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研究的价值与满铁遗存史料编纂问题——大型系列档案史料集《满铁档案资料》总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遗存论文,档案资料论文,价值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7-0105-13
《满铁档案资料》大型系列档案史料集的编译工作，经过多年努力，承蒙多方支持，终于全部完成，现即付梓面世了。①值此之际，我们作为全书编译者，回顾既往的长期工作实践，在此谨就满铁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满铁遗存档案资料编纂问题，说些心得体会，与读者和朋友们共同商讨。
一、满铁是近代中国的“国中国”
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的中国近代史，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世界分割虽已完毕，但对中国这样半独立国的争夺却空前尖锐起来；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虽尚且存在，但也开始试图变法维新，并且不久终于经过革命而被共和制取代，尽管革命是妥协性的。东方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这种列强撕裂中国的打斗加剧和中国社会政治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挤入列强行列，倾力侵华，把它特有的穷凶与极恶加诸中国，使中华民族遭受惨烈牺牲，造成极端伤害民族感情的严重创伤，扭曲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加速了殖民地化，成为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头号帝国主义，当然也导致了其自身的最后彻底失败。
众所周知，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落后，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继续保留，对外侵略扩张性格外强烈。明治维新以来，明显地推行一条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基本路线，即所谓的大陆政策。
1874年日本即曾派兵侵犯我国领土台湾，五年后吞并琉球。日本侵华决定性步骤，是借朝鲜爆发农民起义之机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即1894年5月日本派兵入朝后，不但占领朝鲜王宫，拘禁朝鲜国王，而且不宣而战，袭击中国海军，击沉运兵船“高升”号，包抄驻牙山的中国陆军，致使中日战争于同年7月25日全面爆发。日本不仅在战争过程中肆意烧杀劫掠，特别是在旅顺开了日军大规模集体屠杀中国人民之先，战后还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变朝鲜为殖民地，并从中国割取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获取赔款白银2亿两。从此，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利用中国经济落后和政治软弱，加紧对华侵略扩张，攫取一批批政治经济利权，用以强化其天皇制专制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中日战争前列强瓜分中国的格局，是以头号列强英国和在地缘上邻近中国的俄国唱主角。中日战争和战后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引狼入室政策对形势也不无影响，特别是日俄关系，至少在“满蒙”，规定着国际关系演化的趋向。
19世纪50年代俄国乘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胁迫清政府与其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割归己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又纠集德、法两国逼迫日本倒出业已装进囊中的辽东半岛，出演了世界史上罕有的“三国干涉还辽”一幕。日本虽无奈失去了进一步吞噬“满蒙”和侵占全中国的桥头堡，却又从中国获得了3千万两白银补偿。而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后，又调转头来向清政府谋取报答，即利用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和李鸿章的亲俄路线，在1896年5月李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时，胁迫其签署《中俄密约》，随后签订《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合同》。1898年俄国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东省铁路续订合同》，割取大连港及其水面，并修筑哈尔滨至旅顺的所谓中东铁路支线。就这样，不出三年，俄国便把日本吐出的辽东半岛变为自己的囊中物，并实现了纵横贯穿我国东北、总长2700余公里呈“丁”字形的大铁路。
俄国于1900年与列强共同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后，力图趁势将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我国东北扩展到蒙古以及新疆地区，故拒不撤兵。此举既刺激了老对手英国，也引起野心勃勃的日本更大嫉恨。1902年日英同盟成立，两国决定联手制俄，反对俄国独霸“满洲”。日本继而又因赢得美国资助，便欲孤注一掷，与俄一决雌雄。1904年2月8日，日俄虎狼之争在我国东北鸣锣开演。日本不宣而战。俄国舰队遭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日本海军奇袭。克鲁包特金的百万俄军，自1905年1月旅顺要塞失守后，节节北退，3月10日在奉天大会战中更一败涂地。绕了半个多地球东航远征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经同年5月的日本海大海战，全军覆没。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强盗战争，以俄方的失败而告终。中国，由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置国家领土、主权和人民于不顾，宣布“中立”，使中国人民无缘无故地蒙受一场巨大战争灾难；不仅如此，战后媾和双方私相授受的还都是中国权益。
1905年9月25日的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除承认朝鲜为日本势力范围外，同意将中国辽东半岛租借权及东省铁路(即中东铁路)南满洲支线即长春以南部分割让给日本。日本当时曾表示，日俄战后“毫无占领大清国土地之意”②，可是，1905年12月，日本胁迫清政府签署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③却规定，清政府不但“概行允诺”《朴茨茅斯条约》中的有关规定，而且还被迫交出许多新权益，诸如：新开商埠16处；允将日军所造安奉铁路由日本继续经营；允“设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采木；“满韩交界陆路通商”按“最优国之例办理”等等。此外，日本还擅自将中日会议录称作“秘密议定书”，并在此后向中国攫取利权时和与中日交涉中常常强行援引。④当然，通过日俄战争，日本最大所获还是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对于前者，1906年10月在旅顺设立关东都督府；对于后者，同年11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台，简称满铁。
列强经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认识到，单凭武力无法征服老大而却不屈的中国，且因群狼毕至，哪一个强盗都难以单独达至侵华灭华目的。于是，所谓“门户开发”和“机会均等”口号便应运而生，且愈喊愈凶。⑤“和平”地、经济地撕裂中国的岁月开始了。日本一方面继续推行其既定的从侵略“满蒙”开始实现对华独霸政策；一方面同样投入列强“开放”“均等”的瓜分中国狂潮，在争夺中国通商口岸、租界、铁路以至煤铁矿山等诸多方面，同列强角逐。而应势与关东都督府同时出现的满铁，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它体现出了特殊的使用价值，与其他列强相比，日本打造满铁，不能不说是为侵华灭华而祭出的险恶一招。中国著名史学家胡绳曾指出，满铁“名义上是个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直接管理下的一个经济机构”⑥。历史表明，满铁是日本官民一体和文武双全的综合侵华实体，是强贼钻进中国肚皮建立起来的庞大而独特的侵略机构——“国中国”。
美国是日俄媾和撮合者，也是妄图坐收战争渔利者。1905年正当日俄在美国进行媾和谈判时，美国铁道大王哈里曼急忙溜到日本，与日本首脑们谈判收购南满铁路获得初步成功。而使美国计划受挫者，又正是在美同俄进行战后谈判，随后又前往北京同中国交涉的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郎外相。在历史上，他是“满韩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生命线”的第一个提出者。至于所谓“满洲经营”，他早在由美归国途中就作了盘算：“在旅顺口设立关东总督府，负责经营南满铁路及其他事业。”不过，后来却是满铁面世了，而满铁的始作俑者，则非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莫属。他俩是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政治搭档：儿玉是台湾总督，后藤任台湾民政长官。儿玉在日俄战争时任日军总参谋长，当他率军打过鸭绿江时，脑海里便浮现出了模仿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满洲”的念头；而后藤于1905年夏日俄战争甫停，就以向儿玉进行政情报告之名进行了满洲视察，并将此前受命于儿玉所作成的《满洲经营策梗概》提交出来。《梗概》开宗明义声称：“战后满洲经营的唯一要诀在于，表面上经营铁路，背地里百般设施。”⑦及至后藤很快当上满铁首任总裁时，他的所谓“要诀”顿时升华为他的著名殖民主义理论——“文装的武备”论，并受到当时日本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等人的青睐。后藤解释称，简单说来，“文装的武备”就是用“文事设施”以备他人侵略，一旦有事兼可有助于“武断的行动”。这里所说的“他人侵略”，主要指俄国武力报复，但“文装的武备”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所以，后藤又直截了当地说，所谓“文装的武备”就是“以王道之旗行霸道之实”。至于“文装的武备”的中心，后藤说“当然在于广义的经济发展”，此外还有教育、卫生、学术等等。⑧由此可见，满铁是日本独霸“满蒙”、征服中国和在经济政治上伙同列强瓜分中国的文攻武略之日本侵华重要工具。
以“文装的武备”论为灵魂的满铁，就法人资格而言，是准据特定立法设立和行动的特殊会社；从发挥的作用来说，则是代表日本国家意志和代行政府职能的所谓“国策会社”。其特征：
(1)资本构成以国家资本为主导，直至第四次增资至24亿元，日本政府始终持股50％；多达资本两倍的社债虽由财团承受，但日本政府保证本息。
(2)满铁首脑均由日本政府任命，尤其总裁、副总裁是须经天皇裁可的日本重大人事。先后17任总裁，都是大臣级政客或财界重镇。
(3)满铁的运营始终处于日本政府指挥监督之下，特别是外务省、大藏省等对满铁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监督权和发言权。“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对满铁成了事实上的监督者。
(4)综合经营营利事业与非营利事业。营利事业，首要的是铁路交通运输业，包括港湾、水运、公路等；其次是矿工业，如抚顺等煤矿、鞍山昭和制钢所等；此外还有渗透到农工商各业多达六七十家的所谓“关系会社”。满铁正是因为拥有实力雄厚、利润高额的营利事业，更有可能从事非营利事业，如调查情报活动和所谓铁路附属地经营等。满铁的调查情报网遍布我国东北、华北、华中，日本及欧美各地，满铁调查活动峰期专职调查人员即达2500人，还不包括其他谍报特工人员。满铁在铁路沿线制造的所谓附属地，非法占地500平方公里以上，在那里，他们排斥中国主权，非法行使行政权，驻军设警，扶植各种侵略势力，进行文化侵略。
满铁理事冈松参太郎博士在论及满铁的事业经营时曾称，满铁的“目的不是以彼为主以此为从，乃是相辅相成。它的目的可以说存在于言外，彼与此都不过是达致这一大目的的手段”⑨。不言而喻，冈松所说的“大目的”，就是侵略扩张国策的实现，包括必要时诉诸武力和发动战争。而满铁的经营，不管是营利事业抑或是非营利事业，都直接是实现“大目的”的手段。就此而言，满铁不同于一般的日本驻外企业团体，甚至也有别于其他特殊“国策会社”。满铁的经营活动是侵略战争国策行为的具体化；平时，满铁的经营活动带有备战目的，战时更从组织上化为战争机器，全力致力于侵略战争。
如前所述，日本通过日俄战争不单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侵略衣钵，夺得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同时在北京的中日谈判中对清政府施压，还攫取了一系列新权益。随后，1909年经所谓东省“五案交涉”(加上所谓间岛问题交涉，共为六案)所攫得的权益也多数是属于满铁，诸如满铁修建大石桥至营口支线，抚顺及烟台煤矿由满铁开采等。而此次迫使清政府软化的基本手段，也还是武力威胁下的最后通牒。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无暇东顾，规模空前的军火生意使日本迎来了“黄金海啸”，急剧膨胀起来的日本，借机掀起以满铁为先锋的侵华、灭华新高潮。1915年，日本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的“廿一条”无理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南满铁路及安奉铁路的侵占期限延至99年。与此前后，日本假卖国贼袁世凯之手，夺取了“满蒙五路”和“满蒙四路”的成批铁路权益。同时，日本乘俄国革命之机，攫取中东铁路和将俄国势力全部驱除北满的活动也全面展开。先是日本与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签署将第二松花江至宽城子间的中东铁路转让给日本的备忘录，继而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十月革命期间，又在国际监理的名义下，进行了以武力为背景的同美国的中东铁路激烈争夺。大战期间，满铁自身也开始推行扩张社业的所谓积极方针，新丘煤矿的窃取和鞍山制铁的设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满铁即派藤田理事率数百人随军侵入山东半岛，取代德国，占领胶济铁路和淄博煤矿、金岭镇铁矿等。正是因为日本拒不交还山东利权，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并激起中国人民极大义愤，导致中国近代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议题包括日本归还山东半岛的1921年华盛顿会议之后所形成的国际关系新格局，虽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受到遏制的华盛顿体制，但是，日本并未因此而收敛其侵略扩张行径，在“满蒙”日本明确决定以“东北王”张作霖作为工具攫取利权，进而实现其对东北的独霸。(11)为此，1925年因郭松龄反奉，张作霖虽面临灭顶之灾，关东军(还有朝鲜日军参加)竟公然以保护满铁铁路附属地为名进行武力干涉。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军阀内阁更开始推行对华侵略的所谓积极政策。为此，日本政友会头目、三井财团代表山本条太郎被任命为满铁总裁，(12)他在刷新和扩张社业的同时，展开了以张作霖为对象的夺取铁路权益等活动。1928年蒋介石新军阀的“北伐”节节北进，日本唯恐当时身在北京的张作霖退回东北时，将北伐军引进东北，乃在同年6月张作霖回奉途中——皇姑屯，炸死了他，他当时身边正带有山本条太郎逼签的“满蒙新五路”合同。只因中国方面的慎重处理，张作霖之死才没有导致日方所预期的那种情势，即可以借之采取武力行动的政治混乱，相反经过张学良的坚决果断地实行“易帜”，却造成了日本最不希望看到的东北与南京政府的统一。从1929年起，关东军武装占领东北的准备明显加快；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略者终于从东北开始，将中国推入侵略战争的战火之中。
如今业已得知，作为关东军重要备战之举的历次参谋旅行都有满铁参加。(13)鼓噪对华行使武力的急先锋正是以大川周明为理事长的满铁东亚调查局和以满铁社员为骨干的满洲青年联盟。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供称：“发动满洲事变是关东军与满铁的共同行动。”(14)参加事变行动的4万名“社员”中，有2.2万名因“功”受奖。事变之初，关东军刚刚逾万，如果没有由广大附属地构成的战争基地和10余万日本侨民的起而武装，如果没有满铁各地公所、事务所的拼凑伪匪军、制造暴乱和策动汉奸投降派等的侵略据点作用等，不可想象。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也是关东军与满铁的联手“创作”，就连“建国宣言”之类都出自满铁社员之手。而且，为推行币原外交而特被任命为满铁总裁的日本政界元老内田康哉，事变后没有几天就倒向军方，并为统一国是而奔走呼号，入阁充任外务大臣后，又为“承认”伪国而发表强硬声明：不惜实行“焦土外交”(15)。
日本在将局部侵华战争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过程中，满铁的功用亦不可低估。日本华北“驻屯军”制造“华北独立”阴谋达到高潮的1935年，两次对华武力威胁——在山海关集结日军，都是关东军与满铁共同所为。(16)同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批准兴中公司的设立，华北日本“驻屯军”要求满铁派出大规模的“军嘱托班”。前者是满铁在华北的分号，后者则配合“华北独立”阴谋进行紧急经济调查、选择利权掠夺目标和进行备战调查。“七七”事变时期的满铁和“九一八”事变期间如出一辙，除迅速将关东军和来自日本的侵华日军输送到华北和“蒙疆”战场外，两万余名满铁社员伙同日军占领了5千余公里的华北铁路；满铁全额出资的兴中公司则以“军管理”之名侵占了华北全部主要厂矿企业。满铁虽然没有像在东北那样实现对华北经济垄断，和实行伪满那种经济统制模式，但是，华北的铁路交通和山东、大同等重要矿山都掌握在满铁势力手中。同时，华北沦陷区的战时经济政策，特别是诸如“物动计划”的制定等竟成了满铁机关的经常业务。1939年扩大起来的“大调查部”，更加成为推进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最大情报调查中心。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为核心的对华诱降的所谓“和平工作”，则持续到日本的最后战败。但是，在侵略战争中诞生的满铁，并未避免与日本的战败同归于尽。
二、满铁研究的史学价值
满铁基于其一贯的侵略性质，在其存在的近40年间，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几乎所有的重要侵华行动，作为中日历史的特殊时空，其行为轨迹本身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其中含有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与事实。满铁研究确实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可为中日关系史研究提供几乎一切线索和许多重要内幕。战后不久，日本的进步学者和学术团体，例如安藤彦太郎及其领导的满铁史研究会，就是以满铁研究为课题，刻意系统深入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演变，取得积极成果。安藤彦太郎主编的《满铁——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17)堪称真正科学地研究满铁与中日关系历史的开路之作。该书在阐述其初衷时写道：“我们选取这个课题，是想考察日本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特质，探索中国方面的反应，把握近代日中关系历史的整体结构。”进入20世纪80年代，野野村一雄著《回想满铁调查部》(18)和石堂清伦等著《十五年战争与满铁调查部》(19)等先后面世，这些都是坚持正确立场的原满铁调查员揭示满铁调查情报活动实质与实态的著述。例如，石堂清伦在书的序言中指出：“在十五年战争中，满铁调查部始终在战场的第一线，为日军的施策和调查而献身。为此，调查人员中有的已做了相应的反省。”还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不进行反思“就谈不上对满铁和满铁调查部的评价”。自不待言，日本的诸如此类有价值的著述，对推动正确的满铁与中日关系历史研究，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不过，综观战后日本史学研究，特别是真正科学的满铁与中日关系历史研究现状，纵然不能说是有悖预期，但也与预期相距甚远。状况的出现，资料限制不可否认，但重要的还是形势与环境原因。战后很快被纳入世界冷战体制的日本，政治与社会结构改革中辍，尤其因执政党右倾化明显，对战争历史态度暧昧，致使战争势力残留，右翼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错误史观泛滥，甚至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与“文化”现象。满铁和伪满洲国等“满蒙”历史问题，居然成为右翼势力大做文章、反攻倒算的手中“王牌”。本来这些中日历史的重大问题尚未清算，却反而又被他们带上掩盖侵略、粉饰战争的“光环”。1945年，日本归侨组织——满蒙同胞援护会成立，1953年3月该会理事会决定编写以“满铁史”为前篇，“满洲国兴亡史”为本篇，“满蒙撤还史”为后篇的“满洲国兴亡”三部曲，及至1971年全部出齐。
满铁作为日本最大侵华殖民国策会社，全方位地充当使“满蒙”殖民地化的急先锋，且在1931年武装占领全东北时，与关东军“形影相随”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故将“满铁史”作为三部曲之前篇，不无缘由。不过，1965年出书时却改名为《满洲开发四十年史》，(20)实际仍系关于满铁历史的巨著，它以满铁经营为主线，展示了东北各经济部门。主编为原满铁理事大藏公望。
三部曲的本篇《满洲国史》(21)于1970至1971年最后出场，在总论和分论中分别描述了伪满洲国政府、协和会、地方、治安、经济、产业、交通、蒙古等各领域、各部门。主编是原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和原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
以《满蒙终战史》(22)为名的三部曲后篇，最先于1962年亮相，它以120万日侨撤离“满洲”的状况为叙述主题。主编是与军部过从甚密的原满铁副总裁平岛敏夫。
三部曲出演的20世纪70年代初，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与日本右翼猖狂活动的高峰期。两种历史现象不期而遇，恐非偶然。三部曲的视角与内涵不尽相同，但基调和主题却毫无二致，即都是标榜客观记录史实，实际为当年的侵略与战争大唱赞歌，都是利用“满洲”问题为新的扩张重弹老调。三部曲堪称关东军、满铁、伪满洲国关系右翼势力的言论总汇。而与三部曲同时抛出的由甲级战犯岸信介主编的集录数百篇回忆录的《啊！满洲》，(23)不啻为三部曲的画龙点睛之作。岸信介在书中公然把伪满洲国称作“真正非凡的近代国家”，还说为它“倾注了纯真的热情”。
20世纪70年代中日好不容易才恢复邦交，可是右翼却持续其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之行径。上述主编三部曲本篇《满洲国史》的片仓衷和古海忠之，竟然还在同一时间(1978)、同一出版社(经济往来社)，用几乎完全一致书名推出两本书——《回想的满洲国》(片仓)和《难忘的满洲国》。这两本很快即被人们斥之为“很坏”的书，显然是继三部曲后右翼再次鼓噪的二重唱。片衷的书中充斥着当年的“王道乐土”、“民族协和”等老调；而古海则公然鼓吹“满洲国不仅包含着世界史、特别是亚洲史的转折性重要因素，而且展示了所谓后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24)。应该指出，古海在这里完全推翻了他当年在中国作为战犯受审时的全部招供，(25)和代表战犯们撰写的表示服法认罪和侵华罪行的长篇(近2000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手稿)的观点。(26)所以，那一时期中外媒体出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字样，并非空穴来风。
从三部曲到二重唱，很显然，宣扬的核心观点是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合理”性，而满铁恰恰成为这种宣传更为理想的筹码。故一时间原满铁的首脑和骨干们倾出亮相，不无缘由。(如大藏公望任“满史会”会长，原满铁总裁国泽新兵卫、山崎元干，副总裁八田嘉明，理事村上义一、田中清次郎等以顾问、理事、监事等名义参与其间)。固然短命的伪满洲国也是侵略者屡屡自诩的对象，但相对而言，日本侵略者自视为最成功和最富经验的殖民扩张模式是满铁，尤其是在经济层面，更宜于宣扬彰显殖民主义“合理性”的“开发”论。所以，“满蒙”兴亡三部曲前篇《满铁史》之改为《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不是单纯的书名改换。战后60多年的历史实践表明，“开发”论是误导最广、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右翼错误史观之一。
大藏公望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的序言中称：
本书不想对日本开发满洲的功与罪予以评论。这是一份离开政治观点，如何栉风沐雨献身于旷野开发的事实记录，是由于日本人的创见和勤奋而遗留下来的经验写照。对它的研究与反省，须等待即将到来的重新评价的机会，它对于从新的和平观点出发的落后地区工作，是有利用价值的。
我们姑且不谈大藏在这段话中所暴露出来的无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偏见与傲慢，和所谓“重新评价的机会”、“新的和平观点”等的潜台词与寓意。但是，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大藏是把日本普通群众的无辜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掠夺罪行混为一谈，妄图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通过“开发”论的宣扬，掩盖侵略掠夺本质，又利用“开发”论的鼓吹进行新的扩张。
众所周知，作为贵族男爵的大藏公望是资深的日本统治上层，深谙顶层施策奥秘，特别在满铁期间他是亲自胁迫中国攫取诸多利权的当事理事，可他在这里竟然佯装清高，标榜“离开政治观点”，只致力于所谓“开发”落后地区的历史记录。问题在于，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所进行的所谓“开发”，是无法“离开政治观点”的行为。不错，描写满铁和日本在“满洲”进行“开发”情景的《满洲开发四十年史》是这样做了。然而，事实的客观存在和主观妄图阉割事实是两回事。例如，在阐述鞍山钢铁资源的所谓“开发”时，故意回避下列事实，不等于它们不是俨然存在的事实：满铁地质调查所长木户的非法探矿；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勾结汉奸于冲汉用金表贿买北京农商部的“格外通融”获取鞍山八矿区；设立与满铁“异名同体”的完全假合办的振兴铁矿公司；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在筹划于朝鲜新义州设立炼钢厂时叫喊称“只要完全地利用满洲的资源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白白地雇用中国人，使他们找到职业”(27)；战时杀鸡取卵式的资源掠夺；对中国工人的战时法西斯高压与迫害等等。
大藏的所谓“离开政治观点”归根到底就是阉割反映侵略掠夺本质的事实。但这是一厢情愿。包括大藏本人言行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径大量地记录在满铁等日方机构遗存的文献资料中。这里不妨摘录一段1926年7月大藏理事与外务省木村亚洲局长的谈话，当时他们正在为落实满铁拟定的20年、8800公里、35条线的所谓“满蒙开发铁路网”计划而进行磋商，当谈及新丘煤矿铁路线时，大藏发表意见称：
考虑到将来宜将抚顺煤运出作为日本内地用煤，而让满洲使用新丘煤，则该线是运输新丘煤所必需的运煤铁路，并应与满铁干线新台子站连接。然而，因该线与京奉线一部分并行，由满铁申请修建是不适宜的。因此，我试图待将来满铁取得新丘煤矿的全部权益时(目前满铁在新丘矿区中，在中日合办大新公司名义下，拥有勘采权)，让杨宇霆带上总办的头衔，由镰田担任督办，并使杨宇霆提出修筑有益于该矿山的新丘到新台子线。(28)
这段话是否主要吐露了如下四层意欲：
(1)将优质的抚顺煤全部作为“日本内地用煤”，让东北当地使用新丘(即阜新)煤和其他劣质煤。(1926年抚顺煤产量为648万吨，输出日本145万吨。)(29)
(2)进一步获取新丘全部矿权。(1914年，日本大仓组借口非法勘查新丘煤矿的日人技师被中国人击毙，要挟中国获得6个矿区，设立各经营3个矿区的两个假合办的大新、大兴公司。满铁接手后，利用当地土豪刘海轩等人，从1920年到1925年，对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大小官员行贿18次，支付贿款15.9万元，窃得矿区25处，但这也只是新丘煤田的一部分。)(30)
(3)运销新丘煤不用中国资本铁路，计划修筑与南满铁路连接的新丘线，但因该线有一部分与京奉线平行，满铁无法申请修筑，因为满铁曾多次以“与南满铁路平行”为由阻挠中国铁路建设(如新法铁路，锦瑷铁路等)。(31)
(4)收买中国人作工具。为实现上述路矿利权，拟给奉系军阀实权人物杨宇霆带上新丘煤矿总办头衔，好让他提出新丘线修筑申请，但实权由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以督办身份掌控。
这就是日本的“满洲”“开发”的一例，但它没有办法像大藏所说的“离开政治观点”。
应该说，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丑行讳莫如深而极力掩盖的右翼势力是少数，绝大多数日本人民在对待战时中日历史问题上，都能坚持正确立场。不过，“不问侵略战争是非曲直”的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也始终存在。同样在学术上，除占主导的进步学者外，也是既有少数右翼史观持有者，又存在着不顾历史现象质的规定性、混淆原则是非的调和倾向。这一切都与右翼“开发”论的宣扬与散播不无关系。既然如此，满铁等中日关系史重大课题研究便更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的满铁研究起步并不算晚，20世纪50年代末即已开始，当时是作为国家规划的经济史课题之一的学术工作进行的，并从资料工作做起。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右翼书刊与言论的大量出现，的确给中国的满铁研究以刺激，但是没有由此转向批判右翼史观，而是从反面吸取激励力量，坚持学术研究和资料工作先行的方针，同时也适时地着手一些有关的专题研究。如此进行的中国满铁研究，也赢得日本进步学者的赞同和支持。如今，满铁遗存档案资料编纂任务业已完成，同时在满铁历史问题的研究上，也取得一批成果。综合性研究成果，应该首推苏崇民先生的《满铁史》(32)一书，它是一部全面分析揭示日本帝国主义以满铁为工具从事侵华和进行掠夺行径的专著，已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33)颇受好评。笔者主要做些专题研究，诸如《评满铁调查部》、(34)《满铁与华北经济1935-1945》(35)等等。此外，内容与满铁多有关涉的著述还更多一些。不过，包括我们的满铁研究成果在内，中国的中日历史研究还不能说是充分的，存在着需要充实、提高和扩展的空间。而且单就满铁而言，它不仅是世界殖民主义和中日关系史研究课题，而且对从历史连续性来看日本经济体制和经营模式方面，也不失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即使从清除右翼史观及其对中日历史研究的污染角度来说，归根结底也有赖于科学的史学发展。一般而言，科学的史学研究不是专门针对错误史观的，它有其自身的学科发展需求。历史现象和历史科学既统一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研究对象，后者则是对前者性质的科学分析、评估与定位。历史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就不应该是供人欣赏的单纯历史现象描绘。历史学的基本任务与使命在于，依据科学正确的历史观点，揭示历史事实与现象的本质特征、因果关系和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人以历史性启迪，认清历史发展的正确道路。这中间，自然主要是科学史观与实证方法的有机结合。有鉴于此，作为具有史学研究重要价值的满铁研究，在坚持正确史观的同时，为给实证研究充分创造条件，扎实做好文献资料编纂工作，无疑是完全必要的。
三、满铁遗存文献资料编纂原则
作为史学研究基础作业的史料工作有它自身的规律与方法，像编纂《满铁档案资料》这样大型档案资料集，全面了解资料状况和准确把握其中主要历史问题，至关重要。
在日本乃至诸多外国在华机构中，满铁遗存的文献资料，就数量而言是最多的。此乃满铁的历史长、机构多、经营活动广，以及拥有庞大调查情报机关所使然。因此，满铁遗存文献资料所显现的首要特点就是，存量大、分散和内容庞杂。目前，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均有所藏，中、日藏有满铁资料的机构团体更不胜其多，美国除国会图书馆外，一些名牌大学也有一定存藏。满铁遗存的文献资料中，当然记录着其长期经营与活动的实态，同时也含有与其本身无关的诸多领域的调查情报资料，满铁的此类资料，无论数量或内容，均系其他机关团体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如此，在满铁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档案文书少、系统秘密资料少、后期文献资料尤为稀少的现实亦不可否认，此为满铁遗存文献资料显现出的第二个特点。原因是：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时，满铁与其他日伪机构一道，为了消灭侵略战争罪证，有组织地进行了档案文献的焚毁。之后的外国军队占领、内战和管理不善等，又难免有所损失。更重要的是，满铁早就有销毁机密文书特别是情报资料的规定。此外，满铁虽大量参与军方及战争有关活动，但相关资料不保存或较少保存于满铁。
总括言之，满铁遗存文献资料，似可分为如下四类：
1.满铁档案文书 现存13 000余卷，(36)这是遗存最多的日伪机构档案，但与原有存量相比，则是较少的一部分。据称铁路与调查部门的档案文书尤其片断，其他部门恐怕也是相对较多。在中国的满铁档案文书现存于辽宁档案馆；抚顺矿务局亦少有存藏。此外在国内外尚未发现其他满铁档案文书。原满铁东京支社和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的档案文书是否全遭战火摧毁，原在中国、日本的满铁档案文书是否还有部分外流等等，都无法判断。
2.满铁资料 即满铁档案文书以外的由满铁本社及所属各部门形成的文字资料，诸如：社史、社业要览、营业年报、专题资料、说明资料、调查报告、调查资料、综合情报、情报日报、各类期刊、各种统计、宣传资料和小册子等等。载体有铅印、铅印代誊写、誊写、晒蓝、打字、打印、手稿等。满铁资料形成于满铁各部门，也保存于各部门，并大量散发于社外。铅印和誊写资料，和非“秘”级的内部资料，无论社内社外，分布较广；“军关系”资料和“秘”级资料，“秘”级越高，分布保有的范围越小。满铁资料中，也涵括来自社外方方面面日伪机构形成的资料。满铁资料与满铁档案、满铁图书在存藏上互有交叉，并无严格界限。
3.满铁图书 即满铁图书馆中保存的书籍、报刊、资料等，其中含满铁出版物和非满铁出版物。满铁系统的图书馆，截至1923年有22处，分布在南满铁路沿线和哈尔滨等地。规模较大者有：大连图书馆、奉天图书馆、抚顺图书馆等。其中尤以大连图书馆为最，它保存着利用各种方法手段从中国、俄国以及世界各地获得的中日文及西文出版物与资料，不乏中外珍版名著。满铁哈尔滨图书馆是1935年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时接管的原中东铁路中央图书馆。它是一家以俄文图书为主藏的大型图书馆，满铁接管后，将其中有关满铁、西伯利亚和亚洲各国的约5000种图书编为亚细亚文库，该文库与满铁于1922年趁俄国混乱之机，采取特殊手段从俄国后贝加尔军区获得的所谓“奥照文库”(37)，以及满铁大连图书馆与满铁调查部第三调查室图书室所藏法、德语“东方关系文献”，共同构成满铁三大西文图书文库。
4.个人文书 由中国陆续回到日本的满铁人员很多，战后多达10多万人，特别是上层人物带回的满铁文献资料为数可观。故在满铁遗存文献资料中有一类称为个人文书，其相当部分已归由日本文化教育机关收藏。诸如：《村上文书》(满铁理事村上义一，收藏于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八田文书》(满铁副总裁八田嘉明，收藏于早稻田大学)、《十河文书》(满铁理事十河信二，收藏于东京大学)、《山崎文书》(满铁末任总裁山崎元干，收藏于小田原图书馆)、《松冈文书》(满铁理事、副总裁、总裁松冈洋右，其所藏文书已于1966年作为《现代史资料》出版(38))等。
日本现存满铁资料状况，所知甚少。战争期间因美国飞机的轰炸，原有文献资料恐怕多有损失；战后美国又从日本运走了大量满铁资料，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后经交涉日本将其中无复本者进行缩微复制，为数达数千种，多为满铁调查资料。日本战后的满铁资料的调查清理工作，以亚洲经济研究所为中心进行，对国内50个机关团体保存的满铁资料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满铁刊行物进行了清查，1979年出版《旧殖民地关系机关刊行物总合目录——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日本现存满铁调查资料的清查工作，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即由美籍华裔学者杨觉勇(John Young)完成，他的结论是：满铁调查资料共有6284种。(39)
中国的满铁资料清理与编目工作开展较晚。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先后编辑出版了《满铁调查期刊载文目录》和《满铁调查报告目录》。(40)两者均系“满铁调查部研究”课题的成果组成部分，即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组织人力对满铁调查资料进行了清理、分类和编目。前一目录共选收满铁人文社科期刊66种，编入条目4万余项；后者共选入满铁调查报告和调查资料1.2万余种，多于上述美籍学者的结论近1倍，说明此类文献资料的存藏，中国多于日本。2006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了《全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这是一项由国家资助的大规模满铁资料清理工程，全国多个图书馆参加，应该说是集满铁及相关日文图书资料目录之大成。
根据以上各方面状况，对满铁遗存文献资料保有程度虽尚难作出准确评估，但就满铁的一般文献资料而言，比起原有存量仍可称保存大半，据之可说有条件从事满铁历史基本面的研究。不过，由于满铁研究在中国属于研究空白，满铁相关的文献资料又浩如烟海，对现有满铁资料的清理、筛选、编排、辑成系列史料集的工作，作为一项先行作业，显然也是非常必要的。故自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将此项任务下达后，本编书组始终将其作为重大科研课题精心对待，认识到它的价值与意义。数十年来，失败与成功，曲折与前进，伴随工作的全过程。浓缩起来，以下几项可以视为我们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经过摸索悟出的基本认识、理念，也成为指导我们编纂业务的原则。
第一，把握问题与把握资料的统一。编纂满铁这样几无前例的超级帝国主义侵华综合机构的史料，起步的最大难点在于，没有对象可资借鉴。如何在规定的框架内用有限的篇幅，将反映满铁主要史实的基本史料全部编纂出来，编者自身和关注此事的学界权威都不无疑虑。满铁体现的是殖民者的意志，推行的侵略掠夺政策，其行为表现充斥着善恶混淆，黑白颠倒，而欲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又在很大程度上须利用其自身资料，故昭示出其真实和本质绝非易事。实践告诉我们，关键在于，要把握问题，也要把握资料，并将两种把握统一化，相辅相成，不断深化。用对问题的把握引导资料的把握，通过资料的愈益全面把握，提升与完善对问题的把握。这一切都寓于对满铁遗存文献资料精选、熟读、占有和不断加深认识过程之中。例如，关于满铁会社性质问题，按法制满铁之所以称作“特殊会社”，是因为其设立与经营都准据国家的特别立法，并非受制于普通会社法。而满铁准据的特殊立法，除了1906年6月7日以勅令第142号公布的由22条构成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立之件》外，还有同年8月1日下达的递信、大藏、外务大臣的三大臣命令书。(41)前者主要规定满铁会社的组织和政府的掌控，从而使以株式会社形式出现的满铁具有政府的职能；后者的要害在于它规定了不能公之于世的秘密事项，特别是经营事项，其中包括尚未获得正式权益的大石桥至营口铁路、安东至奉天铁路和抚顺、烟台煤矿，以及中日间始终存在争议的所谓附属地经营等，所以，它是满铁正式准据法以外的未经立法程序的指挥满铁行动的秘密指令。所谓准据特殊立法而行动的特殊会社满铁，特就特在可以从事在政府命令下或经“政府认可”的任何侵略事业。近年我们还发现，就在满铁成立大会召开前夕，1906年11月13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又特意给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下达一道《秘密命令》，(42)就社债发行的海外关系、铁路器材车辆使用日本国货、与日本正金朝鲜两银行共同实现对“满洲”金融的控制等做了指示。由此可见，特殊会社满铁自始就不是僵硬死板地准据特别立法行事的企业，而是受日本政府直接指挥，包括难见天日的大量非法指挥，活生而又能动地执行日本殖民侵略国策的政府机构延伸和化身。
第二，档案文书优先与其他资料兼容并包。在满铁遗存档案资料编纂中，资料精选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时也有搜选方向选择问题。一般而言，档案文书是史学课题研究公认的首选一手资料。可我们因缺少经验、接受误导和发现的档案文书存量较少，曾一度迷失方向。其实，满铁遗存的档案文献是相对较多的。况且，由于满铁始终执行“国策”，日本政府部门特别是外务省档案文书中，关于满铁有大量记录。(43)中国清末与民国时期官方历史的档案中(含诸多省市县地方官府档案)，中日交涉和因满铁活动等所引起的中日纷争与矛盾，也是重要内容之一。经过对这些中外档案文书的集中着力发掘，确实给我们的编纂工作奠定了资料基础。它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揭开历史内幕：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争夺；日本胁迫中国攫取政治经济利权；满铁与关东军等其他侵华机构的关系；满铁的侵华战略、政策与掠夺计划等。不过，档案文书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局限性：一是作为官方文献，受立场、利害的制约，对某些历史问题难免采取避重就轻、文过饰非的态度；二是官方文书归档方法均以机构、时间为据，且其内容纷杂，故所反映史实往往是片断的，不具连贯性、系统性。因此，不能因为档案文书珍贵重要和优先首选而偏爱，甚至作茧自缚；相反应尽量兼容并包，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料选择机会。在这方面，满铁遗存文献资料较有条件，即遗留有种类众多的机密内部出版物和专题调查资料；此外，高端人物的传记回忆录、权威人士著述，以及特殊手稿、抄录和报刊摘录等，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往往亦不无价值。例如，满铁对所谓铁路附属地强制行使行政权问题，它不仅是中、日立场对立和持续交涉的焦点之一，而且联系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攫取在华租借地的历史现实，也成了相关国际论坛上的热点。对此，本书在充分吸纳满铁、日本政府和中、日两国间交涉档案文书的同时，对中外有关代表性著述也做了必要的收选。诸如：常理的《关于南满铁路用地行政权问题之研究》；徐淑希的《南满地区满铁附属地的性质》(驳蜡山政道观点)；C.Walter Young的《日本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管辖权》；信夫淳平的《满蒙特殊权益论》(有关部分)；蜷川新的《帝国在满洲的权利》(有关部分)等。最后还特别选用了满铁调查员田中盛枝《附属地行政权问题》和《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中的一段节录。(44)前者是1928年日本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时满铁提出的资料，主要述说满铁行使行政权的“根据”和“理由”以及中国的反对论据，但在最后部分也承认“美国政府一直否认此行政权”“中国政府至少是在日俄战争后，在原则上也一直采取否认此行政权的态度”。后者——《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45)实际是1937年满铁附属地行政权移交给伪满洲国后对满铁附属地经营活动的全面总结。节录的一段话，最重要的是它肯定了前述C.Walter Yonng的结论，即：“会社所执行的国策任务，不能和国际法上的权利混为一谈。用日本政府授与会社的权利，固然有助于说明会社的性质，但绝不能代替会社各种权利的法律解释，尽管它事实上已经行使了行政权。”所以，这段节录的最后也不得不承认：相当于租借统治权的附属地行政权“是过去三十年的产物”(46)，即30年强制实行和造成既成事实的结果。联系本书所展示的满铁针对中国抗争状况，在日本政府指挥下，各地有别地行使行政权等资料情况，不难窥见满铁历史行为的是非与善恶。
第三，展现编纂主题与保持资料原貌。在中国，满铁研究不应作为企业史而必须作为中日关系历史重大课题来进行。从属于此种研究的满铁史料编纂，其意义与目的也远超越满铁本身，实质是展示以满铁为主线的日本殖民侵华政策和在这种政策指引下满铁所进行的特殊的宽领域的侵华掠华实态。为此，本书所辑资料理所当然地首先集中于满铁本身，同时也做了适当和有节制的超越；超越是为了更深刻地反映满铁本身问题，也有利于展示中日关系这一主题。由15个专题卷构成的本书，前数卷在内容上显具宏观性质。诸如：日本与其他列强围绕路权所进行的瓜分势力范围斗争；日本侵华路线政策——大陆政策与满铁经营政策；满铁与关东军、伪满洲国等的关系等等。其中都涵盖与满铁有关或至少对满铁产生某种影响的情势、事件或问题。为了供人研究满铁的性质、地位与作用，不可使满铁自外于客观存在，完全孤立起来。本书各专题卷都存在着类似的需要，即在取舍有关经营活动某一侧面史料时，应放宽视野，关注相关问题和资料。例如：满铁原来就是中东铁路的一部分，而中东铁路又是日本的路权争夺和运输经营竞争的头号目标，满铁非法行使附属地行政权也是拿中东铁路作借口，故在相关部分提供某些有关中东铁路的情况，对了解满铁问题不无裨益。而且，本书既然以揭示中日关系为着眼点，在资料的取舍和处理上就不能采取机械和狭隘态度。例如，满铁尽管于1937年将对昭和制钢所的55％持股(1943年下降到11.25％)转让给满洲重工业会社(简称满业)，但是也不应将1937年以后有关昭和制钢所的资料全然割舍。同样，不能因为满铁未能实现对华北经济的垄断与统制，就对因日本经济侵华政策调整而新设立的华北开发会社采取回避态度；满铁与华北开发双方所体现出来的日本战时侵华掠华经济政策，恰好形成对照；况且满铁通过其在华北的关系会社及其他活动，与华北开发亦保持密切关系。当然，在取舍和处理不属于满铁但与满铁相关问题的资料时，力戒喧宾夺主，有的可作“附录”处理。此外，本档案资料集的编纂，在资料选定后，编辑工作上首要注意的是显现资料的可信性，尽量保持资料原貌，加工编排要合理适当。由于本书所收文书资料，95％以上来自日文件和日文版，翻译是工作量最大的工作环节，忠实原文，准确无误，是确保资料原貌的关键。其次，对所收资料尽量少作删节、不做删节和在删节处加以注明等，亦甚重要。为了节约文字篇幅和使资料了然醒目，文中前后程式性套话及敬语予以删略，并将每件资料标题做些整理简化或酌情添加，相信不会影响资料的原貌保持。编者为帮助读者理解资料和相关情节所加的“编者按”和“编者注”，与本文严格区别，均置于各该资料之外的上方或后面。资料出处的尽量明确记载，亦系出于保持资料原貌展示资料可信性之举。而所谓合理编排，主要是指资料的分题编排适当，恰到好处，避免过分细琐，细琐编排易于造成资料分割，并不无给读者以某种误导之虞。
历史课题研究一般均非为了历史事实本身。探索昨天是给今天寻觅借鉴。由于帝国主义现象迄今犹存，并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人们才走进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典型——庞然而又颇富神秘色彩的“满铁王国”历史遗迹，探赜索隐，求取警示。今天之世界，呼唤建立国际新秩序、实现人类和谐之声日高。为此，澄清某些重要历史问题的大是大非，达成世界共同性重大问题的普遍共识，恐怕也是十分重要的。本书如能对当前世界某种问题研究上发挥一点参考作用，编者50年的坚持与付出也算值得，也不辜负多年来有关领导同志、学术权威、出版界人士和朋友们的由衷关怀、支持和鼓励。
注释：
①编纂满铁史料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经济史重点课题之一。1958年任务下达后，由吉林大学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合作进行，编书组设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由解学诗任组长。1964年后，吉林大学创设研究所，编书工作改为两方分工合作。吉林大学方面由苏崇民负责，社会科学院方面由解学诗主持。“文革”期间工作停止。工作恢复后面临人力和出版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停止出版)。幸而2007年7月，笔者经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获准出版资助，终于使本书得以面世。此次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次推出的本书共15卷，是最近二三年由一些同志协助，在原有书稿基础上，重新清理、补充、加工、编排而成，其中：解学诗主编9卷，苏崇民主编6卷。
②《清季外交史料》第181卷，北京：北京和济印刷局，1932年，第27页。
③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338-342页。
④关于日方所称之“秘密议定书”，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225-233页)中，进行了充分揭露，指出其本身无非是一种外交会议录，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⑤美国是正式以文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家，即1899年9月美国向各列强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照会。1900年7月，列强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后，美国又向各国发出第二次关于“门户开放”照会。同年10月，英德达成对中国政策协约。从此，“利益均等”“保全中国”，就成为美国倡导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而所谓“保全中国”，是以帝国主义列强利益为前提的“保全”。
⑥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67-768页。
⑦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东京：劲草书房，1990年，第678-679页。
⑧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东京：劲草书房，1990年，第814-816页。
⑨冈松参太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性质·关东都督府官吏的性质》，明治40年3月24日稿，油印本，第7页。
⑩日俄战后，日本极欲改筑安奉铁路。1909年8月6日，日本公使向清外务部发出最后通牒：“决定不俟贵国之协力，自行改筑安奉之线路”，并派出日本守备队和日本警察进行掩护。结果，清政府不仅在安奉铁路问题上妥协，而且当时中日之间正在进行的所谓“五案”和“间岛”问题交涉，也急转直下，大部分满足了日方的要求。它是日俄战争后清末政府对日本最大一次妥协屈服。
(11)《关于对张作霖态度之件》(1921年5月17日阁议决定)内称：“援助握有满蒙实权的他……确保我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东京：原书房，1972年，第524-525页。
(12)山本条太郎(1867-1936)还曾五次连任众议员，1935年任贵族院议员。
(13)1953年8月河本大作(曾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满铁理事)笔供中称，几乎历次参谋旅行都有满铁人员参加。中央档案馆，119-2，1103，2，第26号。
(14)松冈洋右：《兴亚大业》，1941年，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WT7 LMT21，第65-67页。
(15)内田康哉(1865-1936)，1901年任驻北京公使，1911年任西园寺内阁外相，1918年后历任原敬、高桥、加藤各内阁外相，之后两次任临时首相，“九一八”事变前夕，为推行币原外交，任满铁总裁，但很快倒向军方，并在1932年入阁任外相后推行为“承认”伪满不惜一战的“焦土外交”政策。
(16)1935年6月8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中国提出国民党军政力量全部退出河北省的最后通牒，当日关东军即命令满铁动员人力物力向山海关集结兵力，结果，将7个列车的168辆火车的关东军送到山海关，所谓“何梅协定”签定后始退。同年11月12日，日本针对中国实行币制改革和制造“华北自治”，满铁再次奉令将关东军第一混成旅团，运至山海关一带，11月25日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始退。
(17)该书1965年10月由日本御茶之水书房出版。安藤彦太郎现任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中友好协会理事、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学会会长、日中学院院长。
(18)该书1986年4月由日本劲草书房出版。野野村一雄为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曾在满铁调查部资料课工作，在满铁调查部事件中被捕。
(19)该书由日本原书房1986年10月出版。石堂清伦曾在满铁调查部资料课工作，满铁调查部事件中被捕。战后从事日共的理论工作，后退党。该书作者还有野间清、野野村一雄、小林庄一。
(20)该书于1965年1月由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刊行会出版，共3卷(上下卷)，2200余页。主编大藏公望，曾任满铁运输部次长、理事，后任日本东亚研究所副总裁。
(21)该书由总论(880页)和各论(1291页)构成，于1970年和1971年先后由满蒙同胞援护会出版。主编片仓衷，曾任关东军参谋，日本战败前任202师团长，是日本战后宣扬侵略战争史观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分子；古海忠之原为伪满总务厅次长(有的日本书刊称其为“实质的副总理”)，作为战犯曾在中国服刑，归国后一改其认罪态度。
(22)该书1962年由日本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主编平岛敏夫曾任满铁副总裁和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在满铁期曾主持对苏谍报谋略活动。
(23)该书于1965年由日本满洲回顾集刊行会出版，岸信介以刊行会长名义为书作序，书中收入400余篇回忆录。
(24)古海忠之：《难忘的满洲国》，经济往来社，1978年，前言。
(25)古海忠之受审时的笔供已在中央档案馆整理，参见《日本侵华战犯笔供》第5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327-811页。
(26)该稿系古海忠之、三宅秀也、菊地修一、城野宏等4名战犯在服刑中执笔撰写，1964年4月完成，共约2000页。书的前言中称：“本书可以说是1062名战犯的集体著作。当然也参考了各种图书资料，但构成主流的一个个事实，都是每个人亲自所犯，亲眼所见，非常真实，绝非出自想象。”
(27)满铁档案，甲种，总体，文书，监理，昭和制钢所，第221号之2册，第9号。
(28)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MT274，M1.7.3—80，第1310-1352页。
(29)满铁调查课：《我国的工业和满洲的原料，满蒙的煤炭和我国的燃料问题》二，第42-43、50-51页。
(30)满铁档案，乙种，兴业，商工，矿务，新丘煤矿，第100册之16。
(31)参见《满铁档案资料》第3卷，待出。
(32)苏崇民：《满铁史》，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共897页。
(33)1999年由日本苇书房出版。
(34)解学诗：《隔世遗思——评满铁调查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共730页。
(35)解学诗：《满铁与华北经济1935-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共797页。
(36)据《辽宁省档案馆指南》(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第132-136页)载：满铁全宗(JDI)共有档案13 690卷，1906-1945年形成，按其内部机构，分为总体、地方、调查、产业、兴业、经理、计划、商事、铁道等9个部。
(37)关于满铁乘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之机获取“奥照”文书情况的资料，见《满铁档案资料》第14卷。
(38)日本《现代史资料》第31、32、33卷，满铁(一)(二)(三)，みすず书房，1966-1967年，各卷均为800余页，由原满铁职员伊藤武雄、荻原极、藤井满洲男编辑。
(39)杨觉勇先生用8年时间，对日本及美国33家图书馆进行了调查，1966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Fast Asian Institute出版The Research History and of the South Mamchurian Railway Company 1907-1945，A History and Bibliography。
(40)《满铁调查期刊载文目录》上、中、下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满铁调查报告目录》上、下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41)1906年6月7日勅令第142号和同年8月1日的三大臣命令书，见本书第1卷。
(42)日本总理大臣致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秘密命令》，明治39年11月13日，满铁打字件。
(43)如战后美国拍制发行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片(2000余卷，每卷2000页左右)、日本陆海军省档案缩微胶片(数量较少)；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东京：原书房，1972年；满铁保存的各种官方档案文献抄件，等等。
(44)以上均见《满铁档案资料》第13卷。
(45)满铁地方部残务整理委员会：《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中、下卷，昭和14年，内部刊印，每卷均在3000页以上。
(46)满铁总裁室地方部残务整理委员会：《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昭和14年，内部刊印，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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