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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问题：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
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8%以上。估计明年外部需求下降，内部需求上升，仍旧可以达到8%。我国经济增长率终于结束了长达7年的下滑，这是值得欣慰的。但是，许多人认为7%—8%的增长率是正常的，就大错特错了。首先应该纠正的，是对于“8%”的僵化理解。 一个数字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现代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率的新理论，是比较“自然增长率”和现实增长率的差距。
“自然增长率”或者称为“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应该能够达到的经济增长率。什么是最合适的呢？有几个条件：一是企业的设备充分开工，二是库存合适，三是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 四是物价没有加速上升，五是国际收支没有大的失衡。
像我国1992—199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3%，投资上升70%，以钢材为代表的生产资料价格几乎翻倍，刺激大量进口，国际贸易马上出现逆差，人民币黑市汇率达到1∶12，马上跌向1∶15，而标志“通货膨胀率”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滞后1年上升，到1994年上升了21.7%。 同时，交通能源都趋于紧张。这样的经济增长率显然是高了，所以政府采取了“软着陆”。
但是，90年代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大量进行基本建设，已经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潜在生产能力。新经济的发展也很快，比如2000年经济增长的8个百分点，其中电子产业增长30%，医药30%，机械11.8%，纺织10%，烟草5.9%，船舶4.3%，冶金2%，电力10%，建材10.5 %，轻工6.5%。信息产业增长最快，不会提高物价。 石油石化产业增长了25%，主要是国际价格增长造成的。钢材产量达到13000万吨， 大大超过国家限产10000万吨的水平，钢材的库存会增加，2000 年生产资料价格提高3.4%，只是恢复性增长，不能够说明通货紧缩已经消除。 大量企业仍旧开工不足，即使生产增长，价格一时也上不去。
垄断价格，包括电力，电讯，汽车，民航，房地产，教育，和各种收费，仍旧有比较大的降价空间，而且必须降价，因为我国收入差距已经非常悬殊，如不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无法启动居民家庭需求。真正能够涨的，只有股票价格和房租，水价。
在物价稳定不能明显上升的时候，我国就业问题却越来越严峻。以失业率无法衡量中国，因为10亿农民并没有正式的就业。城市工人将有3000万下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量知识分子也将面临精简；农民已经有数千万回乡，收入连续6年下降。农民越没有钱， 工业产品越卖不出去，工人下岗就越多。国家发行国债一年多于一年，已经引起许多不安，担心几年之后出现财政危机，陷入停滞膨胀。但是，基本的趋势应该首先判断清楚，目前生产能力过剩，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大量国内资金和外汇储备用不上，或者流出国外，或者流入股票市场投机。同时国内大量过剩人口（大约2—4亿劳动力）却找不到工作——这一切如果不能够有效解决，仅仅报一个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或者更高，又有什么意义？
中国已经陷入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潜在生产能力可以达到10%甚至更高，但是按照目前的利益格局和政策战略，也只能够维持7—8%的经济增长率。为了让更多的人就业，为了尽快增强综合国力，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就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战略调整。我提出四项办法：
二、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以启动内需
垄断价格，包括电力，电讯，民航，居民住宅，汽车和药品。垄断价格过高，将减少社会实际货币总需求，居民支付了较高的垄断价格，就会减少一般消费，造成市场价格的下降，
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反过来也调整供求关系，高价格抑制需求刺激供给，低价格抑制供给刺激需求。垄断价格的需求弹性一般相当高，价格下调可以刺激居民大量增加购买，并产生连带效应：农村电价的降低可以刺激农民购买家用电器，飞机票降价可以刺激旅游，住宅降价可以刺激家具和装修业，通讯费用的降低可以刺激信息产品的购买，从而全面启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垄断价格居高不下，除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整合部门利益以外，主要是垄断价格构成不合理，如机场建设费，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城市基础设施的大配套费用，实际上是政府将自己应该担负的投资功能，打到价格中向消费者转嫁，强制消费者向这些行业投资，但是又没有承认购买者的产权。应该将投资的折旧部分从产品成本中剔除。至于由权力垄断资源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和腐败成本”，比如炒地皮，药品和工程回扣等等，更应该彻底清除。
为什么必须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比如把飞机票降低70%以上才能够启动旅游？因为旅游一般需要全家人去而不是一个人，飞机票贵了，居民承受不了。这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国自1998年开始的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一是外国人（中国出口的需求方），第二是单位购买力，第三是暴富阶层，他们的购买力几乎饱和，而城镇居民买不起住宅和汽车，农村居民买不起家用电器和汽车，这是“总需求不足”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因此，“价格弹性”理论在中国不是失灵，而是有收入分配悬殊的特殊障碍，需要进一步大幅度降价，价格弹性的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
垄断部门大幅度降价，正常亏损部分应由政府财政补贴，整顿税收是根本措施。也可以将垄断部门改组合并后上市，以出售国家股份的钱补贴价格损失。
为什么要以出售国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来承担政府投资的费用？这也是目前情况下“不得已求其次”。反过来说，政府也必须以各种政策支持股市长期走牛。我的建议是放弃上市公司30%的国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运转，一半向股民无偿配售。这是政府放弃国有股的收入给股民的好处，同时将垄断部门的投资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政府、股民、垄断部门改制“三赢”结果。
三、适当时机贬值汇率以克服通货紧缩
第二，应该从国内外经济双平衡的全局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是共同起作用的，前者从贸易角度，长期起作用，后者从资本角度，短期起作用，外汇管制并不能够消除利率平价的作用，在中国90年代尤其如此。按照利率平价的要求，高利率国家的汇率必然产生贬值预期，而产生贬值预期的条件是，汇率“超额升值”，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计划经济的政府也应该按照此规律，及时调整计划汇率或者固定汇率。1994—1997年，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人民币汇率应该“超升”一次，比如升值到1∶6， 然后产生贬值预期，并逐渐贬值。但是政府为了集中外汇，促进出口，不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办法是收购全部多余外汇。好处是将国家外汇储备从200 亿美元增加到1400亿美元，坏处是不能产生贬值预期，巨额国际投机资本内流，进行各种投机，造成国际收支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外经济平衡的形势发生的相反的变化。周边国家汇率贬值使按照贸易权数计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5%左右，但是国内物价的下降，和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构成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保证了中国大陆的出口没有大幅度下降，而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稳中有升则有助于香港和亚洲经济复苏，中国大陆的出口随之在1999年下半年强劲回升。
这一时期，人民币利率从11%降低到2.25%，加上利息税因素只有1.18%，大大低于美元利率。按照利率平价的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应该“超额贬值”一次，比如贬值到1∶11，然后产生升值预期， 才能够维持国内外经济平衡。但为了维持亚洲经济稳定，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贬反升，同时采取贬值实际汇率的办法维持出口，虽然对于出口无碍，但是不能够阻挡进口，并产生严重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导致国内外经济不平衡，资本大量外流。
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浮动”，中国政府在1994年就已经正式宣布，不存在再宣布一次的问题，只要在实际上放松政府干预，将汇率波动幅度放大到1%以上，就可以了。 关键问题恐怕还是把握不住浮动以后的汇率走势——是上浮，还是下浮？
固定汇率下货币对外价值的变动称为“升值，贬值”，浮动汇率下，按照直接标价的定义，贬值称为上浮，升值称为下浮。决定人民币走势的关键是未来国际收支的变化。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有1600亿美元之巨，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我以为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将会减少：出口将受美国经济调整和自身统计同比方法的影响，在2000年下半年从顶峰跌落下来；进口将会持续增长，这不仅是因加入WTO 降低关税，且由于国内经济的启动，特别是国防的需要，战略产业的培植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扩大进口需求。
外资的进入会改善国际收支，但在数年之后资本将会大量流出，甚至有触发货币外汇危机的风险，即使限制证券投资和短期贷款，也难以避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产品内销以后的人民币利润，早晚是要兑换成外汇汇出的，这才是真正的“出让国内市场的代价”。我预计5 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将会达到20000亿人民币， 这是掌握在外商手里的人民币债权或者股权，在数量上相当于中国政府的海外债权（即国家外汇储备）。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如果在突发事件下外商集中兑换外汇，就相当于1997年泰国的危机。
我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在5 年之后中国达到外汇货币危机临界点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如此，就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把未来可能的危机，化解在可控范围内。提前化解危机的基本思路是疏导，而不是继续强化管制，这样将矛盾越积累越多，往往适得其反。我建议在5年之内，主动地、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不要怕资本外流，实际上90年代中国能够外流的资本已经流得差不多了，外汇管制没有能够有效阻挡资本内流或者外流，反而大大妨碍了涉外经济的效率，得不偿失。要知道，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是无法完全分清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兼有贸易和投资双重性质，如何能够在长时期内一个自由兑换，一个由政府管制？
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在机制和数量上两大市场化难关，还涉及利率市场化和远期汇率形成等问题，都有条件在近年内解决。大家目前所担心的是：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的风险如何？会不会导致资本外流和大幅度贬值？
必须指出风险和预期的关系：价格改革，只能够在通货紧缩预期下进行，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进行价格改革，必然引起抢购，如同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汇率也是一种价格，是货币的国外价格，如果实行市场化改革，必须在升值预期下才能够进行。如果在贬值预期下进行，的确有风险，可能出现股票市场的崩盘，外汇的抢购或者银行危机。如何把目前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变为升值预期？办法非常简单：改革以前先将目前的人民币固定汇率“超贬”一次，比如贬到1∶10。 这是在宏观经济健全稳定时，由政府主动贬值汇率，出口和外资进入都会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必然产生。然后果断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没有风险。不会产生泰国那样宏观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国际资本有准备地冲击，资本大量外逃，政府被迫汇率贬值以后再贬值，出现挤兑银行的崩溃局面。
最后，美国股票市场进入波动调整，而中国股票市场进入持续牛市，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和自由兑换的最好时机。中国股票市场一直吸引着国内大户的巨额资金，即使在低迷世道中，在一级市场中申购新股，毫无风险可获得年15%以上的回报率，所以中国的大量人民币没有挤兑，没有去兑换外汇外流，这从外汇黑市不活跃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股票市场的动荡和新经济的扩散，正在改变90年代全球资本单边流入美国的形势。人民币在超贬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正是吸引资本流入的契机。当然资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时我们能不能有效利用之，流出时能不能有效控制之，是自己的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和监管能力问题，正确的宏观判断和决策，也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贬值，可能是解决通货紧缩的有效办法。如果我国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就说明人民币汇率高估，不贬值就难以摆脱通货紧缩，而且会陷入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有两种，一种是贬值名义汇率，一种是贬值实际汇率，即提高出口退税率，或者降低国内物价——后者正是通货紧缩。我国在1997年以后一直采取稳定名义汇率，贬值实际汇率的政策，不自觉地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而当通货紧缩持续到企业和社会不能容忍时，或许只有贬值一法。
我国小麦价格已经高出16.57%，玉米高出38%，大米高出63.5%，如果国内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就说明人民币汇率应该贬值了。
四、扩大国防投资
第三个重大战略措施是增加国防投资。
美国经济学家怀内斯综合83 个国家的样本研究发现， 军费增长与GN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899。在发达国家，投资于国防（均指一定范围内）的就业乘数为1.8，而投资于民用的就业乘数为1.6，国防工业产业关联性强于民用工业。约翰·E·林奇计算，美国每10 亿美元军事采购可增加35000 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非军事采购为25000个。希奇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占财政比例15%左右， 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发展与人力资源投资的作用与发达国家比更明显；同时，国防投资可以使私人部门从中得到高额利润。美国西部地区即阳光地带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弗罗里达、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等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这些地区人均军费开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国防采购给这些地区的就业人数增加了340 万个就业岗位。80年代里根政府的SDI计划中仅6种核武器系统，就在这些地区雇工人数占全国雇员人员的30%多。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费的下降，使这些地区经济进行调整期，造成了许多问题。以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登·亚当斯写下了《转产：一种死胡同的战略》一文，痛陈军费开支下降对地区经济不利影响，要求军事工业复合体对政府施压，以战争及军品外贸维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仅科索沃战争追加直接国防费80亿，预计给这些地区增加就业近20万。美国1999年出口武器300亿美元，占全球武器贸易的40%，即使是俄罗斯，也还有48 亿美元的武器出口。1996年，以美国带头，全球一轮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军费每年平均增加6%。
我国西部大开发，最根本是从青藏高原调水，进入黄河，然后大规模向边疆地区移民，这需要至少10年时间才能初步成效。政府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政府希望沿袭深圳模式，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内外资金。这可以使某些中心城市发展起来，但潜力有限。处于调水移民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是发展国防产业。
中国百年来生产力布局两次向西部大倾斜都是在外部战争环境下逼出来的。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的比例，从3%上升到50%，从此结束原始农业社会，进入二元结构社会。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投入2000亿，增量投资占国家新增投资的1／3，西部地区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仅四川，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变为制造业与电子产业为主，成渝、宝成、川黔等干线铁路通车，铁路从5000公里发展到80000公里。 围绕国防工业形成了攀枝花、渡口、自贡、内江、德阳等60多个中小城镇。大型军工企业集团成为西部各省工业支柱产业，如西飞、成飞、长虹、长安、黄河、嘉陵、 建设等， 目前国防工业产值在西部各省仍旧占30%，贵州占45%。
国防大学经济学博士卢周来指出，1979—1994年，我国国防费绝对值年增6.22%，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均上涨7.3%， 国防费用每年降低1.08%；占GDP的比例，从5.57%下降到1999年的1.2%。而世界平均比重为3.4%，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为3%左右。发展国防产业，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必须，对于启动内需和开发中西部，也有直接的意义。不应该把发展国防产业与发展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实际上，国防产业的核心是高科技和基础设施，国防产业也必然需要广泛的采购，合作和配套，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比如我国规模庞大的航空产业在利润导向下，大批生产民用产品，70%的收入来自于非航空产品。如果能够以国家力量支持集中生产飞机，就可以给民营企业让出巨大的空间。
五、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按照改革收益分担改革成本
上述措施，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仅靠国债是不行的，根本在于精简政府机构，整顿税收，清除腐败，控制高消费和奢侈消费，将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益的方面来。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不仅要注意经济发展，而且要注意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不能再强调效率第一，而要将效率与公平并重；不能够让少数人利用权力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将改革成本向社会大众转嫁。应该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方法，迅速有效地遏止腐败势头，将腐败分子“偷、骗抢”来的财产收归国有。
我在1998年曾经计算过我国的“灰色收入”，20年以来利用权力渠道和国家资源，直接和间接变成私人财产的，竟然高达3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按照“国际标准模型”计算出来的我国基尼系数，没有计算灰色收入，也已经达到0.45以上，超过了俄罗斯的水平，而且每年在提高。 如果将巨大的灰色收入记入， 说基尼系数超过50%，甚至更高，恐怕不是夸大。我国的两极分化，包括贫富分化，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和代际分化，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已经连续4年下降，再把反对平均主义当作主要敌人， 必然激化社会矛盾，从经济意义上说，就是广大居民收入太低，缺乏购买力。通过进口和引进外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是内部需求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
要实现上述战略转移和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并且在理论上纠正“市场教条主义”。如果不能顺利进行，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就难免要出现重大的曲折。
（原载《新浪财经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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