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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近年来，世界格局多极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和新动向。本文从6 个方面的变化宏观地概括了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
近年来，随着冷战后“大震荡期”趋于结束，各大力量的战略调整步伐明显加快，政策变动频繁，世界格局多极化过程中开始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和新动向。
一、体制间竞争与体制内竞争彼此消长，世界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有所变化。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彼此对立，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两大市场并行发展，世界市场被分割。两大经济体制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排斥构成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矛盾，南北矛盾相对处于次要和被支配地位。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领域出现三大带有根本性的变化：
一是市场经济成为当今世界居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前苏联东欧地区各国以及中、越、蒙等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或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不同程度地转入市场经济轨道、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则纷纷实行私有化，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浪潮。随着经济国际化、全球化趋势大大增强，统一的世界市场基本定型。
二是力量对比出现新的等级划分。统一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要求对该体系中的各种力量进行新的理论划分。从经济实力、市场机制发育状况以及在该体系中的地位等方面看，欧洲、日本经济进一步崛起，苏联解体，七国集团已取代昔日的美苏第一世界，成为第一等级。韩国、新加坡等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跻身中小工业化国家之列，这些国家构成第二等级。俄罗斯以外的原苏东地区各国和亚、非、拉地区新兴市场国家是第三等级。亚非地区少数最贫困国家是第四等级。其中，第一等级各国技术水平先进、市场机制发育成熟，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享有特权；第三等级多处于工业化发展起步阶段，科技教育水平有限，市场机制发育尚不健全，基础设施缺口较大。第二等级在技术力量、基础设施和市场发育等方面均介于一、三等级之间。与第一等级相比，二、三等级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软弱地位。中国是第三等级，俄罗斯因其经济技术基础雄厚，当介于二三等级之间。
三是世界经济主导权之争开始成为世界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目前，虽然中、俄、越、朝、蒙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尚未完成加入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因而两大体制间的矛盾残余有待清除，但世界市场经济体制内的不同等级、不同地区间的矛盾以及等级、地区内的矛盾与竞争明显发展。其中，第一等级各国在高新技术、市场和能源领域的竞争随处可见且有加剧之势，第三等级各国在吸收外资方面的竞争激烈，第二等级面临在技术上向第一等级国家靠拢和应付第三等级国家技术竞争的双重挑战。相比之下，第一等级各国与二三两个等级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由于当今世界主要经济机构全部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控制，尽管第一等级内部各国存在尖锐竞争，但他们在维护其在全球体系中的既有优势地位方面有共同利益。它们害怕第二、第三等级国家发展起来对其现存优势提出挑战，不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与利益，因而往往利用它们享有的特权，制定并推行对它们有利的规则。如，以统一劳动条件为由，力图削弱新兴市场国家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不顾竞争条件的差异，借口维护国际经济规范，强迫新兴市场国家向拥有竞争强势的发达国家开放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市场；向中、俄等国索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的高额入场券。又如，欧盟大力扩展其在东欧地区的市场份额的同时，却不愿为东欧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敞开大门。这种情况表明，少数传统市场经济国家力图主导世界经济体系，以维护其既有的优势地位，二、三等级各国则要求世界经济活动和决策过程的平等参与权，这一矛盾开始并将继续构成世界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双重任务，一是争取尽快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二是谋求平等参与世界经济决策。发展中国家在加快推进经贸与技术合作的同时，应加强研究与交流，以谋求平等参与世界经济体系。
二、意识形态对抗与传统势力政治彼此消长，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出现有利于西方的重大变化。
冷战时期，由于两种社会制度截然对立，美苏两强政治争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在世界分裂为两种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大国势力政治不能不表现为东西方对抗。其时，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世界地缘政治形势相对稳定。
苏联解体后，情况发生明显变化。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划分不复存在，大国势力政治再次浮上台面。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方面，虽然俄罗斯已走上自由经济和多党政治轨道，并在人权等价值观方面与西方趋向一致，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并未因之发生根本变化。诚然，美俄关系与昔日的美苏关系已不可同日而语，与美苏全面对抗关系相比，美俄战略伙伴关系毕竟体现着一种巨大的历史变化。但美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建立在美俄双方相互尊重基础之上，而是俄罗斯在战略上对美国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的结果。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西方并未因此将其作为西方的合格一员予以平等相待。西方对前苏东地区各国的政策存在明显双重标准说明，社会制度的趋同和价值观的一致，不会消除大国势力政治，只能使大国势力政治赤裸裸展示开来。从美中关系看，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强硬，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使美国产生一种新的现实危机感。西方特别是美国变本加厉地抓住人权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大做文章，似乎给人一种意识形态因素再次起支配作用的印象，实际上隐于这一政策背后的正是现实的势力政治考虑。其目的是设法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强大，防止中国对美构成挑战。从美日关系看，虽然日本早已成为所谓西方社会的一员，但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和学者却开始将日本列为对美国的重大潜在威胁，排在北朝鲜、中国、俄罗斯和伊拉克之后，位居第五。
传统势力政治再次浮上台面后，美国等西方地缘政治攻势明显加强。在欧洲和欧亚结合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攻势表现为冷战结束的巨大惯性冲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的暂时困难，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谋求从各方面削弱俄罗斯，力求使其处于稳而不强、乱而不垮、半死不活的境地。如，一方面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另一方面却坚持北约东扩的战略目标，反对俄罗斯在北约扩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其目的是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为诱饵，力求在不激起新的对抗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将北约势力范围推向俄罗斯边界。在波黑冲突中片面支持一方，打压另一方，削弱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中亚支持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利用其与中亚各国的种族和语言联系，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加快发展与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将这些作法与其在中东力促阿以和谈联系在一起，可以清楚地展现出一幅针对俄罗斯的“V”字型地缘政治战略轮廓。 从目前情况看，不排除未来北约向中亚地区扩大的可能性。在亚太地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更多地表现为对华政策大幅反弹。冷战结束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主调从冷战时期“借助”转变为“防范”与“遏制”。大力制造和宣扬“中国威胁论”、力图插手香港事务、煽动西藏独立、明里暗里支持台独分裂势力活动，其地缘政治战略意图昭然若揭，而且同样是一幅“V”字型战略轮廓。
将上述欧亚地缘政治战略形势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个西方“W ”字型地缘战略攻势图，它清楚地展示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定式。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在研究目前乃至今后的国际形势时，需要少一点理想主义，多一点现实主义，特别要加强对中亚和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研究。
三、集团政治与大国政治彼此消长，多极化过程中开始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
冷战时期，集团政治居支配地位，同盟利益高于一切。冷战结束后，共同的威胁明显减弱，相对于同盟利益而言，具体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各国特别是大国对外政策中的份量加重，美、欧、日、俄等各大力量不同程度地调整其安全战略，构建与冷战后国际形势相适应的新同盟关系，集团政治色彩有所淡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同盟政策目标有所转移。美国在继续强化其世界唯一超级军事大国的军事盾牌的同时，重申其大西洋同盟义务，维持10万驻欧美军，主张以北约为支柱，调整和扩大北约，加强欧安组织，支持欧盟一体化，完善欧洲安全与防务体系，吸收俄罗斯加入欧安体系，意在利用欧盟在安全领域羽毛未丰、一时难以摆脱美国的局面，构建美国主导的欧洲安全体系，控制欧洲，防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美国提出新东亚安全战略，调整和强化美日、美韩同盟，维持其驻亚太地区10万美军，力图管住日本、看住中俄、稳住东盟。可见，美国的同盟政策目标已由冷战时期联合欧、日以应付前苏联挑战部分地转向控制欧、日等主要盟友。俄罗斯积极推进军事改革，加紧策划和主导独联体政治、军事一体化，其目标已由过去应付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挑战转向重点保障俄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第二，欧、日以及独联体内其他国家重视和维持现存同盟关系开始成为一种权宜之计。欧盟再次确认美国的“威慑作用”不可替代，旨在借助美国弥补其自身力量的暂时不足，以有效地应付欧洲边缘地区冲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极端势力和俄罗斯“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以稳步推进欧盟独立防务建设。近年来，欧盟各国建立独立的卫星情报系统的步伐明显加快。法、意、西三国联合研制的“太阳神－1A”军用摄影卫星已发射升空且运作正常，德国正与法国商讨联合研制“奥里西斯”号成像卫星和参与法国的“太阳神－2”卫星的研制工作， 西欧联盟各成员国不久可望签署一项建立泛欧洲军用卫星计划。法、德、意、西、葡等国决定联合研制的一种新型军用运输机将于下世纪初取代现有的运输机。日本重新定义日美安全条约，继续肯定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价值，并首次提出该条约是“日本支持美国维护世界稳定不可缺少的体制”，目的是借助日美同盟框架推进有利于日本的地区多边安全，以支持美国维护世界稳定和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为掩护，以平等伙伴关系替代以往的主仆关系，加快其政治、军事大国化步伐。近年来，日本军费开支明显增加；其年度军费开支已多达470多亿美元，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2位。可见，谋求独立防务已经成为欧、 日长远安全战略的主要着眼点。除俄罗斯以外的独联体内其他国家则更多地出于借助俄罗斯稳定自身和应付地区冲突的考虑。
由于各方调整和组建战略同盟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新的同盟关系组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各方战略调整方向相吻合的产物，并非完全源于应付共同威胁的迫切需要。随着同盟间谋求减少对抗、发展合作的势头增大，同盟内各方之间的粘合剂减少，同盟内各国同床异梦、各取所需的倾向趋强，现存同盟关系将更加难以维持，协调行动的难度将继续增大。由于美国“一超”要千方百计保持其同盟主导权，欧、日谋求增大其自身发言权，以及俄罗斯力图重振其昔日大国雄风，大国主义的表现欲将更加强烈，大国主义趋势增强和强权政治肆虐，可能成为今后地区乃至全球稳定的主要干扰因素。最近，克林顿政府为准备明年大选并巩固美在欧洲事务中的主导权，公然超越联合国安理会合法授权，推动北约扩大对波黑塞族的空袭，造成众多平民伤亡，已开先例。在这种情况下，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经成为促进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的首要课题。
四、欧洲和亚太两地区的战略地位彼此消长，21世纪的世界格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太地区的未来走向。
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政治的中心在欧洲。7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经济崛起，亚太地区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对欧洲的传统政治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首先，亚太已成为又一世界经济贸易中心。如，目前该地区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达25%以上；欧美与亚太地区的贸易量已大大超过其相互间的贸易量；美国“新兴市场国家战略”中开列的10大新兴市场国家和美国前10大贸易伙伴中，各有5个亚洲国家；亚洲也已成为日本的最大出口基地；俄罗斯与亚洲经贸关系发展速度总体上也快于其与欧美的经贸关系。其次，亚太已与欧洲并列为美国全球战略两大重心。如，冷战后，美国驻欧军队从34万人减至10万人，驻亚洲军队却基本上保持原有的10万人规模。再次，世界各大力量卷入该地区的程度远超其他地区。迄今，欧洲舞台上一直活跃着欧、美、俄三大力量，中日两国极少涉足其中。在亚太地区，除美、日、俄、中和东盟五大力量外，欧盟由于通过《走向亚洲新战略》文件、倡议并举行欧亚首脑会议以及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已成为影响亚太地区事务的一支重要力量。
五、战略争夺的全球化与区域化发生明显消长，“一超”与“多强”的矛盾日渐突出。
经济区域化趋势加速发展，民族、种族矛盾和宗教纠纷等地区问题相对突出，以及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这些因素推动各大力量加快战略调整，从而使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安全战略重心转向应付地区问题，其核心目标是防止地区大国崛起对美构成挑战，因而其具体的地区战略又是其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他各大力量均缺乏明显的全球战略，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本地区事务上，安全战略的重心在谋求改善周边安全环境。随着战略争夺的区域化增强，“一超”与“多强”间的矛盾与争夺有所发展，大国间的“信任危机”明显加深。近一二年来，美俄战略伙伴关系已名存实亡，双方“冷和平”调门明显升高，和平伙伴关系中的政治对抗因素明显增多。美国与欧日的矛盾烈度日渐升高，争夺的实质性内容增多。中美关系更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今后，美国受其霸权心态所支配，仍将四处设防，八面出击。“一超”与“多强”、“次超”相争将日益成为左右未来世界格局发展的主要因素。但由于“多强”在近期内难分伯仲，美国将很难在短期内摆脱战线过长和四面树敌的困扰。
六、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作用发生明显消长，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危险有所增大。
由于全球性两极对抗结束、短期内尚无世界大战的危险，局部、地区冲突增多，核武器的作用明显下降，核军备竞赛趋于缓和，高科技常规武器的作用有所攀升。虽然核武器的政治作用、威慑作用和实战作用并未消失，但各大力量国防建设的着眼点已从准备大战和核大战转向应付局部冲突，并据此调整武装力量结构，组建小型快速反应部队，加强海空投放能力，加快发展高科技常规武器。
目前，军事安全领域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一是美国开始谋求修改美俄反弹道导弹条约，甚至不惜单方面毁约以发展多基地导弹防御体系。此举成真，将使目前国际战略力量的不平衡状况进一步恶化。二是美国与日本等国加快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国等国在常规军备方面的不利处境将更加严峻，从而将不得不面对“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梦魔。三是区内常规武器水平将继续提升。随着战略争夺区域化势头增强，一国在区域内政治中的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高科技常规武器装备水平。但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向其战略前沿地区大量转移高科技常规武器，将使我周边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