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论太平天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4—0006—06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许正是因为李大钊在中国革命史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过去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多数都是对他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重要作用和伟大贡献倍加关注，而且研究成果非常丰硕。但是，李大钊同时还是一位政法科班出身、在北京大学执教多年、“夙研史学”[1](p.239) 的著名学者。以往学界对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却有所忽视，研究不够，成果较少。至于说到他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太平天国的研究，学术界至今鲜有涉及，除个别学者在文章中提到过李大钊的只言片语之外①，尚未见到有关李大钊如何研究太平天国的专门著述。笔者近来重读李大钊的著作，发现他论述太平天国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当深刻，而且均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也有现实意义。
一、李大钊论述太平天国的历史背景
根据现有史料，笔者发现，李大钊谈论太平天国主要集中在1925年和1926年。这两年正是代表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代，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激情岁月。这个时期的李大钊，是以学者加革命家的身份，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指导思想，来谈论太平天国的。
李大钊对太平天国的论述分散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之中，主要有：1925年8月在河南开封第一师范的讲演《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5年9月9日发表的《从印度航路发现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1925年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发表的《土地与农民》；1926年3月12日发表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年5月发表的《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1926年11月发表的《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李大钊虽然没有关于太平天国的专门论著，但他论述太平天国始终围绕着一条主线，那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民族革命”和“国民运动”的历史。李大钊是把太平天国放在近代中国“民族革命”和“国民运动”的历史背景中去论述和评判的。
到1925、1926年，太平天国失败已有60余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统治者毁灭了它的文书文献，而仅仅在他们的官方记录和私人文集中，片断地、歪曲地留存了这次运动的形象。”[2](p.615) 20世纪初年，我国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为推翻清朝统治而英勇悲壮地斗争了14年的太平天国，在当时的革命党人心目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宣传太平天国。1904年刘成禺（汉公）著《太平天国战史》（前编）[3]， 孙中山为这本当时颇有影响的著作写序称：“太平一朝，与战相终始”；“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4](p.259) 显而易见，此书的目的其实是借太平天国以鼓吹反满革命。革命志士仁人主观上想要肯定太平天国的积极作用，而实际上反而降低了它的意义。辛亥革命以后，谈论太平天国已非禁事，个别出现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如凌善清的《太平天国野史》[5]，但是都属于叙事性，加之作者并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书中存在着观点和方法上的严重缺陷，因此价值不大。此外，也有个别“资产阶级学者甚至以歪曲和污蔑太平天国革命来攻击马克思主义”[6](p.162)。
在上述背景之下，已是共产主义者和著名革命家的李大钊，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太平天国纳入近代中国“民族革命”和“国民运动”的历史视野中进行科学论述，以正确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
二、太平天国起义发生的原因
李大钊说：“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因得以畅行输入而无阻。这个外国制造品的引入，对于本国的制造品自然要发生破坏的影响。此时这个影响于中国与其曾影响于小亚细亚、波斯、印度者，全是一样。在外货竞争之下，中国的纺者、织者遭遇了最大的艰难，社会生活随着外货压迫的比例，呈现不安的现象，发生了破产的手工业者及农民的大众，加以鸦片的不生产的消费，因鸦片贸易而生的贵金流出，鸦片战争对英赔款，以及鸦片贩卖的贿赂公行，以及公家行政弊端百出。总此诸因，增加了巨大的人民负担，新税增设，旧税增额，遂以酿成太平天国的大革命。”“南方以经济压迫最烈”，“一班抱有民族思想的农村的青年们，身受外来经济的压迫，目击鸦片的流毒，以及官僚政治的腐败，自然要发号召那些种田烧山不能自给的农夫，破产失业的手工业者，以及那些因为贿赂公行而进身无路、落第不平的士子起来，恢复他们的民族的国家了。”[1](pp.91～92,p.93)
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先后爆发了1848～1852年伊朗巴布教派起义、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和1857～1862年越南南圻人民的抗法斗争。李大钊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与上述几次起义、斗争，尽管由于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有其共同点，即爆发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廉价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的逐步扩大，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封建剥削极度加强，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而引起的。李大钊还具体分析说，太平天国首义地区之所以在南方，是因为那里受资本主义侵略最早、最直接，受封建剥削压迫最深，统治危机最严重。
李大钊这一分析，与当年马克思的观点相吻合。1853年6月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文《中国和欧洲革命》② [7](pp.1～8)。1926年5月李大钊在《政治生活》杂志第76期上发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指出：“原来马克思充该报的外国通信员，是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二年的事，而太平天国的年代恰恰是由一八五○年至一八六四年，正与马克思在《纽约日报》上发表论文的年代相值。这一篇论文，说明太平天国的变乱实为大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第一次中国国民革命的大运动”，因此“最好是一读”；“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们更可以看出他怎样地应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历史事实，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1](pp.97～106)。李大钊对马克思的这篇论文作了全文译述，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学者和革命家。这是近代中国“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其中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分析如下：“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7](pp.1～2、p.3)
李大钊正是继承与发挥了马克思的观点，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论述太平天国起义发生的原因的。从马克思到李大钊，他们的论述充分揭示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必然性与正义性。
三、太平天国起义的性质
李大钊从多层面、多视角论述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性质问题。
首先，他认为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运动”。他说：“太平运动兴，实含有农民革命的意义。观于首事诸人，多为烧山种田的农夫、农村中落第的士子，并其攻下南京后（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即宣布一种含有均分共有性质的土地政策（称《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冬颁布，1860年重刻刊行——笔者），足以证明。”[1](p.69,p.93)
其次，他认为太平天国起义是民族革命运动。他说：“清朝第一次的民族革命运动——太平天国”，既“是满清入关以来中国民族反抗满洲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亦是反抗帝国主义武力的经济的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1](p.43,p.48,p.92) 李大钊强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甲午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战争、日德之战，一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同时，自1841年广东三元里奋起平英团、1849年广州人民反英人入城斗争，“中经太平天国的革命”、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运动，强学会、保国会的立宪运动，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一直到由“五四”至“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就是“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中的一个高潮，“是含有阶级性的民族革命”[2](p.89,p.122)。
再次，他认为太平天国是国民革命运动。他说：太平天国起义“实为大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第一次中国国民革命的大运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自从太平天国动乱以还，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1](p.97、p.105）。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均称当时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为“国民革命运动”。至于“中国国民”的组成，李大钊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民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日趋于难境，重以兵祸连年，流离失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份”。显然，李大钊敏锐地看到了农民群众是“中国国民”的主体，是主力军。所以他在“近循太平”这一“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时，将太平天国起义称之为“第一次中国国民运动”[1](p.69、p.77、p.97)，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观上述，李大钊将太平天国起义视作“反抗满洲”封建统治、“反抗帝国主义”的“农民革命运动”，视作中国近代民主民族革命“洪流”中的第一个“主潮”，乃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国情而得出的科学结论，突出了太平天国的进步性与革命性。
四、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
（一）李大钊指出，太平天国“占据南京以后，颁布了一个含有均平性质的土地令”，即《天朝田亩制度》；并且宣布“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8](pp.407～413)，这无疑是要否定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私有制，而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基础，是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这是“在中国历史上，自古迄今，不断发生平均地权的运动”的继承与发展[1](p.69、p.67)，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
（二）李大钊指出：“一八三三年以后，英棉及羊毛继长增高的以巨额输入于中国。鸦片的流毒，像潮水一般的涌进来。中国的银币，亦像潮水一般的流出于印度，几乎耗费了中国民族的膏血。”太平天国“对帝国主义者炮火护送进来”“麻醉中华民族的毒物，非常的厌恶”，“严厉的禁吸鸦片”，沉重地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鸦片侵略[1](p.91、p.93)。所以英人呤唎分析说：“由于鸦片是每次对华战争的主要原因，由于人人知道太平天国获得成功就要彻底废除这种贸易”，因此，“英国政府以及所有鸦片商贩至今敌对革命军”；“列强一致来扑灭在被鸦片毁灭的中国中所崛起的”太平天国[9](p.442、p.438、p.443)。
（三）李大钊指出：“中英鸦片战争之近因，为林则徐之焚烧鸦片，其远因盖在英国必欲在中国打开一门户，然后借条约限制，以保护彼之商人，得行其经济侵略政策。”“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因得以畅行输入而无阻。”[1](p.47、p.46、p.91) 而到了“太平天国的时代，是由一八五○年到一八六四年。在这十四年间，正是英国产业发展最猛的年代”；“英国产业有猛厉无比的发展，有濒于产业的危机。即有大规模的移民出国，即有加里佛尼亚与澳洲，仍不能调剂英国产业伸张与市场扩大的平衡。当时英国茶税的减低，希望以增加茶的输入，奖励增加对华制造品的输出，就是为了开新市场扩旧市场的必要”；英国“打进中国来，南方以经济压迫最烈”，而太平天国起义地区也正在南方[1](p.93、p.47、p.57、p.59)。据统计，在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后的3年里，英国对华商品输出的总量骤减一半以上③ [7](pp.23～29、pp.51～61)。因此李大钊得出结论：“太平天国动乱，缩小了英国制造品的市场”，而且“可以使英国产业危机的迫至，加速社会革命。大师马克思在当时说过：‘英国造成了中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将要反响于英伦，经过英伦，反响于欧洲。’所以英国对于太平军动乱取两面的态度，一面利用这次动乱，与法国联军压迫满清，使他放弃那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态度，而不得不降服于帝国主义之前，许与增开口岸，为帝国主义者扩大市场；一面以武力干涉太平军，使之不能入重要的港口，援助满清，以消灭中国的民族运动”④ [1](p.93、p.94)。
（四）李大钊指出：“太平天国虽然灭亡，可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未即此而中断。太平天国灭后二年——一八六六年孙中山先生诞生。”“先生所生的时代及其环境，在在都使他自觉其所负民族的历史的使命的伟大；英法帝国主义的跋扈，太平天国的痛史，在在都足以激动他革命的情绪，而确立其决心。”“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1](p.94、p.95、p.90) 历史事实也表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乃是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与太平天国的“驱逐胡虏，宰治中原”[10](p.217) 何其相似；“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也与太平天国“均分共有”的思想一脉相承；“建立民国”的民权主义，虽说是顺应时代潮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创新，但也是“淘洗了他们（指太平天国——笔者）的帝王思想”和“宗教迷信”，汲取了太平天国“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的反面教训的结果[1](p.93)。由此不难看出，李大钊充分肯定太平天国对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积极影响。
五、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李大钊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身的局限与错误，也有外部的原因。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的结果。李大钊指出，太平天国也是“随着外力侵入中国的耶教运动”，崇尚拜上帝教，称外国人为“洋兄弟”；而清朝统治者最初还没有“放弃那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态度”、完全“降服于帝国主义”；因此，1853年当“太平军攻克南京，英国全权公使普衡至南京通牒太平军，严守中立”[1](p.92、p.94、p.57)。可是，当外国侵略者看清了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立场态度，在清廷决策“借师助剿”后，便公然撕下“中立”的假面具，“乃转而帮同清室，来打太平天国”。“素被太平天国称为洋兄弟之外国人，一改其面目而化为戈登之‘长胜军’矣”；“用新军火加入中国军队，在江南一带，大破太平天国，终而灭之。自是轰轰烈烈之民族运动，遂屈服而消灭于大英帝国主义势力之下!而英人遂得操纵清室，在中国任意横行矣”。 李大钊强调：“这样看来，太平天国的灭亡，不是亡于满清，乃是亡于英法帝国主义者。”[1](p.47、p.94) 李大钊从中得到重要的历史启示：“自是以来，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帝国主义者宰割中国民族的传统政策。”“不用自己力量，只是假借人家力量，又可得最大利益，所以在他们看，这是最好的妙法。”“中国革命之所以至今不能成功者，此即其大因。”[1](p.94、p.47)
其二是太平天国“采用了宗教”[1](p.93)。李大钊指出：“太平党人之有耶教的关系，一方是那个时代随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耶教影响的反映，一方是明末的民族思想结合的历史的因缘。”[1](p.92) 洪秀全借基督教的教义创建的拜上帝会，在太平天国起义酝酿时期与创建天国初期，作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一种方式，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宗教毕竟是一种迷信消极的意识形态，它把“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反映出来[7](第3卷,p.354)，它用违反科学的神学观点解释现实，预言将来。“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其作用与鸦片一样”，也是一种麻醉剂[1](p.92、p.93)。自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从鼎盛高峰急转直下，形势危急之际，天王洪秀全更加迷信上帝，竟改“太平天国”国号为“上帝天国”，后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8](p.695、p.696），乞灵于天父天兄，神化自己，来挽救已经不“太平”的“天国”的危机。但结果是“上帝”未能保住“天国”的“太平”，“天国”最终还是败亡了。再者，“耶教观念”、“耶教思想”，拜上帝教的教义都宣传说，普天之下的人们都是上帝的子女，人人平等，太平天国也就把外国人当作“洋兄弟”看待。李大钊评述说：“他们的宗教观念，在好的方面减少了狭隘的人种的仇视，在坏的方面，遮蔽了帝国主义者凶恶的真相，埋没了这次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使他们没有看清他们所认为洋兄弟的，可以摇身一变而为扶助满清、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长胜军。”“太平党虽然知道鸦片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毒物，而不知宗教亦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东西，其作用与鸦片一样。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p.93)
其三是由于“他们的帝王思想”[1](p.95)。洪秀全是一个皇权主义者，1851年“太平军据永安，洪秀全自称天王”，封王建制；1853年建都南京，改为天京。洪秀全所创建的地上天国，是以他本人为核心的，集皇权、军权、族权、神权于一体的封建君主专制。这种君主专制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神权与皇权的矛盾交叉是一个解不开的历史死结，是领导集团内讧的祸根。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政策，职官累代世袭制度，洪秀全得人与用人的孤家寡人政策，天国官员按其地位高低享有一夫多妻等各种特权制度，不修德政、宗教治国的治国政策，这一切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败亡。李大钊将皇权主义斥为“污物”，指出洪秀全的帝王思想“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孙中山“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一一淘洗净尽”，不建设天国，而建设民国[1](p.48、p.90、p.93)。
其四是由于没有完全满足“农民经济的要求”。李大钊说：“在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不断发生平均地权的运动”；“农村中最多最困苦的阶级”是“自耕农与佃农”；“在这种情形之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1](p.67、p.71、p.75) 太平天国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1853年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土地“均分共有”，否定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动员农民进行反清斗争的作用，有其积极意义。但它毕竟是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没有实现“耕地农有”，没有解决“无人不饱暖”的问题，因而不能广泛、深入、持久地动员农民——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起来支持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自然亦……归于消灭了”。后来，“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是太平天国土地“均分共有”思想的承继与发展。然而，“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1](p.69、p.75)
六、余论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当中国的太平天国史学尚处于萌芽与幼年时期，李大钊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思想，并且直接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太平天国的论述，来分析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性质、历史意义、失败原因与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崭新的观点。当然，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太平天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太平天国史料又十分匮乏，加之大革命很快失败，李大钊于1927年惨遭反动政府杀害，这些使得他对太平天国的论述未能继续深入下去，问题有待进一步集中，内容有待进一步扩展，史实有待进一步充实；而且，他的研究及其结论对于后来者公开的、直接的影响和传承，目前尚缺史料凸显。但这些都不能抹杀李大钊在研究太平天国史上的重要学术地位与开拓性价值。
20世纪三十、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指导思想，使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成为科学。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如实地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他指出，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农民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它就悲惨地失败了。从论述太平天国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从李大钊到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后者是前者的继承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太平天国史学得到蓬勃发展，但也出现过挫折与偏差。十年浩劫期间，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出现了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等同起来、影射史学泛滥、形而上学猖獗等等偏差，这当另论。就一般而言，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存在着拔高太平天国、神化洪秀全的倾向；而“文革”后，特别是近几年，又出现了贬低甚至全面否定太平天国、鬼化洪秀全的倾向。这些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80年前李大钊对于太平天国的论述，对于纠正上述主观主义倾向，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5—03—22
注释：
① 参见方之光：“也谈恢复洪秀全的本来面目”，载《江苏文史研究》2001年第2期。文中说：“李大钊同志指出：‘先生（孙中山）承接了太平天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
② 今译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③ 参见马克思：《对华贸易史》、《对华贸易》。
④ 这里所引“马克思在当时说过的话”，今译见《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7](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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