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执政党领导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益论文,机制论文,党领导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与民众的密切联系和沟通，注意加强自身利益表达功能的建设与发挥。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目标。由于种种原因，执政党领导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还不完善。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集体上访事件的增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执政党在发挥利益表达功能时存在着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采集民意能力不足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兴社会阶层希望通过参与政治过程，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在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多元化情况下，执政党要为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以提高党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利益表达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主权在民的原则。实践已经证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发挥利益表达和利益协商功能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人大代表来自社会各阶层和不同行业，非常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因而有利于表达不同利益主体的要求愿望，能够有效协调不同利益关系。以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为例，在2985名代表中，各方面人士均占有一定比例，其中工人农民551名，知识分子631名，干部968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480名，人民解放军268名，香港特别行政区36名，澳门特别行政区12名，归国华侨38名，55个少数民族也都有自己的代表。①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人大代表素质的提高和人大地位的不断上升，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方式(包括座谈、调研、访问、视察、定期接待选民等)日趋多样化，在进行利益表达和协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执政党除自身组织之外联系群众、反映民意的主要政治渠道。
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利益表达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问题。在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方面，存在着代表构成“三多”、“三少”的不足，即代表中领导干部多、企业家多、党员多，基层代表少、工人和农民少、非党人士少，不利于基层群众意愿的充分表达。有数据统计表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以来，工人代表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从26.74％降到10.84％，农民的比例由20.59％降到8.06％，而干部的比例由13.38％上升到33.17％。②在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985名代表中，工人与农民551名，仅占代表总数的18.14％，干部968名，占了代表总数的32.14％。③造成这种代表性失衡的原因与我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习惯和历史沿革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在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上遵循着这样两条原则和制度：其一是我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城市人口与其产生代表的比例要高于农村，一般为4∶1，即农村一名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是城市一名代表所代表人口的4倍；④其二是实行以地域分配(包括工作单位)代表制为主和与职业代表制相结合的代表制度。这就容易产生工人与农民的代表性不够、而其他利益群体如干部则比例过大的这一失衡现状。还有，代表与民众的联系不够紧密、收集和反映民意的制度还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够强等问题。
要提高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就要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逐步减少人大照顾安排性代表的人数，提高基层代表的比重，逐步扩大直选范围，尤其是要切实提高社会弱势群体代表的比例，使之能够有实在的力量直接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为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促进城乡利益表达权的公平性，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思路。同时，要健全民意表达制度，探索加强人大代表与群众联系的新机制。主要包括：建立健全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双向沟通制度；实行人大代表的议事公开制度和重大决策与立法的听证制度；完善人大代表公示制、接待日制度和信访工作责任制度等等。并注意加强利用网络加强人大代表与群众的联系。例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05年3月设立“人大网议日”，每月举行一次，邀请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作为聊天嘉宾，围绕常委会年度工作重点和广大网民关心的热点话题进行网上交流。利用网络加强改进人大工作，开辟了人大代表联系广大市民群众的途径。
二、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利益表达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利益整合的有效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反映民意制度的不足。“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三方面的政治资源：一是使中国共产党执政有了一个有效的政治监督力量；二是使中国共产党执政有了一个体制内开放的利益沟通机制；三是使中国共产党执政有了一个聚合社会精英并通过他们联系社会的组织架构。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多元化的条件下，这三个方面的政治资源将大大提升中国共产党以一元的领导核心来有效协调和整合多元的社会结构的领导水平；同时在政治上和体制上增强中国共产党自我防范能力和聚合社会资源的能力。”⑤政协委员通过调查、提案、建议等反映社会公众的意见和要求，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反映到合法的政治渠道，并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为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首先是明确政协的职能定义，提升其“参政议政”的地位。目前，现有的各种条例、规定、实施办法等对政协“参政议政”的解释往往只有“参政议政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拓展和延伸”一句话的说明，对其怎样发挥参政议政功能的渠道没有制度化的、明确的规定。因此，需要对“参政议政”给予明确的阐释和制度化的规定。其次是变“做法”为制度，加快制度创新步伐。政协通过发挥其组织广泛联系的优势提出的提案、意见和建议，集中反映了党和政府亟待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并且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输送到决策部门，使社会利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表达和实现。目前宜尽快落实提案、建议案和建议工作的制度创设，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其他活动方式的制度化，确保政协的职能能够得到完全落实。
三、充分发挥各人民团体、民间社团组织、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的利益表达作用
政党组织是利益表达机制的关键因素，但是“政党组织一般都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它很难代表零碎的、专业化的、具体的利益”。⑥对于一些分散的、专业化的、具体性的利益诉求表达，就需要通过政党之外的其他利益表达渠道来实现。因此，在完善利益表达机制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各人民团体、民间社团组织、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和其他表达工具的作用。
首先，要重视人民团体的利益表达功能。在我们国家，人民团体主要指的是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政治性社团组织。这些组织是以表达和维护一定阶层的群众的具体利益为基础，按照一定章程组织起来的群众性社会政治团体，它们担负着部分社会管理功能，起着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作用。1989年1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强调：“工会、共青团、妇联是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先进青年、各族各界妇女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工会、共青团、妇联应当成为广大群众有组织、有纪律、有领导地参政议政的民主渠道”，并且还明确规定了它们的利益表达职责和功能，例如：“(1)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研究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教育、劳动、工资、社会保障、物价、住房以及其他涉及职工、青年、妇女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措施时，要有同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的代表参加，在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再作出决定。(2)各级政府设立的工资、物价等有关职工切身利益的专门机构，应吸收工会的代表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工作，……其他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专门机构，应视需要吸收工会、共青团、妇联的代表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工作。⑦
应该说，工会、共青团、妇联和其他人民团体确实发挥出了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的功能。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工会、共青团、妇联在利益表达过程中存在行政化色彩太浓、表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的问题。“这些群体很少主动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不大，一般更多是由政府决策者主动对这些群体进行关心”。⑧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利益表达功能，工会、共青团、妇联必须去“行政化”，明确自己应有的职责，变消极表达为积极表达，真正成为广大群众有组织、有纪律、有领导地参政议政的民主渠道。特别是工会组织，在当前劳资矛盾比较突出的形势下，更要推动工会工作的群众化、社会化，切实转变作风，切实履行好表达和维护职工群众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的权益。例如，浙江义乌市工会“走社会化维权之路”的经验就值得学习推广。浙江义乌为有效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义乌市总工会通过成立职工法律维权中心，聘请市委、市政府五大班子分管领导及公、检、法、司主要领导为工会维权特邀顾问，建立工会与政府的联席会议制度以及政府部门、雇主协会和工会三方协调机制，形成了一种社会化维权模式，有效地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其次，要重视民间社团组织的利益表达作用。组织化和制度化是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作为利益群体及其所归属的社会组织，民间社团组织具有协调利益主体与国家、利益主体与市场的关系，以及进行利益表达等基本职能。有学者形容民间社团组织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过滤带”，是公民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缓冲器”。由于民间自治社团组织的存在，为社会弱势群体集约化的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是，对民间社团组织管理不到位的话，容易导致社团性质的变质(甚至发展为黑社会性质)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重视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使之成为党联系群众和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一是民间社团组织的职能角色必须准确定位。工会、妇联等政治性社会团体，由于行政性色彩太强，有时会影响到利益整合功能的发挥，造成利益表达缺位的问题。因此，民间社团组织的功能定位首先是依法维护所属成员的合法利益，防止出现象工会等政治性社团的行政化倾向，以弥补政治性社团的不足。二是要转变观念，从管理的思路转向领导的思路。在民间组织问题上要善于区分党在领导活动与执政活动中的身份差异，应该改变大包大揽、管得太多太宽的现状，多交流、少命令。三是用民主和法治的手段来加强对民间组织的领导。目前国内对于规范民间组织的法律很少，缺乏体系性。因此，必须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立法工作。同时由于民间组织具有自发性、志愿性等特点，所以对民间组织的领导尤其要强调民主精神。四是要看到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资本利益集团化趋势，尤其要注意区分新兴社会阶层的合理利益要求与新兴资本利益集团和他们代表人物背离党的领导的政治要求。后者是一种要取而代之的阶级要求，是带有阶级斗争性质，我们应予以警惕和防范。
第三，重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利益表达功能。基层自治组织是当前我国弱势群体主要的表达渠道。在一份关于“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调查”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当遇到动迁、矛盾冲突及民事纠纷、个人利益或权益遭侵害等问题时，人们寻求利益诉求渠道的情况为：找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基本为0，找基层党组织的为0.2％，找工、青、妇组织的不到1.5％，找市委的平均为0.4％，找区委的平均为1.1％，找政法干部及律师的平均为2.75％，找街道的平均为6.5％，找居委会的平均为11.8％。⑨从调查情况可知，社会基层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成为当前群众利益表达的首选渠道。因此，发展基层自治组织，不断增强其利益表达功能，是我们今后需要加强的一项重要工作。
四、要重视发挥新闻媒体的利益表达作用
新闻媒体业是人民群众进行利益表达渠道的有效工具，各种媒体如报纸、电视台、电台、因特网等自身就承担着一部分利益表达功能。在国外，新闻媒体以其广泛性、时效性、深入性等特点，被称为“无冕之王”和“第四种权力”。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利益表达的积极作用在于：一方面，它减少了利益输入的中间环节，有助于社会公众更直接地更迅速地实现表达愿望。它能够对执政者的决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降低利益表达的成本；另一方面，作为沟通公众与国家的桥梁，传媒往往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身份，为很多无法与决策系统接触的人群提供了表达问题与意见的窗口，从而增强了人们利益表达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民主执政、政务公开，要求新闻媒体加大对党和政府的舆论监督力度。新闻媒体在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监督作用，已深入到党风、政风、法纪、社会道德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许多媒体都开辟了读者来信、群众信箱、热线电话等新闻和社会栏目，及时地表达了民众的利益和愿望，也解决了党和政府在工作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例如，深受国人喜爱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节目，报道了在政治、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有的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对于大众传媒这一重要的利益表达渠道，我们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要加强对它们的管理和引导，既要防止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而对某些问题宣传的夸大化倾向，又要在意识形态上牢牢掌握领导权，要使它们成为既有利于体现公众的意志又能有效宣传贯彻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
注释：
①③石国胜：《新特点、新构成——从十届人大代表名单看变化》，《人民日报》2003年3月4日。
②刘智等：《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④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⑤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⑥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⑦《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⑧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⑨陈映芳：《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调查》，《社会学》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