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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5-0024-05
众所周知,21世纪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素质、人才的竞争。1998年,教育部制定了《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次年又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我国的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必须以提高全民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宗旨。这种教育便是人们常说但未必完全清楚的素质教育。知识经济时代究竟需要什么素质的人(才)?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一问题又蕴含着这样一个疑问:如何认识逻辑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个有些沉重的话题。一方面,逻辑在成为MBA、MPA必试内容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高校把逻辑由必修变选修,甚至干脆取消的现象;另一方面,部分学者把逻辑与创新对立起来,认为创新必须突破逻辑思维,发展非逻辑思维;甚至还有学者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要求消解逻辑。这似乎昭示着从实践到理论,素质教育中都存在着对逻辑学认识和评价的错位。
一、以史为镜,优化国人思维结构
比较出真知,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对中西方发展轨迹的影响,不失为一条清楚认识中国传统思维结构的途径。
中国由于气候、地理等因素的限制,形成了东方最大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在文化哲学中凝结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是不能抵制、不能反抗的,更不用说征服了。“天人合一”思想在思维方式上的直接逻辑后承就是整体性思维模式。如何去认识整体?在科技和思想并不发达的古中国,最佳的选择就是直觉、顿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直觉、顿悟并不同于今天的直觉思维和灵感,它几乎不需要什么逻辑过程,因为那种“大全”既不能用概念分析也不能用语言表达,“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中国儒、释、道三家都特别重视直觉、顿悟。因此,金岳霖在其名篇《中国哲学》中写道: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1]。其实,不只是哲学,中国的其他学问也多如此。例如,中国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解释人体五脏之间的关系,这亦是流传至今的中医最基本的理论。但几千年来,与西医发展的速度和高度相比较,也许中医起点要高,但今天,即使在中国西医也比中医普遍得多。为什么中医难发展?这不能不说与中医基本理论没有为逻辑分析留下足够空间有关。简言之,中国缺乏那种可以称得上“逻辑”的传统。中国缺乏逻辑思维传统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国人对作为思维工具的逻辑不太感兴趣。中国古代虽也出现了名辩学,尤其是墨家和公孙龙,几乎离发现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只有一步之差了,但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最终还是没有生长出形式逻辑系统来,其中缘由人所共知。传统逻辑早在1606年就传入我国,但在后来的300多年里,它仍未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现代逻辑传入我国也并不算太晚,金岳霖等逻辑学家为其引进、宣传做了许多工作,但并没有引起多少学者的共鸣。
在古希腊,由于城邦林立,竞争激烈,其哲学文化多强调对立面的冲突。他们把世界分成自然与人,认为人有权支配整个世界。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2]正是这种天人对立的思想,促使古希腊人想方设法去探究自然的原因;正是这种对自然孜孜以求的追问,使得逻辑工具成为必需品。“方法的武器总是为整个体系铸造的,为了完备整个形而上学体系,发现三段论似乎是必然的一步,三段论和形式逻辑正好是成长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之树上的果实。”[3]后来西方继承了古希腊重理性、重逻辑思维的传统,即使在中世纪,逻辑也列在教会“七艺”之中。到了近代,归纳逻辑的出现,更使逻辑蓬勃发展,逻辑被当作一门重要的修养课在各类学校普遍开设,逻辑分析大量应用于实践之中,尤其是科研(如解剖学)方面。
回顾西方历史,比较中国思维传统,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偏重整体直觉顿悟,缺乏逻辑思维传统,而西方的传统却是重理性、重逻辑思维,因而我国在逻辑学研究和应用方面一直落后于西方,这恐怕是我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国家的重大根源之一。不可否认,整体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但一旦科学发展到一定高度,它便很难使科学再提升一层。这种思维方式曾帮助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永远无法帮中国人发现火药的具体成分和在科学意义上解释为什么它具有那样的性质。爱因斯坦认为,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两大基础上的:一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演绎逻辑体系,二是近代实验科学家创立的探求因果联系的方法(即培根为代表的归纳逻辑)[4](p574)。正是有了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西方近代科学才得以稳步发展;也正是缺乏逻辑基础,缺乏逻辑传统,尽管中国有引人称羡的悠久文化,却没有产生一门系统的自然科学,尽管我们历代科举制度培养了500多状元及不计其数的进士、举人、秀才,却没有培养出一名牛顿般的科学家。美国知名学者费正清在论及中国近代科学不发达的问题时也认为:中国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更完善的逻辑系统有关。如果中西方不加接触、交往,二者思维传统的迥异及其后果也不至于使某一方痛心疾首。历史是无情的,面对着西方先进的科技,面对着西方的工业文明,面对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近代中国能说什么,做什么呢?在那段血与火铸成的近代史中,两种异质思维方式的交锋把中国思维结构的弊病暴露无遗。痛定思痛,我们必须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冯友兰说:“逻辑分析方法就是西方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这里的‘手指头’是指点石成金,即发展科学技术的手指。”[5]加强逻辑教育,提高国民逻辑思维素质,优化国人思维结构,正是治疗中国思维生态不合理的特效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的素质教育,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计,为强国富民计,为长远计,都应把逻辑教育放在重要位置。
二、厘清关系,予逻辑在素质教育中以应有地位
素质教育要求对学生实行全面教育,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而这些都必须以逻辑为前提和基础,都离不开逻辑思维素质的提高。
(一)逻辑——教学的基石
素质教育首先是教育,而教学是教育的主要形式。任何教学都可分为两部分:教学内容(学科内容)和教学活动。
学科内容依赖于运用词项、命题、推理等逻辑要素来构建,教学内容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必须预设逻辑。首先,教学内容的编写本身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过程,也必然是运用演绎、归纳、类比等逻辑手段的过程,否则教学内容则无严谨性可言。其次,有的教学内容还特意利用各种逻辑方法和成果。例如,在物理学领域,为了理论的系统化,达到理论范围内运用推理有更大的严格性,并对这些理论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就常运用公理化的逻辑方法。再次,有的学科内容本身就是直接运用逻辑的产物。例如,布尔代数既是设计计算机开关电路不可或缺的逻辑理论和方法,又是计算机硬件的基础设计方法。现在许多学科都把公理化作为学科发展的必要手段。在笔者看来,公理化的学科系统是最理想、最可能产生高效益的教学内容,“公理化方法是一种基本引介客体系统的方法,构造公理系统是把科学理论严格系统化的必由之路”[6]。把握了公理化理论的公理以及初始词,也就提纲携领地把握了该理论,这也便于从总体上研究该理论以及它与未加公理化的素朴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该理论同别的公理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学科内容公理化,既有利于学科建设,又有利于教学上产生高层建瓴、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逻辑在教学内容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教学内容越艰深、公理化程度越高,越要求主体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素质。
逻辑规则、方法是教学活动科学化、高效率化的必要条件。一方面,任何教学理论都要以逻辑为原则,甚至其诞生过程也富有逻辑因素。例如,皮亚杰就曾把逻辑广泛应用于教育心理学,完成了一系列有关逻辑学和逻辑心理学的著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皮氏认为,正是由于数理逻辑等的引入,才使其理论置于最可靠的基础之上,更为科学化、严谨化。理论指导实践,教学理论的逻辑特征必然要求教学活动富有逻辑性。另一方面,具体的教学方法无一不与逻辑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教学方法千差万别,但都不外归为两类:一类是说明式教学法,它是指把学科知识或理论在力求学生理解的基础上,予以条分缕析地论证讲解。这种教学,要求尽量讲清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重视讲好一般规律和概念,重视论证知识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二是探究式教学法,在该教学法中,教师着力引导学生亲身参与探索、体验认知的逻辑过程。其逻辑特性突出体现在通过教师的设问、启发、谈话等多种方式,力求使学生主动发现新旧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教学理论和方法的逻辑性必然要求教学活动参与者,特别是主导者要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素质。
由上可见,无论是德育、美育还是智育、体育,只要是教育,只要有教学,就必然离不开逻辑这一基础。
(二)逻辑在知识型教育向智能型教育转变中的特殊地位
传统教育的取向是培养知识型人才,素质教育的取向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智能型人才。在知识型教育向智能型教育的转变中,逻辑的地位愈发重要,因为智能型教育旨在提高学生的自学,语言表达等能力,而这些都是以逻辑思维素质为基础的。
自学能力是主体获得其他能力的先行条件。在21世纪,这种能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信息大爆炸、知识快速更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就业、失业、再就业已成为社会常态。当人们进入一个与以前知识技能结构几乎毫无牵连的岗位时,也必须使自己尽快具备新岗位所必需的知识技能。这一切都表明,自学教育将成为个人教育的主流。美国教育学家罗伯特。赫钦斯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年轻人在今后一生中能自己教育自己。因此,素质教育要求教育不再只是给学生传授知识,而更关键、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智能、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正如前述,逻辑是教学活动的基石,自学中教者与学者合为一体,学者前面再没有教者引导,这就要求自学者具有更高的逻辑思维素质。
自学者必须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素质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各门学科飞速发展,越来越高精尖化,这也意味着各门学科的抽象度愈来愈高、逻辑性越来越强。这种情形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许多学科向形式系统化、公理化方向进军,符号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学科之中,甚至深入生活的各个角落。学科日趋系统化,生活日益符号化,似乎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如果主体逻辑思维素质不高,就难以驾驭这些符号;难与这些符号系统交流,就谈不上有无兴趣、信心自学的问题。大学阶段的学业颇受自学能力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有学者在大学生中作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刚入大学逻辑思维能力测试成绩优秀者,三年后其各科成绩均优良,三好生、专业奖学金获得者也多出自这部分人;而测试成绩最差者(正确率低于40%),三年后学习上几乎都是后进生,甚至有的因不及格学科累计超过学校规定而被劝退[7](pp157~158)。事实说明,良好的逻辑思维素质是自学能力的基础。
人是语言动物。语言表达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基本的和重要的能力。二战时美国人把“舌头”、“原子弹”和“金钱”称为赖以生存和竞争的三大战略武器,现在更把“舌头”放在“美元”和“电脑”之前,作为新三大战略武器之首。在地球越来越小、科技飞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的今天,人们的交往和交流从来就没有如此频繁过、复杂过,语言表达能力也从来没有如此重要过。语言表达要有“三性”: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准确性显然是逻辑问题,语无伦次的语言无论词藻如何华美,对别人只能是灾难,对自己更是悲剧。惟有良好的逻辑素质,思维才能敏捷严密,谈话、作文才会中心明确、条理清晰、富有说服力。逻辑不但能服务于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还能以独特的逻辑力量赋予语言表达不可抗拒的威力。林肯那篇著名的辩护词已是家喻户晓。斯大林下面这番话也直接说明了逻辑在语言表达中的力量:“使我佩服的是列宁语言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有时虽然有些枯燥,但是它紧紧抓住听众,一步进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演说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觉,从各个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便是失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逻辑是语言表达的骨架,逻辑思维素质是语言表达能力的关键和核心。
智能型教育的目标还包括提高学生的组织管理、预见决策、高效思维、应变等能力。这些能力均受制于逻辑思维素质,有的本身就是逻辑思维素质的具体表现。
(三)逻辑——创新的坚强后盾
逻辑与创新的关系,近年来已成为逻辑界与思维界的热门话题。这一话题又可分为两个层次;逻辑能否出新知以及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的关系。
逻辑能否出新知?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新”字。如果理解为主体未曾意识到的事物,则演绎逻辑也能出新知;如果理解为不为主体意识所蕴涵的可能事物,那么演绎不能,归纳、类比能;如果理解为不为主体意识所蕴涵的必然性事物,则归纳、类比也难说能。我们倾向于第一种理解,理由有四:一是更符合人们的日常理解;二是未曾为主体意识但又为主体意识蕴涵的事物相对于主体意识是“潜存”;三是这种“潜存”上升为主体意识后增加了主体意识的内容;四是这种“潜存”上升为主体意识未必要走演绎路线。另外,有必要对“主体”作一解释:它外延不定,既可为个体,又可指类。例如,不知电灯存在的某甲“发明”了电灯,这一“发明”对他而言便是新知,但于全人类却是旧知。鉴于以上对“新知”的理解,笔者赞同逻辑能出新知的观点:(1)演绎。其出新知主要表现在把已知中所蕴涵的、不为主体意识到的“潜存”揭示、显明出来,使主体更全面、深刻地认识已知。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三段论是发现事物存在和变化原因的工具;数学理论系统就是以少数公理为依据,经过一系列演绎推理建立起来的;正是运用演绎工具,罗素发现了震惊数学界和逻辑界,乃至整个世界的集合论悖论。(2)归纳。归纳是个别经验知识到一般知识的飞跃,结论已超出了前提,有着前提无法蕴涵的内容——这显然是新知。近现代各种发明创造及新发现运用归纳推理的事例比比皆是。(3)类比。类比是据两个(类)对象有若干属性相同,从而推出它们另一属性也相同的或然推理,其含义本身就说明了其与新知的关系。类比推理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创新思维中,它具有提供线索、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作用。“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8]在科学史上,科学理论的许多重大突破就是通过类比实现的。例如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莱布尼兹的乘法计算机原理等。
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的关系。不少人认为创新思维,尤其是灵感,是非逻辑或反逻辑的。笔者以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第一,创新思维与逻辑思维是据不同标准对思维进行分类的结果。创新思维是相对常规思维而言的。逻辑思维与常规思维的外延相等吗?正如前述,逻辑能出新知,逻辑思维亦有创新功能。因而,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外延上是交叉关系;第二,即使是灵感,其过程也有鲜明的逻辑性——在其诱发、触发、巩固三阶段中,逻辑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诱发阶段,同其他创造性活动一样,灵感也始于问题。任何问题都包括三个基本成分——条件A、目标E、A与E之间的障碍集D。当主体意识到不能消除D时,就可能进入冥思苦想状态,形成诱发灵感的态势场。为何主体会意识到无法消除的D存在?这显然是逻辑分析的结果。在触发阶段,无法消除D的原因是A必须联合另外的(条件)信息集B才能导出E。B便是主体冥思苦想、孜孜以求的对象,也是灵感的触发器——一旦它为主体意识检索到,便会触发灵感。无论B源自外界还是潜意识,都必然与D逻辑相关,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难以成就灵感。由于与D逻辑相关且不为主体意识到的集合C的元素可能并不惟一,对B的寻求就显露出一种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B都受制于C,其加上A就能消除D、导出E也说明了灵感触发阶段的逻辑性。在巩固阶段,灵感结果只有通过逻辑论证才可能完善定型、转化为成果,才能在其基础上,“推理一个接着一个”[4](p76),得到新的认识成果。结果的必需论证性和逻辑上的可续发性进一步说明了灵感的逻辑性。其实,不仅仅是灵感有逻辑思维活动,“根据现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一些成果和观点,想象、经验、直觉这些心理活动都有推理,都是思维活动”[9]。
因此,我们认为,逻辑或逻辑思维不但能出新知,有创新功能,而且还是创新思维发挥作用的坚强后盾。正如打牌,水平差者与高手都不按常规出牌。但前者是乱出牌,往往一败涂地,偶尔取胜,也属巧合;而后者往往妙着不断,出奇制胜。二者区别在于,后者经过了严格的牌理训练。因此,“工欲成其事,必先利其器”,主体要想更好地创新,就应该接受逻辑教育,努力提高逻辑思维素质。倘若说素质教育是在建造“万丈高楼”,那么逻辑便是建“楼”必需的“基石”和“水泥”。逻辑不是万能的,但素质教育却是万万不能离开逻辑的。
三、澄清误区,正确认识逻辑学的性质和功能
由于对素质教育特别是逻辑本身的性质和功能认识不正确或不够深刻,某些人不由自主地怀抱了一些错误的想法,陷入了误区。
(一)后现代主义误区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思潮,其主要倾向就是反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逻辑作为理性主义的代表,西方科学的基础,自然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消解对象。后现代主义反逻辑的浪潮也波及到了中国。“现代欧陆人文哲学的基本用力点确可归结为一句话:打破逻辑法则的专横统治,争取思想的自由呼吸。”[10]这些人认为,当代中国也应追随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致力于消解逻辑。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错位。
正如前述,西方有尚理性、重逻辑的传统。启蒙运动后,逻辑学被当作驾御一切的“万能科学”,有学者指出,理性至上的秩序已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但理性、科学和逻辑也并非人们获得人生幸福的灵丹妙药。在高科技社会里,体验着人的异化、资源环境、军备竞赛等问题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的人们,必然会不安进而反思,这也是产生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原因。也许后现代主义的初衷只是优化西方文化结构,但后来似乎走得太远,企图消解逻辑和理性。西方后现代主义消解逻辑的主张如果说对调整西方过分重理性的文化结构还有一定积极意义,那么对本来就缺乏逻辑思维传统的中国文化结构则是弊大利小。
(二)培养逻辑思维不用专门学习逻辑学
有没有不学逻辑也能合乎逻辑思维的情况呢?当然有。这或者是由于实践经验多,客观现实逼着人们合乎逻辑地思维;或者是由于学习其他科学,其他科学中严密的逻辑性引导人们合乎逻辑地思维。不论什么原因,这可统称为自发的逻辑思维。
但自发的逻辑思维是不够的。因为,一方面,自发的逻辑仅凭经验而来,还未提升到理论高度,其结果是,不能又快又准地合乎逻辑地思维。有人向没有受过正式逻辑训练的受试者展示了196个简单的三段论[11](p179)。如:
(1)如果有E,则有H
(2)如果有E,则有H
没有E
有H
所以没有H所以有E
几乎2/3的受试者认为(1)是正确的,而超过2/3的受试者认为(2)是正确的。但稍经逻辑训练的人都知道(1)、(2)都不正确。所以,自发的“逻辑思维”有可能错误,而且主体往往“身在错中不知错”。只有通过专门的逻辑训练,才能从理论高度保证逻辑思维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个人经验总是有限的,当遇到自己不熟悉或推理结构稍微复杂的问题,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沃森等人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四卡问题实验[11](pp179~180):有四张卡片(图1),每张卡片的一面是一字母,另一面是一数字。规则是:如果一张卡片一面是元音,则另一面是偶数。问题是:必须翻哪两张卡片可以证明或否证这一规则?128个受试者中只有5名答案正确,有的人甚至不能理解题意。自发逻辑思维还处于经验、不严密、不系统的阶段,要想达到理性、严密、系统的自觉水平,就必须接受系统的逻辑教育。“我国大中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整体水平不高,尤其是综合推理和复杂推理的能力很低”[7](p157),这一事实,难道不足以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同志们在实施素质教育中深思吗?
图1 四卡问题试验
关于逻辑学与素质教育的另一误区是源于急功近利的思想:既然逻辑与“面包”无直接联系,不妨弃之不顾,改上另外一些热门课程。我们认为,这不是素质教育,而是应试教育的变种,应的是“热门”的试,暂时就业的试。钱伟长教授在谈到21世纪人才时的话语令人深醒:“不是学好一门课就能像这门课所教的那样工作就是了。因为这门课的知识隔几年或几十年就可能没用。如果我们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那么学生通过这门课所学到的逻辑思维能力永远有用。”[12]
正因为逻辑素质如此重要,许多科学家、教育家都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素质,例如爱因斯坦就主张:“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是把专业知识,始终放在首位。”[13]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基础学科目录中,逻辑位居第二;据该组织统计,由世界500多名教育家列出的16项最重要的教育指标中,“发展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也排在第二。在国外,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无不重视国民逻辑思维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而我国一方面传统上有一种对逻辑自发的抗拒力,另一方面国民逻辑素质整体水平不高,因此,素质教育中重视逻辑学、重视逻辑思维素质的培养,就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
收稿日期:200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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