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构建路径探究
马 林
（广西艺术学院 南宁 530022）
【摘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究如何构建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是彰显政治层面功能、体现战略价值的关键。目前我国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面临不少问题，例如西方话语多、资本逻辑控制、宣传方式滞后、碎片化明显等。本文总结当前构建现状，并且提出具有可实施性的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构建路径。
【关键词】 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构建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紧抓意识形态领导。意识形态是党关键性工作，直接关于党的前途命运和社会和谐稳定，与群众团结、党群关系融洽具有密切联系，保障意识形态安全是其中的重要环节。网络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治的理解，形成新的政治认知、态度和倾向，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空间已成为当前意识形态之争的新阵地，我国政府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过程中，关注网络话语权路径构建[1]。凭借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和语言优势，发达国家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中具有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因此我国应逐步创新意识形态话语论述，在网络平台中形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以提升我国意识形态话语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一、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存在的问题
（一）网络拟态环境下意识形态传播容易偏离事实状态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去中心化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普及，网民在网络平台中具有言论自由，这使得互联网意识形态展现平权化趋势。在虚拟网络平台中，每个网民都可以自主发声，这使得网络信息的传播成本、论述条件大幅降低，网民能够在网络平台中发表自身看法、表达自身情感。尤其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能够运用符号系统进行互动交流，文字、图片、影像、视频、录音、动画等多元化交流方式，在提升网民沟通质量的同时，也为意识形态建设造成“碎片化”干扰，导致不少信息并不能得到充分、完整、客观的传递和反馈，同时由于少数人处于“眼球效应”想法，对于部分信息故意进行片面解读或曲解，以达成“被关注”效果[2]。特别是在具有“短”“快”特征的“微时代”中，网民更倾向于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中以微视频等方式进行信息传播，导致碎片化干扰更为严重，所传播的信息往往偏离事实状态，并不能完整还原事实真相，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也受到影响，由于网民所获得和知悉的并非真实信息，导致意识形态构建存在偏差。
（二）西方柔性意识形态话语的冲击
西方柔性意识形态在网络平台中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也造成一定冲击，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其一，在网络平台中宣扬普世价值理念，对西方社会的文明演变进行传颂，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及价值观形成，视之为西方社会历史演进的“翻版”，将我国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公正，视之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逻辑演绎”，并有意传递“去意识形态”等信息，导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被继承”“被建构”的局面。其二，以“片面历史”“悲情展现”“争议渲染”等方式刻意制造党群矛盾、警民之争，扩大阶层对立情绪，如在网络平台中存有“雷锋日记为编造”“煽动某项目群体性事件”“污蔑我国民族政策”等严重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以压缩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其三，主动创造热点话题，干扰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例如通过“意见领袖”等方式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攻击，西方社会部分组织在新媒体平台中通过议题设置、关键词设置等方式，借助网络平台的及时性、隐蔽性特征进行西方核心价值观传播，并与我国网络平台“活跃分子”相勾结，在网络空间中压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3]。对于“隐匿性”较强的网络话语空间，一些意识形态较弱的文化传播很容易被影响、被改变。
（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传方式滞后
目前我国网民年龄大多属于10 岁至39 岁之间，占网民总数的七成以上，尤其是20 岁至29 岁年龄段网民数量较多。我国网民结构所呈现出的年龄特征，要求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表现需要主动贴近时代需要，但现阶段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宣传过程中暴露出宣传方式滞后的问题。首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构建主体相对单一，政府部门作为主要主体虽然能够保持构建稳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由于网民对政府部门话语存有一定怀疑，致使构建质量提升缓慢[4]。当前我国构建主体主要包括外宣部门、教育部门和政府智库以及主流媒体和主流多媒体公司，但社会第三方机构或其他多媒体公司所发挥的效应并不大，尤其是官方媒体与社会媒体之间的构建融合工作进展缓慢；其次，在网络意识形态内容设置过程中暴露出能力不足的现象，对网络信息的控制和引导水准不强；最后，宣传方式存在过于政治化和空洞化特征，对于如何生动形象的传递主流意识形态关注较少，而说教成分和灌输成分较重的宣传方式并不一定能在年轻网民群体中起到良好效果。
二、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具体构建路径
（一）“阵地建设”与“议题设置”并重
强化网络平台建设，完善基础设施，能够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但随着“碎片化”信息越来越多和网络话语“平权化”趋势日益明显，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构建需要进一步强化议题设置。
一枚小小的印章，方寸之间，意蕴无穷。它既包含豪壮飘逸的书法笔意，又有优美悦目的绘画构图。相信孩子们一定能在篆刻社团的学习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对于网络空间的治理需要依法进行，坚持依法治理的原则，能够有利于净化网络环境。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境外反华分子相互勾结，公然抹黑国家政策方针，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为吸引关注度，伪造不良信息，对信息断章取义，积极宣传虚无主义，在网络中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压制[6]。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法律法规，从立法层面规定任何反主流意识形态、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威胁我国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言论都将依法作出处理。我国政府应全面发挥主观能动性，加速网络意识形态法治化管理，完善依法治理机制，有效控制反动言论和不良意识形态。
(二）以法治思维推进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
在大型灌区泵站改造技术方面，安排了泵站或泵变合一站的微机保护，水泵水轮机空化与振动监测，枢纽、灌区泵站CIMS以及大型水泵液压调节等用于泵站保护、监测、诊断的技术与设备；改进了泵站微机保护装置、水泵液压调节技术等；提高了我国大型灌区泵站的管理水平，保障了泵站的正常运行，为实现我国粮食增产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新时代背景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网络空间，需要关注“议题设置”和“内容引导”，进而有效加强意识形态舆论引导水准。具体可以从两方面开展：一方面应切实丰富理论研究，完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能够在网络平台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感召力和吸引力的基础，同时也是扩大主流信息传播质量的前提，我国在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构建实践中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序推进，压缩不良意识形态生存空间；开展具有合理性、时代性和自洽性理论研究，夯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理论基础；有效了解意识形态网络内容的形成、传递、转变和表述机理，探索传播规律和引导渠道。另一方面应逐步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内容引导能力，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中处于主动地位[5]。学者科恩经过长期研究指出，媒介虽然并不容易对民众“怎么想”和“如何想”进行控制，但能够通过内容引导，使得民众“想什么”。网民在网络平台中具有言说自由，因此意识形态争夺也应从“谁来表达”转变为“表达什么”，即将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构建工作的关键落实于“内容引导”，通过话题设置，引导民众“想什么”“表达什么”，将网民凝聚，进而切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平台中的份额。
加强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构建效果，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离不开依法依规治理网络。从西方国家网络监控经验而言，从立法角度出发，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以全面详实的法规对网络平台进行信息控制能够起到较好效果。美国在《爱国者法案》中制定严格的网络审查和监管制度，德国政府也以法治思维，对干扰民主的网络言论进行严惩。尤其是“斯诺登事件”后，各国为进一步保障意识形态安全性，纷纷颁布法规条文和管理规定，依法对反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内容进行剥离。欧盟在《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决议案中明确指出，一旦意识形态面临冲击和诋毁，将根据法律条文开展严厉制裁。
（三）尊重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规律，创新宣传方式
就网民角度来说，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构建过程中应避免灌输式和说教式传递，应充分根据受众需要，关注网民诉求和习惯，这表明在主流意识形态传递过程中，需要转变传统宣传方式。首先在网络平台中布置宣传语要紧跟时代潮流、紧贴现实情况，全方位反映民众利益需要。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实践中，应从网民利益出发，对网民所提出的利益需求、关注内容、所提建议进行回应，已获得网民群体支持。近年来“草根网民”群体已成为左右网络舆论的重要力量，同时该群体更关注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注重平凡生活和客观信息，因此我国主流媒体媒介在网络意识形态传递过程中，应主动将生硬理论进行生活化和通俗化，以提升传递效果，尤其是在进行模范人物宣传时，不能始终展现其“高大全”一面，应从网民角度出发，找寻与网民群体的契合点，否则会导致网民反感，有损主流媒体公信力；其次应加强范式转换，主动引入更为生动和形象的网络概念和网络语言，采用贴近网民群体的网络表现方式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弘扬。我国政府应形成具有可实施性的网络话语规则，运用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和范畴，对主流意识形态理论进行阐述，但同时也需要关注在创新宣传过程中避免存在戏谑、庸俗成分。
通过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在军庄镇地区分布有断层构造、向斜构造(含“地形倒置”现象)、岩层不整合接触关系(含“构造面沟谷发育”现象)、侵入岩岩墙、岩层层面波痕等多种地质现象，最集中区域方圆不足3.2 km2，这些地质现象不仅类型多样且分布集中(图1).
结语
我国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国民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社会形态持续进步。从长远角度而言，我国应切实形成和建设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意识形态网络话语体系，通过具有现代化性质的主流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网络话语体系，为实现“中国梦”带来推动力。此项工作任重而道远，并需要始终保持。
参考文献：
[1]熊光清.中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分析[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8,(5)：113-119.
[2]周耀宏.新时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策略[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0(5)：17-25.
[3]杨洋.学习习近平关于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J].党的文献,2018,(5)：36-43.
[4]郑秋伟,唐青青.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维护的法治化探讨[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8,(4)：37-41.
[5]秦艳平,王楠,芮晓华.大数据背景下我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决策探索,2018,(22)：15-16.
[6]林昱君.“四个自信”引领下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8,(9)：5-8.
【作者简介】 马林，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广告与媒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