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国际评价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_经济指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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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末，世界各国的发展观已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的社会全面发展。发展的含义不仅要有物质生产数量的增长，而且包含社会状况和生活质量提高。80年代又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其目标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消除贫困和实现适度的经济增长，控制人口，合理开发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建立公平的分配原则。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现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它是人类对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进步和飞跃。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实践证明，高速经济增长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促进社会发展，相反地还会带来诸如环境破坏、犯罪率增加、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因此，新的社会发展观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最高级会议的中心议题，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再次强调要消灭贫困、促进全面就业、人人享有教育和基本保健服务，有效利用社会发展资源，以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行动纲领。

发展观的转变也使衡量发展的指标有了相应改变，早在70—80年代各国就探索用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来替代以反映经济发展为主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标准。由于社会包罗万象，它包括经济、社会、科技、政治、文化、道德、精神等各个方面，指标复杂繁多，因此必须选择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组成社会指标体系，并用科学方法进行综合，这就叫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它既可用作国际间、地区间的对比，也可用作某一部门或专题性比较研究。这种评价方法在社会指标建立较早的美国、联合国各种世界组织已被广泛使用，它已逐渐成为反映社会的进步与差距以及作为现代化社会管理和科学决策的重要工具。

国外近年来有哪些社会指标的综合评价？这些国际评价对中国的评价如何？是否符合实际？现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美国宾州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艾斯特斯选择了36 个社会指标，对120多个国家地区计算了“社会进步指数”，在1983年，中国被评为77位，1990年提高到67位，第一位为丹麦。

美国海外开发署大卫·莫里斯（M.D.Morris）博士从1975年就研究计算了“生活质量指数”，他仅用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三个指标，在1977年对161个国家地区进行的评价中，中国居第73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每年计算一次“人文发展指数”也是用三个指标，即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平价购买力计算），在1990年130个国家地区中，中国居第64位，但在1992年以同样指标口径计算的173个国家地区的排序中，中国的位次却降至第94位。

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根据对3000位企业管理人员的1995年225个指标的问卷调查，排出48 个国家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名次，中国被评为第34位，处于中下水平，第一位是美国，新加坡、香港地区分别居第二位和第三位，末位是俄罗斯。1997年中国上升至第29位。该所对1500家企业家的预测调查表明，到2030年，全球经济最具竞争力的前10个国家地区中，中国得580票，排名第三，仅居美、日之后。其他7名依次是：德国、新加坡、韩国、印度、中国台湾省、马来西亚和瑞士。

世界银行根据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得出每个国家的实际资产价值，作为衡量国家财富的新标准，在1990年的排序中，中国人均财富为6600美元，居170多个国家地区的第162位，比世界平均8.6万美元还低92.3%。澳大利亚居首位，人均达83.5万美元，日本居第五位为56.5万美元，美国为42.1万美元，居第12位。

英国海外就业机构研究了全球67个国家的生活成本，以居住国的商品及劳务价格作为衡量标准，以新加坡的生活成本指数为100，中国由1993年的11位上升到24位，指数为91.6%（逆指标，位次越低越好），新加坡为20位，日本最高，居第一位，指数为213.7%，印度最低，居末位。

国际组织还对某一方面发展情况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如瑞士一研究所对1995年世界投资环境进行了排序，最佳国家（地区）为新加坡，居首位，瑞士、日本为第二、三名，比利时、中国台湾省、美国、德国、法国均居前八名。此外还有痛苦指数的排序和信用度的排序等，至于单项指标的国际评价更是名目繁多，不一一列举。

从以上几项国际评价来看，虽然研究目的、衡量标准不一，但评价的结果均突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以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的衡量标准，如生活质量指数和人文发展指数等，虽用的指标不多，但反映了收入水平、营养、教育、卫生、环境、分配等内涵，它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序有较大差异，如阿联酋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但由于社会发展滞后，因而生活质量指数却居116位，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居80位左右，但由于社会发展较快，因而生活质量指数、人文指数均居60—70位，这就体现了以人的发展作为衡量标准的特点。另一特点是评价方法都用人均数、比例等相对数，这样在国际间具有可比性，不受国家大小的影响。中国有12亿人口，有不少指标在总量上都居于优势，但按人口平均计算就居于劣势了，如中国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6989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而人均GNP只有620美元，居第81位。又如中国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都较丰富，但人均财富只有6600美元，居162位。

国外的国际评价大多比较符合实际，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指标的内涵不尽相同，因此有的评价可信度并不高，如某国际组织评价各国“政府的透明度”，中国被评为第三名，又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人文发展报告中计算的“人权指数”，中国被评为倒数第二名，这就是因为评价标准不同和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致使评价结果不是偏高就是偏低。还有前面提到的社会进步指数，1983年将美国评在东欧各国后面而居世界第28位，也是不够准确的。此外，外国的评估在年度之间差距过大，如人文发展指数，1990年中国被评为64位，而1994年以同样方法计算，中国的位次却降到94位，反映了某些国际评价不太符合实际。因此，如果我们自己不建立社会指标体系，则只能人云亦云，而且也找不到具体指标来反映我国与世界各国在发展方面的差距。

我国是一个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要准确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位次，就应当建立一套适宜于国际比较的社会指标体系。世界评我国，我国为什么不能评世界呢？基于这一出发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指标课题组”（国家重点课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1987年首先用16个社会指标对世界120 个国家（地区）进行了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1993年又进行了世界各国现代化水平的国际比较。1997年又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对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的主要社会指标进行了国际比较。这三项国际比较向社会公布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认为评价结果符合实际，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87年的社会发展水平国际比较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优秀论文。

社会指标国际评价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反映中国居世界的位次，还在于从各项社会指标比较中能反映出中国与世界各国（地区）的差别，反映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状况，从而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依据，以便采取对策加强薄弱环节，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稳步健康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经过多年的实践，笔者体会到，要使国际综合评价符合实际，必须使评价方法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首先是指标的选择，我们参考了国外各种指标体系，采用了经验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根据不同目的，确定了适合各国社会发展情况的指标体系。其次是收集的资料要尽可能做到准确、可靠，要易于收集，统计口径和包括范围要一致。第三是综合评价方法要科学，我们使用了简便易行又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的综合评分法和综合指数法，通过各种办法验算，其结果基本一致。

现将三项最新的国际评价结果简介如下：

一、1995年世界120个国家（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国际比较

社会发展水平国际比较指标体系的建构理论依据是，参考学习国外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国情，坚持了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衡量标准，共选择了16个社会指标，其中10个指标是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Enkeles）确定的现代化指标，它基本概括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和生活质量的主要方面，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出口比例、教育经费比例、婴儿死亡率、人均摄取热量、人均能源消费量和通货膨胀率等6个指标，更全面地反映了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评价的资料根据是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120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国家的数据。评价的方法是采用综合评分法。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因此在1987年以来的9 次评价结果中，中国居世界的位次不断上升：1987年第一次评价居70位，1989年降为71位，1990年又恢复到70位，1991年上升为68位，1992年为67位，1993年为66位，1994年65位，1995年为63位，大致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现对1995年的评价结果作简要分析：

分国别看，中国综合得分为81分，比世界120 个国家和地区平均96分低15分，比46个低收入国家平均63分高18分，比49个中等收入国家90分低9分，比25个高收入国家139分低58分。居世界前列的10个国家是：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荷兰、法国、芬兰、美国、爱尔兰和英国，综合得分在147—138分之间。列百位以后的大多是亚非国家，居后列的10个国家是：马达加斯加、马里、埃塞俄比亚、尼泊尔、布隆迪、坦桑尼亚、马拉维、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和乌干达，得分在41—27分之间（见附表2）。

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我国处于中上位置，高于我国的是日本、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分别居世界19—58位；位于我国之后的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蒙古、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孟加拉国、缅甸、老挝和尼泊尔等10个国家，分别居世界64—114位（见附表3）。

从各子系统看，大体上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居于后列，分别居世界81位和92位，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居中等偏上水平，分别居49位和38位。从16个指标看，有7 个指标相当和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它们是：出口占GDP比重、人口净增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人均医生数、人均日摄取热量和通货膨胀率，分别居世界第62、36、45、53、32、50和56位；居于后列的9个指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城市人口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比重、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中学生入学率、大学生入学率和人均能源消费量，分别居世界第81、71、111、96、76、96、54、80和54 位（见附表1）。

今后社会发展中需加强的薄弱环节是：要优化社会结构，特别是第三产业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偏低，居世界111位和96位，教育经费比重和大学生入学率也居世界96和80位，人均GDP也属于世界低水平，按汇率计算，1995年只有580美元，世界银行按三年平均汇率计算，调整为620美元，居世界81位。今后要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加强社会发展力度、严格控制通货膨胀和人口的增长，这也是今后长期的任务。

二、1995年世界120个国家（地区）现代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1993年我们又推出了一项新的国际比较研究。我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目的是为了反映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能否加快现代化的进程，将决定我国下个世纪的国际地位和前途。这就需要有量化标准。课题组在上述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英克尔斯确定的10个现代化标准，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及联合国教科文年鉴、劳工年鉴等收集了百万人口以上120个国家（地区）1995年的数据，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出各国地区现代化实现的程度，亦即各国的现代化水平。由于英克尔斯提出的现代化标准是在60年代调查了六国以后确定的，标准偏低，因此计算出来的现代化水平偏高，但各国之间的横向比较仍可反映出现代化水平的高低情况。1995年各国现代化水平评价的结果是：

根据10项指标的综合计算，1995年中国实现现代化标准达79.0%，居世界第67位，比上年上升了2位，在世界中属中等偏下水平，比低收入国家57.1%高38%，比中等收入国家100.3%低21%，比高收入国家244%低63%（见附表4）。

分国别看，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是：日本、丹麦、美国、意大利、挪威、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和法国，而居后10位的均为亚非国家（见附5）。

与周边国家（地区）比较，现代化水平高于我国的是日本、俄罗斯、香港、新加坡、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分别居1—61位；现代化水平低于我国的是：蒙古、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越南、孟加拉、缅甸、老挝和尼泊尔，分别居70—114位。

我国实现现代化水平较高的指标是，每一医生服务人口为637人，已实现现代化标准1000人的157%，居世界第32位；平均预期寿命70 岁，已实现现代化标准，居45位；人口净增率（1990—1995年平均为1.1%）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人口控制较好的国家，已接近现代化标准1.0 %的91%，居36位；成人识字率为81%，也已基本达到现代化标准，居世界62位。处于现代化较低水平的指标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DP 的比重为31%，仅实现代化标准的69%，居世界111位；大学生入学率只有4%，相当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现代化标准12.5%的32%，居80位；城市人口比重只有29%，为现代化标准50%的58%，居96位；人均GDP 只有620美元，仅为标准3000美元的20.7%，居81位。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三步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二步的中间阶段。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经历了曲折道路，但现代化的速度是很快的，美英等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用了一二百年，而我国只用几十年即可基本实现。从历年10个指标综合评价来看，1978年实现现代化标准为60%，1990年实现70%，1995年已上升到79%。17年间提高了19个百分点，即提高了近三分之一。如果保持现在的速度，可期望早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要加快现代化步伐，必须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关键在于持续稳定地增强经济效益，尽快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优化社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序地使富余人员向第三产业转移。加速城市化的进程。增加教育投入和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大学入学率，加速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此外，要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12亿人口是各项人均指标的巨大分母，降低和稳定人口增长率和提高人口素质是提高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

三、世界大城市社会指标比较

1996年中国社科院社会指标课题组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对世界85个特大城市的社会指标进行了国际比较，此项评价难度较大，因为收集世界大城市的统计指标比收集各国的资料的难度大得多，一是指标收集不全，年份不同，二是城市包括范围和统计指标口径不一。经过我们两年多的不懈努力，现已将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50多项主要社会经济指标收集到，并对其中10项重要社会指标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排序，还对85个特大城市的概况进行了分析，并列出了每市的社会指标，《世界大城市社会指标比较》一书，已由中国城市出版社于1997年10月出版。这本书是国内首创，尤其对世界大城市的排序是第一次，它对我国各市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很有参考价值，从各项指标的比较中，可以找到本市的进步和差距。选择10项指标的原则，也是反映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衡量标准。10项指标是：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食品支出比例（恩格尔系数）、平均预期寿命、每千人口医生数、婴儿死亡率、中学入学率、每户居民拥有的住房、每百人拥有电话、人均生活用电量和人口自然增长率。

根据10项社会指标通过综合评分法得出每市的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序，居前15位的市是：蒙特利尔、东京、巴黎、大阪、费城、汉堡、芝加哥、柏林、伦敦、马德里、旧金山、纽约、悉尼、洛杉矶和罗马。居20位以前的亚洲城市共有5个，除东京、大阪外，台北居17位，香港居18位，新加坡居20位。居最后几位的市是：胡志明市、德里、马德拉斯、孟买、卡拉奇、加尔各答、达卡，中国大陆34个城市大多居中下水平，其中：北京、上海居26和27位，广州、杭州、南京、昆明、深圳、长沙、沈阳、珠海、天津、郑州等10市在30—43位之间，其他22个市在44—72位之间。

居于后列的市，大多是生活质量偏低的亚洲、非洲市，主要原因是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多；另一个原因是城市发展过快，城市功能不健全。据联合国统计，1991—1995年间，亚洲特大城市人口年均增长3%，而欧美城市仅增长1.3%。目前全世界各国人口在千万人左右的特大城市共有14个，其中有9个在亚洲。到2000年，亚洲特大城市将上升到13个。中国城市也发展过快，城市个数从1980年的223个增加到1995 年的640个，其中非农业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5个增加到32 个。 1991—1995年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每年以5.9%的速度递增，中小城市人口每年递增7.9%。为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要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限制大城市的过快发展，使城市发展与基础设施相配套，以提高人的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持续发展战略为目标，提高城市的整体水平。

以上是我国开创性、探索性的三项国际比较研究，公开发表后，已获得了社会的公认和好评，在国内外均引起了较大反响。国际比较是一项较复杂、理论性和实用性较强的比较研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今后需要比较的项目、待开发的领域还很多，为了提高比较研究的可信度，还需在指标的选择、计算方法的科学性方面加强研究，学习国内外好的经验，开创我国的国际比较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