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投资高位运行的内在结构及发展战略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位论文,发展战略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分析的基本框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物资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过程；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资金的收入分配和支出过程。
从资金流量核算的角度来看，一个部门的收入同时等于其他部门的支出，因此总收入和总支出必然相等。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作为资金来源的储蓄总额也必然等于作为资金运用的投资总额。虽然国内总储蓄必然等于国内总投资，但是分部门来看，各个部门的储蓄和投资却不一定相等，一个经济体总会有资金过剩的部门(一般为住户部门)，也有资金短缺的部门(一般为企业部门)，通过金融中介的作用使得资金在部门之间流动，调节余缺，从而实现国内总储蓄S[,d]和国内总投资I[,d]的平衡，即：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国民收入的使用核算中，对于任何经济活动主体或收入主体，凡是其收入中没有用于消费和现期转移的部分，不管采用何种形式保存，都是储蓄。就住户部门来说，购买股票债券、银行存款、手持现金、合伙或独自开办公司的投资都是储蓄的形式，因此居民储蓄存款只是居民储蓄中累计存入银行的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储蓄。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原理，在一个经济体中，总储蓄与总投资在事后的意义上面总是相等的，但由于部分的储蓄是由国外的部门来提供的，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差距为国外部门的储蓄。国外储蓄为正值表示本国在利用国外的资源，国外储蓄为负值则表示国外在利用本国的资源。根据余永定、覃东海(2006)的定义，国外储蓄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的跨境流入的国外储蓄S[,t]；二是没有用于消费，也没有汇出国外的外资企业利润S[,r]，即：
另外，根据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原理，从支出法的角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消费加投资再加上净出口(即出口减进口)，即：
(12)式意味着国内总投资(包括外资企业在本国的投资)和国内总储蓄的差额为经常项目余额。
二、基于我国数据的分析
本分析所采用的储蓄率、投资率等数据来自于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而分部门的企业储蓄和投资、政府储蓄和投资、居民储蓄和投资、国外储蓄等数据则来自于《中国资金流量表(1992～2002)》。由于现阶段我国没有统计1992年以前的资金流量情况，2002年之后的资金流量表尚未公布，所以1990～1991年和2003～2005年的数据依靠估算得来。
(一)我国储蓄的内在结构分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通过资金流量表计算得出的储蓄率、通过总储蓄占GDP的比重得出的储蓄率还是积累率，我国的储蓄率大体上都一直维持在30％以上，而且2000年以来还呈现出不断加速上升的趋势。根据调整之前的GDP数据，总储蓄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在34％至36％之间波动，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到2005年则进一步上升至GDP的48.1％，远远高于20％左右的国际平均水平，除了少数没有观测到或不可观测的小国之外，已经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
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既可以通过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数据计算而出，也可以通过资金流量表(实物部分)的数据计算而出。这里的计算表明只有在最近的几年里这两种算法得出的居民储蓄率才大体上保持一致，而20世纪90年代通过居民调查得来的居民储蓄率数据大大低于通过资金流量表(实物部分)计算得到的居民储蓄率数据。两者的误差可能是由于调查方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2000年以前的调查方法不同于现在的调查方法，近几年调查方法的完善可能使得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居民储蓄率水平基本维持在30％左右，而2000年以来，居民储蓄率有了很大程度上的降低，基本维持在25％左右的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大体相当。
政府储蓄率(政府储蓄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一般也是通过资金流量表(实物部分)的数据计算而出，但是由于目前仅有1992～2002年计算出数据，因而根据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政府消费数据计算出1978～2004年的政府储蓄率。替代计算虽然与通过资金流量表(实物部分)计算而出的数据有所差距，但差距不大，主要是统计上的误差。自1978年改革之后一直到1992年，我国的政府储蓄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上，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国的政府储蓄率急剧下降，90年代的后半期则基本维持在30％以下的水平上面，2000年之后政府储蓄率又呈现上升的趋势，最高达到2004年的46.9%。可见，1990年以来政府储蓄率的抬头有力地推动于国民储蓄率上升。总体来看，居民储蓄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且在数值上面也小于国民储蓄率，因此，居民储蓄并不是国民储蓄率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①
从国民储蓄的部门分布来看，自199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1992年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为21.8％，而到了2001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降到15.8％，大体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估算出来的数据表明2001年之后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出现了轻微的上扬。然而，我国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明显偏高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还呈现出上扬的态势。根据资金流量表(实物部分)的数据计算，1995年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为4.8％，到2001年达到了7.4％，而且根据估算出来的数据，2001年之后的几年里，依然保持在该水平上。另外，我国的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2000年以来，我国的企业储蓄基本上与居民储蓄的数量相当，2003年之后企业储蓄已经超过了居民储蓄。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基本上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上。1995年以来的十余年，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也呈现出上升的态势，由1995年的13.3％上升到2000年的15.5％和2003年的18.9％。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居民储蓄能够部分地解释我国的高储蓄，但由于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大体相当，因此我国的高储蓄更多地是由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引起的。
(二)我国投资的内在结构分析
我国的资本形成率与储蓄率一样，也一直保持在30％以上的高位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投资率开始进一步攀升，1993年达到了43.3％，是上一轮经济周期的最高点。之后，投资率随着经济周期而缓慢下滑，到2000年降到低点36.4％。随后又迅速攀升，2005年达到了42.6％，该水平也为世所罕见。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储蓄和投资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同国内总储蓄包括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一样，国内总投资也包括居民投资、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3]
从住户部门来看，我国居民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并有少量的股票和国债等。由于我国居民的于投资渠道相对狭窄，除了40％左右的储蓄用于购买房地产和投资其他资产之外，大部分形成了银行储蓄存款，银行又以贷款的方式转移到企业部门用于企业投资，还有部分投资于国债的居民储蓄也直接形成了政府的投资或间接地通过资本转移的方式形成了企业投资。但是由于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因而住户部门储蓄与投资的差额自2000年以来也是显著下降的。所以，住户部门的储蓄对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投资的作用力度是在减弱的。2000年以来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的高企住户部门并没有形成正向的推动作用。
从政府部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大体维持在2％到4%之间，2000年以来则基本上维持在4％左右的水平上，大体上也比较稳定，而且与其他国家也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由于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出现了显著上升，因而，政府部门储蓄与投资的差额自2000年以来显著上升了。根据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显示，虽然政府储蓄中用于政府投资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升的较快(由1992年的38％上升到2001年的50％)，但是到2001年仍然有83％的政府储蓄通过资本转移(投资性补助或其他形式)的方式间接地形成企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政府的自身投资和资本转移支出已经远远超出政府的储蓄，因而自1998年以来政府不得不通过大量发行国债的方式来为政府融资。1998年以来，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持续扩大，政府储蓄也一直为正值，而且在GDP中的占比也持续升高。
与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的相对平稳不同，企业部门的投资占GDP的比重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以来一直在27％～35％之间高位波动，2000年以来，我国企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由26％上升到32％，从而使得我国的投资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由于自身储蓄的不足，大量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来自于政府部门、住户部门和国外部门。企业部门自身储蓄的提高、政府部门大量的资本性转移支出和大量的FDI流入是造成我国当前企业高投资率的重要原因，而企业的高投资率进一步带动我国投资率的显著提升。
(三)我国的储蓄缺口与双顺差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采用利用外资、依靠外国储蓄来发展本国经济以实现经济迅速增长的对外开放战略。然而，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1993年除外)，我国的国内储蓄总额均超过国内投资总额，致使储蓄缺口为负值，出现了国内储蓄过剩的现象。按照(I-S)=(M-X)这一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储蓄缺口所对应的应当是贸易顺差。在政府收支平衡的条件下，负值的储蓄缺口对应的是必然是贸易顺差，持续的贸易顺差进一步引起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我国不但有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而且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按照“双缺口”模型，存在经常项目顺差这一事实表明，尽管是世界第三大FDI引入国，中国不但没有利用外国资源以弥补本国储蓄的不足，反而大量输出了资源。根据资金流量表(实物部分)的数据，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年份国外部门的储蓄为正值，表示我国在利用国外储蓄，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1993年除外)，国外部门的储蓄一直为负值，这就意味着我国在实物上面其实并没有利用国外部门储蓄和国外资源，是为国外提供储蓄的资本净输出国。
三、高储蓄、高投资与发展战略转型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奉行鼓励投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鼓励国内投资以实现资本存量的积累，促进经济增长；鼓励出口以换取更多的外汇，从而更好地利用外汇购买国外资源，以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为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政府同时采取各项制度(包括出口的优惠政策、固定汇率制度、资本项目管制等等)以鼓励出口换取外汇，以购买国外的资源。然而我国引进的FDI大多是通过金融账户进来的，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实物资产，换成了人民币之后，就地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国产机器设备，生产出的产品有转销到国外(目前我国的出口模式和国际分工参与模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从而使得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出现了双顺差。而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经常项目的长期顺差和大量的FDI流入，必然造成我国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进而引起当前我国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同时，经常项目的顺差对应的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而1998年以来政府为了纠正国内经济失衡，大量发行国债，并通过资本转移的方式转化为企业投资，进而引起财政赤字。因此，当前我国之所以出现高投资率、高储蓄率、双顺差、财政赤字、外资大量流入、外汇储备不断积累等现象，原因在于各项制度安排，而各项制度安排是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的，所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的鼓励投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为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的直接控制，直接决定储蓄或积累，从而保证了较高的储蓄率或积累率。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政府并不能在直接控制储蓄或积累，我国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开始奉行鼓励投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围绕这一战略思路，我国财政体制、外汇管理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税收制度、工资制度、汇率制度、利率政策、外贸政策、外资政策等各项制度安排都是为鼓励投资和鼓励出口服务的。
(一)财政体制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投资率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高投资，我国的政府投资水平虽然相对不高，但是更多的政府储蓄以资本转移的方式转化为企业投资从而支持了企业的高投资水平，进而引起总投资率的高企。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出现了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情况，储蓄缺口长期为负值，与此相伴随的是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大量外资的流入和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面对这种情况，自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储蓄和投资行为发生了转变，表现为我国的财政政策调控思想不再追求纯粹的财政预算平衡，由平衡性财政向功能性财政转变。政府为了实现国内经济的平衡、消除储蓄缺口和启动内需，开始不断增加政府储蓄，并通过大量发行国债的方式吸纳居民储蓄，之后以资本转移的方式将这些过多的储蓄转化为企业投资以消除储蓄缺口，实现国内经济的平衡，同时启动内需。上述分析表明虽然我国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偏高，但是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构成我国投资率高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我国政府储蓄中直接用于政府投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等)的比重相对较低，而占我国的政府储蓄80％以上的部分是以资本转移的方式转化为企业投资了。然而，虽然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扩大了内需，但是这种既希望于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扩大投资需求以消除储蓄缺口、启动内需的想法，不仅没有消除储蓄缺口，反而使得国内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剧，经常项目顺差进一步扩大。如果单纯地从静态意义上来看“储蓄缺口=外汇缺口”这一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在外汇缺口保持相对不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储蓄缺口，从而实现经国内经济的平衡。不过，从动态意义上来看却不是这样，因为在政府储蓄为正值且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增加全部都用于政府投资了，政府的储蓄和投资性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挤占了国内的消费，消费的萎缩使得投资增加所生产的产品只能通过出口销售出去，因而外汇缺口也进一步加大了，外汇缺口的加大会进一步引起财政赤字和储蓄缺口的加大。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我国的财政政策调控思想发生了转变，但是我国的财政职能并没有实现真正转型，财政支出依然以投资性支出为主。
(二)收入分配制度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的居民储蓄率虽然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较高，但是我国储蓄率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更主要的原因是较高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200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只有25％左右的水平，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存在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我国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所以高，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国民收入明显是向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倾斜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倾斜，与我国的各项制度安排有关。这些制度包括：一是工资制度。受当前我国工资制度和税收制度的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在投资回报率稳步回升和政府财政支出模式没有转型的情况下，必然会形成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二是税收制度。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税收的大幅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生产型增值税制度。生产型增值税的计税依据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价款不允许抵扣，因此可以有效地增加财政收入，而且，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就必须要鼓励投资。三是低利率政策。为了满足鼓励投资的发展战略的要求，长期人为压低利率，使得资金剩余的住户部门的收入减少，而使得资金短缺的企业部门收入增加。四是低汇率政策。长期压低汇率，使得出口企业的成本降低，收入显著增加。五是低原材料价格政策。长期压低原材料价格，使得企业部门的成本降低，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
(三)外贸、外汇和外资制度
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积极鼓励出口和引进外资。大量的外资优惠政策和出口优惠政策，使得我国企业的投资欲望显著增强。与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不同，企业部门的全部可支配收入都以储蓄方式用来扩大再生产，企业储蓄的目的是为了投资，并不存在消费的问题，因而企业储蓄率为100％。所有影响其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因素都将对企业储蓄产生同等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间接地影响国民收入的分配和相对价格的变动，从而影响企业的储蓄和投资行为。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企业资本投资回报率也稳步回升，从而企业投资欲望也显著增强。为满足日益高涨的投资欲望，企业在充分利用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FDI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增加自身的储蓄。在当前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包括股票和债券市场)欠发达和“宽货币、紧信贷”的相对紧缩的政策环境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储蓄，通过减少“分红”和增加“利润留成”的方式来满足投资的需要。另外，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融资，也迫使它们更多的依靠利润留存进行投资。而长期以来的低利率政策、低工资政策、低原材料价格政策使得我国工资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利润的增长率，生产资料、劳动力成本长期偏低，无疑都在积极鼓励企业多储蓄。而且政府储蓄大量以资本转移的方式转化为企业投资以及长期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也为企业投资的长期居高不下提供了资金来源的支持。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企业储蓄与投资欲望双高涨的局面。
四、对策建议
解决我国当前国内经济失衡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必须要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的真正转型，由过去的鼓励投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转向扩大消费、依靠内需的发展战略。为此，需作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积极转变政府的财政职能，由建设性财政转向服务型财政转型。扩大消费、减少储蓄重点在于扩大政府的消费和降低企业储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这就要求我国实现财政转型，将政府支出更多地用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消费性支出，减少投资性支出，改变政府支出结构，而不是以资本转移的方式转化为企业的投资。增加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消费性支出不仅能够减少政府的投资支出，还可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增加居民的消费。
第二，加快税收制度的改革，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虽然生产型增值税可以有效地抑制私人部门(包括居民和企业)的投资，但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就必须要鼓励投资。在政府的财政职能没有转型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增加税收收入的激励下又通过自身投资和资本转移的方式又形成了投资，只不过是政府投资替代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当前我国要进一步加快税收制度改革，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这一方面可以激励企业对技术进行改造，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抑制地方政府投资的冲动，降低投资率。
第三，继续改革我国的工资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一是提高全体职工工资增长率，保证工资增长率不低于利润的增长率；二是完善企业的利润分红制度，加大企业的“分红”，减少企业的“利润留成”；三是逐渐取消长期以来的人为压低原材料价格的政策。
第四，继续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外汇管制要体现鼓励对外投资、限制外资流入的要求。当前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是要用外汇储备去购买国外的消费品，从而降低投资水平，实现国内经济的平衡，同时也可以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二是要利用外汇管制的办法遏制外资的进一步流入；三是外汇管制要积极鼓励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
第五，逐步取消对外资的优惠待遇，实现国民待遇。当前我国大量的资本流出和资本外逃反映了我国的储蓄过剩，而FDI的大量流入和外逃资本的大量回流则反映了回流的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都在充分利用我国当前招商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在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资本的大量流入形成了外汇储备的急剧积累。考虑到我国的储蓄已经为国外所利用和外逃资本回流的事实，逐步取消各项外资优惠政策已势在必行。
注释：
①由于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于企业储蓄，因而企业储蓄率为100％，可以仅用上述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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