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荷花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荷花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犁的小说以擅长描绘冀中农村劳动妇女而蜚声文坛，特别是抗日战争风云中白洋淀 地区的农村妇女，宛如古希腊神话中“出水的阿佛罗狄忒”女神或阿马宗妇女，既能征 善战又美丽温柔。以崇敬、热爱和弘扬的态度，诗意而动情地描绘和塑造冀中农村妇女 的多情重义与美好形象，是孙犁的追求，也是他的贡献。而《荷花淀》，就是其中的代 表作。
《荷花淀》是孙犁精心制作的赞美白洋淀女儿的小说化的诗篇，战争风云下泽国妇女 的美好心灵和高尚行为构成的诗意，通篇流溢。但是，由于作者所处时代条件和主观因 素的制约，在对乡村中国妇女美德美情的认知与表现中，在总体上的政治正确或文化正 确中，还存在着一些可能为作者所没有意识到的、值得重新反思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而 这些因素渗透和出现在小说文本中，使得小说的颂歌音调中可能夹杂着并非和谐的声音 ，对乡村妇女美德的赞美中也许包含着若干苦涩。美德中的真正的“美善”成分和其中 无意中搀杂的并非“美善”因素，被作者和读者统统作为“美善”予以彰显与接受的时 候，就有可能构成了小说中的压抑和遮蔽，构成了对政治和道德正确的深层反讽与颠覆 。
先看小说中展现主题的重要情节：水生从军、夫妇话别的场面和对话。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才说：
“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
“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 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
“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
“你有什么话就嘱咐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 眼泪答应了她。
多年来，诸多的文学史、中学教材和分析讲解此篇小说的读物，几乎都一致称赞这段 对话的简洁质朴和意蕴深沉，特别是水生嫂的两个“嗯”字，更被解释为一字千钧，民 族抗战时期农村妇女的识大体顾大局，既重夫妻感情更重民族大义的美德美情，含蕴在 寥寥数语中，达到了低吟盖喧哗、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但是，这场简短的对话一方面的确具有这样的功能与效果，另一方面，却包含着某些 并非作者有意宣扬的值得思索或商榷的观念。这些观念之一，就是水生对水生嫂“嘱咐 ”的最后一段话中流露和蕴含的、丈夫要求妻子“守节”和“节烈”的思想。孙犁的小 说向以含蓄蕴籍著称，即便是农民的对话也有这含蓄的特点，但这段含蓄对话的潜台词 是：“壮士儿郎”(丈夫)为国从军，去为民族争光争存，这是大义鸿烈之举，你(妻子) 在生产劳动、照顾老小的同时，要守住贞节，尤其不要被糟蹋妇女的敌人捉住，如果被 捉住，难免要受到侮辱，那就要以死拚命，做一个为自己、为丈夫和为民族守节的烈妇 贞女。这种以政治(民族气节)和道德(民族伦理道德和夫权)的高尚正确出发，要求妻子 赴死守节的嘱咐，“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是对话的重点和核心，而妻子也知道这句 话的份量和意思，所以才“流着眼泪答应了他”。这“流着眼泪答应”一句话，放在作 品的语境中看，意义当然是多重的，其中包含了水生嫂对夫妻离别的依依不舍，对离别 后独自支撑全家生活重担的承诺后的隐隐不安，但最重要的还是对丈夫包含着夫权意识 和民族气节观念的“节妇烈女”要求的承诺。这一要求的后果是在万一的情况下，以牺 牲生命为代价换取个体的与民族的贞节名声，对此水生嫂十分清楚，因此她才对这一既 崇高又沉重的要求“流着眼泪答应”，这答应也同样是即崇高又沉重的。
这种关涉民族气节和伦理道德的贞妇烈女观念与诉求，在作品的后面又出现一次。那 是小说描写妇女们找借口外出探望丈夫的路上，与敌人遭遇和被追赶，这时她们的心理 和誓言是：“假如叫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孙犁的另一篇描写白洋淀妇女 组织起来武装抗日的小说《采蒲台》里，有一段情节描写的是青年妇女一边织席劳动一 边编歌自唱，她们的唱曲中有这样一节：
我们的年纪虽然小，
我们的年纪虽然小，
你临走的话儿
记得牢，记得牢：
不能叫敌人捉到，
不能叫敌人捉到!
我留下清白的身子，
你争取英雄的称号!
如果说在《荷花淀》的夫妻对话中，宁死不受辱的节烈表达还是以丈夫嘱咐的形式出 现，是一种外在的灌输和要求，那么后面描写的妇女们的心理和《采蒲台》里的歌曲构 成的誓愿，则表明她们即便在没有外在要求的情况下，内心里其实早已具有了她们乐意 遵从的、与生命存在同等重要的民族道德和妇女道德共同构成的伦理规范，外在语境中 的政治和道德要求已经化为内在的自觉律令。
当然，并非所有抗战时期的农村妇女都自觉遵从这样的“道德律”，同样是描写抗日 根据地农村生活的作品，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农村妇女贞贞就是一个另类 。贞贞是被民族敌人强行抓去受到肉体侮辱的，她的个体受难中包含着民族集体受难的 成分，而她自己后来也愿意以肉体受辱的方式换取情报支持抗战事业，显示着政治文化 、民族利益已经突破和舍充弃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规范，显示着贞贞这一“独 异”的农村女性对传统道德的超越。但是，贞贞的行为和思想却不能被村民们接受，不 仅不接受，村民们始终不能理解和宽宥“不洁”的贞贞，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 里，被“鬼子睡过”是比个人受难和民族受难都更大的耻辱，被敌人糟蹋而不去死掉， 似乎比民族灾难国土沦陷更不能令人忍受。这种来自历史传统和村民意识的道德观与是 非观是如此强大，以至最终迫使个体生命意志强悍、早已超越世俗道德伦理、又受到政 治权利保护的贞贞，始终受到歧视和“孤立”，不得不离开村庄。
由此看来，即便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和民间“节烈”的 道德伦理传统，依然悠久而又强大，在现实中已经构成解放区农村和整个文化语境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孙犁小说里参军的农民水生对妻子的“节烈”要求，妇女们对此或 沉重或欣然的接受与实践，联系到更宏阔的解放区文化语境来看，就具有了历史与文学 的真实性与必然性，即它是那个时代生长于中国农村的农民水生等人必然要提出与农村 妇女必须面对和接受的问题，小说的诗化描写中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品格。其 次，即便是小说描写的解放区农村和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男人和妇女都认同的如此的 道德和“妇德”要求，如果考虑和联系当时严酷的民族战争环境，那么它们也具有或显 示出历史与道德的一定的合理性。任何道德都是环境的产物，是适应环境而出现的。鲁 迅曾描述说，中国历史上每当战乱动荡之时，特别是异族入侵时代，朝廷和男人自己逃 跑，却要逃不走的女性“节烈”，待到天下太平时又回来表彰“节烈”，这一方面反映 出“男性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自私和残忍——以道德化的意识形态对妇女进 行压抑与摧残，要求妇女成为牺牲品和受难者，以维护男权、夫权和独占权构成的社会 规范与伦理规范；另一方面，妇女在国难时刻的自觉“节烈”，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毒 害——这种长期毒害是使妇女将残酷而不人道的外在要求变为内在遵从的道德规范的重 要原因——以外，还有生存环境的残酷：中国历史上，每当大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外族入 侵的所谓国难之际，妇女往往成为大规模野蛮施暴的对象，这种施暴既是性本能的兽性 发泄，也包含着文化、民族和政治的因素——对妇女的身体侵害和施暴，与对种族和民 族的蹂躏、占有、征服的现实行为和意识形态想象联系在一起。因而，相对于动乱和国 难之际动辄遭受到极端野蛮残暴和痛苦不堪的身体蹂躏，“节烈”似的殉身的痛苦代价 无疑更小一些，“节烈”行为包含着在痛苦灾难中“两害相衡取其轻”的“选择理性” 因素。由此，男权和夫权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与历次动乱和国难中妇女不得不做出的“ 苦难选择”所构成的“节烈”，就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和“集体无意识”，成为社会 和妇女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一，对动乱和国难之际妇女的观念意识和现实行为构 成了制约和“模式引导”作用。而近代以来在现代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生的民族战 争，出于兽性的性本能发泄和民族施暴与占有的双重目的对妇女身体的大规模身体侵害 ，已经成为至今也没有完全消失的世界性现象。现代东方历史上中日之间的那场民族战 争，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之残酷和普遍，是史所罕见的，若单以对中国和亚洲妇女的身体 施暴的严重与野蛮，也是当时世所罕见的。历史事实的描述和记载也说明，那些在侵略 者施暴之前殉身自尽的妇女，与那些遭到身体暴行和施暴后或生存或死亡的妇女相比， 其道德代价与成本和生命痛苦代价与成本毋宁更合理与“合适”。
因此，孙犁作品中描写的从军的农民对妻子提出节烈要求，与鲁迅描述的古代封建士 大夫提出的节烈要求的思想境界和话语内涵不一样，不是自己逃避只要求妇女牺牲，而 是自己为国家和民族牺牲奉献之际，也希望妇女承担同样的责任。这样的道德要求中不 乏来自于传统和农民小生产者的夫权观念的成分，也包含着民族道德和气节要求的成分 ，包含者丈夫对妻子的爱护与关怀——避免遭到蹂躏与痛苦。这三重因素构成了丈夫要 求妻子“和敌人拼命”的话语结构与内涵。与此相同，水生嫂和其他农村妇女或“流着 眼泪答应”或歌唱出来的、甘愿以身殉国和“殉夫”的思想意识，既有个体性的为夫节 烈、保持身体清白的传统“妇德”伦理的成分，也有集体性的为国节烈、不受民族敌人 侮辱和保持民族气节的民族大义和道德的要素，还有免受身体、生命暴力摧残的“痛苦 理性选择”的深因。它们都纠结和融合在一起，显示和具有了历史、时代、政治、民族 、道德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不过，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孙犁小说所描写的政治和民族道德、传统的伦理规范以及 包含着男权和夫权中心意识的“妇德”要求，固然在严酷的民族战争环境里，因为往往 与民族气节和利益相互融合因而具有了历史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但是，如果从“五四” 新文化和新文学在妇女“节烈”等问题上形成的认识和话语中，从这一现代文学形成的 “新传统”和语境中，来考察和衡量作为中国新文学组成部分的孙犁和抗战文学作品中 的有关描写与叙事，尤其是作为被敬佩和赞颂的美德而予以诗意描绘的解放区农村妇女 的“节烈”观念与行为，则又会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
五四新文化的最重要贡献和成就之一，就是对妇女的发现即女性解放。五四新文化激 烈而又正确地否定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无所不在的、巨大和深重的歧视与压抑 ，将几千年来无声、无权、无性的中国妇女置于人的地位予以审视和重塑。在五四妇女 发现和解放的思想洪流中，对妇女贞操和节烈等问题的关注、批判与现代阐释，成为其 中的重要内容。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对传统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施加于妇女的节 烈观念和行为，予以彻底清算和批判，指出任何要求妇女节烈，都是损害妇女利益、背 谬人性的反人道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是一种非现代的野蛮性的文化传统的遗留，不具有 任何道德与文化的合理性。当然，鲁迅对节烈的思考和阐述，主要批判和颠覆中国封建 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存在的不平等和不人道的两性道德，没有顾及到民族战争特别是现代 民族战争环境下的节烈问题及其复杂性。但包括鲁迅、周作人等人的阐释在内的、整个 五四时期形成的妇女解放观和道德观，在这一方面却达成一致的价值态度和共识，那就 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包括民族战争时期)都不应该专门对妇女提出节烈牺牲的要求。这 种现代的妇女观和贞操观、现代的文明道德与伦理，构成五四新文化和新道德的内容之 一，也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标志和新传统的组成部分。
用这样的标准来考察，《荷花淀》里丈夫的节烈要求和妇女对此的承诺与遵从，在具 有环境、时代和人物自身的规定性与合理性的同时，又无疑与五四文化、文学传统和精 神、与五四以来现代性思想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及其话语，存在一定矛盾或者距离。当 然，作为深受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影响的作家，孙犁自身并没有想背离新文化精神和传统 ，他的小说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扩大——即以对妇女形象的刻画和表 现来说，五四文学只是表现了部分都市市民和知识阶层女性——所谓时代女性——的觉 醒与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的“解放”行为，只是表现了部分下层妇女在政治经济和传统道 德压迫下的痛苦与牺牲。而孙犁的小说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描绘了冀中广大 农村妇女整体性与历史性的崛起，她们活跃在战场与后方，以各种不同的身姿、形象与 行为参与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书写着自己的历史。然而，就在这样的对五 四文化和文学精神的继承与扩大的文学书写中，如上所述，却出现和存在着与五四精神 的矛盾和不自觉偏离，那种对民族战争时期农民的既包含着政治与民族道德合理性、也 包含着封建性伦理观念和“痛苦理性选择”意识的“节烈话语”的真实性描写中，同时 存在和流露出将精华与糟粕、婴儿与污水一起赞美的倾向性，这才是问题的矛盾和复杂 所在。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并不是孙犁一个人的问题。当五四新文化和文学高潮跌落之 后，从20年代后期的创造社和太阳社、30年代的瞿秋白和文艺大众化讨论，直到40年代 的国统区和解放区，一批批喝过“五四”乳汁的文学家，都有对五四文化文学的精神遗 产和资源进行重新阐释与否定批判的声音和话语。除了胡适、鲁迅等人始终不渝地捍卫 新文化精神之外，应该说，随着革命、救亡、阶级与民族的斗争的接踵而至，五四精神 已经逐渐分化、弱化、边缘化和沉入历史地表，这难免影响到后继作家们对五四精神的 全面认识、准确理解与继承转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30年代后文学的政治化和 政治区域化趋势日趋显著，党派和政治对所属领域和区域内的文学的政治要求已经意识 形态化和体制化，像孙犁所属的解放区文学，从文学主题、表现对象到艺术和美学风格 都有具体的政治话语规范，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以及民族战争时期的社会心理和 话语，都要求弘扬民族精神与传统，在这种情形下，多数作家很难以已经逝去的五四时 代的批判理性精神认识、清理和对待传统文化与道德，并在文学中予以正确的诠释和表 现。同时，接连不断的阶级与民族的斗争和战争，这些巨大的历史行为以及它们所形成 的语境和氛围，也使得作家难以非常清醒理性地认识和梳理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精华与糟 粕，加之传统自身的复杂性、在特殊时期如民族战争环境中的难以拆分性，这些都造成 了文学作品表现传统的复杂性。由此使得现代文学史上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精神，并 不能总是被后续的文学所接受、继承和发扬光大，相反，有的时候它们或者被曲解与遮 蔽，或者被否定与批判，或者在继承中有所偏离，一些试图全面理解和继承五四精神的 文学如路翎的小说与胡风的理论，反倒成为边缘化的、被冷落和放逐的缪斯。也因此我 们看到，在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基础上产生的现代文学，随着五四精神的历史化和分化乃 至淡化，它所弘扬的东西没有得到全面的坚守和继承，它所批判否定的东西却在巨大而 复杂的历史变动和语境中，时常以正确的面目被自觉和不自觉地继承弘扬了，这似乎成 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规律”和怪圈。孙犁小说对“节烈”传统描绘所隐含的更复杂 的问题和意义，就在这里。换言之，孙犁小说的“节烈”描写，隐含和反映出的，是如 何对待和守持五四新文化的精神价值与传统，以及民族战争和救亡、民族文化复兴和民 族主义思潮沸腾的时代条件和语境下如何辩证全面地对待和承续民族传统、民族国家利 益至上性和神圣性的救亡话语，如何与启蒙理性协调包容等复杂的文学史和思想史问题 。
此外，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孙犁《荷花淀》小说的所有对话、叙事和结构中，还一定 程度地存在着表层结构和意义与内在结构和意义的对峙与分离，这种叙事结构和倾向的 双重性与矛盾性，不自觉地构成了对作品外显主题和情调的反讽与解构，导致了作者没 有意识到的对妇女褒扬赞美中又夹杂着真实描写中的“客观”矮化倾向。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小说的表层叙事情节是妇女们夫妻话别送夫参军、探望丈夫目睹战斗、受到触 动武装起来，主题是民族战争如何把女人锤炼成“女民兵”，也就是农村妇女在战争中 的成长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女人们是主要描写对象，是主体和主动者，但仔细分析作 品，就会看到，实际上女人们是被男人丈夫们一步步引导着“成长”的：男人们主动参 军参战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原动力。参军才引来了夫妻话别和女人要求被“嘱咐”，整个 离别对话中女人始终是受动者和受教者，其表情是“呆呆地”或者“流着眼泪”，尽管 心灵美好深明大义，但还是一个“弱女子”形象。丈夫在提出生产劳动照顾老小死保贞 节等嘱咐和要求后，虽然想安慰安慰女人，但还是因为要与别人谈话或者“再和父亲谈 ”等“太多”的事情而无暇做到，因为女人懂事也因为女人的相对不重要，所以是不包 括在“太多”的事情里的。同样是丈夫们的参军才引来她们的探夫心理和行为，以及遇 敌目睹战斗场面的。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无意地扮演了诱敌深入的“海妖”或“水妖” 似的角色，无意地成为丈夫、男人、战士的帮手，帮手和陪衬的角色始终未变。帮手作 用的完成、战斗场面的刺激教育和男人丈夫的责怪，又最终引导她们“红装爱武装”。 不过“武装”后的她们还是只能起“配合”作用。在小说有意似贬实褒、先抑后扬的叙 述追求中，其实不自觉的“贬”是客观存在的，女人是在领袖型和导师型的主人、男人 和丈夫的嘱咐教育、帮助引导下走向成熟和战场的，她们的成长和转变中始终离不开男 性。从这个意义上看，《荷花淀》的主观动机和目的是对民族战争环境中农村劳动妇女 美好品德情操和英雄行为的赞美——以朴实的身躯既承担抚养老幼生产劳动的家庭担子 ，又承担抗击民族敌人的战士重任，但在这样的叙述中，又内涵了女人在民族战争环境 中，在男性引导下不断成长“成人”的叙事因素。自然，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 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传统伦理规范束缚最重、被限制在狭小空间和角色单位里的农村妇女 ，能够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解放、能够这样以抗敌战士的角色和身份参与历史进程 ，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她们以这样的方式翻身成长，她们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 某些旧伦理道德的思想意识和依赖男人的帮助与引导，也是时代的客观真实和妇女解放 历史进程的真实，对此不能脱离历史条件地苛求和指责。但是，小说叙事中内含的男女 之间在家庭与社会、战争与和平中的不平等关系和引导与被引导的“位置差别”，也是 无庸讳言的。
其次，小说里的妇女们在不自觉地参与和目睹了“伏击战”后，非但没有受到丈夫们 的感激与表扬，反而被参军的战士丈夫说成“落后分子”并受到埋怨和冷落。丈夫们的 批评与埋怨不乏善意的成分，同时也有战场纪律和中国农民的、民族的含蓄羞涩的文化 成分，因此可以理解。但这种批评埋怨中也包含着“居高临下”的因素和成分：男人们 全力以赴为国征战，没有牵肠挂肚儿女情长；女人们却“藕断丝连”外出寻夫，并险些 误了大事。女人们受到批评和冷落后，产生了两种心理志愿和行为：一是发誓要武装起 来参加战争，与男人和丈夫一样。如上所述，这是男人们“刺激”实际上是引导的结果 。而这种女人要在所有的事情上(包括战争和粗重劳动)与男人持平和同等，“男人能做 到的，女人也能做到”，是那个时代解放区以及后来的共和国的政治与文化对妇女解放 的认识和理解，要求和实践，它具有时代与环境的合理性，但又明显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二是女人们在丈夫的埋怨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你看他们(指丈夫们)那个横样子 ，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啊，好象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刚当上小 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无疑，这是 一种不乏爱慕和喜悦的嗔怪与牢骚。这种嗔怪和牢骚既包含了对来自丈夫们的冷落的些 微不满，以及追赶丈夫不致落后的心理，也包含了如果“落后”就有可能被丈夫“小看 ”、轻视从而“一钱不值”影响命运的潜在意识和深层心理。丈夫从军或外出从事“伟 业”，女子在家耕纺劳作却又屡遭抛弃，在过去的中国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存在和文化 存在，它已然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成为多少带有“弃妇恐惧”色彩的集 体无意识，弥散在社会心理空间和生活空间，对人们特别是妇女潜移默化地发生影响。 《荷花淀》里的女人们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是这种社会意识的继承和反映，是民族文化 心理积淀的不自觉流露。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说是农村妇女们对当时解放区普遍存在的 一种社会现象的无意识“反应”，是对战争时期和革命胜利后农村妇女生活与命运的一 种“先在预示”。抗战时期的边区和战争胜利后的50年代，从军从政后成为干部的当年 的农家子弟和农民出身的丈夫们，比较普遍地以工作和革命的名义，同没有文化和干部 身份的落后的农村原配老婆离婚，再婚重娶女大学生、女知识分子和城市姑娘。40年代 中期和末期丁玲的小说《夜》和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就比较早也比较含蓄 地涉及到这类问题——农民出身的乡村干部和进城后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原配的农村妻子 ，由日益扩大的差距带来感情和婚姻的危机，只是由于对文学叙事的政治正确性追求和 时代的某些因素，作品中的悲剧性婚姻危机被正剧化处理或遮蔽不提。联想到文学和现 实中这些后来真的变得“一钱不值”的农村妇女的命运，应该说，孙犁小说的乐观明快 的诗化叙事中，其实隐含了当时和后来有关农村妇女的解放和命运的悲剧性直觉与暗示 ，尽管作者对此可能同样没有意识到，也不是小说的叙事追求和表现内容。
标签：荷花淀论文; 文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环境描写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孙犁论文; 道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