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智慧的延伸——当代华文诗歌的一种发展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当代论文,东方智慧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新诗自五四诞生以来，已向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当代华文诗歌，也展示了它独具的风采。以大陆、台湾为两大中心、兼及港澳及海外为多翼的华文诗，大都经过了向西方文化靠拢又转而向东方文化回归的过程。但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复古，又回到五四前的诗坛状态，而是以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价值观，去观照古老的东方文化，从更深的层面上吸取东方文化的精髓，体现出一种东方型的智慧延伸。当然，它又渗透着现实生活中各个领域的风韵。这种东方智慧的延伸，其表现大致有两种形态四种方式。第一种形态是外在的和内在的东方文化神韵均很浓郁，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第二种形态只是借用东方文化的因子（如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古迹名胜、古籍文典、民俗民风等），或调侃、反讽社会现实之弊端，或张扬生命意识，体现诗人的心灵搏动。从台湾几大诗派看，前者可以《葡萄园》发表的作品为代表，后者可以《创世纪》发表的作品为依据。《诗学季刊》和香港的《诗世界》及《当代诗坛》似乎兼而有之。大陆的诗刊较为复杂，大多互相交错。这两种形态又大致有四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一是，歌咏或正面表现东方文化之精华，是东方文化全面回归的认同；其二是，以传统文化为契机，总结历史发展之教训，以反讽、调侃现实生活之种种弊端发出不平则鸣的强烈呼声，给世人以警策；其三是，以东方文化之物象为载体，展现一种生命的律动，蕴聚生命勃发之气，或者渗透进禅道精神，追求与大自然的融合无间与天人合一的至高精神境界；其四则是体现了对古老的东方诗学的继承和拓展，或追求古诗词、山水画的意境美，或寻求语言和诗体形式上的古典风味儿，给人一种既熟悉又新颖的美感力。下面着重论述一下这四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一、歌咏东方文化之精髓，对回归东方文化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华文诗歌正是以之为根柢，并吸收西方文化的某些长处而向前演进的。但不可否认，不论台湾新诗或者大陆新诗，都有过全面进行“横的移植”，而忽略向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的偏颇。近些年经过诗人们的反思，特别是新古典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的提倡，又出现了向东方文化回归的趋向，体现出一种东方型智慧的延伸。这类作品量比较大，有的咏赞历史人物和名胜古迹，有的从古籍经典和古诗词中采撷诗思，有的写民俗民风，有的寄托怀乡忧国之思，大都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历史的厚重感，内里自然体现了一种继承与革新的关系。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正如孔子评周代文化时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又非照搬不动。宋代词人姜夔说的：“作诗求于古人合，不若求于古人异。”（见《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二）》，载《白石诗词集》）和清代诗人袁枚说的：“后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也。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随园诗话》上）这论的是学作诗，同样适用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承袭与革新。不然，我们会以为华文诗中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智思是复古，又重新拜倒在古人脚下。这类诗又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借神话传说、古迹名胜和历史文物发思古之幽情，把人们带入古老文化的氛围中。如王禄松的《长城礼赞》（载《莆萄园》125期）有独诵和复诵。可说是对壮丽的祖国山河的一曲交响，气势宏大：“化天地为厅堂／点日月做灯光／辟九州为庭院／连五岳当围墙／磨昆仑为针／搓长江为线／缝补中华民族的破绽／裁海洋为纸／拔地轴当笔／写下礼运大同的篇章……”诗人以一腔豪情倾注笔端，造成一种热烈恢宏之气。而张默的《黄昏访寒山寺》与《长安三帖》（载《创世纪四十年诗选》）则在冷峻的思考中把人们带入古老的诗境，去倾听寒山寺的钟声如何撞击作者的心灵，并与兵马俑对话，和无字碑倾心，在巍峨的大雁塔下惊叹古人在文化创造上的不朽功力。《大雁塔》云：“波浪型灰蒙蒙的长安的城垛蓦然在我们的脚下青苔般的蜿蜒／六百多部跃跃欲飞的经文蠕蠕地把我的胳肢窝垫得更高了／冷冽的朔风最先起自檐角而后是半坡遗址而后是秦铜车马／才一转身欧阳询颜真卿墨迹未干的碑帖把我烙得形销骨立”。诗人对古文化的崇敬是真诚的，在抒情中又蕴聚着深深的思索。刘菲的《咏黄果树瀑布》和刘建化的《夜游日月潭》（载《葡萄园》122期及126期）则又从各自不同的体验中透视祖国山川的秀丽，令人神往。刘菲赞黄果树瀑布不仅写它奔腾的外在气势，而是把这“水的力／水的美／水在这里很不柔情／水帘洞很仙意却无神仙”的境界同自己想远离尘世的心境相连。刘建化也不仅把日月坛的美丽写得绘声绘色，而是以夸张的诗笔把它拟人化，说它“你恒似迷人的醉眼／斜视游客，频送秋波／诱惑星系的造访／日月的莅临／下榻于潭底内宫沉落／留下美丽的忆念。”金筑的《毛公鼎》（《金筑诗选》）、台客的《雨花石二题》（《九歌行》）和吴明兴的《观商周青铜兵器暨夫差剑特展》（《葡萄园》131期）则都是咏物诗。只是金、吴二人咏的是人文景观的巧夺天工，台客咏的是大自然造物主的鬼斧神工。金筑称赞毛公鼎“在时间的巨流中／泅泳了几千年／后浪追逐前浪／反而冲激成不朽”，“小寐数千年／仍不损曲线的圆润／铭文在史册中闪烁如灿星／岁月的琢磨／古铜的肤色／隐然有当年点点青春的光采。”虽未写它的具体形态，但却写出了它的内蕴。吴明兴笔下的青铜兵器不仅写它的珍贵锋利，诗人还借物咏怀，展示了后世历代王朝杀伐的惊心动魄。这自然是古代冶金术的先进与精湛，让人们在民族自豪感中又带上沉重的忧患。台客的《雨花石》虽也是咏物，但却叫人赏心悦目。原来这南京雨花石非一般凡石可比，它是“补完天后，女娲氏／随身将灰烬一扬／遂有火花似雨，纷纷／坠入烟雨苍茫的水乡／／千万年后，在清清水影之中／像一位位凌波仙子／它们展现典雅、亮丽的身姿／迷恋了天下众多的石痴”。把雨花石和女娲补天之石相联系，以丰富的想象力把人们带入美的境界。辛郁的《黄山行脚》（《创世纪》108期）又别开生面，在《牌坊印象》中把石牌坊拟化为一茫然望向天际的女子，《缆车印象》又写在高空中的惊险感觉，甚至“一串念头都瘦下来”，而《始信峰印象》则把黄山的神奇和“云蒸雾掩”的气韵如泼墨山水画般写出来，令人神往。从中又叫人领略到独特的东方山水的韵致。
在第一类的诗中，还有以历史人物和古代文献诗词为中心，及以民风民俗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写人物的如流苏的《大禹的妻子》（台湾《诗学季刊》第16期）。在诗中把大禹妻子对爱的渴望同大禹的献身精神相对照。须文蔚的《旅次》（《创世纪》第100期）以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写孔子为了其学说和礼乐的推衍而在中原劳苦地奔走。诗人以自己的联想描绘出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我不时怀想：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的时节／山出器车，河出马图／鱼龙嬉戏在宫沼，凤凰麒麟悠游在郊椰／我与门人当着朗朗春日踱步舞雩／发鬓间饱藏着解冻后流畅的沂水／见证韶舞终结苦旱的必然”。但是更多的是诸侯互相征伐，礼崩乐坏和人民的苦难。从全诗看，作者诚挚地礼赞了这旷世的东方大儒。慕容羽军的《红楼九章》（《当代诗坛》20期）则是对《红楼梦》人物咏叹的精美华章，其中史湘云、秦可卿、宝琴、香菱等美丽女性的风度、气质和各自的命运都写得很传神，有一种婉约美。而昌耀的《忘形之美：霍去病墓西汉石刻》（《创世纪》103期）又有一种壮阔苍凉之美。从物联想到人而且“便听到祁连山的几声悸动：／是那大灵魂所诞生的人与熊”。诗句简炼而有力度。而王幻的《舴艋舟》和《池边树》（《九歌行》）则撷取了李清照的词意和贾岛的诗意，描写这两个不同人物的境遇也很传神。如说清照“并非舴艋舟太小／而是你的家当太多／它装满金石录漱玉词／及购自大相国寺的／陶器铜器和玉器”，所以最后“物亡书佚舟沉／在西子湖滨”，表现了对伟大女词人的由衷崇敬。无独有偶。麦穗的《秋风秋面》（《九歌行》）从鉴湖女侠秋瑾的诗句“秋风秋雨愁杀人”中得到启示，在拜谒秋瑾殉难纪念碑时，从坚硬的石头中摸到了冷酷的历史，而烈士的牺牲却造福于后人：“夕阳从鉴湖的水面扫来／碑影被光照成一滩鲜红如血／鲜血曾照亮过中国／这块痛苦中挣扎的土地”。历史上英烈的牺牲给了人们多少鼓舞与鞭策，他们正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在以民风民俗为描写对象的诗作中，老诗人洛夫的《纸鹤》，《纸鸢》、《纸船》（《创世纪》97～98期）别有风味儿。放风筝、漂纸船都是古老的民风，但诗人把自己的现代意识溶入其中，又给人一种新颖的陌生感。《纸鹤》以拟人化手段把它写成一个纯洁的少女在高空的自由飞翔与陨落，并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她死去时／黄昏正跌跌撞撞下得楼来／今晚，我准备用一屋子的星／想她”，真是奇妙的联想。同样，《纸鸢》也是对自由与飞翔的颂歌；《纸船》则把它驶向“武陵桃花源”，打破了时空界限，又载着诗人的童年远去。这三首诗古典韵味儿并不浓郁，但它却是东方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上海诗人宫玺的《清明》（《葡萄园》131期）和雁翼的《二月二龙抬头》（《当代诗坛》20期）都是用农历节气抒怀。前者写牧童在纷纷春雨中增添的民俗风情，后者则是借助于“二月二龙抬头”的传说唱出的春的颂歌。可看出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之功。
二、以传统文化的某一因子为契机，总结历史的教训，或忧国忧民，或反讽现实生活之弊端，给人以警策。诗人并非都是花前月下的骚人墨客，只局限于个人小小的欢乐与悲哀，在他们沸腾的血管中，也流淌着对人类生存和民族命运的关切之情和愤世嫉俗的刚烈之气。他们除了直接用诗篇表达自己的感情外，也常借物咏志，在富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客体物中寄托一腔忧思或调侃现实。这样的作品虽不多，但也有些佳作。老诗人纪弦的《哭钓鱼台》（《葡萄园》131期）当是一篇令人回肠荡气的爱国主义诗篇：“钓鱼台，钓鱼台，／何年何月再回来？／钓鱼台，钓鱼台，／就连琉球也不外。／／钓鱼台，钓鱼台，／本是咱们的地界／五百年前就开始，／谁敢侵犯和伤害？／／滚出去，倭奴们，／戚继光的后代说：／黄帝子孙齐怒吼，／一定把她拿回来。”老诗人慷慨悲歌，正气凛然，真让那些有洋奴思想、对祖国领土被占而无动于衷的人脸红。诗句虽直白浅显，但不失为一种风格，尤其用了七言古体的形式，更具东方韵味儿。在关注人类生态环境免遭破坏方面，老诗人文晓村的《孔子神木》（《九卷一百诗》）发人深省。诗人并非赞美栖兰山神木区的古红桧如何伟岸，而是为它们遭到了杀伐而气愤，诗人深刻指出：“这是钞票挂帅的／二十世纪／伦理道德／既不能吃喝穿戴／又不能称斤论两／也罢，不必再为义／或不义而生气／栖兰山的深谷里／多的是浮云／寂寞的时候／不妨邀请”。在无奈和调侃的语气中深藏着严峻的批判。同样，老诗人痖弦的名篇《如歌的行板》（《创世纪四十年诗选》），不但借用了传统戏曲音乐的术语作为标题，而且在诗的内容中也以观音的美好形象与丑恶现实及人类无止的欲望作对比，令人深思。诗人最后说：“而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的／世界老这样总这样：——／观音在远远的山上／罂粟在罂粟的田里”，诗人的悲愤之情可见。此诗虽创作时间略早，但1994年又在“诗选”中刊出，故仍可加以评述。
在总结历史教训揭示人生哲理方面也颇有佳作。傅天虹的《钟鼓楼》与《龟碑》（《台湾诗学季刊》9期）有一种沉重感和苍凉感。诗人说钟鼓楼上的大钟铭文“是一世的痛苦／空虚的心灵／渴求强力的撞击共鸣”，为生命的被压抑而呼吁；立于荒野草莽的龟碑，“驮起方知沉重／腐败是主要的内容／枫叶／一次次哭红了秋天”，也孕有深刻的批判。写兵马俑的诗可谓不少，但谢辉煌的《寄兵马俑》（《葡萄园》124期）却从相反角度批判这些好战的奴才，诗人问道：“睡了几千年／今宵醒来／犹列阵排开／难道又有战争／／为了主子／拿起缀满历史的枪吧／舞一个鹞子翻身／或一个围齐攻赵的阵势”，诗人又斥责他们：“可以鸣金收兵了／免得世人嘲笑／你们是一个／好战成性的民族”。这里便有借古讽今之意。秦岳的《逃离鬼城》（《葡萄园》126期）更是一篇淋漓尽致的嘲讽现实的诗篇。诗人设想那些以权势压榨百姓和坏事做绝的人，在阴阳界、在鬼门关、在奈何桥狂奔而逃，生怕下地狱被处以各种刑法。诗人借助酆都城的传说，用以贬斥现实中的丑类，令人称快。同一期杂志上麦穗的《读卧冰求鲤有感》，则从伦理道德上，把今人弃亲弑父的恶行同以孝道感天动地的王祥卧鱼相比，力求呼唤传统道德的复归，也很有针砭之意。洛夫的《鱼之大梦》（《创世纪》97～98期）则从更深的文化背景上，对那些总幻想“鲤鱼跳龙门”的人们给以黑色幽默式的调侃。诗人以鱼之口吻自述道：“从龙门／一跃而掉在餐桌上，贬为／一盘豆瓣鱼／这是我另一次轮回的开始／水并不知道”。诗人还设想这条鱼把自己变为化石后再一次被砸碎，又用泪水粘成一条龙，可以冲天飞去，但又怕瓷盘中剩的一点残骸被猫叼走，那样一来，就永远成不了龙了。诗人对人世间那种向上爬的心态，借助于“跳龙门”的典故，给以极大的反讽。渡也是一位擅长写民俗风物的诗人。他的《石狮》（《台湾诗学季刊》9期）和《太师椅》《铜油灯》（《创世纪》100期）等民艺系列诗，深含着对传统保守观念及腐朽意识的批判，也发人深省。如石狮，诗人说它是“守着大门／两只清朝的门丁”，它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实是和看门狗一样，但又假装威武，而它们的悲剧，则是一百五十年来以同一种不变的姿式对抗多变的宇宙，已丧失了在森林中发出怒吼的本能。诗人的引伸实属妙语，把一对走狗奴才般不图思变、又丧失自我的人物形象刻画得维妙维肖，又讽刺得入木三分。而太师椅则是一个象征，它代表过去的权势和威严，但它坐在“时间”上已上百年，早变得有气无力，所以最终是“时间”和“空”坐在它身上。内里深含的寓意人们是可以察觉到的。此外还有洪正壹的《邯郸道》，金筑的《蓼莪新篇》、宋后颖的《回音壁》、了了村童的《火牛阵》、楚原的《琵琶》，都有借古讽今、警策世人之意，不一一列举。
三、以东方文化之物象为载体，或体现生命之律动，张扬内在情感之底蕴，或从生命的另一表现形式出发，追求与大自然的融洽无间，和天人合一的至高精神境界。在诗人笔下，东方文化的种种物象只不过是情感的载体和生命力的体现，东方型智慧已延深到诗人的心灵内层。在体现生命的律动方面，女诗人诗薇的《凤吟》（《情结》）是具有撼人心魄力量的佳作，这不但是一首春之歌，也是心灵搏动之声。诗人在春夜中漫步，情感勃发，“蓦然／一场春梦初醒的悸动／在红尘中惊起／而玉指竟／可以纤纤地拈成／一记凤鸣／直冲七斗／直落黄泉／将众生／啊！芸芸众生的瞳眸／凝聚在／撼人心神的拈花中”。作者把她内心感情的激荡借助于传说中的凤鸣喷射出来，而且响彻天地、震惊世人。令人读后心神亦为之一振。老诗人纪弦的《“酒鬼”颂》（《创世纪》108期）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一种放浪形骸、傲世不群的生命力。从诗中人们不难看到阮籍、稽康乃至陶潜、李白那种豪饮的气度，因为“酒鬼”更超过“酒仙”：“还有比‘酒鬼’更过瘾的了吗／在此世？当代酒仙笑着说。／／非常之强有力地闯进来；／过了一会儿，渐渐渐渐地，／就变得很温柔了。／／啊啊！‘酒鬼’，‘酒鬼’：／你多香！你多醇！你多可爱！／多么的值得一醉啊！／／李白李白飘飘然。／陶潜陶潜飘飘然。”“酒鬼”虽是诗人洛夫为一瓶好酒起的名，纪弦在这儿却写的是人，也是一种酒神精神。同样，老诗人余光中的《悲来日》（《台湾诗学季刊》第13期）虽是对来日夫妇死别的一种忧愁，但也隐含着对生命的珍惜。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对人生历程的时序排列，借助了传统农历的节令：“这年去年来悠悠的厮守／惊蛰到雨水，端午到中秋／并非永无止境的特权／神所恩赐的神也能没收”。这中秋自是人生的渐近暮年，所以诗人担忧那夫妻鸳鸯双枕“并排只剩下了一枕”，更是“不敢想在诀别的荒渡／是远行或送行更加悲伤／只怕不像洞房的初夜／一个，睡的是空穴／一个，睡的是空床”。这里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蕴。
在表现人与大自然的融洽无间、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方面，许多诗作也借助于传统文化中的种种物象展示诗人的情怀。有的是道家的超凡脱尘，有的是禅宗的物我两忘，都给人一种豁达清爽之感。如青年诗人沈志方的《大宗师》（《创世纪》100期），以《庄子》中的“大宗师”为自喻体，表现了与大自然化为一致的无极境界：“心抱太极，跋涉乾坤／当最后一枚松果从枝上／随天机而掉入我掌心时／咔，天地轻轻一震／我跨入峰巅／／我举手，风便从四面涌到／我长啸，便有回声／从历史的那端隐隐传来／我坐下，山便增加重量／以指叩额，智慧就隆隆作响／微启的双眼就有闪电窜出／在石上凿出日月”。这位“大宗师”，简直就是大自然的化身了，他的生命便与空间时间相一致而取得了永恒，从而化为宇宙间那个“一”。洛夫称赞它“所表现的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和谐交融，显示出东方智慧的深度和独特之美”，也正是指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表现禅意的诗篇，邵燕祥《西藏五首》中的《幡》（《诗世界》创刊号）也颇有情致：“风动还是幡动？／／轻轻的／急促的／不断的／敲门声／／神在敲人的门／还是／人在敲神的门？”这里借用了禅宗《六祖坛经》中的那则著名的故事：两个和尚见庙寺中的幡旗被风吹动，于是争论是风动还是幡动。二人争论不休，六祖慧能却告诉他们是心动。本诗借用这一典故用于敲门中人与神的关系，也可说是物与我、外界事物与心灵感应的谁主谁次，颇有玄机。而管管的《钉子及其他》（《创世纪》97～98期）中也有几首富有禅味的诗。如《之后之后》写出了从人的相爱到结合直至死亡之后的虚无世界，不过诗人以“婴儿的笑声”作尾，则昭示了生命的不灭。同样《读经》一诗，诗人并不把禅寺的经卷当作救人脱出苦海的真实体，他追求的是宇宙间那看不见的经卷：“到禅寺非来礼佛，是来参读禅寺未有的那本经卷。摊开的经，是山。流动的经，在溪涧。／唱诵的经在树林。／磕睡的经在眉间。”可见诗人追求的是与大自然的融合，这才是心灵的经。
四、是对古老的东方诗学的继承和拓展。追求意境美和形象美，讲求语言的精炼含蓄和形式上的格律和对仗，具有浓郁的古风味儿。首先是追求意境美和形象美。这种对意境美和形象美的追求是和诗人的风格紧密相联的。唐代司空图《诗品》中所说二十四种风格，也是和不同意境的创造有关的。这种意境美的创造需要诗人达到入神的境界方可。正如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当代华人诗中，由于诗人不同的艺术风格，也在追求着对不同的意境创造，有的清隽，有的恬淡，有的苍凉，有的豪放，但这都和传统诗学的影响分不开。如老诗人文晓村赠画家和描绘自然景物的诗即是。看他的《夏日溪荷》（《九卷一百首》）：“炎炎夏日／她撑着一把圆圆的翠伞／人／却小立在伞外／／如同紧守田园的诗人／守着盈盈的碧水／拒绝移植／拒绝花瓶／／秋风起兮／那女子满脸憔悴／／唉，命定的那种苦／只有远离故土的人才能领悟”。秋日残荷，碧减香销，仍固守着那一潭碧水作怀乡思，给人一种清隽寂冷之感，让人想到了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伤秋诗句。又恰如观一幅秋荷凋零仍傲立于世的写意画。诗人对意境美的创造是显而易见的。此外，青年诗人赖益成和老诗人辛郁也都有赏荷诗，各有不同的境界。赖益成的《荷》（《九歌行》实是一种象征。诗人以第二人称对“荷”独语，说自己从远方归来“为的是伫观你最后的翩翩丰姿／为的是聆赏你轻喟的淡淡哀愁／——归来；归来／那声声的低唤／消瘦的不是残茎，不是枯叶／是田田的隽永，幽幽的恋情／是我削瘦的一把灵魂／——流水不腐，莲影永恒／你仍是那莲，撑一个夏天／清馨向我／我仍是那浪／归著无处……”内里含着忧郁的恋情，也把人带入莲荷孤影的境界，也深得古诗词和传统山水画的韵致。辛郁的《赏荷或者品蝉》（《诗世界》创刊号）则把背景放在炎夏，把赏荷和听蝉鸣联在一起：“荷塘里有花盛开／他说站着看不如坐着赏／赏水影中的挺然／几许人生的感喟便随着／阵阵的荷香逸散／而蝉鸣是要站着品的／品夏日一声声叫痛／如一口口敲响的钟”。这里又充满了内在的生命力和生活情趣。尽管天气炎热，但荷花却在荷塘里挺然而开；同时又把蝉鸣比作夏日叫痛的声音，而且如一口口敲响的钟。诗人运用了隐喻、通感等手法，而心境则不是开朗向上的，给人一种遒劲之感。可见，相同的题材，在诗人们各自的笔下，会创造出不同的诗境和艺术感染力。女诗人宋后颖和曾美玲又各自己在自己的诗中创造了春意盎然和童年情趣的境界。如宋后颖的《杭州·四月》（《九歌行》）写西湖冰封雪盖后的春意令人神往：“白堤杨柳凝碧／苏堤桃花纷红／断桥残雪中，款款而来／袅娜似轻尘／幻影如尘雾／／曾是冰封积雪／睽违了岁月／此刻都化为潺潺／让三潭印月映照出千古风流”，可见诗人是描景寄情的能手，内里有一种绘画美。这也许和她对西湖情有独钟有关。这和她另一首《西湖》诗中把西湖比为千年的梦中情人也是有关的。曾美玲的《看月亮》（《葡萄园》124期）则把人们带往美好纯真的童年：“小时候／床边听故事／看月亮／扮鬼脸／／迷迷糊糊入梦／梦中的月亮／长出精灵的翅膀／飞向快乐的天堂”，这种未染社会俗尘的境界多么令人向往！即便诗人年长，两鬓霜白，但由于有一颗童心，看月亮时，也“像悟道的长者／心底的月亮／眉目清朗／笑看今昔”。这里没有浓重的悲哀，而是乐观豁达。湖南诗人石太瑞也有一首看月亮的《月明》（《创世纪》106期），诗意得自李白的《秋夜思》的名句，但具有现代人浓郁的情谊。这是写给友人的：“今夜月明／我看见你的窗前／落满了霜雪／／你一遍遍地打扫／将古老的诗句／叠成一尊雪人”，不仅思乡，也渴望与友人或亲人的团聚。但诗人的心境也比较达观，认为“缺有缺的私藏／圆有圆的坦露／谁弄上弦／谁弄下弦／／不必请蟋蟀引路／我们从相互祝福里／寻找到归途”。诗人有独具的巧思，并把它升华为有浓郁情致的诗境。
与上述诗人截然不同，善于以古迹名胜为描写对象的诗人彩羽，则在他的力作《鄂尔多斯》（《创世纪》97～98期）中创造出一幅辽阔、恢宏、苍茫的画境。诗人以饱满激情赞颂了鄂尔多斯是从远古进化而来的大地母亲，同时，她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象征，诗人说，“是她，最先／把东方擎起，逗着风雷”，因而，那充满生命力的蛮荒时代更具魅力：“我已幻见／犀象之群奔走，羚羊在石林中挂角／人猿，活跃在群兽当中／竟自不分你我……／你乃／一切原始生物的摇篮”。这种“苍茫，浩瀚”之风格，令人心胸一开。诗中虽有更多的现代意识，但从构思、造境及从古诗词（特别是北朝民歌）中提炼诗句来看，无疑仍是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与拓展，而且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
许多诗中还注意对东方意象的营造，即在对东方特有的名胜古物及人们传统美学观念中美好事物的描写中，创造出一种渗透了传统道德观念的意象，像小桥流水、深山古寺、松竹梅菊兰等，都在诗人的笔下熠熠生辉。如非马的《松》（《当代诗坛》20期）虽写的是加拿大洛矶山的松，但也赋予了其东方美学品格；而乔洪的《梅》、《兰》、《竹》、《菊》（《葡萄园》131期）则以现代意识观照，反其意而用之，分别批评梅的苍白、兰的色相、竹的迎合人们的私心、菊的被文人利用等。这自然和传统的颂诗不同了，但也是一种东方意象的伸展。
对东方诗学的继承与拓展，更多地表现在语言和诗体形式上。如吴明兴的《乌篷船》（《台湾诗学季刊》8期）是以传统的六言体写一种民俗风物；路卫的《杏花岭》（《葡萄圆》132期）则以民歌、小曲式的语言和形式表现杏花岭的春色和诗人访“美”的心境，只是在语言排列上进行了新的组合，如其第一节：“来到杏花岭／走遍杏花岭／徘徊在杏花岭上／寻访／心中的杏花／一／朵／朵／／一／朵／朵／展现在少女的发间”，用一句音乐上的术语，这叫作对旧的乐曲进行了新的“变奏”，很有韵味儿。再如赖益成的《二行诗十题》（《葡萄园》122期），无疑是对古诗词中绝句和小令的承袭和变革。如写“蚕”：“啖尽千桑／为吐一丝”，又成为四言体。桑恒昌的《小诗三首》（出处同上），也是以绝句的短小精悍、概括力强为学习标准，又加以发展变化的。如《蜘蛛》：“那网，一如／杜子美的茅屋／被四季八面的风／一破再破／／千结万结／只结了一颗／恨不广织天下的／心”，虽不是格律体，但绝句风韵犹存。晶晶的《风之三态》中的《风》（《葡萄园》131期），内里化用了温庭筠的“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和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诗句，从而增添了更多的古典风味儿。而鲁松的《丝瓜》和《青山有约》（《葡萄园》129期）是写乡情的，又有许多民歌味儿的诗句，如“云始生，苦菜秀／陌上三月好时光／风吹柳摇青”，颇为清新朴实，而林耀德的《变色龙》（《创世纪》100期）则完全采用了《诗经》中常用的四言体，如说变色龙是“贴上枝干 化身树瘿／伏上岩层 化身纹理／躺上沼泽 化身泥团／爬上黑板 化身板擦／附上垩墙 化身涂鸦／登上舞台 化身道具”，语言上又多古汉语中常用的字，其古风可见。高准的《宣叙调》（《当代诗坛》20期）采用了民间曲艺唱词中的十言体，但却又是文言文，以此状写个人的生平历史，则打上了东方诗学深深的烙印。
以上只是个人在翻阅手头一些诗刊、诗集时学习的心得。东方智慧的延伸和东方诗学的张扬自然只是一种发展趋向。在以东方文化为基点广泛吸取西方现代诗歌的营养时，有的诗人也创作出一些现代主义味较浓的诗作，体现出另一种趋向，也是让人欢迎的，这也正是现代汉诗逐步走向繁荣的标志。如杜十三、碧果、朵思、季红、杨牧、叶维廉、古月、游唤等诗人的作品即是。相信在下一个世纪，华文新诗仍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而且会弥补当前华文诗中较少关心人类生存发展及国家民族命运的大诗之不足。二十一世纪，华文诗歌将攀向更高的诗艺诗美的殿堂，让诗神为华文诗的发展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