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文化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传统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文化的视野，尤其是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冲突、融汇的广阔背景考察邓小平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阐释其间的文化意蕴，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
●作为深层次的文化继承，邓小平理论的精神气质、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范畴基本理论、邓小平理论所表现的语境，无一不表现出真正的中国特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充分吸取精神乳汁的同时，邓小平以伟大改革家的深邃眼光，注视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背景，进而以全新的现代意识和时代观念，对传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以及与传统因素密切联系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展开深刻的批判。
●邓小平理论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变革，越来越为中国人民所认同，愈益转化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活力因子，刷新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面貌。
●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都是吸吮着中国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一代伟人，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双星座。然而，由于历史、环境和主观等方面的制约，他们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传统的思路，必然存在着差异。
●邓小平对中国文化传统所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批判态度，他所坚持的文化发展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时代性与历史性辩证统一的原则立场，他超越体用分析方法的科学思维方式，他将中国与世界、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指示中国社会走向的文化学方法，正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亟需确立的基本思路。
作为指导和推动中国社会揭开历史新纪元的宏大理论体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前中国理论界备加关注并成果迭出的一大课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始终未能触及邓小平与中国文化传统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而有关这一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对于准确认识邓小平理论的文化特色和科学价值，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实现向21世纪的高水平过渡，实际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从文化的视野，尤其是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冲突、融汇的广阔背景考察邓小平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阐释其间的文化意蕴，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
邓小平曾在英国塔塔曼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序言”中满怀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其朴素精粹的语言之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它一方面表述了邓小平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挚爱，另方面又揭示了邓小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肉联系。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吸吮中华文化精神乳汁长大的人民领袖。而邓小平所领导的把中国推向世界推向现代化的伟大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引导中国历史从传统社会的背景中走出来的民族文化的自我变革与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邓小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精神联系，必然地赋予邓小平理论特定的文化性格，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伟大历史事件的产生和发展，任何伟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4页），以本国的文化传统为源头活水。在新的主体思维建构的过程中，历史传统的参与具有必然性和重要作用。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概莫能外。其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概念，已然标示出邓小平理论的文化根基。
但是，充分肯定邓小平与中国文化传统具有血脉般的联系，肯定邓小平理论同中国文化传统在思想精神、文化性格上具有某种内在的延续性，决不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只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现代翻版。
首先，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从投身中国革命起，就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方法，积极、彻底地改造文化传统，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而不懈努力，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历史使命决定了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文化传统必然是一种革命性的改造。邓小平一再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对于传统文化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第51条）；必须“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2页）。这些深刻的论述，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宏大纲领，而且有力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继承传统与变革传统的基本精神。
其次，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4页）邓小平理论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非常困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挫折的历史经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决定了邓小平只有对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才能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打开一条生路，赢得中国社会主义再生的春天。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不仅以具有空前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性变革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以一种宏阔的眼光和伟人的气魄，指出了中国文化传统变革的方向：
（一）批判地继承中华文化传统，是为了面向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163页）。从这个历史前提和时代主题出发，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文化工作者要“在意识形态中，同各种妨碍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尤其要肃清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思想、行为和伦理道德习惯，譬如：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人治现象、宗法思想、男尊女卑、等级观念、权利与义务观念淡薄、平均主义、官农官工式的体制和作风、轻视科学技术和教育，等等。“要彻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还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页）。
（二）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是为了面向世界，使中国社会发展同世界历史进程一致起来。邓小平理论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化。面向世界，才能树立开放的文化心态，吸纳世界文化精华，推进中国历史的世界化、现代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理论立场上，邓小平尖锐抨击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文化保守主义，他在与联邦德国驻华大使埃尔维因·魏克德谈话时指出：“中国在本世纪末要接近世界水平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或要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长期与世界隔绝，闭关自守。我们过去总是夜郎自大，像以前有一个小国的国君，他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之最，不理睬周围的王国，昏昏庸庸，最后被别国吞食掉了。因此，我们今天尽可能让中国人到外国去，让外国人到中国来看看。”（埃尔维因·魏克德：《1976—1980年我在中国当大使》，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75—276页）他又以清晰的语言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 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些深刻的论述显示出一位领袖雄阔的思想伟力，也体现了一位共产党人重构中国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重构整个民族文化心态的基本价值取向。
概而言之，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变革是流淌在邓小平理论中的文化血液：邓小平理论的建构是以中国历史和现状为历史前提；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其本质是中国现代化过程对传统体制、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劲冲击；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也实际上与传统的变革休戚相关，因为，在中国历史文化环境中，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负面因素有着血脉相通的联系。因此，研究邓小平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联系，研究邓小平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突破，理应是深入把握邓小平理论精神实质的基本前提。
二
以毕生精力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邓小平，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无比挚爱。在《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序言”中，他倾诉情怀说：“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建构中国文化现代意识形态的努力中，邓小平总是执着地认同于民族的优良传统，致力于从民族精神中发掘重振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精神资源。他一再指出：“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拨，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几千年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信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他号召在文化领域，表现和歌颂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反映和宣扬中华民族的美好品质。邓小平有关积极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论述，抓住了中国国门开放以来民族文化自信心重振这一重要主题，更直接触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资源的开发与转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等一系列切关宏旨的问题，其指导性意义不言而喻。
作为更深层次的文化继承，邓小平理论的精神气质、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邓小平理论所表现的语境，无一不表现出真正的中国特性。“摸着石头过河”与“黑猫、白猫”之说本来就是中国民间大众俗语。邓小平著名的务实风格以及对于“实事求是”的高度强调与中国传统实学和经世致用精神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然表现出对于中国农业传统的历史延续性、过渡性的认真注意。“一国两制”的构想则体现了东方思维方式的包容性。而所有这些传统基因都被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以化铁为金、化腐朽为神奇的重新把握，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效果已为广大中国人所实际感受。
然而，正如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精辟指出的，小平同志“既继承前人，又突破前规”。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精神乳汁的同时，邓小平以伟大改革家的深邃眼光，注视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背景，进而以全新的现代意识和时代观念，对传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以及与传统因素密切联系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展开深刻的批判。
传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和意识形态的核心，它因血缘宗法关系、小农生产方式、封建政治结构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运动的方向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诚然，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蕴含有不少积极的因素，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刚直不阿的浩然之气，谦逊礼让的道德风尚，但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本质上是对封建经济形态以及由此经济形态所决定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映。而这样一种本质规定性，在“重义轻利”、“重农轻商”、“重理节欲”、“尊道鄙器”等一系列范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253页）中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一种深层心理， 也是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1840年以来，尽管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日益深刻的变更，但传统价值观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坚如磐石，固若金汤。更为复杂的情况出现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糅合，以一种变态、扭曲的方式严重阻挠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将中国推到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便是其巨大危害性的最为深刻的表现。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文化本质，决定了中国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实现价值观念的变革，否则，将会出现严重的“现代化受挫”。而邓小平正是起而承担这一艰巨使命的历史巨人。
邓小平首先以崭新的现代意识廓清传统价值观念所造成的混乱认识。在义利关系上，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就是要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他义正词严地呵斥说：“‘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他更精辟指出政治领导的实际意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3页）“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所有这些议论以及围绕这条思路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是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有力拨正，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它打破了中国人头脑中的价值禁锢，极大地撼动了以抽象道德原则压抑、扼制个人感性欲望和利益的文化惯性，具有空前的思想解放意义。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在高度强调人民现实物质利益和物质要求的同时，决不忽视主体伦理自觉的重要性。他一方面指出，人的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并不是对立的，“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很大变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9页）另方面，他一再强调， 要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和理想教育人民，培养“四有”新人；要反对一切向钱看；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与并重，而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如果只抓经济建设不抓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由此而来，邓小平理论在现实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了义利的有机统一，显示了思维的严密性。
在道器问题上，邓小平理论亦有卓越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尊德性而道问学”，鼓吹“君子不器”。其深刻思想影响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虽然对科学技术有认真注意，但总的说来，仍存在相当的局限。到了晚年，毛泽东甚至不承认自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参见朱亚宗《毛泽东与邓小平科技价值观之比较》，《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第1期），相反，却把阶级斗争，把斗私批修、个人“德性”放在首要位置。邓小平则有力突破传统道器说和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对相关问题作出了突破传统框架的论述。其深刻意义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验证。
在传统经济伦理范畴上，邓小平理论也有一系列重大突破：“用财有制，节之以礼”是儒学用来指导和约束人们消费行为的基本思路，而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中亦存在先生产、后消费的局限性。邓小平则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点指出：“消费在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应当成为我们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方针。”“当前要用扩大需求，而不是抑制需求的思路来启动市场”，“做到这一点，就会出现11亿人民创造——享受——高创造——多享受的生动局面，就会在全社会实现生产与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重均平而抑分化”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如汪洋大海般存在的农民阶级也执着于平均主义。传统平均思想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揉合，所孕育的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吃大锅饭以及共同贫困的恶果。邓小平却充分认识到物质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性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这种不平衡，经济发展就不会有驱动力和效率。为此，他创造性地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牵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并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国家经济生活中，由此产生的效应是：“吃大锅饭”的传统格局瓦解溃决，人们头脑中的“平均主义”思想陈规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和荡涤；“重农轻商”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根深蒂固、承传久远的观念。古代经济思想家虽然也承认商业行为为社会所必需，但始终认为，“商”是一种恶的东西，必须在严格限制下存在和发展。毛泽东对商品经济有一系列正确认识，但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他更错误地强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货币交换之类加以限制，建国后人们的普遍观念中，商品经济也仍然带有“恶”的色彩，和资本主义，和唯利是图有着天然联系。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魄力抛弃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论公式，拓开了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国经济生活因此而焕发出空前活力，人们的商品经济观念与情感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易。
与传统价值取向密切关联并互为基础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有机组成部分，诚然，中国式的“东方思维”具有其它民族思维形式不可比拟的长处，例如朴素的整体观念和求和谐、求统一的思维方式，但中古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历史性地铸定了中国传统思维的严重缺陷，这种缺陷在思维特征上表现为排他性、简单性、封闭性，在思维逻辑上表现为单线性、两极性，“是A则非B”。邓小平着眼于传统思维定势及其巨大惯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瞻远瞩地提出变革中国传统思维的战略任务。打破僵化、保守的思维定势、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关乎全局的重大思想方法上，邓小平理论更有创造性的突破：针对凡事都问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邓小平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中性”的因素。这些“中性”成分具体说来有两类，一是属于人类社会所共有，不受制度形态限制的文明成果，例如科学技术，它们“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页），“本身并没有阶级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3页）。二是与商品经济现代化大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方式、管理方式、组织形式，例如市场经济，它们从表面上看似为资本主义所特有，但实际上与资本主义不存在本质联系，“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因此它们都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用。除了这些“中性”成分之外，资本主义文明中“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的内容，也同样“可以利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可以借鉴。邓小平这些闪烁辩证智慧光芒的思想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针对文化中心主义的封闭性思维，邓小平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我们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没有什么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而中国要富强，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作为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更为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这一命题摆脱任何既定的、先验的教条或理论原则的束缚，面向生动丰富、无限多样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显示出鲜明的开放性的思维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生机勃勃，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之所以迅速焕发出巨大的历史动力，其至关紧要的原因，就在于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思维的大转换。
邓小平在变革中国传统价值观、传统思维方式的同时，亦有力冲击了传统认知方式。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生产又以经验为依据，老者长者尊者是经验的代表，最有权威，因此传统社会的文化特征之一是老者长者尊者本位，相应形成的传统认知方式则是唯上唯书轻实。邓小平以“尊重实践”（江泽民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尖锐冲击了这样一种认知方式。他充分肯定并率领人民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廓清了“两个凡是”所造成的认知方式上的混乱。他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他进而发出热忱号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了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邓小平宏扬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空前突出了实践对于认识的意义。中国传统认知方式因此而发生深刻革命。
邓小平在变革传统文化上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他“说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创造性、新颖性的命题，而且在于他以深刻的历史性的现代化变革，“釜底抽薪”，动摇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传统文化的根。恩格斯曾深刻指出生产力变革的革命性作用说：“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0页）事情的进展确实如此，“存理去欲”的教条绝对抵挡不住缤纷多彩的生活热流对人们的召唤。“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绝对无法与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竞高下。而实际感受到改革开放实效的亿万中国人绝对不愿再回到闭关自守、凡事都问姓社姓资的贫穷的、狭隘的“社会主义”的藩篱之中。正是在卓越的思想理论建树和伟大的变革实践中，邓小平理论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变革，越来越为中国人民所认同，愈益转化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活力因子，刷新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面貌。
三
分析和评价任何一种理论，在于考察它为社会提供了哪些超越前人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的新内容。对于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理论，也应作如是观。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路进行比较，更可见邓小平理论在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真知卓见和杰出贡献。
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都是吸吮着中国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一代伟人，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双星座。不论人们从哪一个角度比较他们，这一点应是无法抹煞的历史结论。然而，由于历史、环境和主观等方面的制约，他们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传统的思路，必然存在着差异。
首先，在中国文化传统的估价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主张将中国文化传统划分为正面和负面、精华与糟粕，主张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清除封建性糟粕。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几乎没有差异。他们的差异体现在对中国负面文化传统的现实性估价上。
毛泽东对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残余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严重危害估计不足，他的基本判断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页）由于这个判断，毛泽东忽视了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广泛残存，在狠抓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忽略了对中国文化传统中负面文化的批判，从而导致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残余在我党所犯的长达二十年的“左”的错误过程中泛滥成灾。邓小平则不然，他通过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审视以及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总结，深入洞察到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残余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他以深刻的历史感指出，由于中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系统而完备的封建思想文化，世代流传，深入人心；而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缺乏深刻性和广泛的社会性，封建文化残余会伴随幅员辽阔的农村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再生产出来。因此，就总体性趋势而言，“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他还以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为例，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剖析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他说：这种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经历了比较彻底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立了民主与法制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体系。而在东方，由于民主革命的软弱性和短暂性，由于封建主义残余具有顽强的再生机制，它还能在现代社会毒害人民，造成社会危害。邓小平进而总结我党对待封建主义文化残余估计不足的历史教训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页）和毛泽东比较，邓小平的这一认识，显然更为切中中国社会历史的脉博。
其次，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毛泽东与邓小平都主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问题在于，“用”的对象是什么？如何“出新”？
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矛盾的判断，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应该为阶级斗争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打击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服务。他分析道：“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4页）显然，“古为今用”的社会立足点是政治斗争，推陈出新的途径也只能是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据此观念，毛泽东认为，“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话向他们讲。”（《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页）邓小平的思路则翻然更新，他认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文化传统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应该从属于这一时代主题，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判断不同，邓小平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高度强调依靠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他号召全党：“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 页）“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3页）和毛泽东比较，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认识显然又要高出一筹。
再次，关于继承和突破中国文化传统。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主张以“扬弃”为原则继承和变革，但在侧重点上，两人有明显的差异。
毛泽东酷爱中国文化传统，自幼熟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成年后遍读“二十四史”、唐宋诗词，历代典章烂熟于心。因此，毛泽东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重在继承，其文化实践中的传统轮廓大致体现于如下三方面：第一，在社会理想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虽然主要地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和支配，但在另一方面，受到了中国文化传统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浓重影响。如人民公社体制（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等等，都可以在孔孟所设计的“大同之世”、老子道家所宣扬的理想社会模式中找到依据，也可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社会主义实践中找到依据：如张陵和五斗米道的“义舍”、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方案，等等。第二，在制度文化上，毛泽东多有自觉或不自觉沿袭传统一面。如，接班人采取领袖指定模式，“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7页）。废除高考制度，采取推荐制度，与中国传统察举制具有极大相似性。军垦制更是中国历史上军屯、屯垦制度的再演习。第三，在文化精神上，毛泽东与中国古典美学息息相通，形神相融。如果略去作者姓名，恐怕很难分辨出毛泽东诗词与唐宋诗词的区别。而如果不是在韵致和境界上深入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堂奥，恐怕很难作出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的作品。邓小平则不然。中国文化传统对他的熏陶，重在文化气质和个人品格上，如坚韧不拔的意志，威武不屈的品格，勇往直前的勇气，求实务实的作风，等等，而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则重在超越和突破。他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所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变革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对于重新建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这一点，本文已有充分论述。
概而言之，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上，在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处理上，邓小平的理论成果显然高于毛泽东。当然，这并不是邓小平个人的幸运，而是历史的惠赐。历史地看，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邓小平，没有毛泽东奠定的思想基础以及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一系列失误，也就不会有邓小平卓越的理论贡献和改革实践。因此，就历史本质而言，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传统的深刻思想，是历史经验的升华，是时代精魂的凝聚，是中国文化发展到当代的灿烂精粹。
因上可见，研究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课题，不仅是我们洞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本相的基础，而且是我们深刻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而言，这一研究亦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方法论启示：邓小平对中国文化传统所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批判态度，他所坚持的文化发展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时代性与历史性辩证统一的原则立场，他超越体用分析方法的科学思维方式，他将中国与世界，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指示中国社会走向的文化学方法，正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亟需确立的基本思路。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著名学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夏振坤研究员与中共湖北大学党委宣传部的关心与鼓励，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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