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理念、模式与方法
李 伟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 乡村振兴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作为以服务为本的社会工作，对于乡村社会服务的振兴不可或缺。为了充分发挥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农村社会工作必须采取正确的理念、模式及方法。具体而言，价值理念表现为助人自助和社会公平，前者有助于推动村民的自力更生和村庄的“内源式”发展，后者有利于促进乡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服务模式包括“社工驻村”和“社工进村”，前者旨在提供“零距离”的服务，社工长期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致力于村庄的发展；后者远离村庄，通常采用项目制的方法提供一次性的服务；介入方法则是将服务村民的个人治疗与针对村庄的社会变革有机整合，在提升村民个体幸福感的同时，兼顾村庄整体环境的改善。
关键词： 农村社会工作；乡村振兴；理念；模式；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40 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国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宣告，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为二者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医疗服务、教育资源、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距。显然，这种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即社会平等或社会公平。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振兴乡村的20字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全方位提升乡村的发展水平。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系统阐述了乡村振兴的规划背景、指导思想、具体内容、推进措施等。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中，社会工作的角色不可或缺，因为它以“助人服务”作为专业的根本宗旨。对于乡村来说，产业兴旺不是单一农业的发展，而是乡村的整体进步[1]。尤其是与村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直接影响到村民幸福感的提升，所以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基于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2]。事实上，在国际社会，扶持乡村建设一直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使命[3]。
所以，作为社会工作分支之一的农村社会工作，将成为乡村振兴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两次提到了社会工作。其中在第二十七章第三节要求：“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在第三十章第三节要求：“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等方式，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加强和改善农村残疾人服务，将残疾人普遍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予以保障和扶持。”[4]
那么，农村社会工作应当如何参与乡村振兴这一宏伟战略？其遵循的价值理念、采取的服务模式、使用的介入方法分别是什么？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
二、助人自助与社会公平：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理念
（一）助人自助与乡村的“内源式”发展
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之一。社会工作的目标在于实现“通向能力建设的助人自助”[5]。顾东辉将助人自助分解为“助”+“人自助”，即助人是手段（助），案主实现“自己能帮助自己”（人自助）是最终目标[6]。简言之，助人自助强调的是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协助，帮助服务对象获得能够自力更生、独立应对生活困境的能力。如果我们将这一概念转换成本土话语进行表述，便是“授之以鱼”的同时，更要“授之以渔”，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标。因为只有获得了独自谋生的能力和工具（渔），才能自食其力，减少对他人的依赖。
显而易见，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些宏观的目标最终的落脚点是村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的提升[44]。村庄产业的发达、经济的富裕无法保证村民的幸福指数一定会上升，因为个人的情感、心理等方面的需要同样不可或缺。以留守儿童为例，他们不幸福并不仅仅是因为物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更是由于缺乏亲人的陪伴与照顾，心理和情感需求受到漠视。基于此，有学者指出，乡村振兴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定位，将村民的福祉建设作为乡村发展的基础[45]，通过乡村振兴，赋予乡村生活以价值感、幸福感和快乐感。
显而易见，这一强调自力更生的助人自助理念，与此前的新农村建设、当下的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所倡导的“内源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和“内生能力”理念，是高度契合的。以精准扶贫为例，人们一再强调要改变仅仅依赖“输血式”的外部扶持，注重贫困群体“造血式”的内源发展。对于农村社会工作者而言，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当牢记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将其与内源发展、内生能力有机结合。
进入到10月下旬，价格虽然涨跌交替，但基本还算平稳。市场无新晋利好，也无较大利空，更多地期待还需放到11月份。
本文研究了传统DMA传输对PCIE总线性能的限制,详细介绍了双DMA缓冲机制的实现原理以及图像数据的DMA传输过程,完成了极高数据吞吐率的图像传输设计。最后在FPGA硬件平台下对图像传输系统的性能做了测试验证。
首先是系统论视野下的整合性研究。个人治疗具有还原论（reductionism）的倾向，将案主的不幸归因于其本人；社会变革则倾向于整体论（holism），将案主的困境归咎于社会结构。但是，系统论超越了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对立，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它从构成系统的各元素之间的交互关系出发，解释系统整体及单个元素功能障碍的成因[41]。到了1970年代，系统理论被正式引入社会工作。于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致力于个人与社会的双重聚焦[42]。
首先是乡村振兴中的内源发展理念。“内源发展”的概念在1970 年代末就已出现。到了198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项研究计划：“对促进适应各国社会实际和需要的内源发展进行研究。”这一项目的推行，使得内源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内源发展强调：“发展是人民的发展。人民的发展最核心的是人民的创造力以及自主性的提高，而这些创造力和自主性必须源自人民自己的生活。”[7]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摆脱对外部资源和外部力量的过分依赖，运用源于自身生活的各项能力、知识来应对生活的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示中强调：“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8]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反对外部力量的协助，而是反对仅仅依赖外部力量。因为外生性发展是短期的，如果不能逐步转化为内生性发展，乡村的发展将难以持续[9]。
其次，与内源发展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内生能力（endogenous capacity）。只有村民个人以及村庄整体具备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内源发展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内生能力是本源，工具是手段，内源发展是最终目标。这种内生能力一旦培养起来，将是一笔巨大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林毅夫将这种能力界定为：“一个企业在没有政府或其它外力扶持的情况下，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10]如果将这一定义移植到乡村振兴中，便是一个村庄在不过度依赖外部力量的前提下，利用村庄内部资源、依靠村民自身的努力，实现村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发展。所以，有学者指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提升乡村的内生能力，要想实现从外生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的转变，必须依赖乡村内生能力的提升[9]。
四川工商学院作为四川地区首批本科“教育部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项目建设高校之一，在教育部的指导下，依托大型企业—中兴通讯的设备，建成ICT创新基地，并借力中兴通讯委托的教育企业—北京华晟的人力、知识、技术、管理资源，校企共建了中兴通信学院，形成具有开放性、集成性、创新性的育人平台，有着其独特的办学特色和学生管理模式，通过与企业合作，成功地将SMART睿智职业规划体系运用于学生职前教育，把将企业元素与学生管理进行融合创新，让学生提前了解职场，认识职场，体验职场，让学生获得一种对社会和职场的认知。为此，我们做出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解决了学生适应社会的难题。
（二）社会公平与乡村社会服务的均等化
其次是关系理论视野下的整合性研究。文军[43]、杨超[44]等尝试运用关系理论来消解社会工作的这一争论。他们指出，从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出发，社会工作需要超越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消解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立场的分歧，将个人服务与环境改善有机结合。于是，产生了“关系社会工作”（relational social work）这一整合性的理论概念。
社会正义的核心内涵是社会平等。有学者在某项相关的调查中发现，所有访谈对象都认为平等是社会正义的核心。具体来说，社会正义就是：“追求平等，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过一种负责任的生活，确保在获得医疗保障和良好教育方面不受压迫与歧视。”[17]在社会正义的研究领域，罗尔斯的贡献卓越。在他的正义理论中，便将平等看作正义的核心原则。具体而言，正义的第一个原则被称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用来分配机会和权力，保障人们的平等、自由。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是“差别原则”，用来调节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第二部分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用以分配机会，即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权力地位[18]。正是由于对平等的强调，他的理论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转向“平等”[19]。
“关于玉石，最关键讲究一个缘分。”老道再三对王祥强调，“乱世黄金，盛世玉。玉这种讲究缘分的东西，只有在太平盛世才有市场。人养玉，玉也养人，合适的人拿到适合的玉两者才能相辅相成。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一旦看中了适合自己的玉，人往往就会不计成本。黄金有价玉无价。所谓玉随缘，就是这么个道理，通灵宝玉含在贾宝玉嘴里才有一段佳话。要是贾府下人衔着这么一块玉石出生，多半反会被当作不祥之兆啊。”
之所以强调社会工作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社会正义、社会平等，是因为这一理念不仅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相契合，同时也符合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倡导集体主义，而集体主义强调社会平等与公正[20]，倡导建立一个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快速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我国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导致的结果是，虽然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长，但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悬殊。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异由于受“二元分割”制度的影响而显得尤为突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城乡差异等结构性因素是造成财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21]。正是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报告大指出“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于是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所以，这一战略的核心目标便在于推进城乡之间的平等。
对于以服务群众为本职工作的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坚持社会正义的具体目标便在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早在2005 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就首次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2017 年，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其中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那么，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乡村的过程中，始终要确保每个村民都能获得相应的专业服务。尤其是对于那些亟待服务的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社工必须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足够的保障。
三、社工驻村与社工进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服务模式
（一）社工驻村：社会工作“零距离”地参与乡村振兴
社工驻村是指社会工作者长期驻扎在村子里，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向村民提供“零距离”的专业服务。在这种模式中，专业的服务站设在村子当中，工作者随时随地向村民提供上门服务。显然，这种服务模式有着突出优势（如距离近），所以很早就受到了专业界的重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历史上都出现了类似的服务模式。
总之，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集体智慧，对于国家和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也是我党在未来的治国理政中所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加强对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二元分割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专业界一直致力于弥合二者的裂隙，推动二者的均衡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学者为个人治疗与结构变革均衡发展的必要性寻找理论依据。在此过程中，系统理论（system theory）和关系理论（relational theory）成为最受欢迎的两大理论，很多学者用它们来论证在案主困境的成因中，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兼而有之。
西方的社会工作发源于19世纪中晚期的英国，目标在于应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贫民问题。其中萌芽于1884 年的“睦邻友好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SHM）所倡导的服务理念，便与社工驻村接近。具体而言，当时SHM 中的社会工作者，直接搬到东伦敦的贫民区中，开展贫民服务和社区改造运动[22]。在美国，著名的SHM 组织是位于芝加哥的“霍尔馆”（Hull House），它的工作者都是长期居住在这个小区里的“居民”。既然社会工作者是“居民”，就没有朝九晚五的上班时间，当小区居民有需要的时候，社工就能随时出现在居民身边。SHM 坚持的理念是“与人合作共事，而不是为人做事”（do with not do for），认为社会工作者应该是“与别人一起做善事，而不是为别人做善事”（one does good with people，not to people）[23]。之所以强调驻扎社区，因为SHM 认为，只有与贫民共同生活，才能切身体会其中的艰辛，了解不良社会结构对于贫民的压迫。正如卢成仁所说，SHM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让志愿者亲身体验并参与民众的生活，了解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及严重程度，进而思考更具整体性的社会政策[24]。
137＊＊＊＊5878：小意啊小意，这次你可一定要让我上墙啊！哪怕就只上墙一次也好啊！因为我要让那个女孩知道一直以来都有人在喜欢她。永康中学九（12）班的HQ，我喜欢你！
在乡村振兴中，驻村服务模式同样不可或缺。因为每个村庄都是独一无二的，拥有不同的地理环境、物产资源、治理结构、风土人情等。面对这种“千村千貌”的情况，很难笼统地、不加区分地分析我国现存的大约60万个村庄振兴的适应性策略[26]。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村庄的振兴模式都是不同的。正如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必须规划先行，精准施策，分类推进，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特别要保护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社工只有通过驻村系统地了解各个村子的全貌，而后才能制订出相应的振兴策略。尤其是一些村庄内部不同宗族之间复杂的人情矛盾关系，只有通过驻村的方法，与村民长期接触、深度交往之后才能了解。
社工通过驻村的方法来参与乡村振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可以有效应对村落社会的“文化敏感”（cultural sensitivity）。社会工作历来重视文化敏感的问题[27]。在本土人类学的讨论中，人们意识到文化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不同族群之间，即便是置身于自属文化的社会中，也需要正视文化敏感的问题[28]。如果缺乏这种敏感性，就会对本土文化产生一种陌生的感觉，甚至有错误的认知和理解，即“文化识盲”（cultural illiteracy）[29]。而这种文化识盲对于项目的发展会带来诸多阻挠，国内已有相关的案例[30]。为了应对文化敏感和文化识盲的问题，驻村社工必须对村庄内部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宗族之间的矛盾纠葛，对于乡村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社工进村：社会工作“有距离”地参与乡村振兴
如上所述，在社工驻村模式中，专业的服务站设在村中，工作者长期驻守在村中。但在社工进村模式中，服务站通常设在远离村庄的乡镇、县市，甚至更遥远的地方，社会工作者通常只有需要开展服务的时候，才会“下乡进村”，服务完成之后便会离开。所以，这种模式提供的是一种“有距离”的服务，并且呈现出一次性、碎片化的特征。那么，为什么选择“进村”，而不是全部“驻村”？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有些村庄较小，村民数量不多，在村子里设置专门的服务点不够划算，这与“撤点并校”较为相似。第二，目前国内社会工作的力量不足，难以做到全部驻村。社工在国内起步不久，目前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服务农村的资源严重不足。第三，部分社工无法适应农村环境，不愿意驻村。长年累月地驻守乡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并非人人都能胜任。如李景汉所说：“起初你愿意和他打成一片，他躲避不愿与你打成一片；到后来，他愿意和你打成一片时，你又受不了，不愿和他打成一片。因为他本人的气味，使你不舒服，家内炕上的不洁净，使你坐不住，食品的粗劣，使你难于下咽……”[31]
与社工驻村一样，社工进村的服务模式在西方及中国的社会工作界，很早就已经出现。在英国，除了上文提到的“睦邻友好运动”（SHM），社会工作的另外一大源头是创建于1869 年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虽然两大组织都从事贫民救济活动，但理念与方法迥异。与SHM 的工作者驻扎社区的做法不同，COS 安排“友好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对那些申请救济的贫民进行“家访”，对他们的个人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包括居住环境、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薪水等，而后确定其是否具备接受救济的资格[32]。同时，向贫民传授一些生活技巧，并进行道德规劝。显然，访问员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很难认识到贫困的真正根源。所以，COS 认为贫穷是个人的责任，由贫民自身的道德缺陷、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所致,忽略了背后的社会根源[33]，即“责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34]。
在中国，服务下乡无论是在政府还是民间组织中，都普遍存在。在政府层面，从1950 年代开始在乡镇设立的“七站八所”，标志着国家将公共服务直接延伸到乡土社会中[35]。在民间，国内外各类NGO、NPO 组织针对乡村的“一次性”发展项目，便属于服务进村。这种短期的外来服务项目，如果前期缺乏对于村庄的全面了解，贸然进入之后可能会卷入村庄的多方利益冲突的旋涡之中，例如以下这个项目：吉沙村位于云南香格里拉，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2000 年，云南一个名为CBIK 的NGO 选中了吉沙村，计划在该村实施一个保护当地原始生态的发展项目。在进入村庄之前，CBIK联合多家组织对吉沙进行了调研，并撰写了调研报告。考虑到免费为村民做项目，CBIK 计划项目会顺利进行。然而，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项目遭遇了重重困境，包括乡政府的阻挠、村委会的不配合、村民的怀疑、外来开发商的干扰等，最后被迫撤离村庄[36]。
在中国，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就已经出现“驻村”服务的理念和实践。当时，一些志士仁人认为，要想拯救处于内忧外患双重夹击下的中国，就必须深入乡村，与村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继而彻底改善乡村贫困落后的面貌。于是，在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到民间去”的热潮，其中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平教会便主张“博士下乡”，当时有许多博士、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纷纷来到定县，从事平民教育运动。这些知识分子驻守村庄，深入田间地头，运用科学知识发展农业生产，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果博士们没有对草根社会进行深入了解，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25]。
显然，在上述案例中，吉沙村内部的权力结构是导致项目难以顺利进行的根本原因。但是，在CBIK前期的调研中，并未了解到这一关键信息。这正是这类短期项目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由于考察的时间不够，无法全面洞察村庄的内部文化，尤其是村庄的权力关系。在项目正式推进的过程中，各种矛盾便会逐步显现。那么，如何弥补进村模式的弊端？首先，在服务项目正式进入村庄前，采用访谈法、观察法、问卷法等对村庄展开全面的调查，确保调研的时间足够充分、做到细致入微；其次，借助村庄的内部力量，如村“两委”、大学生“村官”等。例如，有学者就提出，将大学生“村官”纳入农村社工的队伍中，利用他们熟悉村庄的优势，来弥补外来社工的不足[37]。
四、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介入方法
（一）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争议及整合
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通常是那些陷入困境的个人及群体，如贫困者、失业者、犯罪者等。那么，在正式介入之前，需要首先对案主不幸的根源进行界定，即问题归因。显然，不同的归因取向会导向不同的介入方法。如果认为案主的不幸源于自身，如能力不足、道德低下等，后续的介入方法便是一对一的个案工作、个人治疗；反之，如果将案主的困境归咎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便会主张改善不良的社会结构、社会政策，继而弥补社会环境对于案主所造成的伤害。这两种不同的归因倾向导致社会工作界出现了关于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长期的争论。
这种微观—宏观的争议在专业的发源之初就已出现。如上文所述，社会工作的两大源头是1869年的慈善组织会社（COS）和1884 年的睦邻友好运动（SHM），二者主张不同的助人理念和方法，前者倡导个案工作、个人治疗，后者注重社区工作、社会变革[38]。在接下来的百年发展史中，这种争论持续存在，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39]，于是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争论”[40]。
因此，如果以20%为一个分界线，可以大致判定鱼粉中是否含有鱼排粉，粗灰分含量的高低与鱼排粉比例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如果在蒸煮过程中添加的盐过多，鱼粉产品，尤其是全脂鱼粉中的粗灰分含量也会相对较高。而单纯的以鱼排粉、鱼片加工副产物为原料生产的鱼排粉，其粗灰分含量则大于25%。
(4) 基于熵值法的客观权重的确定。依据表5中数据，对各个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到评价指标与灾害点的评判矩阵pij。根据式(9)求得各指标熵值e1=0.914，e2=0.951，e3=0.995，e4=0.965，e5=0.975，e6=0.989，e7=0.896，总熵值E=6.685，根据式(10)得各指标权重Ws={0.237，0.156，0.016，0.111，0.079，0.035，0.330}。
与助人自助一样，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是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观，社会工作中的“社会”一词便具有这层含义[11]，这是国际及国内社会工作界的基本共识。在国际社会工作界，美国社会工作协会（NASW）在1996年修订的《伦理守则》中强调：“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一起追求社会公平，为了案主的利益促进社会变革。”[12]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在2000 年以及国际社会工作学院协会（IASSW）在2001年对于社会工作的定义中，都强调了社会正义的不可或缺[13]；在2014 年的世界社会工作大会上发布的《墨尔本宣言》中强调，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是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14]；2016 年，在首尔举行的世界社会工作大会发布的《首尔宣言》中，同样强调了社会正义。在国内社会工作界，张和清认为“社会工作的根本宗旨在于维护弱势人群的权利，践行社会公平正义”[15]；王思斌强调农村社会工作的目标在于“提高村民的发展能力，实现农村社区的公平、公正、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16]。
（二）个人治疗与村民个体幸福感的提升
4月9日下午，心怀忌恨的江帆，揣着一把匕首来到李辉家所在的某高档小区。他敲李辉的家门无人应，便在楼道口等。不久，一个女人上楼，江帆猜测是李辉妻子，一股热血往头上涌，他掏出刀抵在女人腹部，压低声音说：“我老婆被你男人拐跑了，我来找他算账。老实开门，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女人连连点头，顺从地打开门。
所以，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不能仅仅定位于村庄整体环境的改善，如产业发展、经济富裕，而是必须以村民为主体，以村民的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遗憾的是，当下相关的讨论普遍忽略了这一点，主流论述聚焦于乡村的硬件建设，忽略了软件建设。如叶敬忠所说：“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者代言。”[46]为了弥补这一缺失，倡导人文关怀的社会工作加入乡村振兴的队伍中后，必须突出专业特色。具体而言，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微观服务的方法，及时协助每一个村民解决个人的困难，做到“服务上门”“有求必应”。
这种一对一针对村民个别化、人性化的服务，相比于单纯的物质救济，更能满足村民个人的特殊需要。因为个人治疗服务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心理辅导、行为矫正、情感支持、能力建设等。其中心理辅导是面向那些心理不适（情绪低落、抑郁、焦虑等）的村民；行为矫正侧重于治疗一些不良行为，如强迫症、社交恐惧等；情感支持注重给予那些丧亲者、留守者、老年人等以感情上的陪伴与帮扶，尤其是空巢老人的情感需求日益凸显，亟待专业服务的介入[47-48]；能力建设则是协助村民提升应对生活困境的各项能力（如理财、教育孩子、人际关系等）。总之，个人治疗的服务必须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包含村民个人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让每个村民都能享受到这种一对一的贴心服务，将乡村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三）社会变革与村庄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善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与针对村民个人的微观服务一样，针对村庄整体环境的改善同样不可或缺。如上文所述，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因为村庄的衰败是村民个人能力和外在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如果只从村民个人入手，不改善村庄的社会环境，便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难以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20字总要求”，强调的便是村庄整体面貌的改善。
农村社会工作推动乡村环境的改变，不仅符合乡村振兴的需要，也与其专业的宗旨相一致。其中张乐天强调农村社工必须“增进整个农村的社会福利和促进农村社会进步”[49]；王思斌倡导“大农村社工”，即农村社工必须运用综合的、整体性的思路看问题，从个人、家庭、社区问题相联系，经济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交织的角度分析问题[50]。
按照一般的分析框架，可以将农村的环境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4个方面。那么，农村社工服务乡村振兴，必须致力于这几个环境要素的改善。具体而言，村庄政治环境的改善是指乡村治理的有序推进。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第八篇专门讨论“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涉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村民自治等诸多内容。农村社工应当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治的积极性，培养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经济环境的建设主要是指农村产业的发展、村民收入的提升、精准扶贫的继续推进，应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文化环境的改善是指移风易俗、净化村庄的社会风气，消除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天价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社会环境建设主要是指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工作、社会服务的载体，为了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大量的社会组织必不可少。所以，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提到，要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社工在推动农村环境改善的过程中，应当避免采用激进的社会行动，而应采用温和的、协商的手段，如给政府领导人写信、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递交提案等。当村民的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社工应勇敢地站出来，带领村民通过合法合理的渠道表达诉求，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同时，社工应担当起“政策倡导者”的角色，积极推动有利于乡村发展的政策出台，确保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推动乡村的振兴。
五、结论与讨论
如上所述，作为以“助人服务”为使命的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它可以有效地推动乡村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提升村民的个人幸福感和村庄整体的福祉。上文论述了农村社会工作加入乡村振兴的大队伍后，所应坚持的价值理念、服务模式和介入方法。
具体而言，助人自助与社会公平是农村社工必须坚守的价值准则。其中助人自助有助于培养村民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能力，减少对外部资源和力量的过分依赖，继而推动村庄的“内源式”发展。社会公平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相匹配，它有助于推动乡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减少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农村社工参与乡村振兴的模式包括“驻村”和“进村”两种模式。前者是一种“零距离”的服务模式，它有助于社工系统全面地了解村民及村庄的面貌，继而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并有效应对“文化敏感”和“文化识盲”的困境；后者是一种“有距离”的远程服务模式，它可以降低服务的成本，但由于缺乏对村庄内部情况的详细了解，服务可能会遭遇阻力。农村社工的介入方法需要将针对村民的个人治疗与针对村庄的社会变革整合起来，将村民个人的福祉与村庄整体的发展有机结合。
在本文中，因为驻村社工模式存在的诸多优势，笔者对其寄予厚望，认为这种模式未来会逐步在农村地区推广。但是，由于驻村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如语言障碍、生活习惯差异等，真正有多少社工愿意驻村？尤其是对于那些并非源自本地的社工，是否能适应农村的环境？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驻村社工便会成为空谈。为解决这一难题，第一，尽量录用本地的社工，以减少语言、文化层面的隔阂；第二，提高农村社工的待遇，如给予编制、提高工资等，增加驻村的吸引力。
从混交林的树种结构来分析：针叶混碳储量最大，其碳储量99976 t，占混交林碳储量的51.64%。混交林碳密度41.58 t·hm-2，低于全国混交林碳密度(48.19 t·hm-2)。针叶混碳密度43.89 t·hm-2，高于全国混交林碳密度(41.66 t·hm-2)；阔叶混碳密度39.35 t·hm-2，低于全国混交林碳密度(58.47 t·hm-2)；针阔混碳密度39.38 t·hm-2，低于全国混交林碳密度(44.45 t·hm-2)[3]。详见表4。
参考文献：
[1]朱启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产业[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89-95.
[2]陈涛.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J].中国社会工作，2017（34）：28-28.
[3]陈相云.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实践困境、价值亲和与专业突围[J].理论月刊，2018（4）：151-156.
[4]陈涛.社会工作专业使命的探讨[J].社会学研究,2011（6）：211-237.
[5]张和清.社会工作：通向能力建设的助人自助：以广州社工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的行动为例[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41-148.
[6]顾东辉.“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解读[J].中国社会导刊，2007（12X）：31-31.
[7]钱宁，卜文虎.以内源发展的社会政策思维助力“精准扶贫”[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3）：123-129
[8]新华社.习近平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 [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8-07/05/content_5303799.htm，2018-07-05.
[9]张丙宣，华逸婕.激励结构、内生能力与乡村振兴[J].浙江社会科学，2018（5）：56-63.
[10]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1]Ping Kwong Kam. Back to the“Social”of Social Work：Reviving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Justice[J].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14（6）：1-25.
[12][美]罗伯特·施耐德，[美]洛丽·莱斯特.社会工作倡导：一个新的行动框架[M].韩晓燕，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1.
[13]Isadora Hare. Defining Social 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Revised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J].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04（3）：407-424.
[14]社工中国网.切勿被“专业性”牢笼束博-农村社工实习经历[EB/OL]http：//news.swchina.org/trends/2014/0710/15769.shtml，2016-10-25.
[15]张和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问题与农村社会工作[J].社会科学战线，2012（8）：175-185.
[16]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06.
[17]Conneely, E & Gareent, P. M. Social Workers and Social Justice During a Period of Intensive Neoliberalizatio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From the Republic of Ireland[J].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 2015（26）：126-147.
[18][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92.
[19]皮湘林.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正义的维度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20]钱宁.社会正义、公民权利和集体主义：论社会福利的政治与道德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6.
[21]李昺伟，陈安娜.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社会公平正义的现状与未来[M]//李昺伟.专业的良心：转型时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守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
[22]郑怡世.英国睦邻组织运动的起始[J].南方社工，2012（1）：13-16.
[23]张英阵.再探Jane Addams的社区工作理念[J].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2012（1）：87-132.
[24]卢成仁.社会工作的源起与基督教公益慈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4-52.
[25]冯杰.博士下乡与“乡村建设”[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47-50.
[26]郑风田，杨慧莲.村庄异质性与差异化乡村振兴需求[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9（1）：48-55.
[27]Linda S. Butler. Cultural Sensitivit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Research with Children and Family [J].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1995（1）：27-33.
[28]张少强，古学斌.跳出原居民人类学的陷阱：次原居民人类学的立场、提纲与实践[J].社会学研究，2006（2）：107-133.
[29]潘英海.文化识盲与文化纠结：本土田野工作者的文化问题[J].本土心理学研究，1997（8）：37-71.
[30]古学斌.专业限制与文化识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7（6）：161-179.
[31]李景汉.深入民间的一些体验与随想[J].独立评论（第179号）1935,12.1.
[32]郑永强.英国社会工作[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20.
[33]朴炳铉.社会福利与文化：用文化解析社会福利的发展[M].高春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2.
[34]William Ryan . Blaming the Victim[M].New York：Pantheon, 1971：3-11.
[35]徐勇.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J].东南学术，2009（1）：64-70.
[36]李伟，杨超.基层自治“内卷化”与农村社会工作的结构性困境[J].社会工作，2015（4）：22-29.
[37]程毅.建构与增能：农村社会工作视域下大学生村官的角色与功能[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88-94.
[38]阮曾媛琪.从社会工作的两极化看社会工作的本质[M]//何国良.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116.
[39]Mimi Abramovitz. Social Work and Social Reform：An Arena of Struggle[J].Social Work,1998（6）：512-526.
[40]Karen S. Haynes.The One Hundred-year Debate：Social Reform Versus Individual Treatment[J].Social Work , 1998（6）：501-509.
[41]杨博文.社会系统工程概论[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8：50.
[42]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3]文军.个体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及其反思[J].社会科学，2008（5）：69-73.
[44]杨超.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J].学海，2017（4）：134-140.
[45]张军.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10.
[46]叶敬忠.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3）：5-14.
[47]苏珂，等.农村空巢老人的情感诉求及抚慰策略[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79-85+91.
[48]李俏，刘亚琪.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演进、实践模式与发展走向[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72-78.
[49]张乐天.社会工作概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50]王思斌.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及其发展：兼论“大农村社会工作”[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7（3）：5-13.
Rural Social Work’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covery: Concepts, Models and Methods
Li Wei
Abstract :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 is in full swing. As a service-oriented social work, it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social service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social work must adopt correct concepts, models and methods. Specifically, the value concept is expressed in helping people to help themselves and social equity. The former helps to promote the self-reliance of the villagers and the“endogenous”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he latter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 The service model includes“social workers in the village”and“social workers entering the village”. The former aims to provide“zero distance”services. The social workers have long been working with the villagers to“live, and work together”and work togeth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he latter is away from the village, providing one-off services. The intervention method is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 personal treatment of the service villagers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llage, and improve the individual happiness of the villagers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of the village.
Key words : Rural Social Work;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cept; Model; Method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5X（2019）08-0117-08
收稿日期： 2019-05-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青年基金“社会工作中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争议及整合研究”（19YJC840018）
作者简介： 李伟，男，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研究。
编辑 张志强
张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