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山郁林1，2
（1.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2.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在人的起源和演化过程研究中，全部因果关系所对应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都完全超越了日常经验。现有的人类演化的树状结构的假设，依然存在很多缺环并处于变动之中。人科物种的直立行走、意识、语言和文化诸方面都必须通过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及相关的协作行为才能得到基本的说明。因此厘清“劳动”概念和“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的观念的关系、阐明劳动的含义、确切地说明在劳动问题上动物与人尤其是猿与人的分界，在人类起源和演化的研究中尤为关键。基于以上考虑，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本观念和主要问题进行了初步、简要的梳理，并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 人类起源；劳动；演化
维系着人类普遍的寻根意识的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难题，在人猿揖别和智人的演化原因方面历来争议颇多。自然环境、社会劳动和生物基因都已被用来说明人类远祖如何耗时数百万年，成为万物灵长。在有限的考古证据与还原论和相似性思维的约束下，人类演化原因总是难以摆脱关于环境、行为和基因的相互影响和改变的复杂关联。人既是演化过程的最特别的产物，又能有意识地通过劳动左右自身和其他生物的演化进程，那么能否可以认为劳动在人类演化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呢？自从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以下简称《作用》）一文的核心观念被简化为“劳动创造了人”的表述以来，曾引起国内学术界热议。因为劳动能将人之为人的各个特性（直立行走、手、脑、语言）加以整合，这一议题的思想价值与日俱增。
（3）了解各水域锚舶船及小船航行习惯，熟悉港区各水域浅滩、礁石、碍航物及岸线情况，以便恶劣天气来临时心中有数。在恶劣天气来临时，尽量避免通过通航密度大的水域或在通航密度大的水域停留。
一、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西方学术界在人的起源和演化的研究中至多只说到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以及狩猎和采集活动的作用，却吝于直言劳动。即便对人类起源和进化中的工具问题进行研究，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大脑的进化、认知能力的发展方面，工具的制造和使用通常只被看做人的身体状态和智能状况获得进化的标志，具有对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的断代作用，并以之作为对特定人科动物进行命名的进化特征。对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做以下概括：
（一）恩格斯的概述
恩格斯在《作用》中对劳动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进行了概述，在理论上初步建立了直立行走、人手、劳动协作、大脑和语言间的因果链，形成了劳动造人说的基本表述。在他看来，“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P550恩格斯秉持了由马克思开创的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作用》一文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就人的起源提出具有预言性的睿智见解，“而在于尖锐地分析政治在科学中的作用，分析了必然影响所有思想的社会偏见。”② [美]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M].田洺，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P155-156这种偏见是指头手分离的科学发展所导致的学院式的纯研究对体力工作的排斥，并造成的对于劳动本身的片面理解。虽然在恩格斯之后的很多生物学、人类学的研究者并不直接提及恩格斯的《作用》的影响，但在他们关于人科动物直立行走、工具制造的研究中，却能看到和恩格斯见解类似的表达。恩格斯对劳动在人类演化中所起作用的说明在表达上具有高度概括性，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证明，恩格斯的预见有其科学性和正确性，都在为人类演化中劳动的推动作用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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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习性学研究的启示
习性学对环境对行为的决定作用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本能决定论。① 习性学研究提出了像“固定行为模式”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动物先天就有的特性，并主张人的认知和知觉范畴是生来就有的。这种方法有给行为模式贴标签的嫌疑，更多停留于行为表面的观察，未能以更严格的标准去研究适应问题。 受制于这种基本观念，生理特征、基因编码与智力表现和人类最为接近的黑猩猩的行为成为研究的重点，但相关研究除了为达尔文对人与猿关系的估计提供更丰富的观察经验并将动物的行为和人的自然性进行类比之外，其潜在价值至今未能充分地展现出来。② 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M].毛盛贤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P166很多心理学理论都曾经以黑猩猩为研究对象，试图为具有明显智能特征的学习行为找到一种解释。
对于人类进化中的智能进化的研究有两条密切联系的路径：第一，探究思维的物质器官即人脑的演化过程及原因；第二，寻求认知能力演化的具体机制。层出不穷的化石证据证明了人类进化不同阶段脑容量的递增，这说明大脑的演化过程和人类演化有必然联系：脑量的增大是人属的标志性特征，关于脑容量扩大原因的假说都可以用来说明工具行为推动了脑的演化。
（三）对工具行为影响的研究
两足直立行走是人类的关键性的适应性状之一，大约出现于400万到37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当中。达尔文认为，直立行走者能更便利地使用原始工具来获得食物和加以自卫，他主张在直立行走、工具制造和意识活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肯定了直立行走在所有的人化行为特征中的重要性。“达尔文通过探讨直立姿势，脑容量的增大，脸型，齿式，脊椎的弯曲，骨盆的拓宽等生理变化对人类起源的影响，继续重建设想中的进化过程。”③ J.霍华德.达尔文[M].徐兰，李兆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P109此后陆续有其他解释补充进来，认为直立行走还可以提升行走耐力、增强狩猎能力、扩充携物能力、扩大视野、减少阳光直射皮肤面积、减少暴力，为人类的进化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④ N.H.巴顿等.进化[M].宿兵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P765
其中，O1、O2分别为底座内孔1和底座内孔2的中心，O1和O2分别为轴承1和轴承2装配后的中心点(理论上O1应与O1重合，O2应与O2重合)。
“创造工具意味着已经意识到躯体无法承担某种功用，必须用手的延长即工具来代替。制造工具必需的前提是一定的抽象思维，无疑还需要经过一定的学习过程。制造方法的传递，意味着不单单要模仿，而且必须有一定的言语。”⑤ 让·沙林.人的进化[M].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6. P90工具行为和直立行走的相互结合使早期人科物种的认知能力在较长时期内获得较大的增长，因此群体的复杂程度、群体密度和活动能力也随之大幅提高，这些演化特征可以用来解释古人类在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的扩张，也是人类起源当中与“走出非洲”有关的假说的重要依据。
（四）工具行为的作用
实际上，动物缺乏足够的根据环境因素对于行为的调节，只会被动地重复整套“预定动作”，并不具备像人一样的意识对行为的支配能力，这一研究结果客观上为区分人和动物的工具行为并对“劳动”概念进行明确界定提供了与能动性有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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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的认识能力，演化论的解释是，人的感觉与认知系统具备持续不断地收集有利于生命延续的各类信息的功能，自然选择能够促成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如果远古时期确实存在男性负责狩猎而女性专司采集这样的分工状态，那么男女两性就因为各自所从事的不同劳动具有了不同的空间认知能力⑥ 戴维·巴斯.进化心理学[M].张勇，蒋柯，译.商务印书馆.2015，(9). P90。对于什么样的工具制造和使用才能推动智能进化的问题，相关研究也提供了工具方面的证据。不同工具的制造，对于智力的激发作用不是等量齐观的，只有像工序较为复杂的、有较严格技术要求、需要调动众多肌肉和神经元并且渗透着计划性的片石方法才能使猿脑向人脑转化。⑦ 葛明德.劳动在人类起源中发生作用的新证据[J]，北京大学学报，1996，(5).
（五）进化心理学的研究
相对于“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提出“劳动选择了人”的新命题，主要论点有：第一，认为恩格斯在《作用》一文中对“劳动”概念的使用存在逻辑错误。如果以劳动作为人类社会有别于猿群的特征，那么劳动的主体就难以确定，因而猿类的捕食活动只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选择活动，在从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劳动概念必须加上引号。④ 赵寿元.劳动选择了人[J].复旦学报，1981，(1). 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劳动含义理解的偏差否认了猿向人类进化的阶段性，也会将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社会属性排除在外。⑤ 黄湛，李海涛.“劳动创造了人”：对恩格斯原创思想的误读和曲解[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6). 第二，认为“劳动创造了人”这一命题不能体现恩格斯的本意，“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和“劳动创造了人”的含义并不相同，“人本身”应该是指从猿到人转变中的过渡性的生物形态。把恩格斯的原话简化为“劳动创造了人”，改变了原著的表达，也削弱了其中的辩证思维色彩。有学者指出，“劳动创造了人”这一命题中的“劳动”和“创造”多有歧义，混淆了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同的劳动形式，未能区分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⑥ 刘建立，靳如军.劳动创造人的语言歧义分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6). 还有学者认为恩格斯并未肯定人是由劳动创造的，他也未曾认为劳动是使人产生的唯一原因，人与劳动之间是一种互生关系，⑦ 陈青山.论劳动与人的互生性.社会科学家，2010，(12). 因而人类的祖先是类猿人而非类人猿。⑧ 张宝英.人的祖先是“类人猿”还是“类猿人”——由“劳动创造了人”引发的思考[J].学术交流，2014，(4). 第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进化观念的体现。自然环境和猿类的工具行为都只是进化的外因，基因突变才真正导致猿转变为人。并非是劳动创造人类，只是来源于人的劳动发挥了选择作用，根本而言，是自然选择了人。⑨ 张秉伦，卢勋.“劳动创造人”质疑[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1). 从猿到人的进化也包括突变、选择和隔离这些环节，劳动是这一过程中的选择因素，在选择上具有劳动优势的个体的突变累积使猿变成了人，所以是“劳动”选择了人。⑩ 赵寿元.劳动选择了人[J].复旦学报，1981，(1). 还有学者根据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结果，提出如果用劳动这样的非自然因素来解释人类起源，实际上是以一种新形式的特创论否定现代科学的发现。⑪ 龚缨晏.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J].史学理论研究，1994，(2). 第四，认为劳动在古猿向人类进化过程中并非决定性因素，“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过于笼统地肯定了劳动的决定作用。通过文本分析，“人是自然产物”的观点被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前提。⑫ 林圣龙.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说的[J].化石，1982，(2). 从古猿到人的漫长过程，决定性的作用来自于地理环境，劳动只在人的自我完善中才具有决定性作用。⑬ 赵永春.1988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刍议[J].学术交流，1988，(03). 有些学者完全否定劳动创造说，认为人的进化和动物进化并无根本差别，不能夸大社会因素对人体进化的影响，所以应该直接承认是自然选择创造了人。⑭ 梁祖霞.自然选择创造了人类[J].生物学教学，2003，(8). 还有学者把对这一论题的争论迁移到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否具有一致性的争论上，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动物是否有意识的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别，① 汪济生.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J].学术月刊，2004，(07). 但这一提法被认为是脱离语境误读经典的结果。② 王钦民.这样的发现值得我们正视吗？评汪济生《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J].理论观察，2014，(06).
进化心理学通常会选择狩猎——采集型社会情境作为参照，人类演化史中绝大部分时间的劳动形式都是采集和狩猎，只在近一万年前才出现农业。⑧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P77这就使像如何应对大型猎物这样的问题成为适应性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合作行为的进化，并把达尔文关于个体作为选择单位的观点与合作普遍发生于个体之间的事实联系起来，也将提出如何从自私的自然选择中进化出具有利他性质的合作行为的问题。工具行为一方面是内在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又可以对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起到强化作用。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所出现的进步，将会给自然环境和其他物种带来和今天一样的破坏生态平衡的后果，比如最早的水运工具使古人类向澳大利亚移民和人类首次灭绝大型动物物种成为有联系的事件，这样就可以解释澳州境内为何不像其他大陆那样拥有许多大型哺乳动物。① 贾雷德·戴蒙德著.枪炮、病菌和钢铁[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P14
进化心理学倾向于认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设计出种种适应性（器），人类的各种行为都可以找到一个内在的与这些适应性有关的解释，这些适应性的总和就是恒定的人性的真实写照。这一观念所反映出来的对于自然选择单位的看法是兼顾个体、群体和基因作用的多元论，但从根本上而言，稳定的基因成为以上论点的基础，这就意味着人类基因当中有某种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使人的进化历程能够在主观和客观高度统一的意义上具体地、历史地占有劳动。
（六）语言与工具行为的关联
防治工作推进时要全面争取资金，提升各单位或者部门的投入力度，这样对完善布鲁氏杆菌病的相关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可切实推进该疾病防治工作的有序进行。此外，经费投入提升还有利于患病牲畜扑杀工作的顺利进行，借助此种预防措施可有效保证人畜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芬兰作家佩卡·库西在《我们这个人类世界》曾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人类进化本质在于文化进化”，② 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M].宋俊岭，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P14这一看法得到很多学者的赞同，芒福德就据此把人类文化的表征概括为语言和城市。人是现今生物圈内唯一掌握语言能力的动物，因此语言的起源必须追溯到人科动物的祖先。按照人类的非洲起源论猜想，语言随着智人走出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处，人类的语言因此也有共同起源。如果不是因为工具制造和使用能力的提高，并且有更强的狩猎能力、加工和携带食物的能力，长途跋涉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对语言起源的探讨必须考虑劳动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言和演化的关系研究受到重视，语言不再被视为单纯的工具系统，而是人类天性与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方面的很多观点都将语言和社会协作行为、交往行为联系在一起，而劳动中越来越多的合作恰好可以解释人的社会属性的逐渐形成。
西方世界对工具行为在人类进化中的推动作用的看法与时代的技术和精神状况密切相关。工具行为的复杂化增强了人科物种的生存优势，具备了更强的环境适应性。从适应性（器）角度来理解工具行为的作用，虽然还不能算是西方学术界相关研究的最终结论，但应该是其基本指向。
二、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国内赞同劳动造人说的学术观点比较多地受到前苏联的相关研究的影响。根据в·п·阿列克谢耶夫的概括，前苏联学术界以“劳动创造人本身”的表述为前提，从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方面肯定了劳动的作用，劳动被看做一种与动物的被动适应性形成鲜明对照的能动因素，工具行为被看做是人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相区别的标准。由于石器技术的进展和人类祖先的形态演进是吻合的，为人类起源理论中的劳动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明。“正是劳动的发展确定了人类从始祖的似猿形态达到现代人的这一总的前进运动。”③ в·п·阿列克谢耶夫，庄孔韶.关于人类起源的劳动理论[J].民族译丛，1981，(4). 劳动还被定义为信息过程，这成为从劳动的作用揭示语言产生与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些观点在国内学者的讨论中时有出现，有些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目前，医学院校计算机基础教学难以适应计算机技术在医学领域广泛应用的新形势，存在着课程地位认识不足、教学内容支撑专业应用和社会应用力度不够、质量评价体系有待改进等方面的问题。只有积极思考和探索具有医学特色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以培养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为主要任务，使其具有利用计算科学对医学相关问题进行分解、提炼归纳、系统设计的能力，为计算机学科与医学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做好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应用能力的铺垫。
（一）对“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表示赞同
国内学术界在争论中形成了劳动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的一般观念，承载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对基于恩格斯原创思想的劳动造人说在总体上依然持肯定态度。
国内理论界对于劳动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劳动创造了人”（来自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表述）这一命题的学术讨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是第一次争论，主要是在社会发展史的背景下展开，争论的问题集中于“劳动”的涵义和人与猿的分界方面。第二次也是最近的一次争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与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和遗传学的新发现、新成果有关，在第一次争论形成的问题的基础上增加了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决定因素究竟是劳动还是自然选择的问题，对“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的否定态度明确呈现出来，并有新的命题出现。各次争论最终并无定论，但至今余响未绝。对争论中的主要观点及其影响，可做以下概括：
人类语言的起源就像人类本身的起源一样，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语言最早出现的时间，有从4、5万年前到50万年前再到200万年前的不同观点。对于语言的性质，同样存在很大争议。
（二）对恩格斯《作用》中的基本观点表示质疑
心理学中交替出现的用自然性和社会性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内在心理原因的路径，非常明显地在不断发展的演化理论和心理学相融合的进化心理学中表现出来，对人科动物的工具使用和制造行为的研究是进化心理学重要课题。
尝试对这一命题的涵义进行进一步解读，并用新的科学证据来支持这一命题。在对“劳动”进行界定时，有多名学者主张将“劳动”区分为“广义的劳动”与“狭义的劳动”，③ 姜义华，武克全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P598以便厘清“劳动”概念。在肯定劳动创造了人的前提下，一些学者重新考虑自然选择对于人类形成的重要作用，强调生物进化和社会形成的辩证关系，以此确立劳动在由猿到人过程中的决定作用。④ 姜义华，武克全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P601在面对新的科学证据时，有学者完全赞同恩格斯的观点，认为应该区分生物规律和社会规律，坚持劳动对人类社会和体质形态的创造性作用。⑤ 尚南.劳动创造人的理论及其科学根据[J].史学月刊，1987，(2). 也有学者援引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认为在人类起源和进化过程中，包含着以劳动为核心动力的技术发展和脑量扩大、智能提升和语言进步相互促进的两组反馈循环，劳动这种“人类特有的生存模型和适应模型”将人类进化动力问题引向“劳动创造了人”的论断。① 葛明德.劳动在人类起源中发生作用的新证据[J].北京大学学报，1996，(5). 还有学者从人类起源和进化所表现出来的适应性过程出发，认为人类最早的工具行为始于具有“元工具”特征的人手，人类诞生于人手的形成。② 高剑平，张正华，罗芹.手的元工具特征[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11).
三、对劳动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对于作为劳动开端的工具行为涉及较多
虽然石器的制造和使用、食物的采集和生产、动植物的驯化和培植、武器的改进和战争的频繁发生、人脑的增大和智能的完善、语言的产生等一系列现象都不可避免地贯穿着劳动的影响力，却鲜有学者明确探讨“劳动”问题。
从词源分析，“劳动”的拉丁文形式Laborare意为“经过劳苦取得成果，并从中得到享受。”③ 罗贝尔·福西耶.中世纪劳动史[M].陈青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P7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大多数时候劳动只意味着付出体力的艰辛劳作，受制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奴役，具有痛苦和被迫的性质，劳动者的地位因而也是极其卑微的。古希腊哲学对于劳动的理解也较狭隘，在沉思的价值高于行动的观念背景下，劳动未能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从宗教的影响来说，根据《圣经》经文，人类始祖必须以终身劳苦方可维持生计，劳动被打上惩罚的烙印。在中世纪，对于为了信仰而苦修的基督徒而言，懒惰是重罪的戒条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倡议只是一种宗教道德，这对于理性劳动观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但无助于把劳动当做思想对象。而文艺复兴之后，在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发生了翻转，从工艺和技术的角度对于劳动的经验化理解、从创造财富的角度对于劳动的经济学考察以及对劳动作为人的精神和自我创造活动特征的揭示，使劳动在哲学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劳动更多地被看做是基于精神性存在的抽象理念活动。
对于劳动的重大哲学意义的发现得益于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人类史和社会史的锁匙”这一思想事件，生产劳动被视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劳动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于劳动在从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的阐述，是对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的具体运用。但是这并未改变西方学术界将精神因素置于首位的思想传统和将生产劳动片面地等同于体力劳动的偏见。
（二）在激烈的学术争论中也存在概念和细节上的疏忽
已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原初表述已经在教条化、常识化的过程中被过度简化了，原本具有的意义也有所流失。持“劳动选择了人”这一观点的学者中专业从事考古学、人类学研究的人士并不多，很多人只是截取经典著作片段，重复性的辩解也时有出现，有些观点并非是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结果，争论各方对于科学证据的不同态度也是导致观点对立的重要原因。应在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将问题的讨论深入进行下去。对这种共识曾经有学者给出过一个颇具兼容性的表达：“劳动创造人的生物学论证不能成立；劳动创造人的科学论断不能否定；劳动创造人的含义应该重新界定。”④ 张培炎.关于“劳动创造人”的讨论三题[J].广西大学学报，1995，(06). 美国学者舒喜乐认为，中国古人类学界引述《作用》的观点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强调人类进化过程中手工劳动的首要性，为社会发展中劳动者的中心地位寻求人类学依据。⑤ 吴新智，杜靖.吴汝康人类学实践中的人观思想及其来源[J].青海民族研究，2010，(2). 此外，国内学术界在相关争论的展开过程中，并未明确地界定“劳动”，也未对人类演化过程中劳动所具有的多种形式进行细分，因此需要以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劳动的定义作为前提。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继承已有文献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实现机理模型与测度指标，并基于2005—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教育、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提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具体对策建议。
四、进一步的思考
国内学者提出“劳动选择了人”的命题来重新阐释劳动的作用，一种可能的研究路径是，从人类起源和文化进化的综合解释入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意味着劳动不是可以从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剥离出来的专门性活动，劳动体现出将人类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的创造性，作为人类生活的首要基本条件，处于人类演化的理论考察的逻辑起点上。同时，“人本身”并非仅指智人而言，以石器加工为主的工具技术的改进和人类演化的形态都具有很明显的阶段性，不是一种简单的前后相继的递进状态。“人类的进化好像一片丛林，而不是一种阶梯。”① 罗伯特·福雷.原始人类和石头工具的结合：它们是怎样的关系[J].四川文物，1998，(06). 现有的对于人化的具体阶段的认识并未固化，随时有可能因为偶然出现的考古材料而重新排序。石器技术的研究进展也在不断调整原有的排序，标志着人的认知状态完成了由初步的双手协调能力到事先规划能力再到情绪控制能力、视觉想象能力和分层思维能力、工作记忆、创造力的飞跃，必须从整体的、综合的角度看待劳动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
与人类演化有关的化石记录是依照一定的尺度来排列的，分子生物学所遵循的另一种尺度提供了微观层次的证据，不同层次的证据之间既具有互证关系，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竞争性，这说明从“尺度”的意义上来追问劳动的作用是必要的。人类演化的历程也是人类认识自身的尺度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古希腊哲人曾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但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人只是人自己的尺度。这种尺度一方面因为工具行为和劳动形式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同时劳动本身也成为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尺度。正因为“劳动”是一个能将诸多问题集结起来的概念，所以在对人类演化诸问题拆分有余而整合不足的研究中，辩证思维的回归是必要的。由于劳动的影响，不仅可以解释脑的完善和语言的形成，也可以对道德的起源和人性问题进行说明。为了促成最大限度的协作，人以劳动为代价，行进在从“失乐园”到“得家园”的演化路途中。
人的起源和进化问题，蕴含着“我是谁”的永恒疑问，在生物学哲学乃至整个哲学之中都和“认识你自己”的思想使命息息相关。西方学术界由于对劳动实践的偏见并未对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人类起源和进化中的作用的洞见予以充分重视，国内学术界则在相关的哲学争论中忽略了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人们对劳动的看法就像对人自身的看法一样，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存在着最大的分歧。只看到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重要性，却对劳动避而不谈，将在很多时候受到不必要的争论的干扰。的确，动物似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造和使用”工具，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哪种除人以外的动物能以非凡的创造力改进工具，显而易见，只有人才会劳动，也只有从这种唯独人所具有的社会性活动入手，才能一窥人类起源和演化的秘密。人之所以能从动物界脱颖而出，在于人类做出了尝试并付出了以劳动为主要形式的代价。通过对于探索人类起源和进化过程中始终无法超越的因果律的分析，把劳动理解为进化“代价”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赋予“代价”以积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可以构建一种合理的“代价论”，而人类的未来就蕴藏在劳动这种“代价”的不断呈现之中。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539-（2019）03-0102-06
［收稿日期］ 2019-03
［作者简介］ 山郁林（1971—），男，汉族，甘肃陇南人，博士在读，副教授，研究方向：自然辩证法。
责任编辑：苏一星
文字校对：木 西
标签：人类起源论文; 劳动论文; 演化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