足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的手段，而且还包括为满足性要求，养儿育女需求而进行生产和分配产品的手段，把私生活领域也作为妇女受压迫的一个重要领域来分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很大程度上要在性别体系中去寻找，例如亲属组织就是性别体系中妇女受压迫的一个链条。在亲属组织中，男性家长主宰着女人的命运。把消极的“女人气”强加于女儿，待女儿长大后则把她作为交换物，去与另一亲属群建立关系，从而扩大亲属网络。男性家长制与资本主义制度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强化的，因此，妇女的解放既要求废除资本主义，也要求废除家长制。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G· 卢宾的“性别体系”，H·哈特曼与A·布里吉斯合写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姻缘》。
（五）有色人种妇女的“三重压迫”观
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者强调性别压迫与种族压迫的同在，在种族压迫尚未消除之前，谈不上一切妇女共同的解放；并且，与性别压迫相比，种族压迫更为可悲，更具有灾难性；黑人妇女受着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三重压迫，前两种压迫使黑人妇女和男人有着共同的利益。抽象地谈论妇女解放，实际上掩盖着种族偏见与阶级偏见；黑人妇女解放的理论是最为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理论，只有黑人妇女也获得了解放，整个社会才不再有压迫，也就是说：黑人妇女的解放才是一切压迫人的制度解体的标志。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E·胡德、1979 年《黑人女性主义宣言》。
对现实问题的探讨
各种理论派别，都用自己的观点对社会现实作出解释。从就业、家庭和性这三个有关领域来看，可以部分地说明问题。
（一）就业
在就业方面，60年代后期美国的统计数字显示，女性与男性无论在就业范围上和薪金上，都有明显差异。70%的妇女集中在20种传统的妇女职业领域，其中秘书、护士、小学教师、售货员、社会工作者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女性从业者最多。这种情况与本世纪初没有太大的差别，妇女就业领域只比那时增加了5—6种。而女性的工资收入，一般只相当于男性的2/3。同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系的博士，男性年薪为37820美元，女性只有21000美元，也就是说， 即使女性能够升入美国的名牌大学并毕业，仍然难免受到职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从经济收入上看，专科学校毕业的女性一辈子都不如只读完高中的男性挣得多。直到80年代后期，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仍旧置大多数妇女于地位低、收入低的职业。怎样解释此种现象呢？各派观点各异，众说纷纭。
过去和现在的“生物决定论”者，他们基本上是男性，并不认为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是个问题。在他们看来，既然男女的能力是生物因素决定，那就是不可改变的，按性别的劳动分工恰恰是男女生物差异的体现。他们从生理机制、性激素的平衡、生殖器的构造等方面，振振有词地解释男女适合于承担不同的任务。他们认为，“情绪、智慧、社会技能和热情”等因素，是普天下男女劳动分工的依据。他们完全忽视了性别角色社会化的作用，视而不见人类学家提供的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男女分工有不同模式的证据，甚至无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妇女填补参战男人留下的一切岗位这一最低的事实。
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从“机会均等”的角度批评了按性别的劳动分工，认为一个人适合什么职业只能依据个人能力而不能根据其性别，而能力的开发又取决于教育和职业训练。自由派主张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自我实现和公平就业，认为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占人类一半的女性的聪明才智，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马克思主义也不赞成劳动的性别分工，但认为这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改变劳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特点就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而妇女作为廉价劳动力，是降低成本、创造剩余价值的最佳因素。而且，大量潜在的妇女劳动力涌现，是促使在业者高效益地为资本家卖命的一种压力。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妇女作为整个劳动大军的一部分，应当同男性劳动者一道参加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
激进女性主义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认为妇女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人控制，不能自主。因此她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人与男人分离。如果说在社会劳动方面女人目前还不能从男人控制的局面下摆脱出来，那么也要争取在私生活中的“解放”，即不做妻子，不做母亲，不作男人的性奴隶。他们鼓励妇女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70年代，小型妇女企业大量涌现，确实部分地改变了经济生活的格局，使妇女在经济领域的权力增加。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派对妇女家庭中和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均很关注，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妇女受到的教育使她们首先把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看待，所以就接受低工资的社会劳动，以便部分脱身出来照顾家庭并且能够根据资产阶级的需求去作就业选择。正是由于工资低，使妇女回家去做家务看起来比工资高的丈夫回家更为合理。所以，妇女在家庭中和在社会劳动中的从属地位是相联系的。而妇女的解放，则关系到这两种劳动如何重新组织和安排，这就提出了改革整个社会的任务。社会主义者们认为，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同等重要，片面强调社会劳动的重要性，从而提高男人的地位，是一种不公正的意识形态，它贬低了妇女在家庭中所做的“私事”，在历史上和社会上所具有的意义。当自由派提出“同工同酬”的口号时，社会主义者们则提出“等工同酬”的主张，认为重要的是如何衡量男人和妇女所做工作的价值。他们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妇女在劳动中的低报酬和职业的性别分工，反映了资本家雇主的利益；经济上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至于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仍是强调西方社会中的黑人妇女或作为移民进来的非白人妇女所受到的双重剥削。例如，在现今的美国，她们以每小时3—5美元的低工资出卖劳动力，在整个劳动大军中，这部分妇女所从事的是最繁重，劳动条件最差和选择余地最小的工作。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进而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加剧了对全世界妇女的剥削，从而使第三世界国家和欧美国家有色人种妇女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如今的妇女运动，已不可能局限在某一个国家内，而应是国际的、全球的；而有色人种妇女的解放，是全世界妇女解放的最终目标。
（二）家庭
60年代以后，家庭领域成为西方“新妇女运动”涉及的一个重要领域。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对传统的家庭模式和妇女角色提出了挑战，否定了丈夫作为家庭供养者，妻子作为家庭主妇即“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核心家庭的性别分工，并提出一系列所谓“革新”方案。许多人更是在行动上“反传统”，标新立异，一时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潮”，大大冲击了西方社会原有的婚姻关系和家庭秩序。离婚“爆炸”，非婚性关系的增多，少女怀孕，青少年吸毒，离家出走，以及新的乱伦行为等等，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80年代以后，面对西方社会疾病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家庭的温情与保护，孤独和抑郁成了西方男女老少的普遍心理病态，加之性病、艾滋病的泛滥，社会舆论开始“转向”。各派女性主义者也进行了严肃的反思。一部分人认为，那种鼓励妇女以逃避婚姻或懈怠家庭义务的行动来寻求家庭之外的“自我实现”，是不道义、不可取的，它使一部分妇女“雄性化”，又使一部分男人“雌性化”，造成了社会上“阴盛阳衰”的反常现象。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某些女性主义思潮出现，不过是对社会形势变化的反应，而不是这些思潮引起了社会变化。例如，大量妇女涌入挣工资的社会劳动大军始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不是始于新妇女运动兴起的60年代后期。同样，妇女对既往家庭模式的批判，是对长期以来压抑妇女的那些家庭陈规旧习不满所致，并不是女性主义进行宣传和煽动的结果。
那么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家庭模式来取代传统家庭呢？谁也没有明确而肯定的答案，迄今争论仍在继续。在这些争论中，各派女性主义者的声音都引人关注。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家庭的批判，主要是指出私有制度把妇女变成了家庭的奴仆；丈夫掌握着家庭经济命脉，妻子只是生育和家务劳动的工具，只有当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生产方式确立之后，才能改变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格局。马克思主义并未反对作为社会单位的两性婚姻形式，但私有制度废除后的婚姻性质和家庭秩序将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未做明确的论断。
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反对“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弗里丹的《女性奥秘》一书，就号召女性走出家庭，但也不赞成把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完全对立起来的激进思潮。自由派采取一种温和折衷的态度，认为家庭生活的安排、角色的分工应是本着责任、协商的原则由男女双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设计；立法的保证虽然是必要的，但更多的是男女双方的自愿选择。在家庭形式上，他们认为，本着“自由”、“平等”的原则，同居、同性态、群体婚、开放婚姻、公社群居等家庭生活方式均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不同的人将从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得到自我满足；家庭生活毕竟是个人私事，无需他人过多干预。他们还指出，由于妇女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享受不到平等的机会，因此，做家庭主妇便是不得已的选择；同样，男人如果在社会上没有选择余地，也可以选择做“家庭主夫”。
激进派女性主义认为，两性结合的婚姻是妇女受压迫的首要根源，声称只要现存的婚姻形式不改变，妇女就不可能解放。例如，S· 克罗南把现代婚姻制度描述为一种奴役形式，认为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女人嫁给男人必然导致妇女在家庭中受压迫；只有废除男性统治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男女之间平等的婚姻结合；而且即使到那个时候，异性婚姻也不是唯一的形式。另一位激进主义者J· 雷蒙提倡女性之间的友谊和爱情，认为这是妇女权力。自我实现和政治勇气的体现。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无论阶级、民族、经济制度怎样，妇女都是家庭劳动的首要承担者，她们做家务的平均时间多于丈夫，正是妻子的家务劳动为丈夫创造了闲暇时间。这就说明，传统核心家庭，即使妻子在外就业的家庭，其功能仍在于使男性家长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哈特曼和另外一位学者N· 乔多罗都指出传统核心家庭是男权统治的堡垒。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社会的变革与家庭生活的变革都实现之后，妇女才会有其真正的解放。
黑人女性主义者指出，西方其他女性主义派别带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他们对传统家庭的批评并未反映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经历。事实上，当白人妻子为追求自我实现而同丈夫抗衡时，处于贫困中的黑人妻子们却希望与丈夫紧密合作而使家人得以幸存。
（三）关于性的争论
性作为一个科学问题出现，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由于采用节约人力的新机器，农场和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由于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婴儿死亡率降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有可能避孕。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对于性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从而提出了关于不导致生育的两性生活方式问题。过去，由于妇女担心怀孕而严格限制自己的性生活，但自从有了避孕手段之后，首先就由一部分妇女向传统的性观念提出了挑战。她们认为，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女性受到性压迫和性剥削是普遍事实，性的商品化也不可避免。那么，性的平等究竟是什么？性与自然法则、性与文化的关系怎样？女性的避孕和堕胎是否安全和有益于健康？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女性主义者中展开了讨论。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性的问题并无特别的论述。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只是简单地提到，只有当男女不再被权力和财富方面的差别所分割的时候，双方不带有剥削性质的、互相满足的性爱关系才有可能存在。
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从他们信守的“个人自由”、“机会均等”以及“无害他人”等基本价值观出发，认为人与人的肉体关系纯属私事，无须服从任何社会法规。一时间，“性是私事”的观点风行起来，人们随心所欲地去追求性满足，渐渐导致了60年代的“性自由”浪潮。在这一潮流中，非婚性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同性恋、俘体与手淫以及各种“新奇”的性交方式，甚至人与兽的性交等等光怪陆离的现象，都成了“个人自由”的象征。自由派甚至为自愿卖淫辩护。他们忽视了人们的私生活实际上也是受到社会的权力关系左右的，这种权力关系又直接或间接与财富相关连。就拿妓女来说，选择这一行当看起来是自愿的“私事”，但其背后的经济强制力量却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在自由派的“选择自由”和“私事”后面，有着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那些不平等法则，如阶级、种族、财富、权力、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总之，自由派在两性关系上采取极为宽容的态度，宣扬平等、自由、自我享受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
激进主义派把性问题也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看待，认为男性之所以在一切领域占居统治地位，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控制着女人的性。她们说，男人一贯把女人首先作为一种性的存在物，认为只有男女之间的性交才是唯一正常的性活动。女人接受了男人们的这种观念，因而认为，只有同男人的情感关系才是使妇女得到满足的正当途径，于是就心甘情愿地委身于男人。激进女性主义者们大肆宣扬女性之间的爱情和性关系，这就是Lesbianism，即认为只有女性之间平等的爱才是真诚的，只有女性才能理解女性的需求，从而达到彼此的满足。女性同性爱的思想，还被扩大到其他领域，成为联络激进女性主义者们的政治标志，使她们去同男性统治抗衡。A·里奇宣称，一个女人如何表达她们的性爱方式， 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虽然当事者不一定意识到其中的政治含义。
社会主义虽然也承认性问题是妇女的议题之一，但不赞成激进派将性压迫作为妇女受压迫的首要形式。他们说，男女之间的冲突潜伏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性别结构之中，只有对当代社会的所有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进行革命性变革，才可能消除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平等与对立性，而不能仅仅着眼于男人和女人的性关系本身。
至于黑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无法象白人妇女那样去侈谈性的平等、高雅与低贱，她们面临着比性享乐与性满足严峻得多的问题。
总结
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派别及其主张，我们迄今还没有足够深入细致的研究；况且，其中一些派别尚在分化更迭之中，有的观点已经消失，有的派别互相渗透，显现出一幅动态的图景。根据我个人的初步思考，提出下述几点看法供研究者们参考。
第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阶级、社会集团及不同利益的存在，是一个基本事实；各个阶级的妇女遭遇不同、处境不同、利益不同、要求不同，必然反映在妇女运动的各种派别观点之中。只要社会的阶级差别继续存在，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女性主义思想和妇女运动。因此，在分析西方的各种女性主义思潮时，应当探究它所代表的是哪一部分妇女的利益和要求。
第二，西方自由派一向代表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妇女的思想。她们是站在自己既得利益和特权的立场上来看待两性不平等现实的；并且由于她们受教育水平较高，拥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宣传手段最多，她们中许多人靠丈夫或父母辈的财产生活，不必为生存而劳碌奔波，也就有充沛的精力和足够的时间去搞“运动”，因而有可能广泛宣传其主张。我们看到，自由派的组织最庞杂，出版物最多，声音最响亮。由于她们是在不触动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去争女人的自由、平等、福利等等，因而对统治者和男性世界的威胁不大，还常常能得到政府及部分男性伙伴的支持。如果说西方世界的妇女在教育、就业、社会地位和参政等方面已享受到某些进步权利的话，那么首先的和最大限度获益的便是这一批妇女。
第三，西方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妇女，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妇女，由于受教育或者参与社会实践，确实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她们能够站到本阶级圈子之外的高处去看世界，对阶级、种族、性别等各方面的不平等进行更为科学和严肃的思考。因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种种主张，代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方向。她们与有色人种妇女结合，致力于改革社会。这一派女性主义者，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影响也在逐渐扩大。“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如今已成为国际妇女运动的联络标志。可以预见，西方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潮流，将会随着第三世界妇女运动的兴盛而进一步发展壮大。
第四，西方激进派女性主义在60—70年代确实有过明显的影响，但随着他们的主张在社会实践中的若干消极后果暴露出来，拥护者越来越少。激进派在家庭和性问题上的某些荒唐主张，不仅遭到西方“正统派”的坚决抵制，而且也使实践者们饱尝苦果。最近几年来，西方妇女运动中出现了日趋强烈的两性共识、两性合作的呼声，可说是在抵消激进派的不良影响。80年代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两性学”或“性别学”，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它向昔日的“妇女解放”观提出了挑战，把“男女两性的共同成长与解放”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高目标，从而受到众为多男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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