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冀鲁豫农户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 雪a，韩一军a,b，王 允a
(中国农业大学 a.经济管理学院;b.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摘 要: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直接影响种粮积极性，与粮食稳定供给有着密切关系。文章利用北方粮食主产区的冀鲁豫三省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并从多个角度选取影响农民收入的代表性指标，对不同水平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土地面积、非农就业、销售价格和农村金融是影响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重要因素，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响程度也呈现增加的趋势；户主是否为村领导仅对农业收入更高的农户具有显著影响，对家庭总收入提高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要素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农业收入具有显著影响；粮食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积极影响。
关键词: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不同水平；影响因素；分位数回归
一、引 言
提高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的重点，同时也是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增长明显，201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0 772元，较1978年增长了近80倍。201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3万元，达到13 432元，扣除价格因素后比上年实际增长7.3%①。与此同时，在不考虑公共服务实际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城乡居民收入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1]。1978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1，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为2.71∶1。另外，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较多的贫困人口，2017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3 046万。由此可见，农民收入问题依然严峻，深入分析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仍然十分重要。特别是在2004年之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农民收入作为重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于粮食主产区农民来说，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直接影响种粮积极性，与粮食的稳定供给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前提下，基于收入差异分析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将对促进不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有着现实意义。
2017年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成立以来，地方和军队各级军民融合工作组织机构陆续建立，为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2015年初，由原总装备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科工局、全国工商联共同领导的“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正式上线，首次向社会公开军工涉密领域需求信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供求双方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问题。但是，大部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招标对象要求具备一定资质。如何具备资质、入围“参军”名录，成为广大民营企业“参军”路上的透明玻璃。
关于农民收入问题，国外学者观察到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人力资本、农业发展模式、自然和气候条件，以及主要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税费减收、政府转移支付、农村金融支持政策等在内的政府政策等[2-3]。一些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有助于提高农场收益[4]，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对促进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增长有重要影响[5]，同时农民参加农业培训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6]。门德尔松·罗伯特(Mendelsohn Robert)对美国和巴西的气候与农业生产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农民收入与气候具有显著关系，气候通过影响农业生产率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7]。基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特殊情况与历史背景，国内学者主要从土地制度、财政支农、人力资本、农村金融、农业政策等方面探寻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所在[8]。冒佩华等借助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发现，土地经营权流转能显著提高农户的家庭收入[9]。刘俊杰等[10]的研究则表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通过交易和分工效应影响农户收入水平和结构，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朱湖根等[11]以财政支农项目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方桂堂[12]则利用北京昌平农村地区的实例数据分析农民增收问题，得出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投入力度、转移就业等方面存在制度扭曲。辛岭等[13]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农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同时，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对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贡献[14]。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内在联系方面，余新平等[15-16]通过构建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农村金融资金配置的低效率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农业保险的总效应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正效用。关于农业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国内很多学者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大部分研究认为政策对增加农民收入有正向作用，且主要通过提高粮食产量实现[17-18]；从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粮食政策对较大规模农户种植收入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19]。也有研究认为粮食政策促进了农户收入的提高，但对粮食产量增长并未发挥作用[20]。同时也有少数学者的结论与上述相反，认为粮食政策对收入增长并没有发挥显著作用[21]，尤其是对粮食收购政策而言，收购价格提高带来的收入增加大部分被农资部门获得，农民只得到很少的一部分收益[22]。以上研究主要基于单一指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探讨且都各有侧重，缺乏影响因素的横向对比，导致结论不可比；同时，现有研究大多考察对农民收入平均水平的影响，缺少对不同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和对比。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实际和现有文献从多个角度选取影响农民收入的代表性指标，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传统的回归分析主要关注均值，即采用因变量条件均值的函数来描述自变量每一特定数值下的因变量均值，从而揭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这类回归模型实际上是研究被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描述了因变量条件均值的变化。但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将导致其对不同人群收入的影响是不同的，由此导致异方差问题将大大降低OLS估计的有效性[23]。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因素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分析影响收入各因素与家庭收入分布的中位数、分位数呈何种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收入变化的特点。分位数回归是估计一组回归变量X 与被解释变量Y 的分位数之间线性关系的建模方法，强调条件分位数的变化。中位数回归是分位数回归的特殊情况，其他分位数能够刻画分布的非中心位置。第p 个百分位数表示因变量的数值低于这一百分位数的个数占总体的p %。因此，分位数可以指定分布中的任何一个位置。
7.其他小型机械。水利工程中常用的小型机械，如抽水机械、钢筋机械、木工机械、混凝土振动器等，其可靠性、安全性和使用寿命方面均需提高。
现假设因变量Y 由k 个自变量组成的矩阵X线性表示，对于条件均值函数E (Y |X =x )=x ′i β ，求解:
(1)
得参数估计值。分位数回归是对如上简单形式的扩展：
经典文献是那些历经时光淘洗，能提供给我们有关具有“深刻意涵和基础性”问题开放性答案的文本，其思想和观点具有丰富性、建设性和普适性。阅读推广为实现推动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首先要明晰“经典文献”之所以为“经典”之“道”，才能顺“道”而“导”，才能“导”有其效。
(2)
通过对上式求解得到其参数估计值。参数意义解释：当其他协变量保持不变时，这一估计差异来自一个连续型协变量的单位增量，或者虚拟变量值从0到1的变化。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性质及样本数据的分布特点，选择该方法分别拟合各主要影响因素对农业收入和家庭总收入分位数之间的线性关系，以获得各因素对不同水平农业收入和不同水平家庭总收入作用的估计。同时，鉴于样本数据出现离群值和异方差等情况，使用分位数回归估计的结果更加稳健。基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特殊情况与历史背景，借鉴现有研究成果，从土地情况、人力资本、农村金融、自然气候条件等方面分析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引入农业政策对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影响，探寻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所在。因此，构建如下模型：
(2)人力资本变量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对提高农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对较低和较高水平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具有更大的作用，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户主接受农业培训对提高较高水平农户的农业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并未对家庭总收入产生显著影响。是否参加合作社对中等农业收入、中等家庭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对其他水平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当前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是否对收入水平具有促进作用还有待商榷。户主身体健康状况仅对低家庭收入具有促进作用，对其他收入水平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说明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收入来源更依赖于户主的劳动力供给。
∑β p policy+∑β z Z
Exclusion criteria:case reports,experts'experience,reviews,animal studies,systematic reviews,and meta-analysis were excluded.
(3)
其中，income为农户的农业收入或家庭总收入，F 为一组家庭特征变量，用以反映家庭特征对收入的影响，同时将家庭拥有的土地情况作为家庭特征考察其对收入的影响；H 为一组人力资本变量，用以反映家庭人力资本特征对收入的影响；policy为政策干预变量，包括价格政策、补贴政策等；Z 为其他变量，包括农民借贷、灾害情况等，反映其他影响因素对收入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1.变量选取
参考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具体包括家庭特征变量、人力资本变量、政策干预变量和其他变量(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基本特征
被解释变量分别选取农业收入和家庭总收入，其中家庭总收入代表家庭的收入能力和水平，在转型经济中，农户效用最大化更多地体现为收入最大化；农业收入衡量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总收入，农业收入水平越高表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高。
家庭特征变量。为控制农户家庭的基本特征对收入造成的差异，将家庭特征作为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是否村领导、家庭人口、土地资源等，考察家庭拥有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户主年龄差异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水平和差异，可能由此带来收入水平的差异，选取年龄变量来控制年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户主是否村领导衡量村领导是否拥有更多的优势和更好的社交能力，同时接触和掌握更为丰富的信息，特别是对补贴及最低收购价政策等国家政策信息的认知，并能够通过资源优势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家庭总人口数衡量家庭规模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总人数越多可能意味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或将对总收入产生正向影响。随着土地成本不断攀升及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不断完善，土地作为家庭财产提高收入的能力显著提升，拥有土地数量的增加可能带来家庭收入的增长。非农收入占比体现非农收入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户主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时间可以反映出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兼业化程度。
人力资本变量。人力资本主要衡量人力资本素质对收入的影响，包括户主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健康情况、是否加入合作社等。户主文化程度，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与粮食生产时的种植、生产及技术采纳等问题直接相关，有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根据市场及其对未来价格的研判进行决策，采用新技术的概率也会相应提高。户主是否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可能通过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提高农民生产收入[6]。户主身体健康情况衡量家庭主要决策者的劳动供给水平，户主身体健康出现状况将影响家庭收入水平。是否加入合作社也作为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农户通过加入合作社能够获取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更丰富的信息，同时可以通过集体采购生产资料和集体销售产品获得更高的收益。
政策干预变量。本文主要研究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冀鲁豫等主产区实施的粮食支持政策将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包括最低收购价政策和补贴政策。由于最低收购价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主产区粮食价格、改善粮食销售条件进而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参考已有研究选取销售价格较政策价格的差值作为销售价格的提高，衡量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市场价格的干预程度[24]。由于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过程中，由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作为市场收购主体直接参与粮食收购，一些年份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小麦占当年商品量的一半以上，因此可以认为价格政策的实施导致政策执行省份的销售条件得到改善。故选取当地销售条件衡量价格政策对农户小麦销售方式的影响，若该变量的系数显著说明最低收购价政策带来的销售条件改善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样的，选取销售渠道考察政策实施是否通过促使农户选择相对集中的销售渠道，如直接卖给粮库或通过粮贩转卖给粮库的渠道进行小麦销售。补贴政策变量则选取家庭获得的补贴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用来衡量直接以现金补贴形式发放的转移支付对收入水平的影响，考察补贴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其他变量。同时，参考现有文献研究将农村金融、自然和气候条件作为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由于金融因素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15]，因此选择是否借贷作为农村金融的代理变量，衡量贷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此外，农民的收入可能与气候有着极大的关联性，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气候都能通过影响农业生产率，进而影响农村的人均收入；特别是北方干旱地区气候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选取是否遭遇自然灾害作为气候条件的代理变量，考察气候条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政策干预变量。农户家庭获得的补贴收入差距较大，为降低异方差同样做取对数处理。销售价较政策价差值的均值为-0.018元，说明目前政策价水平略高于农户平均销售价格。销售条件的均值为1.08，大部分农户认为当地小麦的销售条件处于好的水平，农户生产出小麦并不担心出现“卖粮难”，这与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销售渠道②衡量农户出售小麦的主要销售方式，均值为1.61，说明主要的销售渠道仍为国有粮库的政策收购，选择其他几种方式的农户较少。
2.数据来源及处理
(1)土地面积、非农就业、销售价格和农村金融是影响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重要因素，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响程度也呈现增加的趋势；户主是否村领导仅对农业收入更高的农户具有显著影响，对家庭总收入提高并没有明显作用。
其他变量。近三年是否借贷的均值为1.85，表明大部分家庭并没有贷款。自然灾害的均值为0.55，表明很多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干旱、高温、低温、寒潮、洪涝、生长期干热风、倒伏等直接影响粮食产量的气象灾害。
酸奶营养丰富，具有维持肠道菌群生态平衡、降低血中胆固醇的含量、预防便秘、促进消化、缓解乳糖不耐症、提高人体对钙磷铁的吸收的功效[37]。淮山有健脾胃、补肺益肾、止泻利湿之功效，将淮山加入奶粉或牛奶，生产功能性酸奶，可以丰富酸奶品种，提高产品的营养保健功效。
家庭特征变量。户主年龄的平均值为55.7岁，标准差为10.21，由于年龄存在较大差异，对其取对数降低变量的异方差。是否村领导的平均值为1.87，即受访农户户主大部分都不是村领导。非农业收入平均约占家庭总收入的1/5，家庭总人数平均为4.54；土地面积均值为29. 78亩，显著高于全国平均9亩的水平；为降低标准差需对这三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户主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时间平均为1.94个月，说明户主仍以农业生产为主。
人力资本变量。户主文化程度均值为9.02年，说明户主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参与培训数值来看，户主参与培训的均值为1.63，说明大部分的家庭没有接受过农业培训。是否参加合作社的均值为0.27，表明参与合作社的家庭较少。户主身体健康情况均值为1.68，说明大部分户主认为自己的身体处于健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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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特征变量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户主年龄和家庭总人口数对农业收入和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户主是否村领导对农业收入更高的农户影响更显著，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农业收入的提高，作为村领导拥有的资源优势带来的效用不断增加，对提高农业收入的效果逐渐增强，带来的农业收入增长幅度更大。土地面积、非农收入占比和户主外出从业时间对农业收入和家庭总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面积的扩大对中等收入水平农户增收效应更大，其次是低收入水平农户，对高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最小。非农收入占比对不同农业收入均有显著的负影响，随着农业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即非农就业对农业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具有更大的影响；但非农收入占比对不同家庭总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程度不断增强，即非农就业对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具有更大的影响。户主外出从业时间对农业收入和家庭总收入均有显著正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水平越高影响越小，家庭总收入水平越高则影响越大。
高中英语学习，既是迎接高考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学生提升自我、增强能力的经历。在新课标背景下，高中英语学习应当坚持与时俱进，采取适当的学习技巧，在提升学习成绩的同时更好地掌握英语知识与技巧，从而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发挥作用。
被解释变量。为方便对农户进行调查并结合实际情况，将农户家庭总收入划分为农业收入、兼业收入、种粮各种补贴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农业收入主要为种植小麦和玉米的生产收入，因此可以认为农业收入能够代表农户的种粮收入。样本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平均值为8.12万元，农业收入平均为6.97万元，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77.7%。为了降低样本数据中的异方差并使其趋势线性化，分别对家庭总收入和农业收入取自然对数，取对数后的均值分别为10.07和9.66，标准差分别为1.39和1.46。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不同水平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同时作为参照，还使用了OLS进行估计，由于怀特检验结果显示存在显著的异方差，故本文使用了WLS方法进行估计。在借鉴何军[25]研究经验的基础上，由于在极低分位数和极高分位数上分位数回归系数的估计非常不准确[26]，故选取3个分位点将收入分为4个段位，分别是0.25、0.5、0.75，这三个分位点表示的是因变量(农业收入和家庭总收入)的数值低于这个分位点的个数占总体的比例。采用Stata 13.0软件，利用分位数回归对3个分位点进行回归，得出的估计结果见表2和表3所列。
表2 农业收入影响因素分位数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 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3 农户家庭总收入影响因素分位数回归结果
续表3
结合分位数回归结果可知：
乌江风情廊道是乌江流域旅游资源聚集区，具有资源禀赋品级高、质量优、分布广、密度大等特点，具有良好的利用开发条件，有利于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
income=β 0+∑β f F +∑β h H +
(3)政策干预变量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补贴收入对农业收入和家庭总收入均有显著正影响，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业收入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程度先降后升。销售价格的提高对农业收入具有显著正影响，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程度逐渐下降。销售价格的提高对家庭总收入也具有显著正影响，随着收入提高作用程度先减少后增加，呈“U”型变化。当农业收入较低时，农户更多地依靠价格的提高来增加农业收入；当农业收入较高时，提高销售价格对农业收入的影响程度小于低农业收入农户，但由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的提高，价格提高仍然对促进农业收入增长有较大帮助。从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来看，价格提高对较低和较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更大，对位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影响则略小。根据销售条件的设置，越靠近1说明当地销售条件越好，数值的下降意味着销售条件的改善，对中等及较高农业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且随着农业收入的提高，销售条件的改善将带来更高的农业收入。而对较低农业收入农户，销售条件的改善对农业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销售条件仅对较低家庭总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家庭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只是来源之一，销售条件的改善对家庭总收入来说影响并不大。根据销售渠道的选项设置，选择的数值越大，意味着对最低收购价的依赖程度越小，销售渠道越倾向于多元化，如加工企业、订单生产等。鉴于当前选择出售给加工企业或是订单生产的农户较少，大部分小麦的最终流向均为国有粮库，因此，销售渠道对农业收入和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
(4)其他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遭遇自然灾害对中等农业收入具有显著负影响，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不大。近三年是否借贷对农业收入和家庭总收入具有较显著影响，增加借贷无论是对农业收入还是家庭总收入都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增加资金借贷的可获性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二)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仅用河北地区的农户数据进行重新估计，分析各因素对不同农业收入及家庭总收入的影响与前文回归结果是否存在差异。由表4和表5的结果可见，各因素的影响在显著性和影响方向上基本相似，影响大小稍有改变，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河北地区农业收入影响因素分位数回归结果
表5 河北地区农户家庭总收入影响因素分位数回归结果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采用冀鲁豫三个粮食主产区的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不同水平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结论如下：
本文数据均来自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农户数据。调查数据来源于2017年对河南、山东和河北三省15县市57个村的689份农户调研样本数据。河南、山东和河北均位于北方粮食主产区，是小麦生产的前三大主产省，2017年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57%，同时也是玉米的主要产区，玉米产量占全国的27%，地理位置相邻，能够很好地代表粮食主产区。
(2)人力资本要素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农业收入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健康状况及参加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参加农业培训和专业合作社是否提高了农户的人力资本素质还有待商榷。
最后，全面检查变频器内部的运作线路，按时测定参数值，如果一旦发现有烧损或是参数有变动的器件应该及时更换。
(3)尽管政策对提高收入水平有积极影响，但在促进农户家庭收入提高时并不能单纯依靠补贴或价格政策，随着政策细则的调整以及政策水平的变化，价格支持政策更多的是保障基本收入，提高收入水平应该更多的依赖提高生产效率以及改善销售方式，如订单生产及定向销售等。
由电机通过齿轮带动顶部的盘面回转，一组模子放置在盘面的边缘；为使模子可方便地翻转从而取出限阳极板，采用如下方式：模子两边各带一个轴头，轴头分别装入带座轴承，并随之固定在盘面上，另外设置一个不连接的支点，这样既可使模子保持水平，又可方便地翻转模子。在设计过程中，还采用了其它各种措施，使得回转盘结构紧凑，且运行平稳。
(4)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抗自然风险的能力有所提升，同时提高农村金融的可得性对不同收入的农户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收入水平越高促进作用则越大。
本文结果为研究不同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有益探索和实证支撑。就当前农户的家庭收入结构来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提高具有重要影响，单纯地依靠粮食政策增加农户收入的效果并不理想，需要结合其他多种政策措施，通过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等其他收入来增加家庭总收入。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提高其人力资本素质对增加收入具有重要作用，除提高农业培训质量、规范专业合作社发展外，还需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素质。不断完善农村融资增信机制，创新农村金融支农模式，进一步增强农业信贷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② 销售渠道的设置从1到5依次为等待收购商收购、自己送到国储粮库、送到附近加工厂、订单生产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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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Income in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Based on the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Hebei ,Shandong and Henan
LI Xuea, HAN Yi-juna,b, WANG Yuna
(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Marke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
Abstract : The steady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nthusiasm of planting grain in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which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able supply of grai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 households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Hebei, Shandong and Henan,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quantile regression and selects the representative indexes that affect farmers' incom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and comparison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income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nd area,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ale price and rural financ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income, while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increas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income. The variable of whether village leader only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farmers with higher agricultural income, but has no obvious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household income. When the income reaches a higher level, human capital factor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factor affecting agricultural income. The grain policies mak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crease of agricultural income and household income.
Keywords :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farmers' income; different levels; influence factor;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 F304.8； 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 2019) 10-0092-09
[DOI ]10.19629/j.cnki.34-1014/f.181205024
收稿日期： 2018-12-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粮食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17AJY019)
作者简介：
李 雪(1985-)，女，黑龙江伊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韩一军(1971-)，男，陕西大荔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农业市场，贸易、投资与产业;
王 允(1994-)，男，江苏睢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 张 兵]
标签：粮食主产区论文; 农民收入论文; 不同水平论文; 影响因素论文; 分位数回归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a.经济管理学院论文; b.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