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研究——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企业集群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虞城县论文,集群论文,卷尺论文,河南省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04)02-0136-08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近10年来，在市场力作用下自发形成的小企业集群令人刮目相看，如河北省清河县的羊绒业集群[1]、河南省孟州市的皮毛加工产业群[2]、偃师市翟镇的针织业集群[3]、虞城县南庄村的钢卷尺产业集群等等。这些集群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惠及的优越区位、没有城市工业那样雄厚的经济基础、没有北京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产业、没有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没有发达地区的高素质人才，对瞬息万变的环境，却表现出巨大的适应性。它们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竞争优势的来源何在？目前，国际上的企业集群文献中，竞争优势形成问题成为研究焦点之一[4]。但国内外学者选择的案例大多集中在先决条件较好的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且多集中在高技术产业，而对在市场力的作用下自发形成的中国中部农区村级层次企业集群的研究相对很少。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做一初步探讨。
1 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理论分析
1.1 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共性
企业集群是指属于某种特定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的众多企业和机构因共性和互补性而相互联系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集聚所形成的群体[5～8]。其地理边界是由企业及相关机构的相互联系与依赖内在决定的，并不局限于行政边界。本文的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是指该集群与周围区域相比所具有的高得多的收益递增速度。其竞争优势来源可通过收益递增理论和网络组织理论来分析（注：李二玲，李小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研究.经济地理，2004,24（待刊）.）。
追溯历史渊源，收益递增理论可以分为将收益递增归因于规模经济的马歇尔学派、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和将收益递增归因于分工经济的亚当·斯密、杨格以及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收益递增源于规模经济还是分工经济，是经济学界从古典到现代一直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是收益递增来源的两个侧面，两者在市场经济下相互依赖、相互加强。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本质上是一种区域和地方现象，而且支持收益递增的市场、技术和其他使报酬递增的因素在规模上既不是国际的、也不是国内的，而是通过区域和地方经济集聚过程形成的[9]。所以对于企业集群所在区域而言，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的双重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规模经济能引起经济的持续增长，分工经济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企业集群收益递增来源是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的叠加。但由于协调（或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存在，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会发生冲突。而集群企业之间的网络组织关系不仅可以使企业获得资源共享、风险共摊、优势互补、专业化分工合作等方面的收益，即有效地实现集群的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而且还可以缓和由分工深化而引起的交易成本与分工经济、由扩大规模而引起的协调成本与规模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即减缓了由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而带来的负面矛盾，扩大了二者发生作用的范围，成为集群有机体的调和剂。所以集群的收益递增速度必然大于其周围非集群区域的收益递增速度，其静态的竞争优势就表现为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和网络联系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规模经济是集群点元和面的外延扩大；分工经济能引起个人和企业生产率提高，是集群内点的内涵增加；而网络联系是集群内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向心力、凝聚力，是区内线的致密性，三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企业集群不可比拟的强度和韧度，是企业集群经济增长的三个维。
企业集群动态的竞争优势可以表现为集群内大量新企业的衍生、分工的逐步深化和网络创新的普遍发生三个方面。它其实是静态的竞争优势在时间轴上的保持和增强。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和网络联系三者动态上的数量增加和协调互动是企业集群发展的驱动力所在。
作为企业集群的一种类型，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也应具有一般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共性。但是，由于特殊的发展环境，该类型集群也会具有一些特殊性。
1.2 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特殊性
为了分析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笔者于2002年11月和2003年12月对豫东平原上典型的乡村地域——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企业集群进行两次实地调查。样本企业的选择依据以下原则：(1)调查的生产经营企业数量超过其总数的1/10；(2)调查的企业要具有代表性：既兼顾不同规模（如大、中、小企业兼顾），又兼顾不同类型（如垂直一体化企业和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兼顾，生产经营企业和家庭组装户兼顾）。据此，笔者选择了23家生产经营企业和10户家庭组装户进行了实地访谈。同时，还对稍岗乡政府、钢卷尺行业协会及其它配套产业的企业进行了调查访问。调查结果表明，该农区企业集群不仅具有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和网络联系，其竞争优势来源还表现在以下特殊方面：高频度全方位模仿性创新的发生、中原文化背景、制度扶持和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图1）。
图1 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示意图
Fig.1 Sourc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enterprise clusters in the rural Central China
2 南庄村钢卷尺企业集群案例分析（注：感谢虞城县王计富副县长、稍岗乡万正华书记、东方量具有限公司许秀章总经理、华新量具有限公司吴海运总经理、江华量具有限公司范兴杰主任、南庄村支书林建良等同志在笔者实地调查过程中的热情帮助。）
南庄村地处河南省虞城县稍岗乡，北靠301国道，南隔乡政府与陇海铁路相距不足4km。自1993年第一象企业创办以来，该村钢卷尺工业发展迅速，并逐渐辐射到周围10km范围的村镇。截止2002年底，集群内钢卷尺生产经营企业已达228家，家庭组装户150多户，吸引外来人口6000多人。年产卷尺5×
只，占全国70%以上的钢卷尺市场份额，远销俄罗斯、韩国、土耳其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产值4.2×元，占全乡工农业总产值的80%以上。2002年南庄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0000元。916常驻居民中，80%直接或间接地从事钢卷尺生产经营活动。这个曾经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村，农民收入以远远高于河南省及虞城县的平均递增速度增长（图2）。到2002年，该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河南省和虞城县的4.5和6.2倍。昔日的穷乡僻壤之所以能击败国内29家国营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钢卷尺产销基地，其根源就在于适应时代潮流的新型企业组织方式——企业集群在本地的形成和发展。
2.1 企业集群内的规模经济
南庄村钢卷尺企业集群内存在明显的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此前的企业集群研究多偏重企业外部的规模经济，其实，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非常重要。南庄村集群以小企业为主，其中三个较大的龙头企业领导着战略、技术和行业行为的潮流，在集群内起核心主导作用。在这些企业带领下，小企业为了追求内部规模经济，想方设法购进关键设备和技术，由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向机械加工业转变。调查中，当问及“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规模是扩大还是缩小？”，90%的调查企业回答是“扩大”；98%的企业将利润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有规模大了，才能培养出自己强硬的品牌，才有降价让利的空间，才会在激烈的竞争中抵御风险、站稳脚跟。内部规模经济不仅包含着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大而带来的成本降低，而且还含有速度经济的内容。即不仅依靠企业的生产能力，而且还依靠利用生产能力的强度。集群内许多企业（如江华、华新量具有限公司等大企业及一些家庭组装户）在生产任务紧迫时，凭借身处集群专业技术工人雇佣的便利，实行“人停机器不停”的“三班倒”，按生产任务决定雇佣人数，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成本。
集群企业所享有的外部规模经济包括区域性和行业性两方面。南庄村企业集群形成之初，其城市性基础设施几乎为零。第一家企业华新量具有限公司就是因为南庄村缺乏电力供应，才不得不在虞城县城建厂，后来为了享受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又迁回集群。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命脉，面对钢卷尺行业蓬勃生长的嫩芽，稍岗乡政府深深意识到了这一点。几年来，乡政府自筹资金铺修了环村油路，建造了高压电站，架设了电视、通讯光缆线路，建立了大型批发市场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生产环境的改善，企业的投入成本将会非常高昂。
图2 改革开放以来南庄村与河南省及虞城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较情况（资料来源：作者调查）
Fig.2 Comparison of per capita income among Nanzhuang Village,Yucheng County and Henan Province
南庄村的行业性外部规模经济表现为浓厚的行业氛围。在该村，人们会听到家家机器的轰鸣声，乡邻之间的串门、聊天也都是谈论钢卷尺这一主题。孩子在钢卷尺生产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几乎不需要培训即可通晓该行业的通用知识。辅助工业和劳动力市场也因为当地需求的扩大而得以生存。浩浩荡荡的销售大军常年奔波在全国各地，成了连接生产和市场的纽带。他们各自带回的大量市场、技术和需求信息在南庄村溢出扩散，经过综合、碰撞促使创新产生。在“江华”、“红叶”、“黑豹”等知名品牌的共同打造下，区位品牌已经形成。调查中，当问及“企业集中的好处”时，38%的企业回答内容包含“知名度高”或“名气大”，40%的企业回答“共同形成钢卷尺市场”。
2.2 企业集群内的分工经济
南庄村企业集群内的分工经济是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它包括企业内部的分工经济和企业外部的分工经济。早期，各中间产品均是从外地购买，各组装户业主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随着规模的扩大，业主雇佣了家庭以外的工人而从生产中分离出来，各自从事专职工作实现内部分工合作，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江华、东方等龙头企业都很重视实践中的“熟能生巧”，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如工人的工资与工龄挂钩，新进工人由师傅传授技巧，从而限制工人改换工作。为了长期留住有经验的技术工人，他们还专门建造了职工家属楼，夫妻双方均在本厂就能分得一套。
图3 钢卷尺生产工艺流程图
Fig.3 Production routine of steel tape in Nanzhuang Village
随着集群内家庭组装户的增多，各中间产品和辅助工业的当地需求随之增多，导致专门从事某一环节生产和服务的企业纷纷建立。由图3可以看出，南庄村钢卷尺的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的巨大潜力。各企业主购入原材料后（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需要上亿元资金的带钢生产商不在集群内），从事磕条、淬火、拉漆、印字、制盒、制簧、组装、成品包装、销售、运输等工艺过程的生产，专业化分工精细，他们相互结成网络共同完成钢卷尺的生产和众多家庭组装户的配件供应。截至2002年底，仅南庄村固定资产投入100×
元以上的尺盒厂就有20家、尺条厂16家、尺簧厂10家、垂直一体化的钢卷尺厂8家。另外，还有配套关联产业企业42家。同行企业相互竞争，比质量、比价格，争先创新。竞争的结果虽然降低了价格（其实是让利于家庭组装户），但也造就了集群内不怕失败、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企业家精神。市场筛选，优胜劣汰，倒闭的企业主积极寻找市场空间，试图东山再起；正在运行的企业也竭力挖掘一切潜力去提高自己、参与竞争，致使整个集群的创新不断涌现，知识水平和行业标准不断提高。
2.3 企业集群内的网络联系
南庄村企业集群的规模发展现已遍及整个稍岗乡，并基本形成钢卷尺行业的本地生产网络。如图4所示，该网络中最主要的是生产性企业（它包括钢卷尺生产企业、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和家庭组装户）之间极为紧密的网络联系；企业与政府、中介机构、服务机构等的联系较弱，中介机构功能近期有所退化；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不在集群内）的联系较少；集群内的配套产业包括运输队、集装公司、大型批发市场等，相关产业有塑料厂、纸箱厂、涂漆厂、电镀厂、五金器具厂等。互补企业分工合作，构成投入－产出联系；同行企业相互竞争，优胜劣汰，形成集群内的待下岗机制。据调查，垂直一体化生产厂50%的中间产品和专业化尺条厂、尺簧厂、尺盒厂80%的产品销于集群内部，而各组装户90%以上的零部件购于集群内部。各中间产品生产商在生产任务不足时也从事组装工作。南庄村的钢卷尺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客户。
集群内的企业主大多来自本乡，地方“根植性”强化了他们的“关系网络”。相同的道德行为法则减少了许多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如：企业之间的生产交易几乎不需要用合同来约束，有时可以赊账购买，双方打一个白条即可。生产厂急需配件半小时内即可在集群借到，过一时再还上。集群内较大的订单可以根据交货时间灵活地组织分包给若干个中间产品厂商（如江华量具有限公司在集群内就有7～8个下转包厂）。相互串门成为人们交流与沟通的主要渠道，市场、技术、管理、人才信息是主要交流内容。乡邻之间的浓浓人情使各企业心甘情愿地笑纳一切参观访问和技术请教，当然利润的驱使也使他们对自己的核心技术保密。生产上遇到的技术难题他们共同讨论、共同克服。纯朴厚道的老传统使他们互帮互助，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合作效率。
2.4 企业集群内的模仿性创新
企业集群长期的竞争优势表现为集群创新能力的不断生长。缺乏许多先决条件的南庄村企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因此它们主要是依靠模仿性创新来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
2.4.1 企业集群为模仿创新提供了先决便利条件
一般来讲，模仿是普遍的，而创新是罕见的，模仿创新既降低了创新的难度，又降低了创新产品的市场风险。所以，模仿和模仿性创新是企业发展和赢利的极其重要的途径，也是企业集群形成、发展和升级的有效手段，尤其是在企业和集群的起步阶段，更是如此。而集群则为其成员企业的模仿创新提供了先决的便利条件，如：(1)集群内模仿创新源可不断产生并快速传播；(2)集群内创新知识的迅速扩散和溢出使模仿者具有模仿行为所必备的初始专业技术知识；(3)集群内模仿者的蜂拥而至，使模仿创新具有成功的概率基数；(4)集群内紧密的网络联系和频繁的网络学习是模仿创新广泛而迅速发生的有效途径。因此，模仿创新和企业集群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图4 钢卷尺企业集群网络联系图
Fig.4 Linkage networks of enterprise clusters in Nanzhuang Village
2.4.2 模仿创新推动集群创新能力螺旋上升
对于钢卷尺行业，要保护率先创新者的知识产权，模仿产品与模仿源相比必须有7种不同（或创新）。所以，模仿创新并不是单纯的模仿，它同样需要投入一定的研究开发力量，对率先者的技术进行再开发，属于一种渐进性创新行为。企业集群内一项成功的率先创新总要引来许多后续的模仿跟进者，而模仿跟进者依靠知识的积累创造出自己的核心技术，又成为后续模仿的率先创新者，其创新成果又会被进一步模仿。在这种一轮又一轮不断模仿的过程中，新工艺得以不断改进，新产品性能不断提高，集群的知识水平也不断上升。这种创新过程带动了企业集群创新能力的螺旋式上升。该过程可作如下直观说明。
初始创新源的产品技术可以分为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部分H和不以资本为载体的技术部分A。由于对其主体人的依附性，H部分是依靠人际之间的网络联系或人员的流动（跳槽）来传播的。嵌入产品的技术部分A是依靠其可模仿性和投放市场后模仿者的破译技术能力来扩散的。两种知识传播渠道保证了创新源的迅速扩散。设企业集群内初始创新源的所含技术为
，每次模仿创新所增加技术为A，经过k次模仿创新后的技术为
，则
借用Mansfield创立的创新技术扩散的传染模型[6]来描述集群内的技术扩散，设集群内最终将有
个企业参与模仿、采用创新技术，则传播速率
（∑为误差项），M是采用创新技术后的利润，K是采用创新技术所需的投资，二者均为常数。创新技术在企业集群内的扩散过程遵循的是一条逻辑扩散曲线[6]（如图5所示），其速度ω起初很缓慢、急剧增加到拐点后下降。
图5 技术创新逻辑扩散曲线
Fig.5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图6 企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螺旋线
Fig.6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city in enterprise clusters
设在时间t内有
个企业采用创新技术，其中有
个企业在此基础上有不同的创新，即模仿创新速度为
，t时间后的技术
。
以模仿创新战略为主的企业集群其技术创新的轨迹是一条空间螺旋曲线（如图6所示），在水平面它以角速度ω（非匀速）在底园（集群边界）旋转（即创新技术在集群内以ω速度扩散），同时它又以速度V（设为匀速）向上运动（创新水平增加）。两个运动的合成即为一条螺旋线。其螺距
，为第一轮模仿创新过后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加。
由于角速度ω为非匀速，其逻辑曲线如图5，所以
由(1)式可知，当模仿创新速度V较大、传播速度ω处在图5的BC段时，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最快；当传播速度处在CD段时，模仿创新处于饱和状态，创新能力提高h后第一轮模仿创新结束，开始第二轮的模仿创新，如此循环往复。由于每一个模仿创新，其技术扩散——再创新的过程都是螺旋上升的，各个模仿创新相互传播、相互渗透，致使整个集群内的通用知识水平增高，技术创新能力螺旋式上升（如图6中M点的轨迹）。
2.4.3 南庄村企业集群中模仿性创新频繁发生
南庄村企业集群的创新过程主要是以模仿创新为主，甚至初始创新源都是模仿创新的结果。调查中，当问及技术来源时，70%的调查企业回答是“模仿”；当问及企业的创新来源时，77%企业的回答内容中包含“模仿创新”。集群内较大企业的模仿多来自集群外部，而小企业的模仿多来自集群内部，并且小企业比较大企业更加依赖模仿。新产品一出现，经验丰富的业主们只要一拆一看，就知道如何制造、如何改良并迅速模仿创新。
模仿创新促进了南庄村企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壮大。该集群起源于一个很偶然的事件。20世纪70年代末，一村民在路过商丘市卷尺厂时捡到报废的尺条，他截成段卖给当地的学生，引起周围人的纷纷效仿。众多模仿者中创新的发生使产品质量和价值不断提升，该创新又引起四邻的争相模仿。这种群起效应促进了钢卷尺工业由手工作坊式的原始积累到机械化的加工工业再到资源整合的规模化、分工化。调查中，当问及企业创办的途径时，68%企业的回答内容包含“模仿他人经验”。20年商海中的滚爬摸打使每个企业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使他们以犀利的目光和敏锐的头脑去寻找每一个模仿创新空间。尤其是几个龙头企业的业主，他们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交易会，宣传和推销自己的产品，搜集市场信息、广采产品新样。市场上每出现一个新型钢卷尺，他们都会迅速知晓并购买回来，组织自己的技术人员去求反破译其中的技术秘密，研究设计产品如何生产、如何取长补短加以创新。而他们的创新成果一经投放市场，又会立即引起周围人的模仿，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创新。由于模仿具有时滞性，在集群内第一轮模仿创新者总能得到一定时间内的垄断利润，当大量的其他模仿者进入并造成利润大幅下降时，第一轮模仿创新者又会收集各第二轮模仿者的创新，并进一步综合、筛选形成自己第三轮的模仿创新。所以，南庄村的钢卷尺总能赶超时代步伐，稳步前进。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仅靠集群内的通用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也遇到了“模仿不了”的难题。如：江华总经理王胜喜在和外国老板打交道时，买了一把美国全新数字技术生产的钢卷尺，面对这一全新技术领域他既束手无策，又非常高兴。立即去北京请相关教授来破译这把钢卷尺。就这样，南庄村的钢卷尺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品牌质量也越来越好。
南庄村的模仿创新不单体现在产品上，还体现在机械设备和管理方式上。1998年江华投资48×元进口了一台德国淬火炉，技术先进但有些功能利用起来不太方便，王胜喜凭借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与相关制造厂联合研究，扬长避短，终于仅以10×元的成本生产出来自己的高温淬火炉，并在集群内得以推广。据调查，目前南庄村已能自制全部生产设备，其节约成本均在40%以上，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进入门槛。由此可见，模仿性创新在南庄村钢卷尺企业集群的形成、发展、升级和演变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5 中原文化背景
南庄村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还有赖于其所处的中原文化背景。
1)南庄村企业家资源大量涌现。博大精深、风格独特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长河的源头，从《愚公移山》到老子的《道德经》，培育了中原人吃苦耐劳、朴实忠厚、奋进创新、勇往直前的优秀品格和创业精神。南庄村企业集群10多年的迅速扩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本地企业家资源的大量涌现和创新的产业文化氛围。
2)“共富观”。儒学伦理的“仁、义、礼、智、信”使人们有了统一的行为准则，其核心思想“仁”注重全体性而非个人的满足，造就了中原人的“共富观”。当问及创业动机时，东方量具有限公司老板许秀章一语道破：“是贫穷，有志气的人都想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而工厂一般比土地能淘出更多的金子”，调查中此选择项被38%的企业选中。可见，“带领乡亲们致富”是他们追求的一种天经地义的完美人格。而崇尚“能人”、效仿“贤士”又加速了这种共同富裕的进程。
3)“家族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使家庭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家族而居”的农村传统文化使南庄村企业集群起步于家庭小作坊式经济，创业者或管理者以一种“家长”作风对企业实施“权威管理”，这种以血缘、地缘和人情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化”组织方式使企业在形成之初具有强固的凝聚力和信任关系，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推动了企业集群的产生。不过，“家族化”的组织管理方式中，企业的技术、管理和销售要职一般是由家族内部成员担任，这有悖于能者善用的原则。目前，44%的调查企业已转变为“公司制”管理方式。
4)民俗文化的影响。农民多年形成的生活、生产、社会习惯和行为特点等地区民俗文化使集群成员具有趋同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提高了交流和沟通的效率，缓解企业之间的冲突，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熟识的人际关系产生的信任与承诺，对南庄村集群来说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又是一种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经济资源。同处一地的企业主之间长期交往而结成的“哥们儿”义气，使他们追求一种“人格化交易”[10]，即强调人情的作用而非单纯的利益最大化。当问及“企业交易中，若人情与利益发生冲突你该如何？”时，几乎所有的企业均选择“二者折中，稍偏向人情”。正是这种“人格化交易”，不仅实现了平等互利，还克服了诸多不确定性带来的资金、技术甚至政治风险而造成的心理压力。
2.6 制度扶持
南庄村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还来源于乡镇政府的制度扶持。财政收支分级包干制度的实施使企业的纳税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企业和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政府官员的主要政绩，而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和竞争的不确定性又使企业积极寻求政府的保护，企业与政府相互依赖。政府为了其共同利益积极参与集群建设，并对企业进行监督、引导、协调和间接管理，为集群内的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软硬环境和制度安排。政府为扩大集群规模、扶持企业发展，采取“放水养鱼”政策，简化企业审批手续，降低企业进入门槛，规定企业按月或按季度缴税，其标准远远低于城市同行业企业，新建企业前几年甚至可以不缴税。
稍岗乡政府在集群网络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乡政府在改善硬环境的同时也着力改善了软环境：对所属职能站所约法三章，不准对企业卡、拿、要，并在集群内设立治安报警点；成立稍岗乡钢卷尺协会，通过章程约束来规范内部竞争，协调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集群每月要向外发放集装箱800个，乡政府成立了集装箱办公室，组织专门的运输队伍，有条不紊地把各企业的产品运达指定地点，节省了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
2.7 较低的要素成本
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和低廉的地价为集群的规模扩张提供了成本优势。钢卷尺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11]，劳动力稍作培训即可上岗。技术工人工资每月大约500元，虽还不及发达地区同行业企业工人工资的一半，但他们与周围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相比已得到很大的满足，所以工作起来积极性非常高。在南庄村钢卷尺集群，企业规模扩张所需的工厂用地，其地租按每公顷产3750kg小麦的价格收取，亦即每公顷工厂用地的租金每年仅4500元左右。另外，由于整体上稍岗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社会网络所决定的地方根植性又较强，在集群的内部交易中，各种配件让利的空间非常大。这种种原因导致南庄村的钢卷尺生产具有极强的成本优势。据估计，南庄村钢卷尺与外地的竞争对手相比，同类同质的产品成本大约能降低10%～20%。
3 结束语
缺乏许多优越条件的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一般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设计或推动的，而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形成的。究竟何产业、在何地能够形成集群？其最初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偶然事件的发生、地方传统文化、资源禀赋条件、个人特殊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初始的优势因“循环累积”和“路径依赖”，使得集聚一旦发生，就会产生自增强机制，并具有“锁定”效应。因此，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集聚的规模不断扩大，分工不断细化，网络联系不断加强。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和网络联系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构成了企业集群无可比拟的静态竞争优势，三者动态上的数量增加和协调互动是企业集群发展的驱动力所在。
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不仅具有上述共性，还具有自己特殊的个性，如：模仿创新的频繁发生、中原文化背景、制度扶持和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在企业集群的形成、发展、演变和升级过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南庄村企业集群就是在上述共性和个性竞争优势来源的共同作用下蓬勃发展的。当然，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集群内全部生产性企业为个体私营）、小企业对市场的快捷适应和全方位满足等，也是集群企业频频击败僵化停滞、管理不善、激励微弱的国有企业而立于不败之地的部分原因。
收稿日期：2003-06-18；修订日期：2003-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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