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抗战纪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中共论文,时期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5)04-0018-09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即开始“七七”抗战纪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的谋划与实施，而且充分利用抗战纪念表达抗战主张、建国构想，彰显中共地位，协调党派关系、国际关系，塑造国家形象。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促进了中共抗战纪念的规范化，提升了中共抗战话语的影响力，对于凝聚各方力量赢得抗战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纪念抗战的主要方式 1942年6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对抗战纪念进行部署。电文指出：“明日拍发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五周年决定，收到后请在《新华日报》公布。延安决定举行盛大纪念‘七七’的大会，另有宣言和通电，强调团结抗战及战后建设三民主义国家。”①这里传递了中共抗战纪念方式、旨趣、要求等信息，字里行间透出毛泽东对抗战纪念的高度关注和精心运筹。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谋划纪念方案、起草或参与讨论纪念宣言、出席纪念大会、发表纪念文章与纪念题词等方式，表达对抗战的纪念。 (一)谋划纪念方案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抗战纪念，均有周密部署和安排，毛泽东主导或参与了其中的策划。1940年6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问题，提出中央准备发表纪念宣言，并发一个指示，政治局的同志都要写纪念文章。毛泽东指出：写“七七”抗战三周年的文章，要解答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政权问题，应当公开说明“三三制”问题，说明只有统一战线政权才能争取中间力量。目前党内错误倾向主要是“左”倾，表现在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群众工作等方面，要发一个中央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②可见，中共不仅发表宣言、文章纪念抗战，而且借助抗战纪念出台党的政策，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错误。6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召开二百人的干部会议；政治局各同志写纪念“七七”的文章。③1941年6月，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对建党纪念、抗战纪念进行总体部署，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指示提出，中央准备在“七七”发表宣言与文章，尽可能于“七一”前拍出，在全国各地刊物同时发表。各地方纪念文章，应侧重说明与当地具体任务有关联的问题。④这是毛泽东对抗战纪念方式、要求的筹划，根据当时条件集会议纪念、文字纪念于一体，既有中央的统一要求，又有地方特点。1943年7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针对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准备进攻边区，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舆论的举动，毛泽东提出，要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会议决定：7月9日召开延安各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六周年，在群众大会上表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用大会名义发表通电。⑤如此，抗战纪念成为对付国民党反共宣传、军事进攻的策略。可见，毛泽东主导或参与了抗战纪念的谋划，提出抗战纪念的旨趣、思路和办法。 (二)起草或参与讨论纪念宣言 毛泽东不仅参与宣言的讨论，而且亲自起草、修改宣言。1939年7月3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等文件。毛泽东发言时说：“这些文件指出反共、防共、限共问题。我认为防共、限共是国民党的防御口号，要强调反对内战危险，指出反共危险便是内战。这些文件中，都要强调反对内战。宣言中的文字要简洁些，纲领每条只要一两句话。”⑥这是对宣言核心内容、表达形式的要求。7月6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宣言，并决定由毛泽东、秦邦宪负责修改。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⑦宣言的核心内容、语言风格，体现了毛泽东的宗旨。1940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抗战纪念宣言，针对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的国内局势，将中心思想确定为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7月5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在《新中华报》发表。1942年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亦经毛泽东修改审定。事实上，这一宣言直接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方针。依据胡乔木的回忆，这篇宣言是根据毛泽东在6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综合大家的意见起草而成的。⑧1943年6月，毛泽东再次亲自起草抗战纪念宣言。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7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这一宣言。从《毛泽东年谱》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两次起草宣言，两次负责修改宣言，多次参与宣言的讨论。 (三)出席纪念大会 抗日战争时期，为纪念抗战或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先后举行了纪念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其中部分纪念大会。1938年7月7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举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出席大会，敬献挽词：“抗战到底，浩气长存”，并在大雨中领导进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⑨1943年7月1日，中央办公厅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指出：“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任务都只有一个，这就是打败人类公敌——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⑩这里结合国际局势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反法西斯任务。 (四)撰写纪念文章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创作的高峰期，其中部分文章是为纪念抗战而作。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时开篇就说：“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11)这篇讲演随后刊于7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43、44期合刊“抗战一周年纪念特辑”上，带有明显的抗战纪念意蕴。1939年6月30日，为纪念抗战二周年，毛泽东撰写《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在文章的开头，毛泽东写道：“我手边收集了不少材料，撰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这里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12)这篇文章刊于1939年7月7日出版的《解放》第75、76期合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反对投降活动》，并将开头一段话略去。1940年7月5日，毛泽东为纪念抗战三周年而作《团结到底》一文，申明了共产党人承担的抗战责任，强调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并阐明了在政权、军队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文章借助抗战纪念，扩大了传播面，提升了影响力。 (五)发表纪念题词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纪念抗战、表达抗战主张发表了相关题词。1938年6月30日，在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七周年前夕，《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7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43、44期合刊，为《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13)这是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呼声，也是中共政治主张的表达，因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些题词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可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了对抗战的纪念。纪念方式的多样性，有利于营造纪念氛围，强化纪念效果。 二、抗战纪念的功能彰显 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功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借助各种纪念方式、利用各次纪念契机，彰显了抗战纪念的社会功能。 (一)借助抗战纪念实施抗战动员 抗战纪念的首要任务在于动员全民族参加抗战，赢得抗战胜利。毛泽东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针对投降派“战则亡，不战则存”、“和则存，战则亡”的论调指出：“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14)呼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旨在消除投降、分裂论调的影响，以凝聚各方力量。皖南事变之后，为维护抗战大局，毛泽东在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国际国内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投降”。(15)1943年7月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四大建议。宣言指出，只有加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互相援助，特别是加强对于敌后抗日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16)因此，利用抗战纪念之机，毛泽东和中共申明了团结抗战、合作抗战的主张。 (二)借助抗战纪念表达建国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谋求抗战胜利的同时，也在筹划战后的国家建设。1938年抗战纪念前夕，毛泽东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提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17)对于这个国家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进行了总体勾勒。如这个国家有独立民主的政府与代表人民的国会，有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各民族是平等的，经济是向上发展的，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经毛泽东修改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主张抗战胜利后“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18)。1942年7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指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19)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对战后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了设计。宣言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20)这里涉及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战后中国的轮廓清晰可见。如此，抗战纪念的表达功能得以充分显现。 (三)借助抗战纪念彰显中共地位 中国共产党担负了敌后抗战的任务，但由于自身传播能力有限，加上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报道，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形并不为国统区、海外民众所了解。正因为如此，借助抗战纪念彰显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成为必要。1941年5月，毛泽东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中明确表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21)毛泽东借助抗战纪念，阐释、彰显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地位。毛泽东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时强调：在党外，“要表扬八路军新四军四年抗战的战绩，与各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成绩，并着重宣传我们的施政纲领，是能坚持敌后抗战的正确办法，同时也是全国人民能够走向光明胜利的道路”；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他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22)力图通过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提升中共的地位，增进民众对中共的认同。毛泽东出席中央办公厅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时指出：“我国的抗战，现在有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敌后战场的斗争非常残酷，我们共产党在那里做了很大的努力，几年以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生产运动、整顿三风等等。”(23)这里申明了敌后战场的作用，总结了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制度创新。《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也指出：整个中国战场，实际上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这是对两个战场关系的揭示。对于敌后战场的贡献，宣言指出：“在六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敌后人民的艰苦奋斗是史无前例的。侵华敌军的半数是由他们之手抗击了六年，并且还要继续抗击下去，直至驱逐敌军出中国。他们是没有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但凭自己的忠诚与创造力达到了这样的奇迹。”通过总结敌后战场的抗战，彰显了中共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宣言还指出：“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24)这就借助抗战纪念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脉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也有助于提升中共的地位。 (四)借助抗战纪念协调党派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蕴含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用意。经毛泽东修改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呼吁“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25)，包含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诉求。针对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摩擦，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时强调：“全国必须加紧团结，内部磨擦必须消除，国共关系必须调整，内战危险必须根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巩固，全国人民必须在蒋介石先生的领导下抗战到底”。(26)这里表达了消解国共两党关系危机的愿望。1942年6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他考虑利用“七七”机会，找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请王向蒋转达。7月2日，毛泽东复电董必武时提出：“恩来现在病中不应走动，拟请你找王世杰一谈”，“申述我党中央‘七七’宣言大意，请王介绍见蒋介石。”(27)可见，毛泽东见蒋心情迫切。7月7日，中共在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28)如此推崇蒋介石，为的是协调国共两党关系。7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会见代表蒋介石对其父周懋臣去世表示吊唁的张治中，提出希望同蒋介石面谈。周恩来当日将情况电告毛泽东，主张同蒋谈些“解决问题的意见”。(29)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提出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周恩来则认为，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提出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二人见面时机不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局势也“非对我有利”。鉴于英美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苏联需要对华让步，蒋认为目前正是解决边区的好机会，甚至误以为我“七七”五周年宣言表明我已屈服。如同毛泽东会晤，蒋会利用会晤以“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境地。周恩来估计同蒋会晤的可能前途：一是表面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是约毛泽东来渝开参政会，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安，“此着万不能不防”。周恩来提议林彪出面，“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毛泽东采纳了这一意见。(30)这次会谈后来并未举行，但从中可见毛泽东利用抗战纪念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思路。1943年抗战纪念之时，国民党正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在发表纪念“七七”宣言时，对国民党仍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态度。(31) 协调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是抗战纪念的旨趣所在。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就表示：“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32)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政权的设想，赢得了民主党派的认同。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指出：“必须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33)可见，毛泽东与中共借助抗战纪念，表达了协调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愿望。 (五)借助抗战纪念塑造国家形象 毛泽东在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的过程中，注意彰显中国抗战对于争取世界和平、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以塑造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34)将中国抗战胜利与全世界永久和平联系起来，彰显了中国抗战的地位。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指出：“我们的抗战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境中实行的。我们与苏、英、美诸同盟国是不同的，他们是先进的工业国家，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我们仍然艰苦地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抗战，超过任何国家的抗战时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与全军将士的努力。”(35)通过比较，说明了中国抗战的艰难和支撑中国持久抗战的原因，彰显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六)借助抗战纪念协调国际关系 为赢得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毛泽东利用抗战纪念之机，表达对苏联的推崇。他在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时表示：“一切帝国主义战争都是屠杀人民的战争，惟有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援助者。中国抗战的可靠的朋友，正是苏联与全世界人民。”(36)这里表达的是对苏联的信任和期望，有利于中苏关系协调。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办公厅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时，对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现在它变成了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没有苏联红军、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者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格勒一战，人类的命运就还在不可知之数。”(37)这个评价将苏联的作用提升到关系人类命运的高度，对于中苏关系协调及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不无积极意义。 除协调中苏关系外，毛泽东还注意利用抗战纪念协调与英美的关系。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按照毛主席的布置，这篇宣言的主旨是‘拉英美蒋反德意日’，体现我党力主团结的方针，但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也有所批评。”(38)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宣言提出了十项主张，其中第一项就是“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39)如此，借助抗战纪念表达了联合英、美的愿望。 抗战纪念功能的彰显，体现了毛泽东的政治谋略与政治智慧，诠释了毛泽东倡导或参与抗战纪念的深层用意，说明了抗战纪念的必要性。 三、抗战纪念的价值定位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对于抗战纪念的实施、中国共产党抗战话语的建构乃至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促进抗战纪念实施，奠定抗战纪念基础 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引领抗战纪念活动的实施，使抗战纪念走向常态化、规范化。1938-1945年，每逢抗战纪念，中共都组织开展纪念活动，逐渐形成抗战纪念的范式。抗战胜利后，中共仍借助抗战纪念发表宣言或口号，表达对于时局的主张。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发表宣言，对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局势进行了分析：一方面是人民力量空前高涨，要求独立、和平与民主；另一方面是反动派坚持独裁和内战，美国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在此基础上，宣言强调：“独立、民主与和平，这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三位一体的斗争任务”，“没有民主，中国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与和平，而中国如果不能完全独立，和平与民主就更是空话。中国共产党决心坚持中国的独立与民主，决心坚持中国的和平。”(40)1947年7月7日，中共为纪念“七七”抗战十周年发表对时局的口号，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饥饿政策、独裁政策、卖国政策，强调“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消灭内战，实现和平；取消独裁，实现民主；制止卖国，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41)因此，就抗战纪念的形式而言，解放战争时期延续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做法。 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在全党具有示范效应。1939年7月7日出版的《解放》第75、76期合刊，推出“七七”纪念特辑，除刊发毛泽东的《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外，还刊发了朱德的《我们一定要胜利》、王明的《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周恩来的《抗战两年》、洛甫的《反对投降妥协坚持抗战到底》、博古的《抗战两周年纪念献词》、王稼祥的《目前抗战的政略与战略的中心问题》、刘少奇的《巩固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邓发的《坚持团结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萧向荣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两年来的战绩》等文章。1943年6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党内同志纷纷撰写纪念文章，朱德的《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陈毅的《新四军在华中》、刘伯承的《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徐向前的《克服困难，迎接胜利》、贺龙的《加强团结，准备反攻》，都是为纪念抗战六周年而作。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既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而作，也是为纪念抗战六周年而作。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对于营造纪念氛围、实施抗战纪念具有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 (二)提升中共抗战话语影响力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借助抗战纪念所建构的话语、发出的声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赢得了各党派和各阶层的认同和肯定。如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发表后，“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这个宣言。”(42)《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发表后，晋察冀各界认为它是“中国抗战途上的指路明灯”(43)。绥德各界在讨论宣言时，认为它“鼓励了同志，指示了方向”(44)。靖边县召开绅士座谈会，认为“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是老百姓的要求”(45)。因此，中共抗战话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 国民党对于中共抗战话语的态度和应对，折射了中共抗战话语的社会影响。1943年，《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发表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关注。7月6日，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当夜派军队包围报馆。第二天，驻渝外国记者纷纷就内战危机质问国民党发言人张道藩。美、英、苏各大使也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警告国民党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即停止援助。(46)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共通过抗战纪念宣言所表达的抗战话语的影响力。 (三)促成全民族力量凝聚与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导或参加的抗战纪念，发出了团结抗战、持久抗战的声音，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动员，感染了各党派、各阶级，促进了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力量的凝聚。《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发表后，刘少奇曾指出：“应拿这篇宣言到各阶层人民中以各种方式去展开完全民主的讨论，去深入地宣传教育群众，去团结群众在我们的口号(民主的新中国)之下，去详细解答群众所提出的关于新中国的各种问题。”(47)1942年7月27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指出：“我党为纪念民族解放战争5周年发表了宣言，给国民党和老百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助于调解国共关系。双方代表已开始在重庆会晤。值抗战5周年之际，我们发表了《告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号召他们进行顽强的斗争和克服困难。”(48)中共抗战纪念对于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对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用不可低估。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多种纪念方式，使抗战纪念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成为塑造中共形象、提升中共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也是促成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8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3、194页。这一指示即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 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5～196页。 ④《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册，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61～262页。 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1页。 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1页。 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40页。 ⑧《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 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3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9页。 (1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0～131页。 (1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0、573页。 (15)《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册，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61页。 (1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6～388页。 (1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 (1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40页。 (1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9页。 (2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56页。 (2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7页。 (22)《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册，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61页。 (2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2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6、388～389、391页。 (2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40页。 (2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5页。 (2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9、390页。 (2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57页。 (29)《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49页。 (30)《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50、551页。 (3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0页。 (3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7页。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6页。 (3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5页。 (3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4页。 (3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3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 (3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88页。 (4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3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0页。 (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659页。 (4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01页。 (43)《中国抗战途上的指路明灯——晋察冀各界拥护中共“七七”宣言》，《解放日报》1942年8月6日。 (44)《鼓励了同志，指示了方向》，《解放日报》1942年7月29日。 (45)《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是老百姓的要求》，《解放日报》1942年8月6日。 (4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 (4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4页。 (4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