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解释李约瑟之谜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之谜论文,新视角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02-0054-11
根据现有研究文献，在公元前300年的战国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已经有了十分显著的发展。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土地的私有制和自由买卖，劳动力实现了高度分工，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有了很大程度发育。①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相对发达，从而促进了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迅速传播。在元代以前，中国对科学技术发展已作出重大贡献，从而使古代中国众多赫赫有名的科学家被载入世界科技史史册，比如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墨子、甘公、石申、张衡；从三国魏晋到盛唐两宋的刘徽、祖冲之、一行、沈括、秦九韶、杨辉等人。②
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仍占世界份额的32.4%。③但是，中国经济在宋代达到鼎盛以后人均收入就开始停滞不前。④欧洲因为14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并在18世纪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此后人均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欧洲GDP从1820年占世界比重的26.6%迅速上升到1890年的40.3%，人均GDP年均增速从1700-1820年的0.22%增加至1820-1952年的1.03%。而中国在整个近代，经济一直停滞不前，人均GDP在1820-1952年间甚至还下降了，同期GDP占世界的比重则从32.4%下滑至5.2%。⑤
明朝前期，中国无论市场、外贸、金融还是各类经济组织都要优于欧洲和日本。⑥大运河沿岸城市如临清，成为主要商业中心，商人云集于此，贩卖布匹、粮食、陶器、纸张、皮革、茶叶、食盐等。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宋朝以后中国人均收入开始停滞不前，但宋朝时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发展活力，人口增长加速，农业有了显著的进步，专业分工与贸易得到较大发展，城市经济变得更加繁荣。⑧这说明，人均收入的降低并没有阻碍当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弗兰克的估计，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了30 000吨白银，日本生产了8000吨，除去在美洲以及转运中流失的部分，最终流入中国的可能有7000吨到10 000吨。即使保守估计，中国也占有世界白银产量的1/4到1/3。⑨白银的流入，说明中国在世界贸易当中处在顺差的地位，已开始具备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弗兰克认为，中国宋元时期的制度基础比明清时期还要好一些。“在中国的流通领域里有一种实际货币和计算货币的空间组织方式，基本上类似于殖民地时期以前的印度、中近东、近代早期的欧洲以及西属美洲的组织方式”。因此，在明朝末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早期迹象。⑩也就是说，中国在明朝以前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相对领先西方世界，明朝以后这种“萌芽”不但没有发展甚至出现停滞。为什么在古代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在近代明显落后了？是什么妨碍了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一直困扰学界的李约瑟之谜。
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11)然而，工业革命毕竟没有在中国发生，而是出现一个拐点和“大分流”现象。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经济迅速从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
传统的历史观似乎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再也不能像古代那样飞速发展，是因为西方国家发动了鸦片战争，将中国卷入了近百年的动乱时期，这似乎成为国内主流理论解释经济停滞和无法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外部原因和理由。事实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1978年，不再有战乱，在1952-1978年间，GDP增长了2倍，人均实际产出增长了82%，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8%，经济结构出现了转变。(12)但人均GDP在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2.34%，虽然经济上仍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人均GDP仍低于同期世界2.56%的水平，GDP占世界的份额从1952年的5.2%略微下降到1978年的5%，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同期日本6.66%的水平，也低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新中国成立30年后，民族全面复兴之梦并没有实现。在麦迪森教授看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源于四个方面：首先是在毛泽东时代彻底变革了财产权，各阶级的利益分割局面得到了全面而彻底的重新划分。其次是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汲取农业剩余价值，采取了压制农业、发展工业的发展战略。其实，这种观点在林毅夫教授那里也得到了验证，为赶超发达国家，新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才像其他东亚地区经济一样出现奇迹般增长。麦迪森教授指出，中国在1978-2003年间实现了人均收入每年6.6%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超过了所有其他亚洲国家，而且大大快于美国和西欧的增长速度，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中国人均GDP水平从世界平均水平的22%提高到63%，中国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从5%提高到15%。(14)根据最新GDP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 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如蔡昉所说，中国迄今最有希望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大国。(15)按照他的观点，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之梦肯定会实现。盛衰的历程就是一段知往鉴今的历史，更是启迪未来的开端。因此，从历史的维度上整体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脉络，或许能够解开李约瑟之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似乎并没有给李约瑟之谜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古代中国有过曾经的辉煌，只是近代100多年来衰败了，西方的侵略似乎也不能全面解释这种衰败，即使是国内外已有的解释也不能全面解释在没有战乱的1949-1978年期间中国经济为何出现停顿和反复，因为整个国家经济虽然在政府威权体制动员下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经济效率非常低下，经济总是在发展与停顿中不断反复，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本文的逻辑结构是，首先梳理国内外各种对李约瑟之谜的解答，其次根据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脉络的归纳提出对李约瑟之谜的新解，最后是结语，认为加快市场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路径。
李约瑟之谜：制度与技术变迁
姚洋将李约瑟之谜的解答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中央集权说。戴尔蒙德是这一学说的代表之一；(16)第二类是制度说。黄仁宇引用诺斯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17)第三类是戴尔蒙德所说的“英雄理论”：科学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以及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和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林毅夫教授也持这种观点；(18)第四类是思维方式说。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是因为中国人重实用，而轻理性；第五类是资源—经济约束说。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19)是对李约瑟之谜最具代表性的解答。(20)而孙晔也对李约瑟之谜的各种解答做了整理：(21)第一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代表人物是Jared Diamond，他认为中西方文明发展演化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各地区地理环境的不同；(22)第二种是文化与宗教决定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对东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西方在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充满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科学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种是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论。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与中国同为封建制的农业文明，科学革命发生的背景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的逐渐兴起，新兴资产阶级对于人本与自由体制的追求极大地改善了科学研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环境，而其所从事的工业化生产对科学技术的强劲需求成为科学发展源源不断的推动力；第四种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是一个被国内外广泛认可的学说，该学说由Elvin提出，并经Anthony Tang和Kang Chao进一步引申论述。(23)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对李约瑟之谜的传统解答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1.经济结构与制度假说
发生在15世纪的中国与西方的“大分流”和大转折，导致中国传统经济未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原因是中国传统经济中市场发育遇到了传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制约。(24)
在经济结构方面，14世纪初到15世纪的欧洲面临频繁战争和自然灾害，使得欧洲经济陷入萎缩和危机，封建领主制的迅速瓦解、相对独立的工商业城市的兴起使得经济体形式更加多元化，为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生存和竞争的需要又迫使欧洲把目光投向海外，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为原始资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及提速提供了物质保障。(25)进一步地把目光聚焦到当时的中国，以租佃制为主的封建地主制，农业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市场经济力量，部分农户在商品经济程度不高的条件下，无力参与市场交换，这种自给自足行为为维持家庭生计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并不是出于主动参与商品经济和交换的需要。这种类型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体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户无需参与市场交换，形成了耕织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并因此导致我国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基本特征。(26)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央集权阻碍经济的发展，因为任何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都会受到来自国家的剥削和限制，中央集权制度阻碍了国际贸易和学术交流，这使得中国被孤立于逐渐形成的世界市场之外。麦迪森曾说，在农业经济之外，中国的官僚行政体制却阻碍了一个独立的像欧洲那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出现。(27)工商阶层的羸弱使有势力的工商市场力量不能崛起，一方面既妨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滋生和可能引起的社会结构和增长模式的巨变；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使大量的农业过剩人口滞留于农业产业中无法流动和转移。这样就使得农业受人口压力而出现所谓“内卷化”、“过密化”趋向，牺牲了农业生产效率，工商业发展缓慢、停滞。(28)
黄仁宇引用诺斯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与欧洲相比，中国的产权制度保护不到位。(29)韩晶通过模型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说明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制度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促进与阻碍作用。她从制度角度破解李约瑟之谜与中国奇迹之谜，指出前者在于缺乏有效的产权体系，而后者正是基于不断进行制度创新。(30)杨建德、王云胜，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是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产权及其保护制度。(31)比如说，英国率先建立了鼓励创新和技术发明的专利制度，1624年诞生的《独占法》就是英国的第一部专利法。由此可见，正是完善的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成为工业革命发生的基本社会条件。
按照黄仁宇的观点，没有产权制度，只在乎维持由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和道德品质所支撑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商业动机，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32)因为中国的工商业者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的产权法律的保护，任何带有私人性质的东西都是不安全的。
2.技术需求不足假说
技术需求不足假说其实就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该学说由Elvin提出，并经Anthony Tang和Kang Chao进一步引申论述。(33)该假说认为，宋以后人口膨胀使得人均耕地下降(和平第认为人口增长幅度大约从宋初的5500万左右上升到宋末的1亿。其他学者有着更高的估计，Zhao和Xie认为达到1.08亿，Durand认为是1.23亿，而Elvin估计是1.4亿)，(34)一方面，劳动力的充裕，使得社会对节约劳动力而发明新技术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农业剩余价值被激增的人口吞噬，难以形成资本原始积累，形成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但是Dernberger发现“技术需求不足假说”不能解开李约瑟之谜。因为，20世纪初中国工业中有较高的劳动力—资本比率，而中国人开设的企业数量远远超过外国人所有的企业，其数量之比超过10∶1。这说明高的人地比并未抑制中国对新技术的需求。(35)
姚洋通过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重新考察了李约瑟之谜。他认为，初始人口—资源禀赋的差异是造成中国和西欧在18世纪之后的文明分岔的原因。这一理论和Elvin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学说是一致的，但纠正了Elvin学说中的逻辑错误，并发现了形成高水平陷阱的两个重要前提，即工业中存在规模经济以及人口增长符合马尔萨斯原理。姚洋认为，中国的农业投资回报一直高于工业的投资回报是造成资本没有大幅度流向工业的很重要的原因。原因在于，清代的人口激增(从清代以前的6000万至1亿发展到19世纪中叶的4.5亿)使得人均土地拥有量大幅减少，土地价值骤增。以土地为主要投入的农业带来了高额的回报，而工业投资反倒缺乏吸引力，这样，剩余资本当然主要流入了高水平的农业经济中，这样的循环更造成了工业的低投入和低水平，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产生。姚洋的另一个论据是在清代中晚期南方存在大量不在村的地主，这些人自己住在城里，如果不赚钱或赚钱很少，他们自己在村里买地又能做什么呢？(36)
林毅夫则认为，该假说的内部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相对便宜和人均剩余减少，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极端缓慢为前提的，农业生产潜力都是技术的函数，如果技术的发展没有受到障碍，由人地比率引起的均衡陷阱就不可能发生。此外，他还通过对这一阶段中国人口数量变化的研究说明，经验数据并不显著支持这一论断，即较快的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着较高的人口增长率或较低的人均耕地拥有量。(37)比如14世纪末人均耕地占有量估计要比11世纪末高出50%左右，甚至比10世纪末高出10%左右，17世纪中叶的人均耕地占有量也比11世纪高，如果说人地比率可以作为迄止12世纪劳动替代型发明不断涌现的一个通行解释的话，那么，14世纪、15世纪和17世纪中叶的技术创新还应该更高一些才合理。(38)对农业剩余被较高的人地比率消耗殆尽的说法，林毅夫也给出了自己的论据，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平均每年的积累率也高达24.2%，(39)与此同时，农业技术基本上仍然停留在传统水平上。
孙晔基本上同意林毅夫对Elvin的反驳，但孙又补充了两点：第一，按照该假说的研究，中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大大低于欧洲，而且是在农业技术有一定或缓慢提高的前提下，农业产业必然储备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无法消化，这恰恰需要其他产业特别是手工业或工商业来帮助消化和吸纳大量的剩余劳动，这一点恰恰应该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驱动。第二，该假说只不过在试图说明，宋以后中国的技术进步在放缓或停滞，而我们真正要讨论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近代的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我们可以作一简单假设，假使中国在宋以后的人口数量和人地比例基本维持宋代的水平，是否就可以保证中国的科技水平不落后于欧洲，抑或科学革命就会花落中国。基于以上的论述，他认为“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不足以成为解释李约瑟之谜的主要理由。(40)
3.技术供给不足说
李约瑟曾认为，中国社会是“官僚体制”社会，这一制度的产生主要是为了维护农业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没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产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非常适合科学进步，但是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41)李约瑟的观点可以看作早期的从技术供给角度来解读李约瑟之谜的一种尝试，林毅夫则提出“技术供给不足假说”。他认为英国最早爆发工业革命的关键在于其较高的技术创新率。中国14世纪之后落后的原因在于技术创新速度的停滞，即技术供给不足，他进一步将技术供给不足的原因归结为，14世纪以后“中国没有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转换到基于科学和实验的创新上来，而同期的欧洲，至少经由18世纪的科学革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变”。
为了具体说明该假说，林毅夫从技术发明模式差异的角度进行论述，构建了一个技术创新发明模型。林毅夫认为，在前现代(pre-modern)时期，技术的积累主要依靠人的经验，可以归类为“经验性试错”；而进入现代时期后，技术的发明主要依靠科学实验，可以归类为“实验性试错改错”，而专门从事实验的研究人员重复的实验消除了人数规模对技术发明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林毅夫的技术创新模型中得到一些基本的结论：(1)发明出一项更好技术的可能性是试错次数的增函数；(2)发明出一项更好技术的概率是前面各次随机试错产生的最高生存率技术的负函数；(3)科学知识存量的增加和现有材料质量的改善，都会使发明的可能性增加。从技术需求和技术供给的角度对李约瑟之谜的分析可以说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都存在一些问题。
林毅夫在批驳前人观点和自己的技术发明创新模型基础上认为，中国在“实验性试错”的技术创新发明中落后了，并不是因为官僚体制约束了重商主义的形成，而是因为中国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42)。
也就是说，既不是儒家伦理、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也不是科举制度本身抑制了中国进行科学技术革命，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激励结构。在欧洲，根据学识和才能录用受过专门训练的政府官员仅开始于拿破仑时代，大约比中国晚了一千多年。但欧洲的官僚阶层从未享有过中国文人学士们的那种社会地位和权力。在西方，权力是相互牵制的。到了宋朝，这种专门培训政府官员的考试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强化。(43)赵显明的研究似乎更能证明林毅夫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在隋唐时期，自然科学很受重视，人们做官不一定都走尊孔读经一条路。到了元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唯一的仕途之路，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尊孔读经的人被称为“名士”；从事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是只有“雕虫小技”的“小人”，在社会地位、生活待遇上都十分低下。因此，举国上下对于八股取士全都趋之若鹜，再也没有第一流的人才献身科学事业了。(44)
朱淀在林毅夫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型，用以解释李约瑟之谜，模型结果显示，在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率越高，技术进步速率越快。不过，到工业革命前夕，技术进步内在机制发生变化，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速率呈负相关关系，却与人口存量呈正相关关系。(45)这似乎是从实证的角度佐证了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其中技术进步内在机制发生变化，可以归结为从技术供给不足的角度来解读李约瑟之谜，内涵就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激励结构的变化阻碍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4.技术抵制假说
赵亚奎研究了传统文献中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基于“技术供给不足假说”和“技术需求不足假说”两个视角的研究，将利益集团的偏好引入现存的分析框架，尝试从技术抵制的视角对李约瑟之谜来做一个解释。
虽然西方在近代科技革命发生之初也存在着广泛的技术抵制，但是其后一个较为自由的“思想市场”的形成，使得利益集团成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剩余的受益者，从而使得他们成为新技术的“消费者”。而对比此时的东方中国，利益集团往往是新技术的“提供者”，当合理的预期到新技术的出现对其潜在的收益造成损害时，将会对新技术进行抵制。(46)
通过林毅夫的技术供给不足假说，我们也可以发现，仕途是中国经过培训的精英分子最好甚至是唯一的出路。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中，谋求体制内的更高位置而不是寻求技术和科学上的发展成为人们毕生的追求，即便有新事物的出现，哪怕有人发现某种新事物很有价值，去研究和考究，也会因为和自身的“官本位”利益没有丝毫关系，导致这种新事物在无形的思维中被抵制了，如果包括上层因为害怕新事物威胁政权稳定而从政策上进行有形抵制的话，那么这种“技术抵制”将显得更为严重。只有抵制技术，才能保证他们的收益能够稳步增加或至少不会被侵蚀。从而任何可能引起该官僚体制改变的行动都会被及时制止，正如钱文源所讲的那样，在这样一个大一统的体制内，这种对新事物的抵制将非常有效。(47)
以上四种假说都从不同层面解读了李约瑟之谜，并且在四个假说中都有市场因素的考量，从经济结构和制度层面的解答，实质上进一步证实了市场力量受到传统自然经济的“内卷化”；而从技术需求不足假说和技术供给不足假说两个角度给出的解答，可以简单归结到西方经济学的供需结构内容中去分析，只要供需之间存在不均衡，那么市场均衡就很难达到；技术抵制说是对技术供给不足假说的补充，所以也可以归结为市场因素的分析范畴。
市场化改革、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应该说，经济结构与制度假说、技术需求不足假说、技术供给不足假说以及技术抵制假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对李约瑟之谜做了较为详尽和合理的解释。但是，这些假说并不能解释1949-1978年间经济的停顿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根据已有对李约瑟之谜的解答，我们提出另一种解读，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后，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因素：第一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提出“市场抵制假说”；第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对个人权利的敬重(主要包括经济权益、个人发展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措施)。(48)
历史分析表明，英国最早爆发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的急速推进，一方面为工业新技术的采用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另一方面则为机器工业的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生产新技术的大规模采用作为一个改变生产函数的要素配置过程，是在市场调节下实现的。赵凌云指出，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15世纪都是经济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时，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市场开始挣脱封建因素的桎梏，获得长足发展。市场力量迅速成长，最终扩展到整个社会经济领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力量。在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的发展在唐宋元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顶峰，到明代中期陷入停滞甚至萎缩，最终未能冲破自然经济的藩篱。(49)
Schmookler-Griliches提出的市场需求诱发性发明假说表明，只有当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时，才具有足够的诱发相应新技术产生的激励。真正有意义的技术发明只有在市场上才可能得到采用并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实质性作用。(50)
对于前述对李约瑟之迷的各类解释，其深层因素都可以归为“市场抵制假说”。因为有一个共识，自唐代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有了很好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经济在古代有了一个很好的发育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即自然经济。我们都知道市场力量虽然一度在中国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古代市场力量的成长始终未能达到突破自然经济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转变的临界值，这可以称为自然经济对市场经济的抵制。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其实有很多，施坚雅把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共存的现象称为“小农自足的世界”的“基层市场共同体”。(51)黄宗智认为，随着人口增加，人地比提高，耕种规模狭小，更需要以织助耕，更需要市场体系相应地发育和扩大。明清以来，由于人口的压力，出现了“过密型商品化”，这种高度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奇特地并存着。(52)出现了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并存，但市场经济却不能够冲破自然经济的禁锢，市场在发育的过程中逐渐营养不良，以致最终减弱甚至消失、在某种程度上被自然经济消亡，反而巩固了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制度对市场经济的抵制。自夏商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一个官营主导型的社会，中国的奴隶社会一直实行国有土地制，自秦汉直至明清的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也是主要形式。与此相应，官营手工业在奴隶、封建时代也主宰着当时的工商业社会。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商品经济在外来影响下开始有所发展，但主导形式仍是官办、官营或官商合办、官督民办，即官僚资本形式。(53)因为，“重农抑商”始终是工商政策的主流。即使在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情况下，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加剧导致农民的产业间流动：转向官私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部门。但由于种种限制，这种流动仍有很大局限性。(54)黄仁宇等提出的产权制度说，其实都可以归为“市场抵制假说”，中国相比较西方社会之所以没有完整的产权及保护制度，其本质原因还是各个阶层没有对市场的重要性形成正确的认识，在“科举制”和“重农抑商”的抵制下，中国经济难以在传统的经济结构内部演化成以逐利为基本导向的市场化体制。
即使是林毅夫所指出的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和激励结构，由于整个社会通过科举制度进一步固化了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导致中国历史一直处于非市场的体制之中。因为，市场体系可以成为经济快速增长和生活标准提高的发动机，限制市场机会的政策可以造成限制实质上的个人权利扩展，而这种扩展本来是可以通过市场体系、主要是通过由它产生的全面经济繁荣而获得的，(55)因此，正是个人权利的缺乏抵制了中国历史上的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奥秘就是：对个体权利和个体权利扩张的敬畏，推动了社会发展；而中国历史上一直崇尚中央集权，这种过度集中的政府权力必然会形成对个体权利的侵蚀，从而使社会难以发展和产生创造力。从另一个方面看，个体权利是伴随着市场化而成长的，但越来越独立的个体权利意识，势必对政府的权威形成挑战。
正是传统中国体制下个体权利缺乏，更由于没有个体权利扩张的空间，阻碍了市场力量的壮大。由此，仕途似乎是人们的最佳选择，科学和经济的繁荣似乎就不可能了。1922年，著名哲学大师冯友兰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我不妨大胆的下结论，中国没有科学，因为中国所定的价值标准，不要有任何科学……中国的哲学没有科学求证的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所要了解的只是他们自己。”(56)其实冯友兰的言外之意是，正是缺乏真正的个体权利，他们能够并且热衷的也只能是关注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文化大革命”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阵营，成为专政对象、“臭老九”。这种错误理论使得肆意破坏科技队伍的行为合法化。(57)如果说从近代以来，正是因为中国缺乏完整的个体权利意识，才导致中西发展的“大分流”，那么进一步地，“文革”十年的动乱和经济停滞也可以归结为缺乏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因此，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对市场的双重抵制，最终导致中国没有形成完全意义的市场体制，而是形成了中国古代独有的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约束和扭曲市场及其成长的力量。反过来说，没有彻底的市场化，人们也很难获得真正的个体权利。因此，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与个体权利形成相互影响的正相关关系。
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是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和谐相处时期，我们可以将1949-1978年期间定义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年代，只不过此期间计划因素占的比重很大，换句话说，这个时期计划经济抵制了市场经济，符合“市场抵制假说”；1978年到现在我们可以定义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时代，这个时代市场因素占的比重多。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趋于完全的市场体制和个体权利的扩张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为考察市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卢中原和胡鞍钢修正了Samuelson模型，并研究市场化指数对GNP增长率的贡献程度。该研究选取了1979-1992年的投资市场化指数、价格市场化指数、生产市场化指数和商业市场化指数加权合成市场化指数来研究市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得到的结论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即市场经济机制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计算显示，在1979-1992年期间，GNP增长中约有14%来自市场化改革的贡献。(58)
结论与展望
古代中国市场发育曾有过辉煌时期，市场力量曾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局面中，市场力量似乎没有任何优势，自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吸收、消化和化解了这种力量的作用；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及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扼制和扭曲了这种力量的成长和运作；哪怕是1949-1978年改革前这段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市场发育自身的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市场发育最终必然导致市场力量的作用趋于微弱，市场始终不能成为独立的经济体制因素，市场力量始终未能成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主要力量。而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将近30年里(改革开放以前)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也是相对落后的。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传统体制被描述成“全权统治”、“总体性体制”、“总体性权力”、“总体性社会”或全能国家，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社会；是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功能于一身的体制。(59)因此，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救亡图存、追求民族振兴，从洋务派的自强求富梦、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天国梦、维新派的改良梦、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梦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梦，这些梦在市场力量微弱的体制下没有实现或者说实现的只是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上甚至出现了“中国模式假说”，中国梦(从温饱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正在一步步地稳步实现，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梦”实质上就是一场不断改革的梦，而且是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梦。无论是国家的繁荣昌盛还是人民的幸福，市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毋庸置疑。郑永年指出，中国梦就是改革梦。(60)虽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温饱梦”我们已经基本实现，正如周文、赵方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总量扩大，人均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上升，经济体制基本实现成功转型，政府治理方式成功实现转变，国际地位显著上升，为实现民族复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61)但是，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梦依然需要面对很多问题和困难。
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使得原有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出现某些制度的不配套，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脆弱以及收入分配的恶化等诸多问题。从个体权利的视角，我们认为，在许多经济类型中，发展过程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用自由的劳动契约和不受限制的人身迁徙制度来取代依附性劳动和强制性劳动体制。(62)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劳动力的约束性流动，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最终阻碍市场力量的壮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仍然是一个收入较低的国家，到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12%、日本的23%以及韩国的31%。(63)市场因素，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取得了重大成就。林毅夫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必然有很多体制不完善，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这种不完善还有很多是作为过去双轨制遗留给政府而造成的扭曲，(64)即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市场因素没有完全发挥主导作用，经济发展了，但人民群众却越来越不满意。总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越位，市场化不到位，存在政府替代市场的现象。本来不是政府管的事情，政府偏要习惯运用“看得见的手”去触摸市场，而忽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二是市场泛化，这主要体现为政府缺位。(65)
因此，在未来的后改革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之梦，就必须改变发展的思维，当一个社会已经正在从温饱型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会出现多样化。因此，面对未来，中国再不能以传统的思维模式来发展经济，传统路径取得的辉煌并不能说明一个模式会永远正确，需要总结和反思以利于更好的发展。深化市场化改革，按照周文的观点，必须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优化社会结构，推动对个体权力的尊重和敬畏。(66)
总之，要实现国强民富的中国梦，破解李约瑟之谜，必须从市场化改革着眼，加快传统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消除计划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因素，中国才能全面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使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
①Chao,Kang,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An Economic Analysis,Stanford:Stanfor University Press,1986,pp.2-3.
②(44)赵显明：《试析程朱理学的兴起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
③Maddison,Angus,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OECD,1998.
④Balazs,Stefan.Beitra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T' ang-Zeit(618-906),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u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Jahrgangxxxiv.Berlin:Gedruckt in der Reichsdruckerei,1931.
⑤(13)(37)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⑥相关论述参考以下研究著作：安哥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彭慕兰：《大分流》，史建云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国斌：《转变中国：历史变化和欧洲经验之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⑦雷鸣、邓宏图：《宋、元、明、清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演进——一个比较经济史的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⑧(12)(14)(27)(34)(41)(43)安哥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⑨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07-208页。
⑩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何时并未形成定论。根据比较权威的史料研究，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明朝晚期，即嘉靖、万历年间。吴承明、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1)Eberhard,1956; Elvin,Mark,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Tang,Anthony," China Agricultural Leg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28,October 1979; Needham,1981; Chao,Kang,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An Economic Analysi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5)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16)(22)Diamond,Jared,Guns,Germs and Steel,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99.
(17)(29)(32)黄仁宇：《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18)林毅夫，"The Needham Puzzle: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143,Jan.1995。
(19)Elvin,Mark,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20)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
(21)(23)(40)孙晔：《近年来经济学界关于李约瑟之谜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24)赵凌云：《从市场发育与演变的悖论看中国传统经济衰落的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5)陈启能：《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2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28)(54)王亚娟：《传统农业社会农户兼业化行为趋向的效率分析》，《人文杂志》2002年第1期。
(30)韩晶：《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31)(53)杨建德、王云胜：《李约瑟之谜的新制度经济学解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33)Elvin,Mark,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Tang,Anthony，"China Agricultural Leg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October 1979,Vol.28; Chao，Kang,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An Economic Analysi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35)Dernberger,Robert F.,"The Role of the Foreigner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1840-1949,"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36)姚洋：《地域、制度与李约瑟之谜》，《读书》2003年第1期。
(38)(42)胡书东：《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林毅夫》，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9)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45)朱淀：《高水平陷阱——规模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型——李约瑟之谜解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46)赵亚奎：《技术抵制：理解李约瑟之谜的一个新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47)Qian,Wenyuan,The Great Inertia:Scientific Stagnation in Tradition,Longdon:Croom Helm,1985,p.91.
(48)(55)(62)(63)详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49)赵凌云：《从市场发育与演变的悖论看中国传统经济衰落的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50)Schmookler,J.，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Griliches,Z.,"HybridCorn:An Exploration in 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Econometrica,Vol,25,No.4,1957.
(51)无为：《1993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2)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危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6)转引自胡菊人：《李约瑟与中国科学》，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8年。
(57)刘跃前：《“十年浩劫”中的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科技进步与对策》1994年第4期。
(58)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经济研究》1993年第12期。
(59)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走向社会重建之路》，《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9、10期。
(60)郑永年：《“中国梦”就是改革梦》，http://app.cankaoxiaoxi.com。
(61)(65)(66)周文、赵方：《改革的逻辑：从市场体制到市场社会》，《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5期。
(64)参考林毅夫在获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后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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