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学派微观基础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学派论文,微观论文,新进展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4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4-0062-11
一、“反边际革命”与基于古典传统的微观基础重构
“微观基础”狭义上是指有关宏观经济模型中单个经济主体的行为规定，广义上则泛指与宏观分析密不可分的微观分析框架，它们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显然，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分析是不完整和缺少解释力的。凯恩斯革命虽然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可是它却缺少有关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系统解说，结果在微观基础方面留下了空白。这个缺憾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就是微观基础的建构。
一些经济学家试图重新起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原理，来填补新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空白，像萨缪尔森与索洛关于市场价格、生产、分配与资本理论的研究，莫迪利亚尼(F.Modigliani)关于消费理论的研究，托宾以及尤尔根森(D.Jorgenson)关于投资理论的研究等等，都属于这方面的重要工作。①由此形成的微观基础必然具有新古典的基本特征，诸如关于经济主体追求最大化(效用或利润)的理性行为假定，关于竞争性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边际原理，等等。因此，这种理论思潮又被称之为“新古典综合”。可是，将包含非自愿失业均衡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简单地移植到新古典的微观基础上是有些问题的，因为除非赋予某些变量或变量关系以具体的特征(例如工资刚性，或者无弹性的投资函数、无限弹性的流动性需求)，否则将难以说明宏观非自愿失业的微观机理。而一旦赋予了这些特征，似乎又有违市场完全性的新古典命题，这正是新古典综合由于“板块式”地构造微观基础所产生的微观与宏观“二分法”的矛盾。
对于上述做法，以罗宾逊和卡尔多等为代表的一些资深凯恩斯学者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凯恩斯革命的真谛就在于否定新古典的市场信条，以这些信条作为宏观分析的基础不仅在逻辑上难以成立，而且简直是一种倒退。因此，出于坚持和发展本真的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念，他们便展开了对于新古典综合(主要是其源于边际革命的各种微观原理)的理论论战和批判工作，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六十年代风靡英、美等国经济学界的“反边际革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后凯恩斯学派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虽然后凯恩斯学派的学术风格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导向，但是他们在进行反边际、反正统的理论批判过程中也积极地展开了正面的理论建构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学派对于微观基础的重构主要是通过复兴古典传统来进行的。他们认为，要想克服新古典综合在宏观分析与微观基础之间的“二分法”矛盾，必须引入古典经济学的某些原理，以便实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有机融合。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他们用古典派的阶级分析取代新古典的单个人分析，用多部门分析取代单一部门分析，用动态不确定性分析取代静态均衡分析。罗宾逊等人指出，经济理性并不存在，现实中人们是依惯例行事，而不同群体的行为惯例是不同的，例如工人与资本家的储蓄和消费倾向就不同。这样，通过部门结构分析就可以把微观主体行为与总需求有机地联系起来，并赋予宏观经济以动态特征。其次，他们将垄断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微观分析，用古典的成本价格理论取代新古典的供求价格理论。卡莱克基(M.Kalecki)指出，在现代大公司制度下，实际的定价机制不是供求竞争，而是厂商管理定价，即按平均成本和利润加成定价，前者取决于生产条件，后者取决于市场的垄断或不完全竞争程度。罗宾逊对这一理论倍加推崇，并进一步扩展；依彻勒(Eichner)、哈考特(Harcourt)、肯尼耳(Kenyon)、沃德(Wood)等人则对加成定价给予了更加技术化的分析。②而斯拉法(Sraffa)则在更具普遍抽象化的层次上论证了生产成本定价理论(实际是长期正常价格的决定理论)的逻辑有效性。这种管理定价理论的意义在于表明，产品的实现问题主要就是加成利润实现问题，而在给定社会生产部门结构的条件下，加成的实现将完全取决于厂商的投资决策，这样便从微观结构角度证明了投资从而有效需求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原理。从而，失业病因的寻找，就不应像新古典综合那样拘泥于劳动市场或工资刚性，而应着眼于产品市场，或投资需求与总需求的不足。再次，他们用古典的剩余分配理论取代新古典的边际分配理论，力图为有效需求原理构筑新的分配理论基础。罗宾逊、卡尔多、帕辛内蒂(Pasinetti)等人从有效需求原理的视角重新解读古典派的分配论，将投资作为决定利润从而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内生变量。在由作为外生变量的厂商垄断力和工会影响力关于收入分配的斗争所决定的可能区间内，一个部门投资量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另一个部门实现的利润额的多少，因此投资不仅影响到总需求，而且也决定了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划分的基本格局。在总需求给定的条件下，投资越多，利润份额就越高，工资份额就越低。而在收入均衡增长的动态条件下，利润率则直接与投资增长率呈正比例变化，这即是著名的“剑桥等式”的含义。至于投资决策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罗宾逊是诉诸于积累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本期预期利润的实现程度或预期利润率与实际利润率的差决定了投资决策，而投资决策又会影响到下一期的实际以及预期利润率——这样一种机制。卡莱克基则提出著名的“风险递增原理”强调投资与利润的互动。他们都撇开了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方法。很明显，这种分配理论将收入分配与总需求分析融合起来了：一方面，收入分配的变化会(通过投资需求变动)引致总需求和总收入变动；另一方面，总需求的变动(通过投资)又会影响到收入分配的变化。如果再考虑到利润份额的大小又直接与加成相关联，那么这种分析框架实际上便在一定程度上把价格决定、分配决定与有效需求的决定整合起来了。按照哈考特等人的说法，它不仅提供了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而且也提供了微观分析的宏观基础。③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后凯恩斯学派在依照古典传统来重构微观基础方面所取得的初期理论成就，它们为后凯恩斯学派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近年来微观基础研究的多样化拓展与重要创新
后凯恩斯学派在微观基础重构中对古典传统的复兴虽然曾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由于其强烈的反边际主义倾向殊难迎合日趋盛行的优化分析潮流，故终未能取得主流的地位，甚至一度还有被边缘化的倾向。近二十年来，由于后凯恩斯学派第二代以及第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其微观研究又出现了新的起色。与以往相比，其近年来的研究工作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在分析视角上变得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多样化：一方面，在继续坚持既往的学术品格(古典的社会历史分析传统，凯恩斯的非均衡分析传统)的同时，也开始适当地采纳新古典的某些方法；另一方面，又注意吸收和借鉴其他经济学分支(例如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的新成果。由此导致其在微观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拓展与创新。
(一)微观研究方法的拓展
以往的后凯恩斯学者既缺乏方法论的系统研究，在方法上也严重不统一，这成为其难以与主流派相抗衡的重要原因之一。④⑤近年来，一些学者进行了较深入的方法论思考，力图通过研究方法的系统化拓展来提升其学术地位。首先，戴维森(Davidson)提出了“非遍历”(non-ergodic)的经济世界观，作为方法论的基本原则。⑥他指出，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必须以现实世界特性为前提。就经济世界而言，以往的后凯恩斯学者曾从不同视角加以分析，这些分析都可以概括为非遍历的世界观。“非遍历”概念是与统计力学中的“遍历”概念相对应的，后者是指过去的事件平均分布可以准确地显示未来事件分布这样一种处于逻辑时间中的可逆过程，而前者正好相反，指的是一种处于历史时间中的不可逆过程。因此，“非遍历”概念便借用自然科学的术语从基本层面更明确界定了经济世界的特性。这一基本原则的确立将导致微观经济研究方法的一系列转变：理性及理性预期假说将不再成立，因为这时依据过去的事件来预测未来已毫无意义；此外，新古典的普遍替代假说也失去基础，不仅跨时替代与理性选择不可能，就是现期的替代也大受限制，而收入效应和互补关系分析将占主导；再有，货币的经济职能及其重要性这时凸显出来，新古典的中性货币分析方法也宣告失败。
其次是进一步探讨了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这主要是由卢森(T.Lawson)等人所展开的。⑦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英国学者巴斯卡(R.Bhaskar)提出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它用超验实在论取代传统的经验实在论，旨在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颠覆流行于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中的经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卢森、道尔(S.Dow)等人认为批判实在论可以填补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哲学基础，从而在巴斯卡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阐释工作。卢森等人指出，批判实在论与经验实在论不同，它强调客观实在不仅是单纯的表象事件联系，而是分层、有纵深和深藏内在结构、机制的，科学认识的使命在于揭示这些内在结构与机制。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模式(不论是演绎推理还是归纳推理)实质上是立足于经验实在论，它仅仅关注表象事件的恒常联系，故而难以真正完成认识的使命。根据批判实在论，必须抛弃这种浅层次的、经验的方法，而采用新的、超验的分析方法，即从现实出发，由表面联系或部分典型事实所呈现出的“半规则”(demi-regs)进行“溯因推理”(retroduction)，以找出内在的结构、机制和深层关系。这种方法强调人的意识、行为与社会过程的互动，经济过程的历史、地理的特性，以及经济抽象结论的不可证伪性等等。其中心思想，是要彻底打破主流经济学中长期流行的那种模仿在自然科学中控制实验条件下“如果有X事件，就有Y事件”的演绎推理方法，对经济学方法论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进行根本改造。批判实在论对于形成与主流派相抗衡的方法论基础意义重大，尽管某些后凯恩斯学者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理论的所有观点，但是它无疑正在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乃至其他非主流学派声讨主流派日益盛行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形式主义”的一面旗帜。
最后，道尔等人还提出并阐述了“巴比伦模式”⑧。“巴比伦模式”曾为凯恩斯在评价牛顿时所提出，后又由物理学家费尼曼(Feynman)所强调，它是指的这样一种知识建构原则：将复杂的现实整体分解为各个片段来分别加以研究，以便完成对于复杂现实给予完整解释的理论任务。这意味着，必须放弃由公理→定理的简单推理方法，而代之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许是一系列的分析链条的组合的方法。道尔认为，巴比伦研究方法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它与主流派的实证主义方法不同，后者基本上属于笛卡儿—欧几里得式的封闭思想体系。因此，巴比伦的思想方法是与上述非遍历的经济世界观以及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在本质上相通的。如果说它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它更加强调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这意味着后凯恩斯经济学虽然在总体上反对演绎推理的实证主义，但是并不排除它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应用。例如，对某些问题采用历史的方法，并不排斥对另外一些问题采用非历史的、统计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正规化的数学方法包括经济计量学方法，也是有用武之地的。⑨⑩当然，究竟如何看待这种多样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容纳正规化的方法，这在不同学者之间并未完全达成一致。(11)总体倾向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有重点的，并非简单的折衷。在经济分析的基本层面必须坚持把非遍历的、历史的、制度的、非均衡的方法作为核心方法。至于个人分析，也需要从人们行为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展开，优化分析则必须受到不确定性等因素的限制。这些研究方法的拓展有力地促进了后凯恩斯学派在微观分析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二)新消费理论的建构
早期的后凯恩斯学者缺乏消费分析，除了罗宾逊、卡尔多等人关于不同阶级的差异性消费倾向的假定以外，基本没有关于个人消费选择的系统理论，使得其微观基础方面存在空白。这也是其排斥单个人行为分析所导致的一个结果。近年来，纳瓦尔(M.Lavoie)等人进行了创新消费理论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纳瓦尔指出，后凯恩斯学派消费理论的共同基础可以概括为六大原则：第一是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原则。其含义是，行为主体由于缺乏完全的知识与能力来处理大量信息，便要寻求避免复杂计算的方法和可以利用不完全信息来进行决策的程序。这包括经验规则、遵从社会惯例以及依靠别人更信得过的意见等等。有些程序是人们自觉地遵守的，有些则完全是下意识的，例如按习惯行事。这种程序理性显然不同于新古典意义的理性，但是却准确刻画了在有限知识约束条件下的个人实际消费选择行为，故又被叫做“合理的理性原则”。第二是需要可满足原则。每一种需要或物品消费都有其临界水平，当达到该点后便出现不再消费的需要饱和状态。并且这种需要饱和不同于新古典消费理论中的餍足点，它通常是出现在正价格和有限收入的条件下。导致需要饱和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后凯恩斯学派所特别强调的需要分类或分层，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原则：需要可分性原则。用消费矩阵和“效用树”方法可以处理需要与消费者支出的分类问题。这时，消费者的总决策过程被分解为一系列更小的多阶段决策，每一类需要中的物品相对价格变化将不会对其他类别进而总的预算配置产生影响。这意味着需要可分性限制了新古典所普遍信奉的价格替代原理的作用，使得自价弹性和交叉弹性在现实中即使存在，也相当微弱。第四是需要从属原则。与需要可分性相联系，不同需要又是分等级的，从作为基本需要的较低等级到可相机选择的较高等级，形成一个需要的金字塔形结构。根据这一原则，效用无法用某个单一尺度计量，而只能用一个向量来表示。不仅如此，不同等级之间的消费预算通常还不具有替代性，在基本需要未满足之前，即使高档奢侈品价格再低，也不会导致对其支出的增加。这也被称为“需要不可逆原则”，它进一步否定了新古典的替代原理。第五是需要增长原理。需要的增长也就是从低层需要向高层需要转移的过程，而这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原来层次的需要饱和了，便会上升到另一个需要层次，这是收入效应在起作用的结果，它显示了收入效应在消费支出演变中的重要影响。第六个原则是非独立性原则。新古典的传统消费理论假定人们可以独立消费，忽略了学习过程。实际上，消费中的偏好不是天生的，他们对于新消费机会的把握或新增收入的支出是通过从经验中学习或对其他人消费模式的模仿来实现的。这表明，人们的偏好、消费行为进而需求结构将依赖于社会关系从而社会经济的分类。
总起来看，后凯恩斯学派新消费理论的特点是，通过深入分析需要的层次结构以及影响需要生成的社会机制，强调了收入效应对于消费行为分析的重要性，这对于支持戴维森(Davidson)关于“总互补性”的经济命题，将宏观模型建立在收入分类与收入效应的基础上，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三)价格理论的深入细化
后凯恩斯学派的重要微观基础之一就是基于垄断竞争厂商行为分析的管理定价或加成定价理论，它与新古典的供求定价理论形成尖锐对立。近年来，这一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细化与完善。首先，纳瓦尔、李(F.S.Lee)等人对加成定价模式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梳理，明确地将其概括为三种基本形式(12)：其一是直接成本加成(又叫管理决定加成)，公式为：(NADC)(1+k)=P，其中NADC为劳动或原材料等直接单位成本，k为包括均摊成本和利润的总加成系数，P为价格。其二是完全成本加成(又叫正常成本加成)，依据成本核算方式的不同它又具体分为两种情况：(1)直接成本→均摊成本→利润逐级加成，即[(NADC)(1+g)](1+r)=P，其中g和r分别代表均摊成本和利润的加成系数；(2)全额成本一次加成，即(NATC)(1+r)=P，其中的NATC代表单位总成本。其三是目标收益率定价，即所定价格将保证企业在补偿正常成本的前提下获得其资本运营所预定的利润率，其公式为：(NATC)[1+(TRR)(VCA)/(NATC)]=P。其中，TRR为目标收益率，VCA为资本值，由于(TRR)(VCA)/(NATC)就等于利润加成系数r，所以它实际上是完全成本定价的变体。李(F.S.Lee)还通过对一百多项有关定价实践的经验研究进行的分析表明，现实中被厂商采用得最多的模式是完全成本加成定价，其次是目标收益率定价，最后是直接成本加成定价。
在上述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加成定价的因素。(13)他们批评了新古典教科书把加成定价纳入利润最大化均衡模型的做法，指出加成定价作为管理定价与边际均衡机制在原理上是冰火不相容的。而就实践来看，大多数工业产品较低的需求弹性和固定成本因素的存在，也否定了试图从需求弹性大小来推导加成大小的可能性。因此，必须跳出利润最大化和供求均衡的窠臼来思考价格决定因素。现实中影响加成定价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在管理定价场合厂商是决策中心，一切将依厂商行为规则为转移。由此形成了四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加成取决于产业集中度与劳资力量对比，产业越集中，市场垄断程度越高，工会力量越弱，厂商越可能提高加成，反之则相反。第二种观点认为，加成取决于厂商对于下述两方面因素的权衡：一方面为了吸引消费者、击败竞争者，需要确定较低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持续的资本积累又必须获得足够的利润。第三种观点认为，加成定价主要取决于厂商战略目标。由于厂商是管理价格的中心，它一定要使其价格决策服务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故而厂商会根据成本条件、市场环境、企业战略等多种因素相机地决定价格。这种机制显然不像利润最大化法则那样具有明确解，但也是可以确定的。第四种观点认为，企业的加成或目标收益率主要由其真实的利润率所决定。总之，企业积累的发展要求、市场集中度、工会影响力是影响加成定价的主要环境因素，厂商则是实际定价决策的核心。然而，也有学者试图证明，即使承认厂商遵循利润最大化法则，垄断竞争市场的定价机制仍然可以成为有效需求原理的直接微观基础，其理由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垄断厂商行为会导致劳动需求曲线呈水平状，这又决定了总需求曲线呈水平状，从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失业增加的局面将不会为弹性价格机制所改变。(14)这显示出，不论是否涉及利润最大化假说，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对于构筑后凯恩斯学派的微观基础都更具有根本性意义。
这种新发展的加成定价理论具有明显的反主流特性：对于管理定价而言，平均成本(更不用说边际成本)曲线不再重要，需求曲线也变得毫无意义，一切将依管理决策目标为转移。其宏观的政策含义也十分鲜明：价格并不能保证市场出清，因而失业或有效需求不足绝非弹性价格机制所能医治。同时，在管理定价体制下，治理通胀也不必以失业为代价，可以通过政府实施价格控制来实现。而刺激扩张的政策也并不必然诱发物价上涨。
(四)分配理论的更新
分配理论的更新主要按照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一些坚持古典传统的学者继续沿着原来阶级收入分配的思路，通过引入劳动市场条件、生产条件等更多的因素来考察分配问题。例如，帕雷(Palley)等人尝试将包含阶级冲突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有效需求原理相结合，构造一种将劳动市场与产品市场有机整合的短期分配模型。(15)帕雷指出，以往的后凯恩斯分配理论由于没有明确引入阶级冲突，使其对收入分配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的解释有欠完美。实际上，劳动市场的劳资谈判力量与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程度，共同决定了收入分配从而总需求状况。为此，他扩展了剑桥分配模型，在将总收入(Y)划分为工资(W)与利润(∏)两大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工资额细分为工人所得的工资(
)与管理者所得的工资(
)两部分，利润进一步划分为留成利润(R)与分红(Ⅱ-R)两部分，而分红又再分为工人红利(
)与管理者红利(
)两部分。即：
。显然，由于考虑到管理者，这时的收入分配包含了两个层面：其一是收入在W与∏之间的分配，其二是工资总额在与之间的分配。前者依然可以用以往的后凯恩斯分配理论来说明，后者则必须引入新机制，这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劳资对抗关系或双方工资谈判力量对比，而这又依宏观经济形势从而总需求状况为转移。此外，再附以下面的行为假定：
，式中的四个参数依次代表工人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管理者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工人红利收入的储蓄倾向、管理者红利收入的储蓄倾向。这样，就可以得出有关分配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新的理论与政策含义了。以往人们对于通过再分配来提高工资究竟会对总需求产生何种影响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刺激总需求(因为工资收入的消费倾向高)，此时的经济也被视为“停滞的”(stagnationist)经济；其二是抑制总需求(因为工资增加、利润降低会导致储蓄和投资激励减弱)，此时的经济又被称为“活跃的”(exhilarationist)经济。然而，在现实中有时这两种倾向是同时存在的，这该如何解释呢？运用上述新分配模型可以说明此种现象的生成机理：如果收入再分配是限于工资总额在工人与管理层之间向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做调整，而不涉及总利润份额的变化，那么从工人支出方面来看会导致总需求增加，而从投资支出方面来看，总需求也不会减少。据说这反映了美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来的情况。由此得出的政策含义是，如果是从管理者向工人方面做收入调整，将总是扩张总需求。如果是从利润向工资做收入调整，则既可能扩张总需求(对于“停滞型”经济)，也可能抑制总需求(对于“活跃型”经济)。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增长与均等化之间将存在替代关系。
如果将上述分析思路动态化，便可以用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扩张与收缩运动，以及工资和利润份额在短期中的波动性和长期中的稳定性。这具体体现在哥德温(Goodwin)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随后又不断完善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中，(16)该模型的基本命题是，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实现自我平衡(homeostatic)的机制。这一机制的传导过程是：当经济高涨时，实际工资提高会导致利润份额下降，这将引致储蓄与投资下降，总需求从而新工作机会减少，由此导致经济收缩和失业增加。这又会使劳动市场上工会谈判力量减弱，工资增长开始减速并落后于生产力增长。于是，利润份额重又上升，储蓄与投资再度增加，经济又步入新的扩张阶段，推动新的实际工资增长，并引发新一轮的循环运动。
分配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更新是另辟蹊径，提出个人收入分配理论。随着近几十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的日益引起关注，一些后凯恩斯学者感到以往单纯注重阶级收入分配的理论具有局限性，便来建构能够与边际主义分配论相抗衡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戈尔巴斯(James K.Galbraith)提出了一种个人收入分配的简单模型。(17)假设一个简单经济，只包含两个厂商(A与B)，每个厂商只有一种要素——劳动。两个厂商拥有同样的递增成本函数，但是面临的需求却不同：A面临完全竞争的水平需求线，B面临负斜率的需求线。两个厂商产品的价格显然不同，B高于A。由于劳动是唯一要素，所以厂商必须将部分垄断收益分配给工人，这样，仅由于垄断权力的存在，便在B与A两组工人之间出现了收入差别，而无须边际生产力的介入。当市场需求曲线等比提高时，A与B的产品价格都将提高，但幅度却不一样，显然A将大于B，即原先由于B享有一定程度的垄断而导致的两组工人工资收入的差别，随着需求扩张而缩小了。这便显示了个人间工资分配差距变化的宏观条件或商业周期背景：它将随着经济扩张而下降，随着经济收缩而上升。
但是，为什么B厂商享有垄断地位呢？这显然与其使用资本设备和先进技术有关，故需要将资本与技术引入分析。于是，戈尔巴斯等人进一步建立三部门模型。它包括：S，竞争供给部门，主要使用劳动要素；C，主要是制造业部门，使用劳动与机器生产消费品与资本品机器，享有垄断权力；K，研究与开发部门，生产知识型产品——该部门积累着以往的特定机器存量和特定的人力资本，也具有垄断地位，不过它的垄断权力具有过渡性，因为它属于熊彼特描述的部门，将要不断地经历创造性毁灭：每一新技术的开发都意味着旧技术的被淘汰。就收入分配而言，K部门工资水平必然很高，C部门的工资水平次之，S部门的工资水平总体来说将最低。K部门的规模和就业紧密地依赖于C部门的资本设备需求，而C部门的发展同时依赖于资本品与消费品需求，S部门则完全依赖于消费需求。所以，K部门的周期性特征最明显，当经济开始扩张从而投资需求增大时，它将首先增长，从而导致高工资群体就业增长，这会在近期拉大工资分配中的不均等。但是，更高收入对消费需求的增加又会拉动C部门与S部门的跟进发展，从而增加较低工资群体的就业和工资收入，进而又会缩小工资分配中的不均等，即出现所谓“繁荣的收入挤压效应”(income-compressing effects of prosperity)。这样便对发达国家的个人收入分配提供了一种新的宏观解说：工资分配的不均等将随着不同部门总需求的运动而变化，投资需求的繁荣将会加剧不均等，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会减少不均等。这一分配理论的发展显示了后凯恩斯学派分配理论进一步面向微观化的努力，他们开创了一个新视角，试图通过不同部门的总需求的变化来论证商业周期与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等之间的动态关系。
(五)提出新的投资金融约束与信贷限额理论
投资是总需求中最活跃和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关于投资的微观基础分析自然占有重要地位。尤尔根森等人曾经发展了一种排除金融约束从而独立于金融结构的新古典的投资理论，尽管这种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引入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而开始考虑到金融约束的问题，但是其基本的新古典格调仍为后凯恩斯学派所反对。明斯基(H.Minsky)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他基于经济与厂商的微观行为分析了现代市场经济所特有的金融脆弱性，实际上揭示了投资面临的金融约束。以后，道尔和沃尔森(Wolfson)等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后凯恩斯学派的信贷限额理论。(18)这一理论建立在下述三个基本概念关系之上：其一是借者风险与贷者风险，由于未来是不确定、非遍历的，借、贷双方都可能“无知”，因而分别面临预期收益未能实现和违约等风险；其二是金融脆弱性，即经济的金融结构随着时间推移将变得日益脆弱；其三是内生的预期变化，即金融脆弱性的内生发展将导致银行贷款意愿变化，最终引起信贷缩减。
基于上述概念，道尔指出后凯恩斯学派的信贷限额理论将可能与内生的货币供给假说或水平的货币供给曲线相冲突。由于在商业周期过程中金融机构日益惜贷，资金供给不再呈水平状，且贷者感知的风险越大，其资金的利率弹性越小。金融体系这种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信贷可供性减少，即出现信贷限额。沃尔森则试图在一个可以融合内生货币供给的框架下来论证信贷限额。他首先将信贷限额定义为，即使借款者愿意支付高利息银行也拒绝放贷这样一种情况。继而提出“未满足要求的边缘借款者”和“非对称预期”两个附加概念，其含义是，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用不着诉诸非对称信息，单是由于借贷双方对于有关项目的非对称预期就会导致一些借款者被银行视为未满足要求者而拒绝放贷。他的具体分析框架包括了两条信贷需求曲线，一条是名义的，亦即传统的需求曲线，另一条叫有信贷价值(creditworthy)的需求曲线，又叫做有效的需求曲线，后者反映了满足银行要求或者银行判断为有价值的信贷需求。在以资金量和利率为两轴的平面坐标上，后者显然位于前者的左侧。信贷供给线是一条水平直线，其高度反映了利率和银行的其他资金成本。显然，银行提供的信贷量只能达到供给线与有效需求线的交点，故名义需求线与有效需求线之间的距离便代表了信贷限额。如果伴随着预期变化银行将提高资金成本，从而供给线向上平移，那么信贷限额将跟着增加。
上述理论通过金融约束的视角，进一步强调了在存在着基本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预期对于投资的重要影响，而这正是反映了凯恩斯本人的投资理论的基本思想。
(六)关于厂商本质与行为的新探讨
厂商理论是后凯恩斯学派近年来新涉足的领域，其基本特点是试图超越简单的交易成本范式，将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战略决策等因素结合起来，探讨厂商的性质及厂商行为对于外部经济的影响。考苓(Cowling)和苏哲尼(Sugden)较早地进行了这方面工作。(19)他们不同意威廉姆森关于市场与厂商作为可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简单二分法，以及其所依以为基础的交易成本说。他们认为，厂商的核心活动不是一套交易，而是战略决策制定。所以厂商存在的基础也就不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而是决策制定的效率。进而，他们将厂商的本质定义为：由一个战略决策中心对生产进行协调的工具。在现代大厂商中(例如跨国公司)，一个战略决策中心下面可能包含多个分支机构或分厂，其所协调的活动既包括市场交易(例如各分厂之间)，也包括非市场性交易(同一分厂内部)。厂商理论应当深入探讨为什么有些活动需要在一个决策中心下面(intra-firm)协调，而有些活动又需要在两个决策中心之间(inter-firm)来进行？这显然比要么市场、要么厂商的简单二分法更为深入。
多尼(S.P.Dunn)等人对考苓和苏哲尼的论述做了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他通过引入凯恩斯和卡莱斯基的思想，试图更明确地阐述后凯恩斯学派自己的厂商理论。(20)多尼等人认为，交易成本问题的实质是不完全信息的问题，而导致不完全信息的根本原因就是作为凯恩斯思想精髓的未来的不确定性。虽然战略决策方法比交易成本的合约方法更优越，但是它仍然离不开不确定性这一核心。厂商为什么要进行战略决策？这显然是出于应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以减少其对自身活动不利影响的需要。所以，如果给出一个更准确的定义，那么应当说，厂商乃是在由不确定性决定的非遍历环境中，处于一个战略决策中心下的生产协调方式。后凯恩斯学派这种厂商观点与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弱化不确定性的思想是相似的，故有人认为可以将它们加以融合。
这一厂商定义具有重要意义。它强调了控制与权力中心的重要性，而厂商控制与应对外部环境力量的增强总是要伴随着它的市场垄断力量增长的。因此，厂商的战略决策行为必然会对市场结构和外部环境产生影响，这与卡莱斯基将宏观经济运行与厂商投资决策行为紧密联系起来的分析传统是一脉相通的。同时，它也反映了后凯恩斯经济学关于厂商投资是决定收入分配、宏观经济波动的至关重要因素这个一贯思想。总起来可以说，将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战略决策等因素结合起来，探讨厂商的性质以及厂商行为对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成为新起的后凯恩斯厂商理论的基本特点。
除了上述基本发展线索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引入人力资本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等等新兴理论概念，探讨新的制度安排下的企业行为所具有的宏观含义。例如，麦考司兰(W.D.McCausland)和塞多习诺(L.Theodossiou)就探讨了企业培训投资对于工资推进型膨胀与失业关系的影响。(21)他们指出，当总需求增加时，对工人的技能要求也在提高，从而伴随着失业的减少和新工人就业的增加企业的培训投资也在增加。这将使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不再成立。首先，由于培训导致工人生产力普遍提高，伴随着失业减少不会产生工资上涨的成本压力，至少在长期中是如此。其次，由于厂商培训成本支出的沉淀性质，导致厂商具有维持稳定的雇佣关系的激励，其雇佣员工数将不随周期的波动而频繁变化，从而失业率与工资率增长(通胀率)之间也不再具有唯一的关系了。由此得出的政策含义是：第一，政府在实行需求管理政策时，不仅要提高就业水平，更应着眼于提高就业质量；第二，政府应当实行鼓励和补贴培训的人力政策；第三，应当放弃简单的、原始的反通胀政策，因为它不仅会降低就业质量，也会减少雇佣关系的持久性。
三、后凯恩斯学派微观基础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借鉴意义
尽管后凯恩斯学派内部仍存有诸多分歧，但就基本的理论构成要素而言，应当说后凯恩斯学派近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微观分析框架。这就是以个人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在非遍历、不确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个人或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优化(既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最大化，也可以是某种经验规则中的适度优化)的行为对总需求与就业或失业的影响，由市场的不完全性和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来推导总需求不足与失业发生的机理，从而进一步强调了宏观经济失衡的市场失灵病根和政府矫正市场缺陷的治理思路。
这一微观分析框架显然不同于主流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其所依托的新古典模式，因为后者是在完全性市场和竞争均衡的假定基础上来构筑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它更明显地区别于建立在理性预期假说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后者虽然根据理性预期假说在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方面实现了高度的逻辑一致性，但是这种逻辑一致性却严重地缺乏现实基础，因为它否定政府干预的基调极大地损害了其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此外，这一微观分析框架也与新凯恩斯经济学形成某种差别，后者通常是基于名义刚性的微观变量分析基础来论证宏观非均衡，并热衷于微观结构性的调节政策。最后，它与同属于非主流派的新奥地利经济学也有着重要差异，后者虽然也强调市场的非均衡，但是却根本否认政府所具有的干预和调控经济的稳定性功能。由此可见，后凯恩斯学派的微观基础分析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体系。
后凯恩斯学派虽然目前在经济学界仍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但这并不影响其学说所蕴涵的重大科学价值。他们的工作填补或修正了主流派(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的，还是新古典主义的)以及其他非主流派的理论空白与缺陷，这有助于人们更加完整地认识和理解具有复杂多样性的社会经济大系统的运行的不同侧面，避免简单化。特别是，他们关注于经济的不确定性、不完全性以及非均衡性等等这些主流派的正规化理论常常忽略或者难以处理的问题，探讨在这些环境下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后果，就更为难能可贵了。可以说，这开辟了微观基础研究中更富有现实意义的新视角，而由此形成的新消费理论、价格理论、分配理论、金融投资理论、厂商理论等等则为人们解读宏观经济非均衡运行的微观机理提供了更富有现实性的新思路。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这里仅指出两点：第一，它们可以促使我们更为完整地认识和把握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全貌，在综合比较与科学借鉴的基础上努力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我们知道，经济世界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经济学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元化。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仅仅反映了不同学术思潮或流派在特定时期被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机构与决策机构所接受或认可的程度不同而已，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在科学价值上存在着优劣之分。它们的观点与视角既有交锋，也有交错，形成不同研究范式的某种分工。况且，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与问题的变化，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也在不断换位，历史上边际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替代、凯恩斯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理性预期革命对凯恩斯革命的替代等等，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吸收就不能采取盲目地追捧主流经济学的态度，也应当关注非主流经济学，在对主流与非主流思想的综合比较中有效地加以分析和借鉴。近些年来以新古典微观分析为基础的经济思潮之所以能够占据主流地位，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总体上保持了基本平稳的态势。但是平稳不等于没有矛盾，故各种非主流的经济思潮也在不断发展。而近期美国金融市场暴露出来的严重危机则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各派经济学说，从而必将导致经济学格局出现某种新变化。道理很简单，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生动地证明了后凯恩斯学派的金融理论特别是它的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的科学性，也间接证明了后凯恩斯学派关于市场经济运行具有不稳定性、非均衡性的理论，而证伪了流行的新古典市场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潮的某些命题，同时，美国政府动用近万亿美元来大规模救市的做法显然也从政策操作层面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的理念。这种情况进一步提示我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学习、研究与吸收、借鉴，应当切忌片面性。我们必须改变盲目崇拜新古典模式、唯主流派马首是瞻的不良倾向，坚持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更加健康地发展。第二，从实践意义上看，后凯恩斯学派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体制转轨实践中的政策研究与设计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借鉴价值。例如，后凯恩斯学派微观基础分析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收入效应(而不是替代效应)对于总需求作用更大，因此通过实行向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工薪阶层倾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有助于同时实现刺激总需求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缩小收入差别从而保证社会和谐的两大目标。这个政策主张是后凯恩斯学派基于对发达国家市场机制进行长期深刻反思的结果，它显然比那些单纯强调“市场化”而忽略政府应有的调节职能的主张高明许多，也比那种只注重总量调节从而只关注经济增长和效率而轻视均等化目标的简单化政策思路更胜一筹。在中国当前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努力使其更加和谐有序运行的背景下，这一政策主张显然是一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科学的政策选择思路，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再比如，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从边际生产力原则转移到劳资对立关系与资本所有权及其投资决策机制的基础上，也为我们探索转轨时期特定的收入分配矛盾及其内在机理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与对策思路。毋庸置疑，边际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现今的市场条件下有其适当的作用空间，例如，对于为什么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趋于下降这个问题，人们完全可以用高校扩招、产业发展滞后等因素来解释，也就是按照供求曲线的模式从而边际分配理论的套路来解释。但是，对于另外那些并非不普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的分配现象，比如劳动者工资福利待遇严重低下，甚至遭受超经济的剥削与强制，像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均衡的边际分析就完全无能为力了。因为在诸如此类的分配过程中，决定分配的机制乃是阶级关系、劳资力量对比，而其产生严重分配不公现象的深层原因则在于制度缺陷，即现有制度安排缺乏对劳动者弱势群体的有效保护和对于资产所有者强势群体的有效制约。这种分配机制恰恰可以用上面提到的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来说明，而他们开出的政策处方也为我们从完善市场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建构的视角来解决此类分配领域的矛盾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些案例也对那些盲目崇尚市场调节可以实现最优分配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警示：在一些地方，劳动者基本权益都得不到保护的条件下，怎么可能用关于他们的所谓“供求曲线”来说明其收入分配呢？进一步地说，在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还存在许多漏洞从而使得一部分国民的基本权利还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条件下，怎么可能还要求减少政府对私人市场的干预呢？应当说，如果在公正的制度保障还不健全的环境下仍坚持新古典的市场调节理念，那只能导致社会经济的病态运行，而由政府或其他政治力量加强对市场活动的干预，并借以修补法律制度漏洞，建构完善的社会制度环境，乃是推进市场体制走向健康轨道的真正要义。这一点在近几年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强调指出，如果说后凯恩斯经济学对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具有的特定价值尚且不应当被忽视的话，那么它对于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的中国来说，其所具有的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就更值得重视了。
注释：
①King,J.E.ed.,The Elgar Companion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3,pp.170—175,252—257.
②Harcourt,G.C.ed.,The Structure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2006，Chap.3,pp.1—5.
③Harcourt,G.C.ed.,The Structure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2006,Chap.3,pp.1—5.
④Dow,S.C.,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003,pp.474—475.
⑤Pasinetti,L.L.,"The Cambridge School of Keynesian Economic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Vol.29.pp.837—848.
⑥Davidson,P.,"Re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1996,Vol.18,No.4.pp.479—508.
⑦Lawson,T.,"The (confused) state of equilibrium analysis in modern economics.：an explanation",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5,Vol.27,No.3.pp.423—444.
⑧Dow,S.C.,"Axioms and Babylonian thought:a reply",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5,Vol.27,No.3.pp.385—391.
⑨Katzner,D.W.,"Why mathematics in economics?",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3,Vol.25,No.4.pp.561—574.
⑩Wray,L.R.and Forstater,M.ed.,Contemporary Post Keynesian Analysis,2004,pp.285—297.
(11)Danyland and Setterfield,M.,"History versus equilibrium? on the possibility and realist basis of a general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equilibrium analysis",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6,Vol.29,No.2.pp.191—209.
(12)Lee,F.S.,Post Keynesian Price Theory,1998,pp.201—218.
(13)Shapiro,N.and Sawyer,M.,"Post Keynesian price theory",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3,Vol.25,No.3.pp.355—366.
(14)Fazzari,S.M.,Ferrl,P.and Greenberg,E.,"Aggregate demand and firm behavior:a new perspective on Keynesian micro-foundations",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1998,Vol.20,No.4.pp.527—559.
(15)Gibson,B.ed.,Joan Robinson's Economics——A centennial celebration,2005,pp.203—224.
(16)Salvadori,N.and Panico,C.ed.,Classical,Neoclassical and Keynesian View on Growth and Distribution,2006,Chap.1.
(17)Holt,R.P.F.and Pressman,S.ed.,A new guide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1,Chap.4.
(18)King,J.E.ed.,The Elgar Companion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3,pp.77—81.
(19)Dow S.C.and Hillard,J.,ed.Post Keynesian Econometrics:Micro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Firm,2002b,pp.60—80.
(20)Dunn,S.P.,"Towards a Post Keynesian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ome Galbraithian Insights",in K.Nielsen,ed.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Ambiguity,Mental Models and Institutions,2004.
(21)McCausland,W.D.and Theodossiou,L.,"Training and hysteresis effects on the wage inflation-unemployment relationship",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4,Vol.27,No.1.pp.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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