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集体论文,中央论文,为核心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左”倾指导思想的重重干扰，顺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总结我国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于危难之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戴。正如后来邓小平与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所指出：“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1]
本文拟对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特点，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在解决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中奠定坚实的基础
打倒“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虽告结束，但十年动乱所留下的思想、政治和各种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党和国家的工作仍然徘徊难前。思想理论上，还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教条主义盛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猖獗，“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不少干部群众思想还十分僵化；政治上，由于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需要和巨大的历史惯力，人们仍然把兴奋点聚焦在“革命”之上，阶级斗争仍然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各种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主张沸沸扬扬，明暗交错；组织上，一些党政机关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帮派分子手中，部分地区和部门的动乱尚未停止，各级组织亟需整顿。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党中央面前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要解决这个历史课题，首先必须建立领导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但正确形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首要的是使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的较量
华国锋虽然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并在实践中极力推行。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听取宣传口负责人汇报之后指出：凡是毛泽东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977年1月7日，在华国锋要求为其准备的讲话提纲中把这个基本思想进一步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我们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随后，他又指示其写作班子，将这一段话加以理论概括和文字修饰，于2月7日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形成了“凡是毛主席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典型表述，并将此作为抓纲治国的指导方针。
华国锋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其直接目的是阻挠人们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就其实质而言，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的言论及其各项指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那套“左”的指导思想来指导新时期的工作。
1977年底，中央党校1000多名中高级干部学员，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当时在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表示：解放思想嘛，可以放开讨论。并指示要坚持如下两条原则：一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二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学员在讨论中表现得相当活跃。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12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先后转载。一时间，在全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由于文章从理论上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汪东兴等人作出强烈反应。《人民日报》在转载文章的当天，就接到电话，说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少数人乘机起哄，对文章大肆攻击。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表态”，“不介入”。5月17日，汪东兴在一次小会上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么干。”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同时，他批评新闻单位不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斥责刊登这篇文章的负责人没有党性，提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宣传部长张平化，也在有关会议上讲话，说新华社发了也不是定论，要提高鉴别力，不要随风转。除此，他们对积极参加讨论的人，进行粗暴地批评，极力维护“两个凡是”的“左”的指导思想，极力维护错误的思想路线。
其实，“两个凡是”一提出，就受到了党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批评与抵制。“两报一刊”发表关于“两个凡是”的社论之后的当晚，就有许多人纷纷打电话责问报社，为什么要登载《学好文件抓好纲》这种社论；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也同时表示不满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那就什么也办不成了。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王震在小组会公开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抵制“两个凡是”并对华国锋的错误进行公开批评。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同志，也大力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批评“两个凡是”。
在“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的气氛中，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置个人沉浮安危于不顾，率先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说：“两个凡是”的方针与毛泽东思想的本义相背离。5月，邓小平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等人的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对，毛泽东自己就说过，他的有些话讲错了。9月16日，邓小平视察东北时指出：“有一种议论，叫‘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2]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3]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之后，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谭震林等中央多数领导人和许多老干部，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定热情地指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尖锐地批评：“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6月24日，胡耀邦组织《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为文章先后和胡耀邦通了至少六次电话，表示坚决支持，并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陈云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中科院理论组、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纷纷召开研讨会，从不同的渠道，用不同的形式积极支持讨论，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深入持久地开展。
批评和抵制“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继延安整风后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更深层次上为大规模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决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二）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对立和斗争
华国锋等在坚持错误思想路线的同时，极力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的讲话中强调：要继承毛主席遗志，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12月25日，华国锋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强调“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号召全党“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指导我们斗争的武器。7月16日至21日，他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反复指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决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此后，华国锋一直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路线混淆在一起，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仍然遭受严重干扰。他对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出来工作采取拖延态度，阻挠为“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冤、假、错案平反，使组织上的拨乱反正步履维艰。
在这期间，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各种方式，抵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1978年9月，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回国，在东北三省沿途反复讲：“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他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强调“要迅速地坚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李先念、陈云等人则全力以赴地狠抓经济建设，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错误的政治路线。组织上，胡耀邦等人积极组织力量撰写有分量的文章，澄清路线是非。197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组织撰写的《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这为一大批老干部早日出来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努力排除各种阻力，为一批老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条件，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平反，用实际行动纠正错误的组织路线。
1978年1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以及中央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按照华国锋的设想，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但由于邓小平此前提出关于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得到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因此在会议进入“正题”之前，讨论了从明年1月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就在这样一场作为会议前奏的讨论之中，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被引向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率先冲破会议框框的是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开宗明义：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顾虑的，因此，为了保证安定团结，有一些遗留问题，影响大和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随后，列举了包括“薄一波61人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问题”、“彭德怀问题”以及天安门事件等在内的六大问题，使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同时，胡耀邦、万里、杨得志、聂荣臻、王首道、康克清等数十人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要求中央就有关问题先作出决定，以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与会同志的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了大家的意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包括陈云所提六大问题在内的八项决定。在八项决定的推动下，会议广泛讨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样一来，一个原本准备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开成了一个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的拨乱反正的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解决路线问题作了充分的准备。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地使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特有的建树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点。会议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制定了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会议还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并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增选了一批代表正确路线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从批评和抵制“两个凡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左”的错误进行了两年多尖锐复杂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以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纠正“左”的错误路线这一决定性胜利。第一，正确路线的确立，使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人掌握了党内斗争的主动权，为今后的机构改革和人事变动，即从组织上彻底解决领导集体问题创造了前提条件；第二，正确路线的确立，使第二代中央领导人在党内外进一步树立了威信，证实了他们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初步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任；第三，通过这场激烈的较量，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确立起
来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条件下，从1979年起，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坚决地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变，接着一方面推进全面的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启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之轮，作出了巨大成就。正如邓小平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4]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也随之而稳定成熟。
（一）在全面拨乱反正中，赢得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
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之后，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多年“左”的错误，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留下的问题，堆积如山，堵在前进的路口。因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调整社会关系，才能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热情和积极性。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把全面拨乱反正的伟大战略任务，提上了中央工作的议事日程。
1.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加快组织上拨乱反正的步伐
从1978年11月26日，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到198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为甘肃、河南、陕西等地区党组织被诬篾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中央先后发布了50余份文件，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建国以来及至建国前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具体分如下几类：一是为党和国家及军队各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平反。其中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刘少奇、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肖劲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周扬、夏衍、田汉、周小舟、杨献珍等数十名党和国家各部门负责人；还有翟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党的早期领导人。二是198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宣布对“文化大革命”中在各报刊、文件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一律平反，如：撤销所谓中联部“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推翻“四人帮”强加给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等等。三是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案件进行复查平反，如为武汉“七二○事件”平反，为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平反，为云南“沙甸事件”、“三家村”、“新内人党”、“内蒙古二月逆流”等一批错误案件平反，为有关人员落实政策。四是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诬陷和迫害的知名人士平反，从1979年到1982年，陆续被平反的知名人士有翦伯赞、高崇民、吴晗、马寅初、曾昭伦、钱伟长、陶大镛、费孝通、黄药眠等数十人。此外，还对30年代、40年代的历史疑案如根据地肃反问题、党内肃托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复查和纠正。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82年底，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群众得以解脱。
2.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新调整社会关系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6月，中组部、中宣部等六部联合拟订《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改右工作随即全面展开。由于方法得力，措施果断，工作进展十分迅猛。到1980年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人。改右工作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步骤之一和第一步，在党内外、海内外引起强烈关注和巨大反响。
1979年1月11日，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有关规定，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凡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的地、富、反、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出身的人，本人成份一律定为社员；地富出身的社员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也一律定为社员，享受同其它社员相同的待遇。这一决定调动了约2000万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197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1959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因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有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一律平反，本人和家属子女档案中的有关材料一律销毁。这一决定，使一大批党内外人士，尤其是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卸下了压在心头长达20年之久的右倾包袱，获得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解放。
197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到1981年11月全国共有70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86万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劳动者成份。
此外，中共中央还对诸如高等学校的“反动学生案”、“三支两军”中犯错误的干部、上山下乡知青回城等问题采取妥善有效的处理办法，从而理顺了各种社会关系。
3.实现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从1979年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全国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转变。正如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把工作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
在经济上，由于过去长时期在指导方针上急于求成，老是犯‘左’的错误，造成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对此，陈云、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建设上存在的困难，重新确立正确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切不可重复历史错误。1979年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讲话指出：过去“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了应该检查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陈云说：不能认为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这次会议在经济建设上冲破了“左”的禁锢，开始实事求是地制定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并强调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1980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总结分析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贯彻中仍然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这几年来，特别是这次会议上，“我们正确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的整个建设的部署安排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并反复强调，中国十亿人口，八亿是农民，要正确认识我国国情。陈云就此谈了14条意见，提出要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赵紫阳、李先念分别讲话，强调要完全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贯彻。紧接着，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了有进有退、有上有下的调整与改革，从根本上把经济建设引向了健康发展道路。新八字方针的卓有成效的贯彻，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已经根本转变，并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纠正“左”倾错误。
教育、科技战线，为了迅速结束混乱局面，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1978年3月到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了教育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两个错误的估计，纠正党长期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观点和政策。同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在这个基础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各类具体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如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批转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关于加强职工教育的决定》等等。
文艺战线，随着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宣布全国文联和文艺协会正式重新工作。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终于恢复其指导地位，并重新得到正确解释和全面贯彻。1979年10月到11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要提倡文学艺术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和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邓小平的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文艺界开始扭转百花凋零、死气沉沉的局面，出现了万花争艳、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十年“文化大革命”，民主与法制被破坏得荡然无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为恢复和健全民主与法制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2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彭真为主任。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一次就讨论通过了7个法律。9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出决定，被取消长达十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重新设立，魏文伯任司法部部长。1980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彭真任书记，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由此全面展开。到1982年底，我国已颁布新的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规约300个，并有一大批具体法规正在制定之中，过去那种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变。
随着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全面胜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走入健康发展轨道。
4.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和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一方面全党全国人民冲破了“左”的禁锢和羁绊，解放了思想，焕发出热情和活力；但另一方面党内和社会上仍然存在错误思想倾向。如有些人受“左”的影响太深，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甚至借口维护毛泽东思想而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少数人打着拨乱反正的幌子，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出现了一股企图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如何有效地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倾向，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成了拨乱反正中最后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和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邓小平在多种场合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9年11月开始，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在谈到决议的指导思想时指出：“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决议》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7]通过历时两年多的反复讨论，反复修改，《决议》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被一致通过。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并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纠正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观点。
通过历时近四年全面深入的拨乱反正，全党和广大人民放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有了前进的目标，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的伟大转变。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一伟大转变中开始确立。这一转变为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一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这一转变也为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并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最终确立创造了条件。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上的高度成熟。
（二）开创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树立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
由于长期“左”的指导思想干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50年代后期逐渐脱离中国实际，许多具体认识和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进入70年代末，中国社会主义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代的变化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现实挑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远见，启动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轮。他们不唯书，不拘泥于前人的个别结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出发，开创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
1.改革从农业起步，取得重大的突破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突出肯定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做法，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安徽、四川两省，首先突破旧体制，大刀阔斧地开拓新道路。他们打破土地管理使用上的“禁区”、实行“分地到组，以产计分，统一分配”的责任制，在一些山区则进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试验，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短时期内，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安徽、四川农村改革的成功，全国各地纷纷彻底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力试行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实践。到1981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的50%。一种“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合作经济新体制代替“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旧体制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农业体制改革成功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赢得了亿万农民的竭诚拥护。
2.城市经济改革试点，成效比较显著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城市改革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为目标，并要求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1979年6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具体领导城市经济改革工作。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在局部范围展开。四川、北京、天津、上海纷纷试点，在不长时间内收到显著成效。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采取支持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的方针，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与发展，推动改革的进程。与此同时，国务院体制改革办还抓了商业系统以建立多渠道、少环节、产销结合流通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试验。另外全国实行了“分灶吃饭”的新财政体制。在这些单项改革基础上，1981年10月，国务院决定在湖北沙市实行工业管理体制、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银行体制、商业体制、价格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科技体制和城市建设等十多个方面配套改革的试点，到党的十二大召开，城市经济改革已经迈开摸索新路子的步伐，给被十年“文化大革命”弄得近于崩溃的城市经济带来了新的希望。
3.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把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充分表现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瞻远瞩和惊人胆识。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福建、广东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同时，考虑将深圳和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一系列符合两省实际的特殊政策，给东南沿海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两省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对特区建设的方针、步骤、方法作了完整概括和明确规定。8月，全国人大五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4.现代化建设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健康发展
在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找到一条靠发挥现有企业作用，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益来扩大社会生产的新路子，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具体可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①国民经济以较高速度持续稳定增长，社会总产值平均增长11%。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高于世界许多国家同期增长速度；②若干关系到国民生计的重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农、轻、重等基本生产结构大体合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开始趋于协调，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③财政收支从很大的赤字达到了基本平衡；④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重大进展；⑤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新局面，进出口贸易总额连续几年成倍增长；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
经过近四年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到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党已经从遭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转变到了领导全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国家已经从冤案遍地，百业待兴，是非颠倒，问题成山的境地，走上了全党全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光明历程。具体地说，政治上，结束了长期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经济上，通过党的工作重点的坚决转移，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举措引起了世界关注；思想上，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上，整顿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文化上，在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后基本走上正轨，并开始得到发展，初步出现繁荣景象。对此，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为之感到欢欣鼓舞。
这些巨大的变化，充分说明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党、治国、治军中干出了实绩。尤其是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宽阔胸怀，以及他驾驭宏观全局的高超本领和处理复杂问题的卓越能力，使全党全国人民深信不疑：这个领导集体是靠得住的，是我们党的希望，国家的希望。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10月版，第299页。
[2]见《新时期专题纪事》，黄见秋等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37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3年10月版，第38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10月版，第141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3年10月版，第159页。
[6]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71页。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3年10月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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