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存续性与调整的困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经济论文,困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07)04-0005-05
全球经济失衡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因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恶化而诱发了第一次全球经济失衡，最后以“广场协议”的签署、美元的贬值得到了解决。此轮失衡始于9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从1996年的1202亿美元升至2004年的6659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净对外债务余额从3600亿美元升至25610亿美元。2005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为7258亿美元，占GDP的5.8%。由于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30%，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50%左右，对世界经济的运行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还由于美国的经常账户的逆差总额相当于全球主要顺差国顺差总额的3/4。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经济学界把美国经济的失衡称之为全球经济失衡。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存续性
全球经济失衡的存续性表现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同时，世界经济却在稳定的增长，只要不存在世界性突发的诱因，这种全球经济失衡会继续延续下去。
1.“中心”、“外围”体制可以维持长期失衡。无论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只是一种幻觉，但国际收支统计显示，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收支的逆差必须有赖于外部资本的不断的流入来弥补，而且，这一趋势是持续性的。不少乐观派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全球经济失衡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Dooley,Folkerts-Landau and Garber,2003; 2004)，因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条件下美国、日本的关系相似，目前的全球经济仍然划分为“中心”（美国）与“外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外围”国家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此需要钉住“中心”国家的货币，低估本币汇率，其结果是对“中心”国家贸易顺差增加，进而再把外汇储备重新投入到“中心”国家，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循环”机制。由于“中心”国家具有资本市场优势，它可以从“外围”国家吸收短期资本，同时输出长期资本（对外直接投资），只要亚洲、拉美新兴市场经济没有从“外围”的阵营中“毕业”，这种循环就不会出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可以持续下去，这种机制可以称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2.美国的逆差不会殃及其经济发展。传统理论认为，过多的逆差会减少国内储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美国却是例外。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库柏指出，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经常账户赤字，到90年代出现的大量逆差，这种逆差是正常的、可维持的，美国政府不应该去缩减赤字。库柏认为：(1)传统的经济学对储蓄的定义有问题，如果把储蓄的定义放宽，把对耐用品的消费和对研究及教育的投资看作储蓄，则美国的储蓄率就不能算低。根据库柏的数据，美国人近些年来的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占GDP的8.5%，教育方面的开支占据GDP的7.3%，研发方面的开支占2.8%，三者相加大约占GDP的19%。如果加上15%的储蓄，美国的储蓄就高达GDP的1/3。(2)没有能够替代美国的更好的市场。欧洲与日本在加速老龄化，储蓄率虽高，但它们本国投资的市场有限。由于老龄人口不需要更多的住房，日本和欧洲的住房市场无法扩大，所以最终它们的储蓄率是下降的。(3)美国的金融市场产品多，回报稳定，可以吸收大量的其它国家的储蓄。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来，由于与政治和社会稳定相关的风险加大，国际投资者，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的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投资更为谨慎，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要比新兴市场稳定得多，因此，全球的资本在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有人估计，如果美国的经济增长维持在5%，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以每年6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外国人持有的美国的资产会不断增长，直到15年后达到占美国GDP50%的顶点，然后就会下降。可见，美国连年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影响其国内经济健康发展，相反，其经济结构会更加合理化。
3.暗物质假说改变了人们对全球失衡的认识。“暗物质”是借用天文学的一个概念，表示能够创造收益，但看不到的一种东西。日益恶化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与美元、经济增长走势的脱节引发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真实性的质疑。2005年两位美国的经济学家Hausmann和Sturezengger提出了暗物质假说。他们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如1980年美国的海外净资产为3650亿美元，投资收益为300亿美元。1980-2004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累计45000亿美元，按理说美国的海外净资产应该为-41000亿美元，但统计显示，美国的海外净资产只有- 25000亿美元。这两者之间的差额（16000亿美元）可以看成是美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收益。如果对海外债务每年支付5%的利息（美国国库券的利率），那么美国2004年应该支付2100亿美元利息。实际统计显示，2004年美国仍然有300亿美元投资收益，和1982年相等。这意味着美国在免费使用这45000亿美元的债务。如果不考虑这16000亿美元的投资收益，可以说，美国根本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经常账户赤字。以300亿美元净投资收益为前提，以5%的利率为标准推算，美国现在应有6000亿美元的债权。目前可以认为官方统计的25000亿美元债务与600亿美元债权之间的差额就是学者们通称的“暗物质”。由于这种“暗物质”的存在，人们对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
4.失衡本质是跨期优化选择。贸易或经常账户失衡是发达国家资源优化组合的最佳选择。20世纪70年代以前，各国经济发展中追求经济平衡，特别是追求实现一国国际收支平衡。70年代国际收支失衡出现，引发了人们对经常账户分析的革命性变化，即国际收支的跨期优化方法分析。这一方法的引入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即经常账户平衡或贸易平衡不是一国资源的最佳配置结果。在一段时期内出现经常账户的逆差，在另一段时期内出现经常账户的顺差，反而是一国进行资源配置的表现。这一结论推翻了所有以贸易平衡或经常账户平衡为原则或前提的分析结论。事实上，一个国家不会在每一时期都保持贸易平衡或经常账户平衡。一个国家可能在一段时期出现贸易顺差或经常账户顺差，而在另一段时期出现贸易逆差，甚至长期出现贸易逆差或顺差，这种现象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同样，在某一个时期内，一些国家为贸易顺差或经常账户顺差，而另外一些国家为贸易逆差或经常账户逆差，这种现象也是可能的。甚至是正常的美国推行的贸易赤字战略是美国经济强盛的表现，不是经济衰落的现象。
5.调整失衡不利于世界经济增长。过去15年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强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出现了新的国际分工，这就是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经济全球化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使美国构建起了一个全球的供应平台。美国在亚洲的投资既增加了高级要素的收益，扩大了财富积累，又因为进口的低价格抑制了国内通货膨胀。当美国政府刺激需求时，只会引起进口增加，而不是国内供给增加。这就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发展所形成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与新运行机制。美国的高消费是世界经济的拉动力，美国的资本技术和亚洲国家的低生产成本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佳组合。企图通过个别国家的政策调整失衡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企图通过亚洲货币的升值来调整全球经济的失衡也不是有效的办法。首先亚洲个别国家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对美国的出口来源，不会改变整个亚洲的国际分工地位。其次，亚洲普遍的高汇率可能减少亚洲的出口并增加进口，美国可能减少贸易逆差，但这是与过去15年跨国公司进行的全球生产布局相背离的。第三，货币升值并不会改变亚洲国家高储蓄率的发展模式，也不会改变其发展阶段，从而不会改变贸易投资的双顺差格局。所以说由要素流动形成的全球经济失衡是长期的，这种全球经济的失衡并不在于短期政策性因素，也不在于中期的周期性因素，而在于历史性的长期因素。这些因素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但世界还没有形成有效与之匹配的调节手段。
二、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困难
这次全球经济的失衡从国际收支方面上看，表现为美国贸易赤字和中国及东亚国家的贸易顺差之间的矛盾，中美两个经济主体失衡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学者及相关经济体关注的问题。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取决于失衡两极的行为，且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是失衡调整的关键。国际上认为美国应主动承担调整的成本。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不愿意承担任何调整成本，中国不应该且没有能力承担大于自己承受力之外的任何调整成本。失衡的两极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有时还在采取行动维持这种状态，所以全球经济失衡在全球范围共同采取调整行为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即使有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也仅局限于一国内部的调整。而且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将意味着世界贸易格局的改变，意味着国际资本流量和流向的改变，甚至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变化。这使得全球经济失衡调整面临的困难重重，调整前景扑朔迷离，调整的道路将会显示曲折和复杂化。
1.美国不会主动调整失衡。从本国利益角度出发，为了自己霸主地位的维持、继续获得商品贸易赤字的益处，美国绝不会轻易去打破这种失衡。(1)贸易赤字是美国推行的一种有意识和精心设计的战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以及债务最终支付手段，具有不可兑换性。这样就无形中给美元的发行国——美国创造了几乎无限的金融政策空间。一方面，美国拥有发行美元的独一无二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却又不承担美元兑换的责任。这样，在金本位制下，伴随着一个国家贸易不平衡所发生的以黄金为代表的资产转移（贸易赤字）或积累（贸易盈余），就演化成为一种美元债务或者以美国国库券为代表的债权的积累。通过贸易赤字，美国可自动从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那里得到美元回流，从而得到一个国家政府低息借款，并且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越不平衡或者美国的贸易赤字越大，外国政府拥有的美元贸易盈余越多，相应地，这种美元盈余所购买的美国政府的债权也越多。与此同时，通过贸易不平衡和贸易赤字，美国政府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美元，从而大大推动美元国际化的进程。美元国际化的程度越高，美国就越能实施贸易赤字战略。这样，利用贸易不平衡和自己的贸易赤字来不断吸取其他国家的贸易盈余，就逐渐成为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种有意识和精心设计的战略。(2)美国贸易赤字额度仍在其掌控之中。美国的贸易赤字通过美国政府债权的形式回流，从而保持了美元回流的稳定以及较低的利息率水平。只要美元的债券利息支付额度小于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利润、利息所得之和，那么美国政府利用债权吸纳外国贸易盈余的做法就能够继续进行。(3)美元贬值的一石二鸟效应。美国利用世界货币供给者的垄断地位，不断制造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并且利用两种赤字来显著地改善本国居民的实际经济福利，增加国家的研发和教育投入，以此引来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在此基础上，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命，来实现其经济的增长，乃至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美国担心他国拥有太多美元会导致本国债务负担加重，使竞争对手经济实力增强，对美国的经济产生撞击，害怕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戴高乐行为”。于是主动出击，采用不同的对策打击与之抗衡的对手，达到铲除美元异己和减轻债务负担的双重效应。美国曾通过竞争拖垮了苏联，利用汇率政策熄灭了日本的经济增长，利用战争击昏过欧元。进入2003年以来，美国高层连连放话要人民币调整汇率，其防止中国经济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
2.中国不应该且无力承担调整的成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增加，开始由经济大国逐步向经济强国过渡。但是目前的经济实力及状态仍不足以承担全球经济失衡调整成本，且在全球经济失衡运行中，中国是受害者，不应当承当调整成本。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与中国以及亚洲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而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则是这种共生模式的枢纽，这种失衡模式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经济结构性变化的必然结果。这种共生模式使中国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盈余，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表现在：(1)产品大量出口，经济资源为他国所用，而不是用于国内消费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福利。(2)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国民储蓄大于投资，本国的消费和投资相对不足，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3)容易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据WTO统计，1995-2004年，中国是遭受他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共遭受反倾销365起。2004年国外对中国产品出口共提起55起贸易救济措施的调查，涉案金额达 12亿美元之多。(4)资源长期向对外经济部门集中，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发展相对滞后。(5)外汇储备增加，加大了管理的难度。(6)不利于全球经济调整，使美国容易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融资，也不会达到减少美国双赤字效应，反倒进一步加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并且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国债，降低了美国的国债利率，而低利率国债又奠定了美联储基金利率的水平，实际上等于支持了美国的低利率政策，支持了美国的国内投资和消费。同时，中国大量的廉价商品出口又向美国消费者提供了福利。在这种运行机制下，让受损国来承担调整成本是不应该的。又由于目前中国的二次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规模投资使中国今天成为全世界原材料的主要消费国。如2003年中国GDP的比重占全球 GDP比重的4.1%左右，却消费了全球钢材的26.8%，铁矿的34.1%，铝的18.8%，镍的10.7%，石油的7.7%，铜的19.8%。中国经济进程中，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考验，无力承担调整成本。
3.欧洲对全球经济失衡无动于衷。欧洲人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己无关。如爱尔兰国力高盛大学副主任Alan Ahearne指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是，一方面美国存在大量的逆差，另一方面，亚洲和一些产油国存在巨额顺差，而欧元区加上英国基本上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平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现在不是问题的一部分，不需要进行调整，即欧洲不是出现问题需要负责任的部分之一。不仅如此，欧洲还担心恢复平衡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在美、亚调整的同时，会造成欧洲更多地从亚洲进口，减少对亚洲的出口，使亚洲的顺差保持不变。与此同时，会使欧洲的逆差有所上升。由于欧洲的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若美元贬值引起欧元的升值，就会给欧洲带来不利的影响，表现在，如果欧元大幅升值，会进一步压制欧洲已经疲软的经济增长，如果欧元对美元升值 30%，欧元区有10%的GDP会通过这种汇率的变化损失掉。由于财富的变化，欧元区的消费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另外，如果欧元区大幅升值或过度升值，欧元区经济体的市场也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还不能够灵活地去重新配置资源，会造成欧元区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
4.东亚国家货币缺乏升值动力。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除日本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因此，如果在调整汇率上缺乏合作与协调，东亚货币的升值将很难实现。先升值的国家将遭受损失，没有跟进的国家将从其他国家的升值行动中获得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有动力先将本国的货币升值，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式的结局。想使亚洲货币同时升值难度也较大。一是亚洲不具备有效的货币合作和汇率协调机制。其次，对于升值幅度难以存在共识，因为，同样的升值幅度对不同的经济体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各经济体难以统一实行相同的升值幅度，所以，同时升值的方式较难实现。再者，东亚乃至世界发展中国家一直持有的“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心理，会使这些国家坚持强势美元战略，谨防美元陡然下跌。当世界各国把大量的资源和商品运输到美国时，它们还必须共同为维持一个有竞争力的美国货币而做出不间断的努力。发展中国家宁可少消费，也要把资金投放到美国，与国际资本市场缺陷有关。如，90年代中期，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净输入国（经常项目的逆差国）。由表1可知，1996年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西半球国家以及中、东欧、独联体国家经常项目均表现为逆差，逆差总额达959亿美元。然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痛切认识到，由于背负“原罪”，即它们不能用本币进行国际贷款，甚至本国货币也不能被用于国内长期借款（因为国内债券市场不发达），使它们承受货币和期限的双重不匹配苦难，极易受到投机性攻击，从而发生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借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选择了新的、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款者，为此，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需要保持强健的经常项目状况，因而需要超过国内投资以上的拼命储蓄。由于出口导向战略压抑了国内消费、国内需求，导致了相对于国内投资机会更高的储蓄率，因此，表现为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还因为担心美元贬值出现资产缩水，于是采取干预市场的行为，来阻挡美元突然贬值所发生的崩溃。
5.世界经济失衡调整的外部条件不具备。历史上全球经济失衡的出现会引发经济衰退，对此，各国担心此轮的经济失衡会出现人们所不愿看到的世界经济衰退的结果。但是，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状态下的格局，正引领世界经济正常运转，没有破坏经济运行，所以“无为而治”是最好的选择。从理论上讲，世界经济的均衡，应当是在全世界克服经济衰退、长期性失业和恶性通货膨胀，并实现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世界经济的机制和制度安排，促进世界经济的协调、均衡和持续发展；但在实践上，这个过程只能由各国来分别完成。目前，各国都只能致力于开放经济的对外均衡。正是这个矛盾使我们难以处理全球化经济均衡与各国经济对外均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实现较低的通货膨胀和较高的经济增长，是每个国家所希望的经济均衡，如果说世界经济均衡的目标就是改变这种不平衡，那是与经济全球化现状不一致的。从世界的角度分析，目前的虚拟经济主控实体经济，资金的流动和运作日益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如每天全球外汇交易量约2万亿美元左右，其中98%是在没有贸易背景和生产背景下产生的，纯粹是为了资金的交易，为了盈利和规避风险而进行的。目前，除美元外，没有其它货币能够转动世界经济的运行。舍弃美元带来的损失，比维持美元的成本还大，于是乎全球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经济体诸国，宁受制于美国和美元，也不愿意轻易撼动美元，这就决定了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复杂性。可以说，在短期内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根本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及时作出应对措施。
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条件下，由于中国目前尚没有力量改变世界经济格局，所以中国最为现实的选择是：应主动从自身平衡出发，调整相应政策，采取对内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外保持稳定汇率的策略，以适应世界经济变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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