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外资与国内要素积累对出口增长相关性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进外资论文,相关性论文,要素论文,出口增长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48;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1)03-0011-06
经济全球化进程充分证明了开放能够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增进社会财富积累。国际分工使厂商以低成本获取原材料、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并极大地开拓了海外市场；消费者能够享用廉价、优质和丰富的商品和服务。一些落后国家更是通过开放加速了工业化进程甚至跨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然而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国际市场的竞争性并不完备，各国从开放中获益甚至于受损的程度不尽相同。一方面，资源的所有权形成了分割国际经济利益的基础。一些国家和国际性大公司凭借对相对稀有要素资源的控制权分享了较多份额的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各国源自开放的损益程度还取决于其实施的经济政策对要素配置的有效性和公平性的影响，基中包括给予内外资企业待遇的差异。因此，开放的利益有可能被错误的经济政策所抵消。
在我国利用外资的实践中，由于各地各部门热切希望扩大对外开放，引起政策优惠的攀比效应。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利用外资过程中出现的绩效损失还与国际经济学界对外资负面作用缺乏系统性实证研究有关。针对这两方面的缺陷，本文在提出相关理论假说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研究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与内部要素积累和外资流入之间的联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关于出口增长的内、外部因素决定论的争论
国际间的开放始于跨国贸易。直至今日国际贸易仍然构成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经济开放的支持者们和反对者们都很重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即使是在承认国际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的学者间，对各国从国际分工中的获益程度的判断也不一致。
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自由贸易原则的信奉者们坚信，经济开放能够提高经济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是联结国内外生产要素交换的纽带，而且其本身也构成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直接投资的分布集中在与出口相关的产业，因此其流入是支撑经济和出口成长的重要条件。外贸、经济增长和资本跨国流动成为相互推动的因素。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贸易高速增长和东亚等国实施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成功为开放引导经济增长论做了最好的诠释。因此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许多学者和政府决策人士的推崇。吸引外资成为经济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
对外开放的怀疑论者们则指出，战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现象只是经济史上的特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受到发达国家超常的市场需求的拉动。以刘易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怀疑新古典贸易和增长理论对落后国家的适用性。他们提出了边远地区经济增长取决于中心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水平的著名论点。出口贸易虽然是联系外部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纽带，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外资控制下的出口产业与国内民族工业属于彼此隔绝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相反，历史形成的强制性对外开放和单一性国际分工正是造成落后国家经济不发展的根本原因。这种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关系可以概括为：外部需求决定了出口扩张，出口主导了经济增长，而外资对出口部门的控制又将增长的成果攫为己有；一旦国际市场的需求格局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将陷于停滞，外资还会撤离。
在全球贸易增长率减缓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批评者们认为贸易条件恶化论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以克莱因为代表的合成谬误论指出，随着日益增多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并效仿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策略，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量剧增，外资大量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剧此类贸易品供求失衡的局面。东亚模式将失效。
卡普林斯基等人进一步提出了科技创新冲击所引发的悲观论。在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急剧改变当今国际产业和贸易分工格局的背景下，开放和对外贸易的扩大不再成为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发达国家的企业不仅垄断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分工优势，而且借助于科技成果的推广将重新夺回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最终将在所有制造业领域确立绝对竞争优势。这一理论所描绘的严酷前景是，发达国家对科技成果的垄断和全球经济的融合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疆界失去隔绝外部冲击的意义。随着发达国家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科技创新型经济的崛起，这种悲观性预言似乎得到了部分验证。
此外，跨国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否定了新古典理论关于要素市场完全竞争这一重要假设，提出了跨国企业对要素和商品市场的控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外资既可以进入出口部门从而引起国际贸易流量的增加，也可以流向进口替代部门减少贸易量。跨国公司对所有权的控制和投资利益的攫取影响到开放利益。外资即便能促进国际间要素的流动，却不一定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外资的流入究竟对东道国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需要用实证数据加以判断。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及经济增长受到内部要素积累和外部要素流入两方面的作用。结合上述理论争论，可以用以下3种假说概括外国直接投资所起的作用：
(1)外资流入增加了东道国资本要素拥有量，产生广泛的经济部门间联系，因而对经济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2)跨国投资的目的在于利用垄断优势获取超额利润；外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只服务于跨国公司母公司的全球战略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3)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影响因各国具体情况而异，决定性因素为国内生产要素的积累。
本文持第三种见解，即在经济开放环境下一国的出口实绩尽管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主要的决定力量还是国内生产要素的数量积累、质量改进和有效使用。因此，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应有利于培育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和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企业经营环境。片面给予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的政策优惠有害于长期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因而是不可取的。
二、对出口增长因素的实证检验
结合上述3种分歧性观点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以下设计了计量模型进行跨国回归检验。广义上，跨国投资主要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信贷资金等3种形式或三者间的组合。出于对出口增长的实际作用和获取数据便利的考虑，这里只选取外国直接投资作为衡量的指标。选取的样本国家和地区共有35个，涵盖全球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预期发展中国家长期的出口增长受到以下一些重要变量的影响或制约：
Xi=C+Mi+E2i+E3i+Ki+Ii+Fi.
公式中的应变量Xi为第i国在1978年至1995年期间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反映出口实绩。C是自变量中的常数项。Mi是第i国在1980年至1990年期间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用以衡量普通劳动力就业量的变动。多数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资源，形成出口竞争力的基础。然而，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和人力资本在生产活动中重要性的提高，劳动力资源应当视作不同质量的生产要素。除普通劳动力外，按受教育程度还引入受过中等教育和培训的技能型熟练劳动力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型劳动力等两类要素资源。技能型或熟练劳动力用E2i表示，该指标选用1993年时第i国中等教育机构学生注册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重。人力资本型劳动力为E3i，采用的指标是1993年时第i国高等教育机构学生注册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重。变量Ki是第i国在1980年至1995年期间固定资本形成额的年平均增长率，用以计量国内有形资本积累情况。Ii是第i国在1980年至1995年期间工业生产指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反映国内生产要素综合的使用状况。Fi为第i国在1978年至1995年期间累积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占1995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数值，用以测算外资这一外部要素的流入和积累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要素禀赋论，预期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与上述变量之间存在着如下联系：(1)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本应对出口增长有所贡献。然而，一些新兴工业化或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过了鼎盛期，普通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影响力减弱。产业保护政策也会削弱制造业对出口的贡献率。故Mi的系数值也许为正值，相关性不确定。(2)随着发展中国家中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技能型劳动力的供给增加。据此推断，E2i的系数应为正值且与出口增长呈现出较高的相关性。(3)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E3i属于发展中国家稀缺性资源，预计它与出口增长之间的关联程度不高。(4)有形资本要素也是发展中国家所稀缺的资源。由此推断，Ki的系数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可能较小。(5)工业产值综合体现了国内要素资源综合性积累和使用状况。大多数样本国家和地区以出口工业品为主，由此预期Ii与出口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正向相关关系。(6)人们在外资流入和其经营活动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作用的评价方面存有严重的分歧。本文预期外资变量Fi的相关程度和方向应视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
三、对检验结果的分析
回归检验数据的时间跨度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样本国家和地区多达35个，涵盖了许多重要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各变量数值均用增长率或百分比来计量，避免按绝对数或对数值取值所易产生的数据自相关性质的错误。表一显示了回归计算的结果。所得出的回归质量方面的参数，R平方值略高于0.4，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t统计值过低的变量Mi和Ki从最终的结果中删去了。统计结果表明，样本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长实绩基本上可由剩余的因素加以解释。
现将出口增长与国内外要素的积累相关性的对立性假说与实证检验的结果加以对比分析。自变量M的系数值为负值，且t统计值非常低。这一结果与预期相吻合，显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并不密切依赖于制造业中普通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增加。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曾用1964至1987年数据进行过类似的检验，得出了出口实绩与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显著正相关和技能型或熟练劳动力与出口增长无关的两项结果。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本项检验中E2i的系数值为正数，且t值统计达2.1057，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已从依赖普通劳动力转向了利用技能性劳动力资源。这两方面的变化均反映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随着技能型劳动力要素供给量的增长而实现了升级更替。样本国家和地区中等教育普及率提高对出口增长有所贡献，也说明了开放经济环境下，依靠内部传统要素的积累是能够实现出口乃至经济成长的。当然，一些落后国家所实行的扶植性产业与贸易政策也会增加相对稀缺的技能型劳动力要素在出口产品中的含量，从而呈现出与出口增长的正向联系。
表1 发展中国家出口值增长的多因素相关性分析 35个样本
变量CE2i E3iIi
Fi
系数 1.30630.0704 -0.0583 0.5657
0.0203
t统计值 0.77802.1057 -0.9564 3.3819
0.6936
R=0.4038SD=3.5159
F=5.0803F值的显著程度
1%
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拥有量普通不足。实际检验的结果显示E3i与出口实绩之间存在的负向联系，t统计值略小于1，表明该变量与应变量之间有弱相关关系，这也符合原先的预期。只有少数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其他发展中国家远未形成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国际竞争力，因而没有反映出该项资源对出口成长有明显的贡献。实际上当今国际间对高素质人才的争夺日趋激烈，使发展中国家所培养的人才大量流向发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未来不一定都能服务于本国的经济发展。
另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发现是有形资本系数Ki呈现出负值，并因t统计值过低而被删除。此项结果传达了如下一些信息。整体上发展中国家有形资本拥有量比发达国家要低，与出口增长的关联性很弱。阶梯比较优势学说和经济史均证明，有形资本要素的积累和使用通常先发生于国内经济部门或进口替代型产业，随后才向逐渐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出口型产业转移。只有当一国的资本拥有比例接近直至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才会与该项要素的积累直接相关。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达到这一发展阶段，因此这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偏低。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较多的样本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实绩将与有形资本的增加相关。此外，因变量制成品只占有发展中国家总出口的约80%，部分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与有形资本的积累之间的联系会相对弱些。
综合反映国内生产要素积累或产出因素变动的工业产值Ii的系数值高达0.5657，t统计值为3.3819，均居各变量前列。该结果充分显示出口增长更多地取决于国内经济实力的变动，尤其是工业产量的变动。这一结果有力地支持了供给决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可以相信，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扩张前景更多地取决于其国内经济要素积累的状况，而不是国际市场行情的短期波动。
反映开放条件下外部要素流入的影响力指标Fi的系数得出了正值，但是它的t统计值仅为0.6936。这一结果充其量只能说明外资流入与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之间有弱的正向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估计开放体制对出口的贡献率，剔除了外国直接投资相对规模较小的样本国家后再进行运算，得出的统计结果也很相似（见表2）。此项结果与持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预期均有明显差距，却符合了本文提出的外资影响力存在着国际差异的判断。对此结果的合理解释应考虑以下方面：在长时期中，引进外资与出口实绩的相关性因各国不同的产业结构和政策效应而异；在不排除外资运用垄断力量削弱东道国竞争力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投资于进口替代型产业的外资对出口的作用不很直接；有些国家侧重于以借入外债而非引进直接投资的形式利用外资。此外，东道国国内产业之间，特别是与出口产业间的关联程度较低也会反映在Fi的弱相关上。对外资流入和出口之间联系的深入研究需要应用案例分析等方法，只靠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难以准确测量。然而这一结果至少说明了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外资积累对东道国出口增长的影响，或据此判断经济开放产生的损益。
表2 发展中国家出口值增长的多因素相关性分析 外资比重高的25个样本
变量CE2i E3iIi
Fi
系数 1.83200.0605 -0.0564 0.4718
0.0281
t统计值 0.66031.2515 -0.6995 2.2686
0.8151
R=0.2966SD=3.8768
F=2.1087 F值的显著程度 11.2%
四、实证检验结果的政策意义
两项跨国回归检验产生了与预期相符的结果，即发展中国家出口实绩主要由内部要素积累决定，外资仅起到较为次要的作用。这与生产要素状况决定出口增长的传统理论相一致。现实中，外资在出口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积极或消极影响取决于各国吸引、利用和监管外资的水平，外资流入的部门分布及产业联系，以及外资企业活动的动机等诸多复杂因素。当然，利用外资的途径并不限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出于保护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的目的，部分国家如韩国和土耳其等主要以外债形式利用外资。外债规模对出口的影响可以用其他模型去检验。
人们在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就主要归结为外资流入推动出口再带动经济增长时，往往会忽视国内生产要素的积累实际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这种片面认识会形成错误的政策导向。因此，我们应当重视以下一些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第一，人力资本积累对出口增长的弱相关性值得人们重视。在此意义上科技创新的悲观论者们的观点有其合理性：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未来决定一国产业竞争优势和国际分工的基础将愈益依靠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使用。智力密集型劳动力不仅具有研究和开发方面的创造性，而且能够有效地组织各种经济资源，产生出要素的综合性效率。加紧人力资本的培育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发展中国家应对智力资源向发达国家逆向流动的原因、后果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第二，外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并非简单地符合完全竞争的法则。外资对经济和出口增长值存在着弱的甚至于负的相关性，表明外资流入及其经营活动对经济实绩的贡献率受到东道国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外资企业的垄断行为还可能对东道国经济与出口产生消极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放政策应当应用适度，尤其是不应当给予外资企业以过分的政策优惠，即超国民待遇。恰当地利用外资又限制其负面作用始终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关注的课题。东道国要从本国具体产业的发展水平、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等多重角度选择适当和动态的外资政策。政府不仅要适当限制外资进入的部门，还要监控其经营行为。
第三，出口增长仍主要依赖于国内要素的积累。所以，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应重观对本国企业的全面开放，培育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基础。一些国家经济向外资单方面开放导致外资占据了核心经济部门，却限制国内企业在同领域内进行经营活动。外资企业通常还享有比本国企业优惠的税收待遇。更为严重的是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获准进入一些行业，而东道国多数企业则被拒之门外。这不仅直接引起东道国经济利益的流失，而且还阻碍了本国企业的长期成长。应当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清理现行不符合营造平等竞争环境的政策法规，确实发挥出经济开放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总之，提高国内企业对要素积累的贡献率才是实现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的内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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