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形成毛泽东思想——与沙健孙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战争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时期论文,土地论文,沙健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了《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4期所载沙健孙的文章《土地革命战争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下简称沙文），颇受启发。但是沙文中的一些观点，我们认为还有待讨论。现就沙文中的两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
第一个问题，沙文提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什么会连续发生“左”倾错误。这个问题，沙文主要是引用了毛泽东的分析。1937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比较全面地从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上，分析了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沙文还补充了1956年毛泽东指出的王明主要错误“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沙文认为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都同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因为共产国际当时存在“左”的错误，中国党就照搬了共产国际的做法。我们认为，连续三次发生“左”倾错误主要是中共党认为党内右的思想严重，不间断地反右倾的结果。同时，也是党内缺乏民主作风，实行家长制统治的结果。
毋庸讳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和连续发生“左”倾错误负领导责任，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则执行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示，应负主要责任。大革命失败时，为了纠正右倾错误，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7月下旬，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华，宣布中共中央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此，反右倾成为中共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政治上使党有新的出路，组织上使党有新的生命”。（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第221页）但会议基于对国民党残酷屠杀政策的愤懑和右倾错误对大革命的危害，“左”倾思想明显增长。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对此，周恩来在1944年3月所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说:1927年“八七”会议的缺点是，“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人的人身攻击……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从此，很长时间内，党内把陈独秀等同于右倾机会主义者，只要提右倾机会主义者，不言而喻，就是陈独秀。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先后给党中央写过几封信。信中认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现时群众虽有斗争，而拿它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88页）他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认为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书》1927.11.8，《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因此主张“偏重经济的斗争”提议用“四不”口号唤起农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48-449页）中共中央在获悉陈独秀的主张后，在广州起义前夕，有“非常欣慰”、“非常之必要”等表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45-446页）并在肯定陈独秀经济斗争、“四不”口号等基本策略的同时，又指出其不足。然而，广州起义失败后，陈独秀的低潮论遭到否定，连原先被中共中央认为“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的“四不”口号，也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志。尤其是陈独秀的“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等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48-449页）更被说成是“超等机会主义者论调”，是以前“政客式的落后的，不信群众力量，不见群众力量，简直没有群众的估计”，甚至称之为“虚伪老成的机会主义余毒。”（《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9期，1928.2.2）
对这些“超过事实的指摘”，陈独秀表面上“默不答辨”，但他期待中共六大“新中央”受许多事实的教训，将能够自己醒悟过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8-43，第113-129页）能对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加以相当的矫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04页）
中共六大之后，中共中央基本上纠正了瞿秋白“左”倾错误。经过一年的努力，党在白区的组织得到相当的恢复，根据地的红军也由小到大顺利地发展着。但是，中共六大并没有从理论上、思想上及时肃清“左”倾错误，相反自1929年下半年随着共产国际及苏联方针、政策的变化，党内“左”的思想有了抬头的趋势。1929年共产国际陆续来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8页）在这种背景下，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多方面修改了“六大”的理论和路线，强调反富农，强调“直到现在，右倾还成为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批判“六大”有关党内民主生活原则所产生的“误解”等等。这又为继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提供了条件。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准备以铁血来保卫苏联”，（《红旗》第33期，1929.7.31）动员人们“到街上去”，以“表示我们驱逐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与拥护苏联的决心”。（《红旗》第35期1929.7.31）此时，陈独秀“深深的感到中央牢不可破的继续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因而“挺身出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8-43）》，第130页）陈独秀借中东路事件就中国革命一些问题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信。他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是“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等等。（《红旗》第37期，1929.8.7）中共中央即刻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陈独秀向中央讲攻，是过去机会主义的复活。为了否定陈独秀所说的“夸大”的策略错误，党中央不是强调白色恐怖，就是认为“客观的形势的发展超过主观的力量”。（《红旗》第55期，1929.11.20）为了以实际行动给机会主义者以坚决的答复，中共中央顾不上吸取“八一”示威的教训，提出了“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政治的、经济的），发动群众不断的举行政治的示威运动，一切飞行集合、群众集会、罢工、巡行、集队演讲，都应成为今后的经常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53页）以致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后还不敢大胆挽回，以避保守、取消之嫌。直到陈独秀开除出党已确定不移时，中共中央才理直气壮地承认策略上的种种失误，但又说明这与机会主义取消示威的路线毫无共通之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57页）
开除陈独秀以后，中国革命形势高涨理论步步升级。中共中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乃更加严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28页）因此，不是检查思考为什么“这样严重的反取消主义的斗争，并没有能同时克服党内一切右倾危险，而且右倾危险竞同时在各个方面发展起来”，而是主观地估计“即令接受坚决反对取消主义反右倾错误的同志，仍然可以在实际斗争的策略上犯有右倾的错误”，（《红旗》第85期，1930.3.19）甚至以反对取消派为名，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所谓“调和派”。1930年4月11日《中央关于与机会主义取消派作斗争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信》，更是提出“党内右倾思想（如富农路线、黄色倾向等）及调和派的作用，是取消派在党内继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必须实行不懈斗争，否则就是“根本助长了取消派的活动，实际上就是破坏了党的组织，阻碍了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危害最大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王明也正是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崭露头角。
在中共中央对陈独秀借中东路事件发表意见的批判中，王明凭借其在苏联所获得的理论素质，如鱼得水，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主要撰稿人。从1929年9月10日至1930年3月，短短半年的时间里，王明先后在《红旗》上发表文章30多篇。王明的文章机械地照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框架，公式化地评价理论是非。王明夸大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分歧的重要性，把分析陈独秀错误的本质和来源，及与陈独秀作斗争看作是“每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当前的紧急任务”。（《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1929.9.7）王明认为陈独秀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1929.9.7）王明这一说法虽然未被中共中央所采用，但其影响不能低估。与王明文章同期发表的一文，就强调机会主义分子是“破坏党和分裂党的源泉”，提出“不顾惜的与这些分子作战，并且丝毫不留情的驱逐他们出党，这是无产阶级的党之发展和巩固的唯一道路”。（《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1929.9.1）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王明发出这样的评论：“革命的陈独秀变成了反革命的陈独秀”，“陈独秀始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红旗》第57期1929.11.27）王明这样评价陈独秀的目的是借开除陈独秀而强调“目前主要实际政治危险是右倾思想”。（《红旗》第56期1929.11.23）王明认为“我们不但未太过于注意暴动的责任，太过于注意一般的政治口号，太过于注意一般革命运动的背景，而是相反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落后特别表现得明显”，（《红旗》第56期1929.11.23）因而他鼓吹暴动理论，认为“反对进攻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的目前两大任务，只有中国工农兵武装大暴动才能完成”。（《红旗》第58期1929.11.30）认为“只有‘变反苏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尽其国际的阶级的和历史的作用与任务”，并且相信“拥护苏联”的口号将“随着事实发展的过程而转变成实际行动的口号”。（《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1929.9.1）王明的这一思想终于在1929年12月《中央通告第六十号》和次年1月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中得到了体现。一年后，王明“左”倾错误就得以上台。可见，王明的“左”倾思想就是在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发展，壮大以至泛滥。
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不断反右倾这个原因外，同时在党内缺乏民主作风、实行家长制统治也是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中共成立后，一直到党的“五大”，都是陈独秀任总书记，陈独秀缺乏民主作风，不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统治。到瞿秋白、李立三，也是这样，而王明更甚之瞿、李而以太上皇自居，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带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以“左”倾错误得以连续发生而且持续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在相当长的一般时间内不间断地反右倾及党内家长制统治，导致了“左”倾错误连续泛滥。
二
第二个问题，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问题。
这个问题，沙文提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提出和开辟，中国共产党人学会系统地独立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确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并未成为全党的共识，并未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认为要真正弄清楚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必须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区别开来。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有其科学的内涵。1981年6月党内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新决议》），集中回答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了确切的规定，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新决议》的这些表述，准确地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其一，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理论。
其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种发展完全是中国式的、民族化的，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其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长期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是全党的共识，是全党行动的指南。
其四，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创立者。
既然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具有确定内涵的科学概念，和毛泽东的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我们在考察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候，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出发，既要考虑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又要考虑它是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更要考虑它是全党的指导思想，全党的行动指南。离开了这几个方面，就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及实践，虽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但是，它的提出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被全党所接受，也没有立即成为全党的行动指南。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党的农民工作加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开始建立。但此时的中共中央还未认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极大的长期性以及以主要力量到农村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尽管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先后遭到失败，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经过摸索走向农村，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城市中心论仍是全党的共同看法。
1928年6-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会明确肯定党应在农村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但肯定在农村搞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并不等于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主要在农村领导革命上。因此，“六大”仍然强调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并且认定“农民的暴动只有在都市中革命潮流高涨并受工人阶级指导的时候，才会胜利”。大会认为，轻视农民斗争固然是很大的错误，“过于重视农民斗争”“也是一种极不正确的倾向”。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在大会上批评中国党在一些地区“重视农民，甚于重视工人”，认为中国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准备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准备工作，主要是建立城市工作，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以便“以城市工人领导农民的自发暴动”。有的与会代表还指责采取“乡村对中心城市取包围形式的暴动策略”是“带有农民意识”的表现。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全会的政治报告指出：他们认为中国像西欧各国一样，大城市的经济力量可以统治全国，所以大城市的暴动成功以后可以影响小城市及乡村；而在中国，则找不到一个城市的力量可以统治全国。”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和帮助”。同年9月，根据周恩来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由陈毅执笔起草并经过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也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农村斗争这样发展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33页）尽管如此，党内占主导的认识是，农村武装割据应当搞，但它的主要意义仍然在于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根据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全党对此的认识不仅仅是初步的，基本上只限于井冈山根据地，而且党内的认识还存在严重分歧，以至产生激烈的争论。
1930年4月8日中央给红军前委的信中，就批评了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认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极端错误”的保守观念，“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6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第一次以路线分歧的严重性批评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完全与中央路线不同”，“是狭隘的游击战略”。6月15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彻底否定。1937年初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照抄照搬苏联国内战争经验，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1931年初，王明在他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提出“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否定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9月1日在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否定毛泽东提出的红军战略战术原则，反对毛泽东在根据地建设中提出的土地革命路线。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全盘接受和贯彻中央九月指示信，严厉指责毛泽东主持的苏区中央局的正确政策和做法。
所以，沙文也承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战争和乡村工作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性的正确意见，即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接受。党的中央机关仍然设在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没有放在领导革命战争和农村根据地建设方面。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及其开辟，还没有为全党所接受，还没有成为全党统一的指导思想。
那么，毛泽东思想到底什么时期形成？形成的标志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明确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的提出和初步阐述。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新决议》也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据此我们认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的提出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标准。二是毛泽东成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为全党所接受。这条标准对考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如果毛泽东未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他的思想理论就不可能被全党认识，承认并接受，就不可能成为全党的行动指南，那就谈不上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两条标准相互依存，相互连接，缺一不可。根据这两条标准，我们认为，1938年9-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及其决议，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
1930年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及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在文章中，毛泽东一方面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91年版，第111页）另一方面又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91年版，第101-110页）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得出正确的阶级估计，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我们的斗争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需要调查研究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91年版，第111-112页）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就是实事求是。在文章中，毛泽东还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国情”。（《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91年版，第115页）这一思想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二是中国事情要由中国人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这实际上是独立自主思想。毛泽东在文章中还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91年版，第115页）他号召人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这实际上是群众路线思想的提出。
但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正确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广大党员认识到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是正确的，特别是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开始认识和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所以，会议根据大家的发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虽然主要是讲军事问题，但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所以这个决议是从军事上开阔了全党的思想，使全党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一个比较完整和正确的认识。特别是全党从总结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中认识到，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不是灵丹妙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样，遵义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标志着党在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密切结合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尽管党内许多人逐渐认识和接受毛泽东的思想，但这时毛泽东仍未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国。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系统地提出右倾投降主张，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方针，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方针，反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十二月会议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张开始并在党的领导层中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毛泽东后来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随后，在1938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主要发言，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右倾投降主张，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规战上，忽视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战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还未确立。因此，毛泽东思想还未形成。
随着抗战第一阶段的结束，中日战场已成为一场持久战，国民党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日、积极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越来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毛泽东这期间的巨大理论工作进一步从思想上武装全党；共产国际也进一步明确只有坚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才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才有统一战线的巩固，才能进行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9-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全会首先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据王稼祥写的《国际报告》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形成亲密团结的空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接着，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问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对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91年版，第534页）在会议的结论中，毛泽东突出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问题，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91年版，第524页）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指出：“中共扩大的六次中央全会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的工作及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94页）很明显，六届六中全会全面肯定了毛泽东的政治、军事路线，全面肯定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也首次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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