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在国内的讨论中，对集约型增长的定义似乎是相同的，都规定为以提高效益为基础的增长，但对粗放型增长却有不同的定义。一种定义是以速度与效益相区别，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指单纯追求速度的经济增长。一种定义以投入与效益相区别，粗放型增长是指以增加投入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一种定义是以规模与效益相区别，粗放型增长是指以扩大规模为基础（外延型）增长。从这些不同的定义中可以发现，对集约型增长的基本内涵实际上是有分歧的。不仅如此，简单地将速度、投入、规模同效益对立起来也是有失偏颇的。针对这些模糊的定义，我认为有必要根据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增长的实践，研究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特别要注意现代增长理论所赋予增长方式的新内容。
集约型增长方式基本内涵的发展
增长方式的内涵同经济增长的理论相关。经济增长理论从产生到现在，随着各个国家经济增长实践的发展，不断嬗变，不断更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更新也就不断地赋予增长方式的新的内涵。这同样也意味着集约型增长方式内涵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作为以增长为对象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任务是分析各个经济增长的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最初的经济增长模型是新古典增长的生产函数。生产函数模型表示一个国家劳动力数量、资本存量和该国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轨迹表明，各个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根源，依据生产函数着力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因此，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说到底是反映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变化的理论概括的发展。从这种变化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增长方式内涵的发展变化。
产生于本世纪40年代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假定是：任何经济单位的产出，取决于向该单位投入的资本量和资本效率。哈罗德—多马模型关注的是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此理论，许多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采取了突出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试图以加大资本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实践暴露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缺陷。它无法解释在不同的国家，相同的资本积累水平，但存在相当大的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本原因。针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缺陷，索罗和丹尼森等人的增长模型指出了除资本要素以外的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所运用的生产函数包含了更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突出了投入要素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索罗等人又进一步将生产函数转换为能够测度每种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形式。根据他们对增长的原因测度的结果，投入要素的效率提高在增长率中所起作用的份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开始转向各种投入要素的质量。这也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内涵的发展。
索罗特别关心技术进步的作用。他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根据此方法验证的结果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的经济增长，余下的份额就要由技术进步来解释。在他看来，技术进步是对经济增长长期起作用的持续性要素，因此在增加资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时必须与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结合起来。丹尼森把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归结为五类：（1 ）劳动投入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2）资本和土地投入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3）资源配置的改善；（4）规模的经济；（5 ）知识进展和它在生产上的应有。在他看来，资本、劳动和土地等投入要素质量的提高，及后3类因素属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 在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就要用这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便成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在丹尼森的分析框架中，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过渡性因素和持续性因素两类。资源配置的改善和规模经济属于过渡性因素，唯有知识的进展、技术的进步能持续地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意味着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因素将越来越成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说明因素。
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经济增长出现的新现象是科学技术迅速在生产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广泛应用，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种经济增长现象在经济理论上的反映便是产生新增长理论。先后对新增长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作出贡献的学者有保罗·罗默、罗伯特·卢卡斯、戴尔·乔根森等。新增长理论肯定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是增长的决定要素的思想，但不同意新古典理论将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的思想方法。新增长理论从内生性技术进步出发解释了技术进步的源泉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
根据罗默的增长理论，在信息时代，生产已不是仅仅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知识是推动增长的一个独立的要素，知识的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投资能够使科技更有价值，而科技反过来可使投资更有价值。人类如果要保持长期的增长，就要把自己投身于科技发现的全过程中去。把相当大的人力物力用在科技发现而不是生产上。
对内生性技术进步，据罗默的解释，是指技术进步成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率应该被经济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源所占份额所决定。由于研究部门生产的知识可以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因此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这使知识积累成为厂商进行意愿投资的产物。厂商为了实现技术进步必然要将投资投向知识部门。知识不同于其他产品之处在于具有溢出效应。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因此，资本的边际生产的社会收益率高于厂商的私人收益率。它可能产生的负效应是厂商用于知识生产的投资太少。这就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要求：政府为了推动技术进步也要向知识部门投资，包括向生产知识的厂商提供补贴，以及推行能够奖励厂商生产知识的政策等等。
卢卡斯的增长模型也属于新增长理论，其基本假定与上述罗默的增长模型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将上述模型中的知识积累改为人力资本积累。其基本思想是：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积累也具有内生性特点。人力资本积累也会产生提高全社会生产率的收益递增的外部正效应。各国的生产率差别可以用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差别来说明。
上述关于新增长理论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了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在现时代的发展。决定经济增长的物质因素、人力因素已经弱化，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的作用已经强化。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意味着重视知识的创新、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我国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所要推进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既包括索罗等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也包括新增长理论所突出的知识创新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
资本投入效率与集约型增长方式
在一部分人看来，增加投入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因此增加投入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对立的。仔细考察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便可发现，这种判断是片面的。
就增加投入来说，集约型增长并不排斥必要的要素投入。从经济上考虑，现有的资源应该得到充分利用，充分地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经济增长需要在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动员现有的各种可资利用的资源，使之充分“就业”。集约型增长的实质不是不要这些要素“就业”，而是要使这些“就业”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要使这些要素在节约使用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效能。
说明投入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的生产函数的准确表达是：收入增长率是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增长率的函数。而一些文献将其中的资本存量增长率错误地表达为资本投入增长率。由此产生两方面理论错误：缩小了资本投入范围，资本投入仅限于增加资本存量；以偏概全，资本投入的任何增加都被视为粗放型增长方式的表现。
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各种要素（包括资本存量、劳动等有形要素，技术、信息等无形要素）都是靠资本投入结合进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质量的提高也要靠资本投入。资本投入如果只是用于增加资本存量、增加劳动力数量，这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如果资本投入用于提高要素（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质量，这种资本投入带有集约型增长方式的特征。
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了资本积累的意义。根据新增长理论，在现代，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率中所起作用的份额明显高于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但是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在其与吉利斯等人合作的《发展经济学》中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此观点作了一定的修正：虽然资本并不像早期增长模型设想的那样大，但资本在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确实起着很多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尽管资本积累不再被视为贫困国家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然而非常清楚的是，只有社会能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保持一个相当规模的投资比例时，才能在长时期内维持适当却是强劲的收入增长率。”（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288页）
集约型增长方式虽不排斥资本积累，但关注资本投入效率。这就是罗默和吉利斯等所强调的，“资本使用的效率比提高投资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重要得多。”（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291页）
资本投入效率的提高与生产率提高是一致的。斯蒂格里茨的《经济学》中指出，引起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有四个：资本品积累的增加，劳动力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技术变革。这意味着资本投入于这四个方面，便可能产生较高的资本效率。
即便是增加资本存量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粗放型方式，其原因就如罗默等人所说，某些引起效率提高的技术进步体现在资本设备中。这意味着，资本投入由于某些引起效率提高的技术进步体现在资本设备中，因此资本流动（引进外资）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重点。用于增加资本存量的投入，只要不是简单地增加资本存量，而是采用具有更高效率的资本设备，便属于集约型增长方式。对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资本流动（引进外资）采用国际先进设备仍然是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重点。
从集约型增长方式来看的资本投入效率，涉及资本在各种要素之间的配置效率。一定量的资本投入可以用于推动一定量的劳动，也可以用于推动一定量的资本存量。资本投入于劳动和资本存量的比例，不能成为区别增长方式的标准。就是说，不能以为多使用劳动就是粗放型，多使用资本存量就是集约型。根据罗默等人的分析，在资本短缺的国家，劳动密集型投资比资本密集型投资具有更高的效率，原因是少量的资本可以推动更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充裕的劳动力。这涉及资本投入项目的选择。现实中相当一部分投资项目属于资本密集型。其结果，一方面由于缺乏资本，许多项目因资本供给不足而形成难以完成的“胡子”工程，与此同时，相当多的劳动力因缺乏资本而处于闲置状态，由此造成资本配置缺乏效率。这就提出了依据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关系，安排资本在各个要素间的有效配置问题。
资本投入可用来推动更多数量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但集约型增长重视的是要素的质量。我国目前要素的质量太低。突出表现是：劳动力素质太低，机器设备落后，矿产资源品位太低，土地贫瘠等。这种低素质的要素投入增长过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太小。因此从集约型增长考虑，提高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关键是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如劳动者的素质，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土地的肥力和矿产资源的品位。这种要素供给缺口提出的投入要求是，将有限的资金更多的投入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由此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具体地说，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要重视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的投资，重视在生产中采用新技术的投资；重视提高土地肥力和各种自然资源品位的投资。相应的，资金投入包括研究费用、开发费用、教育费用、技术革新和推广费用。
在我国投入要素质量最差的恐怕是人力资本。生产力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劳动已不是简单劳动，而是掌握一定知识和技术的劳动。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主要由投入的劳动力的质量来说明，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只缺物质资本，更缺人力资本。长期以来，许多企业一讲投资便是固定资产投资，一讲引进就是引进机器设备，而不注意人力资本投资和引进国外人力资本。这是粗放型增长的一个表现。人力资本不足，机器设备再先进，所获得的经济增长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特别要指出的是，现有的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因存在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而难以采用高新技术。面对现有就业人口的普遍低素质，外资的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也难以进入中国，致使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存在着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问题。显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本身就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规模经济与集约型经济增长
一些学者根据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区分来区别粗放型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由此，扩大生产规模便被认为是粗放型增长，在原有规模的生产上提高效率便被认为是集约型增长。这种观点的要害是混淆了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区别。
在索罗和丹尼森等人所分析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就包含了规模经济的作用。在现代经济中，收入增长中有相当的部分要归功于经济中运作规模的扩大。其根据是：当经济运作的规模扩大时每单位产量要求的投入更少，这是因为在小规模水平上使用技术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但在更大的生产规模上则产生节约，带来规模经济效果。
就扩大规模来说，规模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集约型增长区别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限的资金不是热衷于投向铺新摊子，而是注重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对现有企业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不可避免会伴有规模的扩大。这种规模的扩大不属于粗放型增长之列。而且，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要素，集约型增长特别注重规模经济。扩大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的规模本身是推动集约型增长的重要途径。
现实中不是所有的规模扩大都是有效率的，或者说不是所有的规模扩大都属于集约型增长方式。企业达到什么样的规模才是经济的？这里涉及对规模经济定义的科学理解。一般说来，规模经济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内产品（服务）的单位成本随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就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来说，有规模的经济和规模的不经济之别。规模的经济首先是指，企业要达到由行业特定所规定的最低限度规模，例如汽车制造厂的最低限度规模是年产汽车x万辆。 达不到这种最低限度规模的就是规模不经济。
根据转变增长方式的要求，目前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途径是通过企业重组推进资本集中。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留下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企业规模小、摊子多、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少。由于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同样的产品许多企业生产。面对有限的市场，谁都达不到最低限度规模。同一种产品分散在众多的企业中，企业达不到规模经济，优势不突出，“优”不成“势”，相互之间还要自相残杀，削弱竞争力。很明显，这是效率低下的企业结构。面对这种低效率的企业结构，不可能靠单个企业扩大规模来实现规模经济。针对由于重复建设所造成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都达不到规模经济的状况，企业重组的必要路径是推动资本集中，通过企业重组，通过企业之间的合并和兼并来推进规模经济。
资本集中同推进企业集团化和企业大型化是一致的。科斯依据其交易成本理论将企业定义为对市场的替代，实际上也指出了在企业间存在外部分工并存在市场交易的条件下，通过企业间的联合和集团化，将外部分工内部化、企业间的外部交易变为企业内的管理协调，具有克服企业间竞争和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意义。而且，相关行业所需要的最低限度规模也提出了通过资本集中培植大企业的要求，如石化行业、汽车制造行业行业等等。在这些行业中通过重组建立达到并超过最低限度规模的企业，便可产生明显的规模经济。
通过企业重组实现规模经济本身也有个效率问题。只有推进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市场向优势企业集中才能反映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要求。市场集中度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市场或行业中，生产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企业手中的程度。它反映市场上的买方、卖方各自的相对规模的分布（即市场占有率）。针对小而散的结构，结构调整的目标就是要推动生产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提高优势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可以设想，只要许多重要产业的市场份额集中在优势企业中，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必然具有高效益。面对由于重复建设所造成的规模不经济，企业重组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强化市场竞争，迫使一批重复投资的项目和企业退出过度竞争的市场，由此可提高优势企业的市场集中度。规模经济决不是指规模越大越经济，也不意味着达到最低限度规模的一定是大企业。在许多场合，小规模也可能具有规模经济。在有些行业中，小企业也可能达到最低限度规模。超过一定规模可能是规模的不经济。就是说，不能把企业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简单地归结为将小企业重组成大企业。
通常所讲的企业规模可以表现为投入规模，也可以表现为产出规模。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所讲的规模基本上是指投入规模：企业有多大数量的职工，多大规模的机器设备；企业就达到什么级别。按此标准，投入规模小的企业不可能有什么地位。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所讲的规模一般是指产出规模。按此标准，一个企业职工可能有几千人，其年经营收入有几千万元；而在另外的企业中，经营收入相当，但其职工可能只有一二百人。这两个企业，哪个达到规模经济？显然是后者。我国目前达不到规模经济的主要症结也恰恰是在产出规模上。显然，根据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要求，规模经济所关注的规模不是企业的投入规模，而是企业的产出规模。
当我们指出小企业也可以达到规模经济时，决不意味着对小企业不要加以组织。现实中我国目前企业小而散的结构性弊病，主要不在于小企业多，而在于“散”。众多的中小企业间只有竞争没有合作，相互之间过度竞争，产生了过高的竞争费用。处于过度竞争中的小企业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规模经济。
在明确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前提下推进规模经济的路径就不是走企业合并和集团化的道路，可行的路径是组建企业团队。如果说企业合并为大企业的途径是组建“航空母舰”的话，那么小企业组建团队的途径则是组建“联合舰队”。
中国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是团队精神。大家常说“小的是最美好的”，实践证明，这句话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小企业处于企业团队中时，才可能是最美好的。因此企业重组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企业变大的问题，而是要克服散，解决中小企业之间，中小企业和大企业间的合作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重组的重要方面是组织企业团队。对面广量大的没有进入大型企业（集团）的独立存在的中小企业来说，组成企业团队进入市场，可降低竞争费用。这种团队形式的合作也可能形成规模经济。
根据组建企业团队的要求，对企业重组以实现规模经济大致有以下途径：第一，根据产品的差别性进行市场定位。避免同种产品生产者之间抢占同一市场的过度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同种产品的生产者因其各有特色和差别而形成团队。第二，组织主角与配角的合作，即寻求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配套和专业化协作的途径。考虑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型企业不需要成为每道工序都设在本企业、每种中间产品都在本企业生产的全能企业。各种中小企业也不一定生产同大型企业相同的产品。这就提出了中小企业同大企业相互配合和合作包括两方面过程，一是进行专业化分工，二是中小型企业可以进入大型企业产品生产的纵向一体化的环节进行配套和协作。企业在整个团队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在某个分工环节上形成规模经济，或在其经营的某一个特定职能环节上实现规模经济。第三，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市场分工。大中小企业实际上都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各自进入最适合自己的市场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竞争，节省竞争费用。
要将众多的中小企业组织成团队，关键是要有统领企业的旗舰。因此，企业重组的基本要求是有选择地对可能带动产业升级的极少量的企业集团给予重点扶持，使它们成为有关行业中的“旗舰企业”，其他企业则由旗舰企业统领和协调。这种有旗舰企业统领的企业团队可能是较高层次的企业团队，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技术进步与集约型增长
集约型增长特别重视科技进步。在现阶段，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取决于技术进步。自生产函数理论产生以后，经济学家们不仅注意寻求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还力图测量出各种要素的相对重要性。索罗和丹尼森都明确认为技术变革起着支配作用。斯蒂格里茨在指出引起生产率变化的四个要素时也明确指出，技术变革是最重要的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因此，经济增长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是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经济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增长。
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遇到许多产品进入买方市场的巨大压力。技术进步则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求得增长的主要路径。仔细考察我国业已存在的买方市场便可发现，买方市场强度与产业的技术等级成反比，技术等级越低，买方市场强度越强。而且，恰恰是买方市场很强的行业中存在的卖方市场也很明显，例如：纺织行业是明显的买方市场，许多服装面料还要依赖进口，冶金行业买方市场也很严重，但许多特种钢材还依赖进口。其根本原因还是我国产业的技术等级太低。这意味着我国的许多产业部门只要通过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生产替代进口的产品，便可大大缓解买方市场的压力。
技术进步有一个技术选择问题。长期以来流行的理论是：由于先进技术明显节省劳动力，考虑到就业的压力，我国选择的技术应该是中间技术或适用技术。现在看来，这个理论形成的误导便是阻碍采用最新最先进技术。在这里扩大就业是以降低经济中采用新技术的层次为代价的。这种技术选择在过去的封闭经济中似乎还过得去。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市场在实际上正在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中国产品不仅在国外市场，在国内市场也遇到国际竞争。以中间技术为基础的中国产品明显缺乏竞争力。这可以说是近年来许多企业因产品销售不畅而效益下降的主要说明因素。现实中也可发现一些企业如无锡小天鹅、四川长虹等企业的产品之所以能在买方市场背景下争得较大的市场份额，靠的就是首先采用国际最新最先进的技术。就中国的消费者来说接受的产品也是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所有这些表明，在现阶段推进技术进步所要选择的技术是国际最新最先进的技术。至于就业，不能依靠降低技术层次，应该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技术创新决不是指所有技术都要自我开发研制，自己开发的“有所为”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有所不为”都可以成为创新的重要方面。对一些技术进步速度快，更新速度快，中国只能跟在后面开发无力赶上和超过的技术，则可以有所不为，中国没有必要跟在后面自我开发，可以通过直接利用外资的途径直接利用国外最新技术。国内有限的资金可用在带有前瞻性的技术，或国外不可能提供的技术的开发上，用在可以成为中国产权的技术开发上。这意味着产业升级应该同采用国外最新技术结合起来。在一些换代迅速的高技术领域，开放度应该更高，不能搞封闭式自我研制。
有人把知识经济表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是不准确的。知识经济应该是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动力、产业发展内容、效率标准等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其衡量指标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产出方面衡量，资本、劳动、资源等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明显下降，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明显上升。二是从费用投入方面衡量，对创造和传播知识的科研和教育的投入比重明显上升，对科技和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起作用的研究开发投入的比重上升。三是从产业结构方面衡量，生产知识和信息的部门和提供信息服务的部门成为主导产业部门，各个产业部门的知识和科技密集度明显提高。这些都会成为我国当前根据发展知识经济的要求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参照系。
过去我们对技术进步一般是关注生产领域。新增长理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研究了经济系统中导致技术进步的源泉，特别关注知识的创造和利用。这就是斯蒂格里茨在《经济学》中指出的“今天的经济不同于这个世纪之初的经济的主要方面之一是在现代经济中变革成为常规：它创造了一个系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被获得，被转化致用，被加以利用。”（《经济学》（下），第307 页）现代工业社会中技术进步大多是寻求新思想、新产品和生产方法的结果。技术进步的源泉，可能是在边干边学中积累经验产生的，但具有特征意义的是由研究开发支出所带来技术进步。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当前转变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转变对技术进步的关注点：由关注技术的采用（生产领域）转向关注技术进步的源泉（知识的创造领域）。其重要标志是加大研究开发的投入。科技投入包括对科学研究、“孵化”新技术和企业采用新技术的三个环节的投入。目前发达国家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一般占其销售额的5 %以上（在OECD国家研究与开发费用一般要占GDP的2.6%以上）。这是推进知识经济的基础。而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经费至今不足销售额的1%。这么低的研究开发费用，哪里有能力推进知识经济呢？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不仅是要大幅度加大研究开发费用的投入，还要根据知识经济的要求，明确研究开发费用投入的方向：加大对具有商业化价值的知识创新领域的投资力度，培育能在未来10、20年占领市场的知识型产品。
过去我们讲技术进步时往往忽略人力资本投资，采用新技术只限于物质资本，不包含人力资本。由此产生的人力资本存量严重不足，不仅使先进的设备不能充分发挥效能，更为严重的是造成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根据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作为现代经济增长基础的科技进步不仅物化在具有较高技术等级的机器设备上，还体现在劳动者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大。在现阶段最有价值的资源应是与先进的机器设备相适应的知识和技术。与此相应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教育投入在GDP中比重明显增加。
面对我国目前存在的人力资本存量同物质资本存量不成比例的巨大缺口，我国目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是：由偏重物质资本投入转向重视人力资本投入。一方面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另一方面对现有就业人口进行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在现阶段推进技术进步的重点是促进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科学技术发挥第一生产力作用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其具体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高新技术对现有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其高科技含量；二是推进产业升级，实现高科技产业化。这些应该成为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
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涉及相互联系的三个环节：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成果“孵化”出新技术、新产品，企业采用新技术。针对我国现状，提高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需要着力解决好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部门的联合与合作。我国目前高科技研究水平和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并不一致：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要比高科技研究水平的国际差距大得多，这意味着推进科技产业化的源头不一定都在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是高科技产业化的重要源头。这就提出建立起科学研究机构同产业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的要求。这里的关键是建立知识的创造和知识向生产力转化的上下游联系，解决好大学和科学院研究课题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价值问题。
科技“孵化器”投入严重不足也是我国科技投入的一大缺口。其后果是许多科技成果束之高阁，形成科技与经济之间的断层，科技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建设高科技“孵化器”和中试基地应该成为科技投入的重点。这里的关键在两方面：一是建立高科技的风险投资基金；二是在各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起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技术和知识创新中心，这是连接产学研的中心环节。
严格地说我国还没有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就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来说，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还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但是，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我们有必要在尽可能的范围发展知识经济。我们当前可以将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连接起来，也就是在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进一步向知识创新发展，关键是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注意增强两个能力：一是创造知识的能力；二是将知识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就发展高科技产业来说，特别要重视新材料研究领域、信息研究领域、计算机研究领域、生物工程研究领域等高科技研究领域的成果和新的发现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知识密集型产品的比例，逐步使知识型产业取代传统产业占据主导地位。
标签：经济学论文;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论文; 资本存量论文; 粗放型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规模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人力资本理论论文; 生产效率论文; 扩大基础论文; 存量土地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买方市场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