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阳光与希望的田野——分享一代宗师萨缪尔森的睿智与风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师论文,睿智论文,田野论文,风范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3)03-0080-06
萨缪尔森，世界上最难得的一位“经济学通才”，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享年94岁之后，于2009年12月13日与世长辞。作为一代宗师的教科书第16、17、18版和19版(先生在世亲订的最后一版)的主译人，作为这位泰斗的最多受益者之一，我的手机在当天十多个小时内几乎被打爆。随后的一周中，采访的倾盆大雨和追悼的文论鲜花一直在日夜兼程地洒遍神州各地。中国媒体记者的敏锐、才智、执著和高效，中国经济学人的诚挚、感慨、激情与追思，在一位远在万里的教授悄然离世的时候，竟然能够表现得如此地淋漓尽致。而笔者本人也总算着实地体味了一下“怎样才叫真正的学者”：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全球每个角落的同行们都会同时因你而拨冗奔忙。
人生曲折注定要成就这位天才教授
萨缪尔森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3年全家搬迁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居住。犹太血统，也许往往是睿智的象征，诚如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等思想的或科学的巨人；但它也曾改变过我们悼念与分享的这位天才的人生轨迹。
萨缪尔森自幼聪明好学、才华过人。1931年考进芝加哥大学专修经济学，1935年、1936年分别获得该校的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1年更进一步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年仅26岁。在芝加哥大学其平均成绩是A，在哈佛则更是A+。
专注学问并勇于挑战的个性让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校园里的传闻颇多。一次，同学们上奈特教授的研讨课，萨缪尔森也在场旁听。课上萨缪尔森盛气凌人、频频发问，竟使得奈特教授失去控制并大发脾气：“萨缪尔森先生，还是让你来教吧。”
哈佛大学当年的学术传统应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萨缪尔森的犹太血统(也许还有其他因素)，最终还是不能为该校传统权威们所包容。1940年博士毕业后，萨缪尔森不得不去了一家与哈佛遥相呼应的学府——麻省理工学院(MIT)。
人生的曲折往往注定要成就这样一位天才的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当年没有挽留萨缪尔森，也许令他终身难以释怀。为此他更为踌躇满志、锐意进取并大动干戈，很快将MIT的经济系搞得火遍全国、誉满全球，大有超越哈佛之势。萨缪尔森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才，在他所到之处，人们一定能看到面貌会随之焕然一新，一定会出现新的定理或其他各种新的名堂。他看上去可谓来势汹汹、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但在骨子里却非常宽容善良和豁达大度。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有个重要的要素价格定理，最早由萨缪尔森发表。然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罗宾斯教授，在见到萨缪尔森的成果之后，告知萨缪尔森，说记得自己有一位叫勒讷的学生在其一篇习作中也曾得到过同样的结果，并将该习作寄给了萨缪尔森。萨缪尔森认定结果无异后立即加以承认并坦诚赞赏了该生：“的确要比我自己的要早。”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60多年以来一直长盛不衰。在这本领潮流的畅销书的背后，究竟又发生过什么呢?不妨追溯到1945年。当时德国和日本都战败了，美国的大学里挤满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归来的人。同期，经济学也开始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美国的大学生当然应该了解这些情况。然而，作为那一代人中的教师，萨缪尔森“非常遗憾地发现：即使是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也都已严重地过时。难怪初学者总是感到乏味。在哈佛大学和MIT，我经常看到学生们茫然的眼神”。[1]那年他30岁，是个编写教科书或撰写新论文的黄金年龄，而且，由于萨缪尔森当时已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名誉和终身教授的前程等，都允许他有比较多的选择自由。半个世纪后的1998年，萨缪尔森在接受美联社记者的采访时曾说，他知道自己写的肯定是一本好书，但的确没有想到它能好到这种程度。
当然，事情并不总是那样的有趣和愉快。在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当朝弄权的年代，教堂和教室里谴责激进主义的声浪甚嚣尘上，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也在遭受非难之列。MIT一名保守派校友警告校长康普顿说，如果还允许萨缪尔森出书为“混合经济”辩护的话，那么他作为校长的荣誉将会受到玷污。康普顿博士回答那位校友说，他的教员接受审查之日，就是他辞职之时。
这一切，在60多年以后的今天看起来显然有些滑稽。但在当时作为一个公立大学的教师，在许多流行的教科书都被扣上了“颠覆势力”的帽子的岁月里，上述故事可绝对不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一本比萨缪尔森早一年出版的很出色的教科书，影响还未传开，就因被指控为“马克思主义”而遭到封杀。上世纪60年代美国校园中“行动主义”沸沸扬扬、喧嚣尘上，萨缪尔森也曾被勾画成一个自由放任的大鱼吃小鱼的市场制度的卫道士、十足的资本主义走狗。
每一阵冷风似乎都能吹来一个有益的教训。萨缪尔森也因此学会了如何在敏感的争论中如履薄冰。当然，他并非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十全十美。相反，他本可以也应当更全面地回顾和更公平地陈述那些反主流学派的经济学论点，而那样做也未必就会影响到他的教科书，但事实上在这些方面他也许还存有不少欠缺。尽管如此，由于一直能全面而精心地处理主流经济学中的不同派别，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得以保持了它在经济学参考书目中的代表作地位。
萨缪尔森有很多成就，但最伟大的恐怕还是作为一位“经济学教授”。在教室里，他谈笑风生、机智幽默；在事业上，他执教数十载，桃李满天下。最有影响力的学生恐怕要数既有才华又有激情的肯尼迪总统。在推行其著名的“肯尼迪减税”之前，肯尼迪曾专程单独聆听过老师的教诲。另一位出色的学生是伯南克，现今成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伯南克对于他的老师的辞世曾有这样的评价：萨缪尔森是“一位道路开拓者、多产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教授之一”。
萨缪尔森晚年，除了主持修订他三年一版的教科书，还一直坚持为报刊媒体写专栏。2009年10月12日，也即在他仙逝前的两个月，萨缪尔森还曾论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认为“中国将是扭转世界经济失衡的一大关键，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取代美国的消费地位，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他甚至担心：“美国没有亲历过‘30年代大萧条’苦难的新一届总统，很容易缺少更多的人文关怀。”
萨缪尔森的担心和预感竟然能如此中肯及时和神乎其神：不出两年，2011年9月，美国“占领华尔街”等民生运动已在全国60多个城市中如火如荼、方兴未艾；而欧债危机也正愈演愈烈、不知所终；更有甚者，国际上“让中国拯救欧洲”的呼声竟然开始传出并不绝于耳……这些，难道不能体现这位天才教授的真知灼见和先见之明?而根源又在哪里呢?
让“沉闷的科学”变成诱人的富于激情的学科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第19版近年已在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问世。该书首版发行是在1948年，之后大约每三年更新一次，迄今已有了19个版本。60多年以来，这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圣经”，早已被译成了40余种文字，销售总量早已超过1000万册。[2]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长期广泛流行，是一件值得思索和回味的事情。萨缪尔森早在而立之年就在西方经济学界赢得了盛誉。他30岁出版的一项高级研究成果《经济分析基础》，在25年之后为他带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使他成了美国经济学家中第一个享此殊荣的人。
一个顶尖的学者为什么会很早就投身于普及性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如此显赫的成就?
首先，萨缪尔森有一种经世济民的心胸和博学睿智的头脑。在二战后百废待兴、憧憬无限的氛围中，作为一名教师，他所看到的是年轻学生们失望于传统教科书的茫然眼神，他所感到的是“探讨普及经济学的革命性方法的时机业已经成熟”。[3]“为了影响一代人的思想”，[4]萨缪尔森长期竭尽心血甘之如饴。在诺贝尔颁奖致辞中，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林贝克曾经这样评价：“萨缪尔森在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方面的贡献，已超过当代任何一位其他的经济学家。他事实上是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领域。”[5]
其次，萨缪尔森博采众长、善于折衷，是一位海纳百川的高手。在第19版也即他最后一版教科书中，萨缪尔森还在卷首加上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声明，精准地选用了“有限的折衷”来总结、概括和标识自己的经济学生涯。萨缪尔森一直认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由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两部分构成，前者可以用微观经济学加以分析，后者则可用宏观经济学进行论证。“萨缪尔森开拓性教科书的功绩在于：它第一次成功地将(当时)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6]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宏观经济学”一词，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问世之前，甚至还不曾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词典中。[7]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萨缪尔森所采用的一整套市场分析方法，如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等，迄今仍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典范。[8]
再次，萨缪尔森具有博爱的师长情怀和非凡的沟通才能。萨缪尔森的第16版和第17版的书前都有一句看似平常却意境迥远的题辞：“献给我们的孩子和学生。”萨缪尔森不仅桃李满天下、读者千百万，而且还是一位6个孩子的慈父和15个子孙的家长。萨缪尔森深感：“若要让‘沉闷的经济学’变成激动人心的学科，以恢复他的本来面目，那么，即使是很一般的经济学图表，也都需要重新加以设计。”萨缪尔森还专门附加了一章“如何读图”。为了更恰如其分，他甚至“踏破铁鞋”地采撷了一句很有点鲜见的“中国谚语”，来作为该章的题头格言。在讨论国际贸易的时候，他曾独具匠心地绘制了一幅特别的“世界地图”。在该图中，各国的位置性状仍赫然可辨，但版图大小却不再取决于疆土面积，而是取决于贸易份额。
最后，萨缪尔森既是语言巨匠，也是幽默大师。在缜密漫长的理论思辨和沉闷枯燥的逻辑推理中，《经济学》教科书的读者总是有幸能不时地为作者的语言艺术所感染，不时地为一种自然幽默的风格所触动。例如，在讨论“边际价值决定价格”的时候，萨缪尔森会提醒您应当切记，是“狗尾巴在摇动狗身子。”又如，在讲解国际贸易政策时，他将“关税”比作“撒在轮船发动机里的沙子”；而在讨论投资乘数效应的时候，他又用“拨动小提琴弦”加以类比。此外，在介绍马克思的“专栏”中，他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让旧世界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而后又加以呼应：统治阶级确实在这位伟人的影响下颤抖了一个多世纪。
让经济学持久地“站在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确开创了一个崭新而持久的典范”。[9]研究经济学的历史学家，像那些研究地球上骨骼与化石的古生物学家一样，通过考证《经济学》的第一版如何修订成第二版，并最终成为今天这个版本的，来确定各种经济学观点的盛衰年代。
尽管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凯恩斯革命”的局限性逐渐暴露，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也遭致了许多的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曾有一本评论性专著《批萨缪尔森》，指责他过于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辩护，其篇幅竟然等同于萨缪尔森的教科书。[10]而到1997年第16版推出之前，美国评论界又有人认为萨缪尔森过于追随凯恩斯，其15个版本的教科书基调“体现了一种对政府干预功能的信任和对市场运作后果的担忧”。该文还指出：“由于总是着眼于短期总需求，《经济学》低估了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的重要性。又由于凯恩斯所担心的问题，即‘人们往往会储蓄过多，从而会导致经济紧缩’，《经济学》的许多版本都隐含着一种‘反储蓄’的基调。”[11]
近年釜底抽薪式的挑战应该说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他写道：“在实质上，这(指新古典综合体系)就是把经济学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在一个部分中，当社会的经济资源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宏观理论便能够适用；在另一个部分，当社会的资源达到充分就业时，微观理论就发生作用。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很少关联的理论体系在教科书的写作和课程的教学上得以反映出来；先讲微观、后讲宏观，或者把次序颠倒过来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济学者们已经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提出了疑问。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只有一套，而非两套。然而，这一观点却没有在现有的任何教科书中被反映出来。”[12]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竞争是创新的动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滞胀”这个经济学难题出现之后，经济学界已深感“新古典综合派”的解释力已经达到极限，并呼吁要“寻找一个新的凯恩斯，他的突如其来的洞察能力将会发展出一个理论来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13]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不停滞又不膨胀”的“新经济”展现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则更是大声疾呼：“需要超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原理。”萨缪尔森第15版《经济学》发行之后，一些评论家已经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14]同期，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已经开始在国内外引起轰动；鲍莫尔的教科书呼声也很高，截至1997年已经出了七版，而更早的利普西和斯泰纳的教科书，在1981年就出到了第六版。
令人困惑、感叹与折服的一点是，1998年萨缪尔森教科书的第16版也即“50周年金版”诞生之后，其人气指数又再度如日中天。加里·伯克曾评论道：“凯恩斯曾不无自嘲地说过：‘长期看，我们都属于死亡。’在经济学第16版问世的今天，我对此似乎不再敢苟同。看来，我们的脉搏还依然相当的强劲。”而萨缪尔森本人甚至不无自豪地宣称：“已经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15]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正在重新崛起……”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50周年“世纪金版”中译本的首发式上，我们曾播放过萨缪尔森为我们特别录制的《“金版”中译本发行贺辞》，并宣读过他的《致中国读者》的亲笔信函。萨缪尔森写道：“就政治经济而言，中国无疑是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党政领导和广大民众已经选定了用市场竞争机制去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其迅速发展的今天，已经特别地需要我们这本教科书来为您服务。”
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无疑异常严峻。例如，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步骤，新兴经济体与成熟经济体接轨的合作模式，从“模拟市场”切换到“成熟市场”的临界条件和成功关键，切实向民间资本开放垄断产业，有效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尽快挪除居民消费的“制度性障碍”，危机“救市”中从倚重(政府)投资走向倚重国民消费、从强调“中间需求”到强调“最终需求”等，此外，对于GDP、双顺差导向的成就和困难，都需要经济学者进一步努力借鉴和创新。“美国经营全球经济”进程中，已经在很多领域反叛了他们自己的经典经济学。[16]
经济学是一门帮助人们增强洞察能力和保障选择效率的学问。经济学有许多定义，就当今中国读者而言，笔者感到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马歇尔的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其二是罗宾斯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个侧面，即目的和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的手段之间的关系的科学。”[17]
坚持不懈地将“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性偏好假设”结合起来，[18]经济学提供了各种范示，可以帮助我们在确定目标、选择手段和保证效率之间获得一种均衡。科学家应否长期担任行政领导?现阶段“学历学位”是否比“就业机会”更加“稀缺”?“金融海啸”之后应否多做些“时间密集型”的事情，如生孩子或读MBA?经济适用房的装修应否追求豪华?是否应该用当“负人”的办法去购买第N套住房?A股在“十二五”期间或党的十八大之后应否期待有一轮大的行情?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寻找一种一般性的参照“解”。日常生活中，你看到的是情怀各异的芸芸众生，是特殊；而在经济学中，你遇到的将是具有“自利”目标和“理性”手段的“经济人”，是一般。找到了一般，显然有助于比照出特殊。认真系统地学习经济学之后，你将会用一种同以往迥异的目光去审视整个世界和关注中国经济改革。
你所关注的可能不再仅仅是价格如何上涨，而是会这样地问：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需求拉上”还是“成本推进”?你所看到的“房地产调控”，可能不再仅仅是呼吁“降价”和声讨“暴利”，而是能否“扩大供给”和“缩小需求”?你所困惑的“大牛市”，可能不再是机关单位如何三令五申“不准上班炒股”，而是会反思：中国股市现阶段的内在法则是“(资源)配置”还是“(财富)分配”?你所重视的“新农村”建设，很可能不再仅仅是“剪刀差”、“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而是“丰收悖论”、“蛛网理论”和“边际消费倾向”。而你所担忧的“民工荒”和“用工荒”，可能不再仅仅是农民工的处境如何尴尬，而是会想到“二元结构”如何变动和“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还有，你所关注的“二次救市”，也可能不再仅仅是批出多少国家项目，而是会问：“中间需求”(渔船鱼网)究竟有多少能够转换成“最终需求”(买鱼吃鱼)?总之，你会发现世界从来未曾变得如此地生机勃勃和趣意盎然。
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说得好：“在我当学生的20年中，最令我兴奋的课程是我在上大学一年级时所选的连续两个学期的经济学原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门课改变了我的一生。”[19]无怪乎萨缪尔森敢有一句豪言：“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会在乎是谁在为它制定法律，又是谁在为他起草条约。”[20]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不仅能够让初学者迅速地概览主流经济学的全貌，而且还能不断地刷新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制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知识。在西方它堪称一部“流动的经济学百科全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西方经济学的交流和碰撞，对于中国新一代人力资源的素质乃至整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显然已经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工具，如“需求管理”和“比较优势”等，都已为政策制定者所驾轻就熟。在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的岁月里，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量化宽松”的风浪中，在反思“过度储蓄”和谴责“过度消费”的争议中，在呐喊“美元退位”和顶住“美国重返亚太”的国际压力时，中国党和政府的气魄和明智，中国13亿人的沉着与坚实，都已经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济学的阳光正在洒遍希望的田野，中国经济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中率先走出，收入分配改革大幕已经从容拉开，民间资本正进入传统的六大垄断行业，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国际化”正在酝酿，“人民币互换”的周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楼市奇迹”和“卖地财政”已经引起政府和业界的高度警惕和反思，十八大以后的雄伟蓝图正在徐徐展开，“城镇化”、“民营化”和“低碳化”的新浪潮正在华夏广袤的热土地上日夜兼程地涌动和激荡，甚至，新能源、ICE和物联网等依稀成型中的世界经济的三大新产业和新增长点，也在中国被提上议事日程……一代宗师生前所愿的“重新崛起”，正在中国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萨缪尔森所愿的也许更多更多。他不仅让我们更深刻地去领悟“什么是学者”和“什么是教授”，不仅让我们更认真地思索“什么是大学”和“什么是大师”，而且让我们更热切地探讨“什么是科教兴国”和“什么是人才强国”。在伟人已经离去的今天，翻开他最后亲笔的这部教科书，难道我们不应该想得更多更多?难道我们不应该做得更多更多?斯人健在时，“不用扬鞭自奋蹄”、“于细微处见精神”；斯人逝去后，“化作春泥更护花”，甚至，“于无声处听惊雷”。
激励新一代严谨治学、奋发进取、后来居上
《经济学》第19版问世之后，新曲线出版咨询公司总裁刘先生和副总裁陆女士，在最佳时间就亲送原著与笔者商谈中文翻译问题。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国庆长假。
鉴于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影响，每一版从英文原著到中文译本发行，其间所要经历的环节真的远非一般读者所能想象。包括作者、国外出版社、国际版权代理、国内出版社、中文翻译团队、编辑团队乃至图表美编等，无不有新的要求和希望。这次又遇一特殊情况，商务印书馆要求先将本书列入该社经典系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然后再为年轻学生出“教材版”。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第10版)就出自该社该系列，后来走了一大圈：第12版在中国发展出版社、第14版在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第16版在华夏出版社、第17、18版在人民邮电出版社，现在的第19版，也是萨缪尔森在世的最后一版，又回归商务印书馆，这也许是一种圆满。
每一环节的新希望和新要求，都意味着新的选择和新的磨合。其结果，第19版的中文翻译合同，直到2011年4月才得以签字。按国外出版社和代理机制的要求，我们只能进行倒计时。于是，合同留给译者翻译全书的时间竟然只剩下非常可怜的4个月。好在新曲线公司两位经验丰富的制书人似乎都有先见之明，英文原著一直“不耽搁”地放在我手中，到签合同前已满18个月。本能和“路径依赖”告诉我，自己早已被萨缪尔森“锁定”。义务与职责、光荣与梦想，都令我“波澜誓起”并未雨绸缪。
事实上，我动手布置翻译是在2010～2011年寒假开始前，而在那年春节开学后我就几乎已拿到同学们的全部译稿。这比合同所签定的“开工时间”要提前4个月。现在想也许不足挂齿，可当时心里还真不是“只有一点发毛”。现今大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可谓非常稀缺，贸然动用是需要“豁一把”的，而这并不是我的一贯风格。
参与会战的主力基本上是笔者在北大经济学院指导或授课的世界经济专业的年轻学者，他们天资聪慧、基础厚实、素养良好、精度较高。初稿收齐后，主译人不得不深感青春年华之弥足珍贵。可见，主选正在兴旺时期的年轻人，的确是一种明智，尤其是在“新经济”时代。在上世纪那激扬的90年代，美国的年轻人曾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建设热情和创业气魄：怀揣着一项专利、饱含着一腔热血，“到西部去”，“两年，赚足2千万美元”，曾经是美国“新淘金热”的口头禅。相比之下，中国的年轻才俊所甘愿选择的却是另一种宁静淡泊的“学术淘金”：为中国的“知识经济”创建和教材建设贡献聪明才智。
有仗于整个团队的献身精神和萨缪尔森的感召力，也得益于主译人多个立志经济学的研究生弟子，翻译工作可谓应者云集和顺风顺水。分工动员会上，我们播放了萨缪尔森的传记和各版花絮，如十多年来参与各版翻译工作的师兄师姐们的照片和记录等。而在那以前和以后，笔者也曾做过多个讲座，结合新版经济学的内容，提取难句和新句，给同学们系统地讲解翻译技巧和名家经验。翻译过程中，同学们不分中外、不计名利，尽心竭力、相互切磋。少数不能过关的译文，主译人都要特请“从译文中发现的尖子生”顶上去重译一遍，以免主译人“瓶颈”过窄、精力不济、影响大局。“何物羡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分享萨缪尔森的动力源泉当属充沛。首先，大家都有点“高处不胜寒”之感。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图书商报联合主办的“新中国60年600本最具影响力图书”评选活动中，“财经类”著作共计入选了41本，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译著也荣列在榜，被认为是“以不同的姿态影响和改变了几代中国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在那以前，“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50周年”的两次“全国最具影响力图书”评选中，《经济学》也都曾不负众望、连续当选。这个记录虽然远非百尺竿头(事实不过是狐假虎威，毕竟只是译著而已)，然而，在心存感激的同时，主译人及其团队除了竭尽愚钝、奋发进取，难道还敢有过多的喘息?
其次，读者的错爱与鞭策也难以闪避。“我们都是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的一代人。”19版翻译工作接近尾声之时，笔者曾收到一个手机短信，是湖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名“自学经济学”的乡镇干部。最特殊、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封寄自秦城监狱的明信片。信中写道：“请允许我向您及您的助手们表示真诚而深切的敬意!……正是由于阁下主译的这本《经济学》(第18版)，温暖着我冰冷的每一天，使我在prison的生活更理性更有价值。若有机缘，我愿意资助阁下翻译出更多更好的经济学著作。”该信中英文字都写得非常好。
最后，萨缪尔森的学术睿智与治学风范始终是一种无形的激励。尤其是在他留下绝版从容离去的日子里，追思和悼念之情可谓绕梁不绝，北大学生尤其是翻译团队的成员们肯定也不会例外。今天，在老人去世3周年、且其绝版的主书、单行本和学习指南的翻译工作均告一段落的时刻，不妨允许我在此提请各位再度为一代宗师萨缪尔森先生默哀片刻!14年前他曾在北京翠宫饭店(以其录像发言)出席过我们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的首发式。他那睿智机敏的谈吐和铁骨铮铮的风范，他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前景的无限憧憬，他对于中国“转轨经济学”潜在诺奖得主的由衷呼唤，至今仍深深地映刻在笔者和全体与会者的脑海中，必将激励中国新一代经济学人永远“不辞劳苦”，并如同马克思名言所说“有希望到达科学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