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象方欢溪_读史方舆纪要论文

秦象方欢溪_读史方舆纪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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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溱与洧方涣涣兮”(《诗·溱洧》)。《诗经》中的这一句,总能使我在目光触到的瞬间心醉神迷。我看到了一片深而清澈的水。水波澹荡,在阳光下闪闪烁烁。

洧水所汇,有所谓的“洧渊”,据说在今新郑县东。《春秋》昭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能容得龙斗的“渊”,其深可想——当年的洧水何等丰沛!①因了那道水,有了一个地名,洧川。洧水在洧川县南(《明史·地理志》)。我的父母曾在那里荡舟的县城附近,或许就是洧水。泛黄的老照片上,长衫旗袍的父母,站在芦苇丛中,父亲手里拿着一顶礼帽。②民国时期,父亲曾任洧川县中校长。1949年之后,洧川县并入长葛、尉氏两县。③

当年的洧川县,县北五里有蓬池,阮籍有诗云:“徘徊蓬池上,回首望大梁。”宋代尚有阮籍墓、阮籍台(《太平寰宇记》卷一《河南道一》)。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衣冠南渡”。陈留阮氏迁往浙江剡县(参看任崇岳《中原移民简史》)。明代末年,却有阮汉闻其人,偏由浙江移居尉氏,象征性地“认祖归宗”,或许可以看做其时的“行为艺术”。当然,诸阮的故事并未因此而续写。

溱与洧,是流过我家乡的水。春季的桃花水,既深且清,“涣涣”而“汍汍”。枯水的季节。或水浅处,褰裳可涉(《诗·褰裳》);“夏秋淫潦暴集”崩岸,人称“小黄河”——又是一条喜怒无常、神情多变的河!④

溱、洧之畔,曾演出过男女相悦相恋的故事。⑤自孔子说“放郑声”、“郑声淫”(《论语·卫灵公》),经学家、道学家几乎无不说郑地“俗淫”。《汉书·地理志》采用经师的说法,曰郑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士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朱熹则以为卫风固然淫,郑声之淫,有甚于卫(《诗集传》卷四)。

明末清初,顾苓为柳如是作传,说柳“游吴越间,格调高绝,词翰倾一时”(《河东君传》)。陈寅恪于此议论道,“夫以河东君当日社会之地位,与诸男性文人往来酬赠,若涉猥俗,岂不同于溱洧士女之相谑,而女方实为主动者乎?”(《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是深于世故者之言。但以为柳与异性的交往,绝不同于“溱洧士女之相谑”,沿袭的却无非是古老的偏见。

也被了恶名的“桑间濮上”的濮,距我的家乡不远。《汉书·地理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濮水,在濮州西南七十里,据说庄周曾于此垂钓,至少到了清初,那里尚有作为纪念的钓台。1980年代,我曾到濮阳“支教”,所见到的,是一片干燥的土地,决不像会有一带桑林、一道清流供风流男女寻欢作乐。

濮水周边,曾经是所谓的“四战之地”。《左传》哀公二十七年“齐师救郑及濮”。那些与战争有关的痕迹已无从寻觅。距我执教的学校不远,却有战国时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的李悝的墓,其时尚未大举“旅游开发”,此墓幸而无人问津。那道以“濮”为名的水。却早已由地面上沉落。相信当地人多半不会想到他们有过那样的祖先,在河边演出有声有色的故事。⑥

春秋时郑、卫诸国均在今河南境内。这不能不使我对我的家乡及我所成长的郑地,怀了一份好奇,尤其其地何以“俗淫”。我成长的年代,这片土地上的风习毋宁说是“朴”而“鲁”的,决不像是会有那样风流浪漫的既往。除了那条时而暴涨时而干涸的大河,未见有“涣涣”或“汍汍”既“浏”且“清”的河,供男女游乐。而我所见家乡的男女,则较之古人规矩到了不可比拟。

“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将仲子》),实在是一派天真。“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女曰鸡鸣》),意境美得令人心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风雨》),将男女相悦,表达得何其坦然!倘若译作现代白话。会味道全失的吧。生命之水如此恣意地涌流,“涣涣”、“汍汍”的水边,是这样健旺、生机蓬勃的生命!

站在干旱龟裂的土地上,你难以想象《诗经》中的情景。这样说也有问题,同样或更为干旱的西北黄土地上,直到晚近,陕北民歌不是依然适于传递柔情?不知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到了今日,这片土地似乎已难以产出莫言那样将“性”写得有声有色、恣肆淋漓的作家,也生长不出莫言小说世界中的野性山林与红高粱。曾经在水上岸边涌流着的大胆真率的情欲,与水一道干涸。且不像是会有一天重新在地表流淌。

其实《诗》的时代,距我们并不那样遥远。直到明代,中州也仍然有郑卫的遗风。嘉隆之际的李开先,在他所撰《词谑》中说,有学诗文于李梦阳的,“自旁郡而之汴省”,李教以:“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请问其详,李告以“不能悉记也,只在街市上闲行,必有唱之者”。越数日,果然听到。何景明继至汴省,亦酷爱之,说:“时调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李开先集·戏曲杂著》)。同一时期的唐顺之自记见闻,说“村甿无曲调,出口自成讴”(《答陈澄江佥事村居韵八首》)。由李开先的说法看,出口成讴,在当时应无间南北。汴省,中州地面,当年竟是随处可闻歌的。你实在无法想象,不过几百年前,这里的行人还会边走边唱着“傻酸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锁南枝》,见《词谑》)若真有这样的人。一定被认定为有病的吧。⑦

对于当时的“民歌”(实则即情歌),士大夫取其“真”,“任性而发”,是“真人”的“真声”(袁宏道)。确也有人拟之于《诗》的郑卫诸风(王骥德),却是在正面的意义上(以上参看中华书局版刘瑞明《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由我这样的今人读来,冯梦龙所裒集的民歌,更有“猥亵趣味”,比较之下,《诗》中涉性诸篇,真是含蓄、文雅得远了。也因此明代欣赏当代民歌者的见识,更可佩服。冯梦龙本人。居然以孔子删诗而存郑卫之风,为自己所录“山歌”辩护,说“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然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叙山歌》,《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继冯梦龙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曾发起搜集“猥亵的歌谣”,不知成绩若何,似乎更是一种文化姿态。至于近代学者以郑地为“新兴音乐”之乡,刻意避开了道德论题,自然是更正面的评价态度。

王夫之以史论为政论,以诗论为史论、为政论、为人性论、人伦论,论旨往往有其一贯。他的论郑风,就少了一点道学方巾气。朱熹斥为“淫奔”者,王夫之却由治道的方面着眼,以为郑俗之“淫”,缘于“室家不足,莫能自乐”。既如此,也就不免“爱日而玩之”。欲善其俗,宜“丰其生”,“广生”方能“息民”,这样一来,“而又奚淫”(《诗广传》卷一)?这真的是一种特别的见识,对当今致力于改善风俗民情者,也应当有教益的吧。

近代以来,中州不再以民歌著称,“郑卫之风”像是消失在了历史深处,甚至“流风余韵”也荡然无存。即使没有陕北“信天游”那样的民歌,民间“猥亵”的文化却从未断流,比如在地方戏中,在其他民间形式中,只不过越来越远于知识人的书斋,雅俗分际也愈加清晰而已。

流经中原这片土地的每一道水,都有故事,且无不往复回环,曲折有致,只是有待讲述罢了。流经郑州大学校园的人工河边,有近年来所建关于春秋郑大夫子产的纪念物。我想这人物距今人太过遥远,不大可能唤起“思古之幽情”的吧。倒不如为《诗经》中的郑风立碑且正名,使游人知晓这一带竟还有过这样的男女,这样的歌吟。

据《大清一统志》,溱、洧二水会合为双洎河后,“洧流独盛,溱水渐微,今涸”(卷一八六《开封一》)。不知会否有一天,能再见如当年那样的两道春水,由我家乡的土地上流过?

2011年9月

附:《中国婚姻史》中关于春秋时代两性关系,录有大量的文献。杨筠如的论文引《礼记》所谓“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说事实是,春秋时代“男女可自由结合”,“直接成婚”,“奔即男女之自由结婚,废去一切聘逆之礼者”(《春秋时代之男女风纪》,原载1928年3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二集十九期,收入李又宁、张玉法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第二辑,页22)。还说当时男女之防,并不如《礼记》所言“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等“种种严厉限制”,“妇女贞操问题尚未发生”(页23)。以诸种材料推测“似当时男女方面,并无严厉之防,每可任意淫乱;而家庭伦理,亦似毫未顾及”(页35);“男女两方面,皆极放任”(同上);“当时贵族方面男女风纪,可谓异常紊乱”,平民阶级当更有甚者(同上)。结论是:“观春秋时代男女风纪之紊乱,可知儒家所兢兢之礼防,实当日救时良药耳。岂惟此一端,凡一切礼制,皆当作如是观。”(页37—38)

注释:

①洧水,“源出河南府登封县北阳城山,至禹州密县,又东流至新郑县合溱水为双洎河,经长葛县北为双济河,至县南又名双洎河,西南有青龙泉水合焉,经朱曲镇,又东经鄢陵、扶沟、西华县境而合于颍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七《河南二》)。

②“春秋郑之曲洧,汉为颍川郡新汲县地,唐初为尉氏县地,宋为宋楼镇,属尉氏县,金始置洧川县”(《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七《河南二》)。宋代朱弁撰《曲洧旧闻》,追述北宋遗事,系以“曲洧”指涉大梁,亦指涉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尚摘有《曲洧新闻》,不知何人所撰。

③《太平寰宇记》说尉氏“本春秋郑大夫尉氏之邑,即狱官也”,还说该地“即南阮所居之所”。

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引范守己《豫谭》,说洧水“春夏可褰裳涉也。三月水增,谓之桃花水。夏秋淫潦暴集,溃啮不常,居人谓之‘小黄河’,以其岸善崩故也”(《四部丛刊》三集)。该书录明人所撰《洧乘》,亦有关中原地区水系的文献,对于洧水考察尤详。由该书所录材料看,河南的河,俗间以“小黄河”呼之的,非止洧水。

⑤《韩诗外传》:“郑俗,二月桃花水出时,会于溱、洧水上,以自祓除。”《诗·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郑城西南门为溱洧二水所经,故以东门为游人所集。”(卷五)春秋郑城即新郑。

⑥据《读史方舆纪要》,濮州乃古颛顼氏之墟,春秋时卫地,秦属东郡,汉属济阴郡,晋析置濮阳国,后魏为濮阳郡,后周因之。隋初郡废,寻置濮州。唐仍置濮州,天宝初改为濮阳郡,乾元初复为濮州。宋因之。金、元仍曰濮州。按濮州辖境在今山东鄄城及河南濮阳南部地区。顾祖禹的时代,因“济绝河迁,濮水源流不可复考矣”(卷四七)。

⑦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记了同一故事,说自宣德、正统至成化、弘治之后,中原流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何评价极高;李以为“可继国风之后”。嘉靖、隆庆年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及至万历年间的《打枣竿》、《挂枝儿》,均南北流行。传唱于北方者,“其语秽亵鄙浅,并桑濮之音,亦离去已远”,人们却偏偏爱唱(卷二五《时尚小令》)。明末冯梦龙编选民歌,却只选了流传于吴地者,而不及于李梦阳、何景明所激赏的《锁南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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