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货币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中国论文,路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面临诸多挑战。简而言之，一是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二是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
(一)国外压力
就国外压力而言，主要是2002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逐渐增大。日本财务相、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美国财长、商务部长、美联储主席、美国总统布什甚至欧盟个别国家(如意大利)都提出要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变本加厉，扬言若中国政府继续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不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就对中国商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
(二)国内矛盾
我国的金融宏观调控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1997)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是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供给不足，是资源约束。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是治理通货膨胀，是压速度。第二阶段(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则是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转为需求不足和市场约束。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看主要是治理通货紧缩，是保速度。进入2003年，中国经济运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具体地说由从前简单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转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织并存。
就当前国内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而言，主要是5个方面：
1．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矛盾。全世界几乎公认我国经济增长的警戒线是7％，换言之，若没有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社会稳定就会成为问题。也可能是由此原因，在我国国内才有“保七”、“保八”的提法。众所周知，要支持经济增长必须有货币供给，但过量货币供给则会产生通货膨胀，同时，也可能形成潜在的金融风险。改革开放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国有商业银行以巨额不良资产为代价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20％，不良资产存量高达20000亿元人民币，这种巨额不良资产可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危害经济增长甚或社会稳定。
2．总量性货币政策与国民经济运行中“冷”和“热”并存的矛盾。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属总量性宏观经济政策，它的结构性调控功能不如财政政策。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某些过热现象，比如房地产、钢材、水泥、汽车等行业已生产过剩，造成大量积压；与此同时，有些行业仍属瓶颈，产品供不应求、物价趋涨，比如能源、农副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冷热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是货币政策面临的新的挑战之一。就总体情况看，中国经济运行开始面临着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
3．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与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矛盾。稳健的货币政策就其实质而言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深化改革中的某些举措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具体表现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深化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的名义下向旧体制复归。这种向旧体制复归的趋势对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形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主要是：(1)分支机构收缩。对此，有人形象地比喻为从前金融机构是“上山下乡”，现在则是“知青回城”；(2)贷款权限上收。以至于绝大部分县支行甚至地市行几乎没有放款的权利，名义上为分支行，实际上已沦为单纯的储蓄所。调查资料显示，当前国有商业银行项目贷款的审批权限主要集中在总行和省行，省以下机构对项目贷款和新开户企业贷款没有审批权，只有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且金额不大。(3)银行信贷过度向大城市、大企业、重点行业集中，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资金供求矛盾十分突出，结果造成贷款上的“农转非”，资金上的“乡养城”，县域经济出现“金融服务真空”；(4)国有商业银行缺乏经营贷款的激励机制，约束条件苛刻，如强令不良资产比例下降，否则就要降职处分。对此，著名学者刘鸿儒教授曾提出过“过度监管论”。[1]本来，在我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中，国有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强有力的传导渠道，但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为防范金融风险所出台的种种措施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完全背道而驰，造成了货币政策事实上的紧缩效应。
4．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与国内物价稳定的矛盾。2002年我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的外汇储备是2864亿美元，2003年底是4033亿美元，2004年底是6099亿美元，2005年底已高达8189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固然是国力趋强的表现，但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亦会对国内物价稳定形成压力。由于存在巨额外汇占款，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大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巨额人民币投放市场没有相应的商品物资，对国内物价稳定形成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还有许多负面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发行央行票据回笼货币从而支付巨额的金融宏观调控成本；要承受汇率风险。以2005年底8189亿美元外汇储备计算，若美元贬值1％，我国即损失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在一定意义上讲，如何有效管理我国巨额外汇储备资金，考验着我国央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甚至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2]
5．总量性一体化货币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巨大差距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国民经济运行中潜藏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也日益凸现。就货币政策而言，不仅存在“外患”也存在“内忧”。“内忧”之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且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已处于建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时期。用胡鞍钢研究员的话说就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3](71)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不仅导致一体化宏观货币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灵，我国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亦面临“非常挑战”。如何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区域协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已是当务之急。
二、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
面对国内经济运行中诸多结构性矛盾和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我国货币政策已处于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值得深入研究。
(一)顶住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施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
我国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4％，鼓吹我国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实在言过其实。此外，我国贸易总额中绝大部分是外资企业进出口造成的。外资企业进口原材料增加中国的进口，出口产成品又增加中国的出口，这在一定意义上放大了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与此同时，这些外资企业所赚利润大多又流向国外。对我国而言，仅解决了部分就业和取得了一些税收而已。就其实质而言是“中国为世界打工”。况且，我国外汇储备有相当比重又购买了美国国债，资金已流回美国，2004年我国持有美国国债为1938亿美元，占东亚6国、地区(中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日本)持有美国国债11141亿美元的17.4％，占全世界持有美国国债19359亿美元的10％。[4]
诚然，汇率政策是金融问题，更是国际政治问题。美国和日本转移视线，将国内矛盾国际化，要中国充当“替罪羊”。对此，我国央行和社会各界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是一国的内政，他国无权干涉。把汇率制度当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是不公平的，也是毫无道理的。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对外升值2.1％，并放弃盯住美元转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此实为明智之举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二)货币政策目标应由“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稳定物价、发展经济”
在我国金融界，关于货币政策目标选择曾存在“单一目标论”、“双重目标论”和“多元目标论”等多种观点。单一目标论内部又分为两派意见：一派意见主张单一经济增长，一派意见主张单一稳定币值；双重目标论主张稳定币值、发展经济；多种目标论主张国际流行的4大目标：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此法律规定，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单一目标”；有人认为是“双重目标”；也有人认为是“一个半目标”。应该看到，1995年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是以严重通货膨胀的存在作为背景的，1993年和1994年我国的CPI分别是14.7％和24.1％。今天看来，中央银行法中有关货币政策目标的规定似有修改的余地。笔者认为，将货币政策目标改为“稳定物价、发展经济”为宜。理由是稳定物价一般是短期操作；发展经济则是货币政策的长期任务。西方货币政策目标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四大目标也只是对货币政策目标的理论总结。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经济问题，对货币政策目标大多也只是“相机抉择”。[5]
(三)货币政策应重视结构性问题，由总量调控转为结构调控
在一般人看来，大多数《货币银行学》和《中央银行学》教科书中，都认为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货币政策通过调控货币供给量而改变总需求曲线，进而影响整体经济运行，这种认识忽视了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控功能。事实上，货币政策既有总量调控功能，也有结构性调控功能。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存在和应用就是很好的说明。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优惠利率、预缴进口保证金等。显然，这些工具都是有选择地针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信用加以调节和影响的措施，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和针对性。
同时应该看到，即使作为总量性调控措施的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中也潜藏有结构性调控的功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可施行差别性存款准备金率。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首次规定了各专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的办法，当时实行的就是结构性存款准备金率：企业存款为20％，储蓄存款为40％，农村存款为25％。当然，其初衷是为了集中资金，还不是为了进行结构性金融宏观调控。之后，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金融宏观调控的需要，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过多次调整：1985年，改结构性存款准备金率为总量性存款准备金率，按存款总额的10％收缴；1987年，为了适当集中资金，将存款准备金率由10%上调至12％；1988年9月1日，面对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又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3％；10年后的1998年3月，为了化解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启动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对存款准备金政策进一步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到8％；1999年11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宣布将法定准备金率下调为6％；2003年9月21日，面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个别行业趋热的苗头，又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7％。2004年4月25日，为了控制个别行业进一步趋热的苗头，遂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为7.5％，与此同时，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经济运行进行结构性调控。应该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将货币政策操作与金融监管相结合，是一项绝妙的金融创新。今后，可进一步实行地区、行业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使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努力开发和启动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运行施以结构性调节特别是区域经济差距方面的调节，是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任务。
(四)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强化政策调控效应
由于财政金融格局方面的原因，在我国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普遍高估货币政策的作用；而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财政政策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启动内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时人们又普遍看好财政政策而贬低货币政策。对此，李扬研究员谓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导致财政政策重拾主导地位。[6]为此，如何正确看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配合，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践来看，其协调配合作用不容否定。人们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逐步形成了下列共识：(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总供求的平衡，即AD=AS；(2)货币政策利用利率、货币供给量等工具来影响总供求的平衡；财政政策利用支出和税收影响总供求的平衡；(3)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强效应而对治理通货紧缩效应较弱；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强效应而对治理通货膨胀效应较弱。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四种搭配组合即“双松”、“双紧”、“一松一紧”和“一紧一松”，就其实质而言只是抽象的理论模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审时度势、灵活运用。
(五)货币政策是科学更是艺术，必须“相机抉择”
经济学说史上，在货币政策选择上有所谓当局与规则之争。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相机抉择”；货币主义者主张“单一规则”。我认为，“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缺乏实践基础，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其经济运行袖手旁观和放任自流，世界上也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奉行一成不变的货币政策。在世纪之交全球面临通货紧缩情况下，国家干预有加强的趋势。由此，我国货币政策必须审时度势，相机抉择，加强“微调”和“预调”，努力提高和强化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控功能，为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适宜的金融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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