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题论文,意义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
1 李约瑟难题的发生
据李约瑟（注：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人，汉名李约瑟，字丹耀，号十宿道人、胜冗子。）1992年所写《鲁桂珍博士小传》，鲁桂珍、沈诗章、王应睐三位研究生1937年到英国学习，尤其是鲁桂珍对他的影响，成了他事业的一个转折点。这是因为“随着对他们三位中国来的研究生了解越深，就越感到自己与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这就引发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从古代至中世纪的中国能有这么多科技方面的重大成就（姑且先举火药、印刷与磁针这三件），为什么现代科学却是只从欧洲发展起来的呢？从此，我也就不再仅仅从事常规的科学研究，而转向中国科学技术历史的研究了（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通讯》第12期(1992)，转引自王钱国忠.鲁桂珍与李约瑟，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李约瑟此时产生的疑问，在其后的论著中以不同方式反复出现，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或“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现择列部分如下：
(1)在1942年发表的“中国人对科学的人文主义贡献”一文中，他写道：可能很多西方人都很难理解，中国思想在我们时代很久以前即已进步到科学的人文主义的程度，尽管它未能使得中国文明独立地发展起近代科学。中国曾有大量的中世纪技术和科学，而在古代哲学方面，中国人与希腊人是并驾齐驱的。在三四百年前，中国的文明水平和生活水准可能超出西欧很多，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其所意味的一切使得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注：原文刊于1942年的Free World杂志，后收入与夫人李大斐合著的《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pp.259-265,London,Pilot,1948)。中文引自潘吉星主编《李约瑟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页。）。
(2)在1948年开始编写、1954年出版的与王铃合写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注：中文版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最早1-5册由科学出版社（北京）于1975-1978年出版。）第一卷第二章中，李约瑟写道：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由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等人所代表的，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性的科学理论基础的科学传统，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者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
(3)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2卷、第16章（晋唐道家与宋代理学家）中他写道：尽管宋代出现了各种科学成就，却没有把中国科学带到伽利略、哈维和牛顿的水平。在元、明两代经过某种停滞之后，除非在历史可能的限度内发生某些意想不到的事件，中国文明不会产生“近代”理论科学，这是十分明显的（注：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Ⅱ,Sect.16,pp.496-50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中文引自潘吉星主编《李约瑟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4)在李约瑟1963年以法文形式发表在法国《思想》杂志上的“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一文中，他写道：为什么近代科学——对关于自然的假说的数学化并具有着对于当代技术的全部推论——只是在伽利略时代倏然出现于西方呢？这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问题了，许多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而作出回答者却寥寥无几。然而，还有着另一个重要性与此不相上下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东方的亚洲文化在把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西方的欧洲更加卓有成效呢？只有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结构进行分析，并且不要忘记思想体系的重大作用，才能最终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解释（注：该文1964年又以英文形式发表在英国《科学进展》杂志上。这里中文引自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迅》杂志社编《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2年第1辑（总第19辑），第6页，朱熹豪译，吴忠校。）。
(5)在1964年发表在《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第4期上“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的开始，他写道：大约1938年，当我首次想写部关于中国文化区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史的客观而可信的著作时，我认为主要问题是，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以来的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或印度）发展，而只是在欧洲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发现至少与中国科学和社会有关的某些东西。我注意到至少还有第二个具有同样重要性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及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将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类实践需要方面比西方更有效得多？（注：该文的英文名称是：Scienc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West，后收入In Bernal Presentation Volume,The Science of Science (ed.M.Goldsmith et A.Mckay,pp.127-149,London Souvenir,1964;repr.London,Penguin,1966)。中文引自潘吉星主编《李约瑟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页。）
(6)1980年李约瑟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评论季刊》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意大利文），题目就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兴起于西方而不是东方？
(7)1985年10月，李约瑟先生在其为Robert K.G.Temple以他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为脚本所编写的China:Land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一书的序言中，最先提到了“李约瑟难题”的发生，所言和他后来在《鲁桂珍博士小传》中讲得基本一样（注：原书由Multimedia Publications(UK)Ltd 1986年出版。中文引自罗伯特.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第5页，南昌：21世纪出版社，1995。）。
除上述引文，还有另外一些相似表述，很难一一列举。据潘吉星先生在《李约瑟集》（附录一）中所列李约瑟博士论著目录(1925-1992)，其1945年后撰写、合写、主编专著共34种，内容几乎全是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1943年后写的论文153篇，也几乎全是关于中国科技和文化史的[1]。如此浩大的由多种语言（直接发表的有英、法、德、意文，译文包括汉、俄、日、丹麦文等）构成的文献，除他自己外没人能遍览。但只要读到他的一本著作或一篇论文，就会感觉到作者内心浓浓的问题情结和孜孜不倦的解题努力[2]。可见李约瑟1937年产生的那个疑问，支配了其后半生的学术生涯，或可说令其久久萦怀，变成了其学术生命中的灵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产生了信仰的皈依（注：1985年李约瑟在给潘吉星所编《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写的序言中，形容自己1937年以后由研究生物化学和生理学一下子转向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科学文化时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这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这是指《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的犹太教徒法利赛人扫罗，在去大马士革搜捕基督信徒的路上，受强光照射，耶酥在圣光中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这件事使他改变了信仰，并更名为保罗，成了基督徒，转而传播基督的福音。），这种皈依促其以后半生的全部精力，组织和参与编写宏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译版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共7卷35册，目前还未出齐）。
2 李约瑟难题的价值
仔细考量李约瑟对这个问题反复而多角度的表述可知，李约瑟难题的价值在于同时叩问了东西方文明，或者说，李约瑟站在东西方文明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首世界文明史，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才产生了自己的疑问。
“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只是在伽利略时代倏然出现于西方”，这个问题并不是李约瑟首次提出的（注：恩格斯在1875-1876年写的《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已论及这个问题，可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60-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是提出“另一个重要性与此不相上下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东方的亚洲文化在把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西方的欧洲更加卓有成效呢？”显然，这里，提问者站在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回首纵览，高瞻远瞩，具有跨文化的眼光，实际上是叩问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历史之谜”。因而可以说“李约瑟难题”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更为可贵的是，李约瑟不但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了被人们忽视了的一个重大史实，还成了向西方人宣示这一史实的“圣保罗”，且又以西方文明史为背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追问这个史实后面的原因。
随李约瑟及其合作者对中国科学文化史研究的进展，其成果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反响。在自然科学史上，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史上，许多新学说在产生初期并未得到学术主流的肯定，有些科学家可能还要为他们的观点和学说付出代价。相对而言，李约瑟在这方面既不是一路走红，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用后半生的努力来追寻一个关于世界文明史的疑问，引起了东西方学术界的足够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环境中，中国学界对“李约瑟难题”萌生浓厚兴趣。但初探时并不注重李约瑟本人如何表述这个问题，而是抓住问题的主旨——“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注：1982年10月16-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迅》杂志社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到会代表74人，论文近50篇。其中24篇被选编成《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一书，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出版。）”。到20世纪80年代末，有了直接针对“李约瑟难题”的学术探索（注：为贺李约瑟先生90大寿，上海《自然杂志》1989年举行了全国性的“李约瑟难题”征答活动，后收到60多篇文章，在1990年11期上选载了11篇。）。随后，开始回头细究“李约瑟难题”的原本表述及其价值和意义。这个过程中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李约瑟难题”是否有学术价值？应该放弃难题还是应该探讨？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这些探索和讨论，展现了多方位的视角和观点，加深了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历史文化意蕴的认识，也加深了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可以说，“李约瑟难题”在这里是一块任人敲击的燧石，它反射的火星在启发敲击者和旁观者，甚至给人类文明史的探索投来亮光。
其间，有学者指出这样一种可能性：李约瑟由于对中国的感情因素和对中华文明明显的个人偏好，可能过分夸大了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水平[3]。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一般来看，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排除感情好恶、特殊的兴趣和价值观念等因素比较困难，从选题到完成也不乏研究者感情和价值观的支撑。李约瑟对中国文化的特殊深情和个人偏好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会在研究视野里投下幻像，也是进行研究的感情支撑和价值落点。所以，“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学贯中西，且对中华文明有深厚感情的西方人，倾其后半生学术精力，对人类文明提出的追问。在整个20世纪，很难找到在中华科技文明史领域比李约瑟倾注更多感情、投入更多精力和做出更多成果的外国人。他的这种人文情怀和半生不渝的科学研究令人赞赏，这种赞赏可能影响我们客观评价和公允对待其成果。故而，李约瑟在一定程度代表一个研究领域，一种理论视野，一种文明情怀。
3 李约瑟难题没有标准答案
“李约瑟难题”的学术价值之所以很高，在于其文化内涵之富。但极富文化内涵的问题，一般也不是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可以肯定，不论是《自然杂志》1989年关于李约瑟难题的征答，还是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探索，学界都没能找到该问题的标准答案。另外，按李约瑟的研究计划，他的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7卷是全书的结尾，内容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社会背景”，是要直接回答自己提出的难题。据《李约瑟集》主编潘吉星介绍，第7卷要对中国的传统科技文化做社会和经济背景分析，讨论思想体系的作用、刺激或抑制科技发展的因素等，目的就是要最终阐明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有较为发达的科学技术，却没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而为什么近代科学反而在欧洲兴起？但目前这卷还未出版，不能一睹为快，且李翁已仙逝。幸而他在该卷中要表述的一些观点已以论文的形式发表。
那么，李翁已发表的观点是否对自己的难题做出了最好的解答？将出版的第7卷是否可对难题做出最终解答？对这两个问题，恐怕不可做出直接回答，而是要转换问题的角度——李约瑟难题究竟有没有标准解？显然，这个问题不存在标准解。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并非所有问题都可解或有解。当然，无解的问题不一定不值得探讨。科学史上困惑古希腊人的三个几何学难题无解，当代科学中关于生命起源、宇宙起源、夸克本性、暗物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文明起源、人类未来等问题，都很难想象会有确定解。这类问题虽无确定解，但却都有意义，探索和追寻答案的过程会开阔科学的视野，加深对自然和人的认识。“李约瑟难题”也属此类。李约瑟难题之所以有不寻常和持久的学术魅力，关键在于它像一个“斯芬克斯”，卧在世界由古代通往现代的桥头，伏在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是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难题有谜底，而“李约瑟难题”却没有谜底，探索者面前总是歧路多多，疑云重重。涉足其中的人与其说会找到答案，还不如说会寻到更多的困惑和发现更多的问题。因为一旦面对“李约瑟难题”，要前进就须跨越东西方文明的历史鸿沟，而且会有视野的限制和文化的障碍。但任何真诚的学术追问，都会在无底的历史空谷中听到相应的回响。
尽管李翁已经仙逝，但其难题对21世纪的学者仍是诱惑。尽管对该难题的意义和根据存在质疑，但该难题的学术价值和魅力不会减少。几十年来在东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哲学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寻找答案的中外学者都只是航行者，而这一难题本身却是海洋，它包含太多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对探索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找到，而且也不可能找到标准答案，但思考这个问题却会找到一种世界文明史的感觉和全球文化视野。在这种全球文化的视野里会看到古代中华文明的吉光片羽，这可唤起有治疗文化自卑作用的“陶旧”情怀；也会触及中华文明的病根，让中国人知道必须“吃西药”和经历疼痛才能现代化。这有助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的世纪对中西文化持平衡心态，在面对世界时自信而不自卑和自负，在世界多元文明并存共进时能有包容之量，善于学习和富于革新。
可以说，“李约瑟难题”是“十宿道人”投入中华文明研究的一支响箭，提醒中华学人从世界文明的角度看中华文明。无言的历史，是科学探索的渊薮，经得起百问千寻，隐藏无穷神秘，具有无限解释空间。从简便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可以说，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治乱循环只是“延续”而没有“发展”，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却无突破。或反过来说，由于中国的科技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革命，没有成为历史的杠杆，所以中国社会没能自己走出中世纪。显然，这种回答只是一种循环论证，不能给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新信息。要深究上述诸问题的性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需对中华文明及其文化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像李约瑟那样，在中西文明的交汇点上“再叩问”中华文明。李约瑟的提问给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研究带来了世界历史的视野和全球文明的眼光，会引发更多的提问。
4 “超李约瑟问题”和“未来李约瑟问题”
一般“历史问题”是时过境迁，人们发现过去的问题，为“历”写“史”。“李约瑟难题”正是此类。另一种情况是“历”超越“史”，即当人们执着于“史”的问题时，“历”出了新问题，且由于新问题的出现，原来的问题就被改写或扩充了。比如，当学界着力破解“近代科学为何首先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产生”的“李约瑟难题”时，中国现代化过程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什么在160年的历史时空中，还没有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这是一个“超李约瑟问题”。这个问题，不论是在历史坐标上，还是在理论内涵上，都扩展了“李约瑟难题”。
对“超李约瑟问题”，同样可从多学科视角探索，也可对问题的根据和意义提出质疑（注：比如“为什么非要中国人在这段时间里赶上西方呢？”“中国的进步比一些国家快。”“现代文明面临危机，中华文明本不必师法。”）。但该问题同“李约瑟难题”有同样的学术价值。如果说“李约瑟难题”把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中国现代化起点之前，“超李约瑟问题”则把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中国现代化起点之后，需反思和审视中华民族近160多年的历史。从特定角度看，这个问题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和研究的核心问题。
进一步看，当我们思考“超李约瑟问题”时，现实中还有更新的问题：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改革开放道路，能否在21世纪中期成为科技一流的世界强国？这个问题是当代人面对的未来问题，充满不确定性，有学术诱惑力和现实挑战性。如果未来中国成为科技一流的世界强国，历史就超越了‘李约瑟难题’和‘超李约瑟问题’；如果这一目标不能实现，就会有所谓“未来李约瑟问题”。[4]
在三个李约瑟问题中，“李约瑟难题”透视中西文明交汇的起点，是饱含“思古幽情”的学术难题；“超李约瑟问题”承先启后，是科技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移植和生长问题；“未来李约瑟问题”则是一个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问题（注：这样的问题在自然科学中也有。如量子力学诠释方向的薛定谔猫，只有打开箱子后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活猫或死猫，未开箱子前猫处于或生或死状态。）。
收稿日期：2003-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