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于与西方分权制度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自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5)03-0027-07 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高度概括和总结，提出了“三个自信”。其中的“制度自信”指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所证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各项具体制度在内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始终指向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显著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除了上述特定内涵外，还有许多特质，其中之一是在不断发展民主政治的同时，又保持了相对集权。 一、一个国家选择相对集权或相对分权，与其国情或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环境有关。中国现阶段的相对集权有其政治优势。某些西方国家现阶段的相对分权也与其国情或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环境有关 一个国家选择相对集权还是相对分权，与其国情或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情形有关。一是当一个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就需要选择相对集权。因为相对集权可以保持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一个国家要是发生了内乱或战乱，政府往往需要宣布实行戒严，甚至实行军管，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同样，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的政权在其建立之初也需要相对集权。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不要说发展，政权也不会稳定，人民的社会生活会被打乱，甚至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也会得不到保障；二是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腾飞时期也需要相对集权，因为相对集权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指出，“在经济腾飞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会存在一种内在的集权主义，为了实现某个单一目标而将所有社会资源都调动起来的需求。”[1]p177 经济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中心工作，只有经济发展上去了，才可能在一国实现现代化。中国国情很特殊，有着十三亿人口、五十六个民族、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区，是一个超级国家。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是说，中国市场经济才搞了20几年。改革开放30多年尽管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第二，但是人均排名还很靠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然会是当前或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中心工作。要快速推进经济的发展，政府需要发挥引领或推动作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还需要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强调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绝不是不要政府抑或削弱政府，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定位于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这五个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学术界有些人把集权与专制等同起来，认为集权很坏，分权很好。这其实是一种错误观点。集权与分权在不同社会环境和社会情形下作用不一样，集权与分权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集权也不等同于专制，集权与专制是两个不同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讲，相对集权有其合理性。封建社会财富缺失，大多数国家基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一般都选择相对集权，以此集中社会力量和整合社会资源，用以对付一切假想的或实际存在的外敌入侵。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一书中指出：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但美国的民主是由三个方面条件决定的，其中之一是美国周边没有强邻强国。美国北部是加拿大，南部是墨西哥，他们都没有美国的强大，所以美国不必担心强敌的入侵。由于没有强邻强国，所以才可以在国内推行民主制度。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周边有强邻强国，所以，还需要相对集权。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分权是抑制权力腐败的必要手段。应该说这一观点很不全面。准确地讲，把分权当作制约权力的手段，对抑制腐败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把分权的作用绝对化。事实上，分权也有它的危害，比如说，会导致效率低下，导致执行力不够，导致分散腐败的出现，过度分权还可能导致社会内乱。当今一些西方国家因为分权导致效率低下，从而遭到国民诟病；因为分权带来的社会内乱就更为普遍。事实上，防止权力腐败最根本的要靠法治。只有通过法治建立起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的体系，才可能从根本上抑制腐败。所谓预防腐败就是从制度设计上让违法犯罪者想违法犯罪很难。比方说，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又比方说，所有公民一辈子就是一个账号，杜绝大额现金交易，把大额现金交易定性为违法犯罪等。当今所有法治国家，几乎都建立起了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腐败滋生的土壤。所以说，抑制腐败仅仅靠分权，这种认识很片面。分权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管理学的意义上，通过分权可以明确职权职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腾飞时期。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标准，一个国家要完成经济的腾飞，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收入要达到12616美金。我国人均收入2012年为6100美金，2013年为6700美金。要完成经济的腾飞还有差不多一半的路程。只有完成经济腾飞，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世界，改革开放把中国经济带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但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集聚了许多矛盾问题。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纠纷频发②。改革发展稳定是当代中国“铁三角”的关系，不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无法推进更高水平的发展，不发展，就无法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矛盾问题，而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发展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则需要相对集权。 从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我们需要相对集权。我们面对国际环境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大，一是美国极力遏制中国崛起。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害怕取代它的国际地位，开始高调重返亚太，一方面巩固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另一方面拉拢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二是国内分裂分子与境外恐怖势力相勾结。这也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三是中国周边局势紧张。周边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会对周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周边与很多国家在领土领海方面都有争议争端，比如与日本就有钓鱼岛的争端。就国内环境而言，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阶段，面对的矛盾与挑战前所未有，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态的等各方面矛盾。所以，需要相对集权来应对国际压力和挑战，需要相对集权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相对集中权来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以完成经济的腾飞。具体说来，需要相对集权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等全面深化改革②，需要相对集权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核心的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没有相对集权，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会成为空谈。缘于此，无论是党的十八大讲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讲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 同西方相对分权的制度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有哪些政治优势？有学者研究指出：它能“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和衷共济解难事、提高效率办好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统一、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民主决策与高效执行的统一、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的统一、中央治理和地方自主的统一。这些以统筹结合为特征的科学高效、实用便利的制度安排，使我们党、国家和社会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统筹协调力、组织动员力、决策执行力和危机应对力，拥有集中一切力量、资源和智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心同德地向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强大力量”。近些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大事、要事，从容应对了一系列急事、难事，合力办成了一系列好事、喜事，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伟大力量[2]。 某些西方国家的相对分权与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环境有关。西方国家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市场经济，其经济的腾飞早已完成，并且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社会财富，社会保障已经相对完善。西方国家相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使他们面临的国际压力和挑战比较少。因此，不需要相对集权来推进经济的发展，不需要相对集权来推行类似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不需要相对集权来应对国际环境的压力和挑战。由于西方国家经历了二百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积聚了一定的社会财富，社会保障也相对完善，所以，其内部社会环境相对稳定。 二、一个国家相对分权或相对集权还与其历史文化有关，中国相对集权还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某些西方国家相对分权也是如此。相对集权与相对分权只是相对而已，不能绝对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相对集权的文化。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集权国家”；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战乱，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清闭关锁国，“封建集权制度推向了顶峰”。历史上的中国之所以实行相对集权，从很大程度上讲，一是源于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相对简单，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社会严格的社会阶层，中国缺失对私有财产严格保护的法律制度，中国拥有科举取士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形式。基于上述原因，有产者与无产者处在互换的过程当中。而西方社会的阶级或阶层却十分复杂，有僧侣、贵族、自由民、小生产者、手工业者、资产阶级等，这些阶级或阶层要求分享国家政治权力；二是缘于中国的经济体制形式。古代中国差不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明朝后期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但很快就被扼杀。西方社会则不同，还在奴隶时期，就形成了简单商品经济。古罗马的简单商品经济在当时就发展到了顶峰。西方的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主要从事海上贸易，实行的就是简单商品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简单商品经济也要求社会实行相对分权；三是缘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大一统”的文化，也是“家国文化”。所谓“家国文化”也就是把国家看作是家的扩大化。中国文化传统很强调家长的权威。家长的权威对维护家族的利益以及家族的兴旺发达都十分必要。当然，“大一统”的政治体制还有利于整合封建社会资源和集中封建社会力量。西方社会有源远流长的分权文化。而这种分权文化又是缘于西方社会复杂的阶级结构以及西方社会的经济形式。西方社会很早就形成了复杂的社会阶级结构，其经济形式也不是单一的自然经济形式，即便在中世纪，也有一些国家实行的是商品经济。 西方的分权思想由来已久。大约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开始，就出现了分权思想的萌芽。而从中世纪开始，西方社会就形成了较为严格的社会阶级和阶层。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就形成了两党或多党制的政治文化，国家政治权力开始实行分而治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阐述，国家机构应分为议事机构、执行机构、裁决机构。古罗马时期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在《罗马史》一书中认为，古罗马正是采用了一种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从而使得社会各阶级的力量保持了平衡。中世纪时，法国学者布丹在《国家六论》一书中认为，国家的主权理当属于君王所有。但是，他还是主张司法权应该从君王手中分离出来。近代社会最早主张分权思想的是英国思想家洛克。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外交权。洛克认为立法权理当属于议会，行政权以及对外权属于君王。法国学者孟德斯鸠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孟德斯鸠主张分权，目的是防止权力的腐败。孟德斯鸠认为权力过分集中必然导致腐败。应该说，孟德斯鸠认识到权力过分集中的危害。如何实行权力之间的牵制，美国建国时期的第一代政治思想家解决了这个问题。近代以来，西方宪政制度相应确立了分权制衡的政治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中西方现行的政治体制，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分权也不是绝对的，某些时候在某些方面的集权色彩也较为浓厚。战争时期以及社会危机时期③，集权色彩就较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宪政制度所确立的分权制衡原则只是字面上的分权，现实中的情形往往更为复杂和更具多样性。即便是政治权力机构，几乎所有的总统制国家，总统的权力都相对较大，美国如此，法国更是如此。即便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首相的权力也在日益扩大。而尤其是，政府差不多掌握了对新闻媒体绝对的主导权。中国现阶段的集权只是相对于西方的分权而言。确切地讲，中国现阶段既属于相对集权，也属于相对分权，只是相对集权多一些。不仅横向的国家机构之间实行了分工与制约，而且纵向的国家机构之间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职权职责的划分。并且从民主的形式到民主的内容，从民主拓展的渠道到民主实现的方式都有很大发展。中国现阶段的相对集权，目的还在于保持必要的政令畅通，保持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对社会力量的集中。 三、相对集权于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必需的。某些国家因为集权从而导致政权倒台，并不说明相对集权不好，只是高度集权会演变成为攫取性政治经济体制，这就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发展 相对集权于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必需的。没有相对集中的权力，政府就没有掌控能力，政府就不成其为政府。即便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也离不开相对集中的权力去进行宏观调控；即便是完全的法治国家，也可能出现集中爆发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也需要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去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即便是完全的和平发展国家也可能面临国际环境的压力，也需要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去应对国际环境的压力。 美国是所谓典型的民主国家，但是，美国政治体制的构建却经历了一个由无政府主义到有政府主义的过程。1878年，美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才由邦联改为联邦，而改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美国社会的民主，恰恰相反，却是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当时的美国面临了很多矛盾问题④：正是为了改变邦联这一处境，邦联各州的代表才在费城召开了邦联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一部全新的宪法，从而改变了美国的国家结构形式，确立了美国的联邦体制。美国的联邦体制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 法国也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把国王推向了断头台。但是，法国政局开始走上了动荡时期。之后的法国经历了两次“君主立宪”，两次“帝制”，四次“共和”，直到1958年戴高乐执政确立的半总统半议会制⑤，通过强化总统的权力，才使得法国政局彻底稳定下来。法国大革命时期，把国王推向了断头台，过去的法国人引以为自豪，觉得自己是很民主的国家，但是，今天的法国人却不再以此为荣。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A.Robinson)合著《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被认为是关于国家发展与繁荣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该书指出：建立包容性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国家繁荣的根源。包容性的政治体制是指：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确保基本的设施建设，人民广泛参与政治，诸如民主选举制，制定并遵守宪法、拥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等。包容性的经济体制是指保障私有财产，创造公平竞争环境，鼓励投资和科技创新，很容易创造新的企业或公司，市场竞争，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等一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体制。即便如此，作者强调包容性政治经济体制并不排斥政府相对集中的权力。作者甚至还特别指出：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对社会发展繁荣是必需的。 历史上一些集权国家最后导致了政权的倒台，这并不因此说明相对集权的国家不好，仅仅只是说明高度集权的国家不好。高度集权国家不同于相对集权国家。高度集权国家压制了人性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它属于攫取性政治体制。攫取性政治体制只是让社会极少数人分享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利益，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利益之外。缘于此，这种体制必然遭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最后可能导致政权的倒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建立了完全不同于前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本身就表明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包容性。正因为此，这种体制机制才具有生机和活力。事实证明，改革开放30多年让六亿中国人成功脱贫，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基本实现了小康，这就说明这种体制的有效性。所以，包容性体制与相对集权并不相互排斥。 需要特别说明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思维定势里，往往把前苏联的高度集权导致其政权的倒台作为典型案例来佐证集权的坏处，却忽视了许多国家因为高度分权从而给百姓以及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高度集权不好，高度分权也不好。高度分权必然导致社会内乱，甚至导致国家分裂的后果，高度分权带来的灾难远远比高度集权普遍。事实上，一些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后并没有解决好国内矛盾和发展问题，相反却造成了社会更大的动乱。 四、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相对集权与相对分权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从惩治腐败的角度，把分权看作是预防腐败的“定海神针”是错误的。分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抑制腐败，但绝不应该夸大其作用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能绝对化。“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相对集权有其优点，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集中力量搞建设，可以集中力量应对危机等，但也有其缺点。有学者质疑相对集权制度的优越性，说相对集权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大事”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即是说相对集权的体制也可能办出坏事来，应该说这一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是，这是在民主法治没有相应跟进的情形下，强调相对集权并不是不要民主、不要法治。有了民主和法治，相对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就可能只办好事，不办坏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相对集权体制确实办了一些坏事，但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民主与法治程度不高，甚至可以说是缺失民主与法治。从很大程度上讲，无论是相对分权还是相对集权，只要缺失民主法治，就都可能办坏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民主与法治取得了巨大进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有了民主和法治才可以克服相对集权的缺点，让相对集权不至于演变成高度集权，抑或说演变成独裁和专制。民主可以充分吸纳民意、民智，而法治强调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法治的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则可以克服相对集权的缺点。 一些学者以当代中国出现的腐败来诟病中国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进而认为分权才能把腐败问题解决好。这是一个错误认识。对中国当前存在的腐败要辩证看待：一是腐败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可能面临的问题，原始资本主义属于新兴市场的国家，他们存在的问题一点不比我们今天存在的问题少⑥；二是我们今天存在的腐败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不发展，腐败问题不会这么严重，要解决腐败问题需要通过发展。腐败有一个周期，腐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上升，然后又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发达阶段而下降。2012年12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中国腐败程度不及当年美国》。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家卡洛斯·拉米雷斯(Carlos Ramirez)通过研究在文章中指出，实际上中国目前的腐败程度可能跟同一发展阶段的美国差不多。三是党中央正在采取积极措施解决腐败问题。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又指出：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众所周知，中国反腐的力度是空前的，既打“老虎”，又打“苍蝇”。事实上，相对集权并不必然导致腐败，世界上许多清廉国家都保持了相对集权。从惩治腐败的角度，把分权看作是预防腐败的“定海神针”，这同样是一个错误认识。应当承认，分权从一定意义上可以抑制腐败，但绝对不应该夸大其作用。要是没有法治的积极跟进及其他保障措施，分权就可能导致“分散腐败”。“分散腐败”在现实中并非不存在。比如，在没有实行政府采购之前，一些单位采购就是以“分散腐败”形式出现的。所以说，无论是相对集权还是相对分权，如果缺失法治保障，都可能出现腐败。相反，在一些相对集权的国家，腐败并非打击不力。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相比现在集权色彩浓一些，但不可否认，对腐败的惩治打击就非常有力。当代的新加坡也是如此。新加坡是典型的相对集权的国家，但是，对腐败是“零容忍”，政府官员几乎没有贪腐丑闻的发生，新加坡因此一直被国际透明组织排名为清廉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是属于一般的相对集权体制，正如许多学者分析到的一样，它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统筹协调力、组织动员力、决策执行力和危机应对力，拥有集中一切力量、资源和智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心同德地向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强大力量等优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重大现实问题，也是重大理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与西方分权制度进行比较得出的政治优势，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更与中国现阶段所处的发展阶段或社会情形有关。所以，对这一政治制度要更加充满自信，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收稿日期：2015-03-15 注释： ①2005《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2013年《社会蓝皮书》披露：群体性事件每年几万起，甚至10万余起。 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与军队、党的建设等七个方面。 ③罗斯福“新政”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拉动经济的增长，推动经济的复苏。 ④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打响。1776年北美十三个州第一届大陆会议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1777年十三个州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并制订了《邦联条例》。1778年，北美11个州批准了《邦联条例》加入了邦联。1781年，《邦联条例》得到了13个州的批准。《邦联条例》宣告美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邦联”，名称为“美利坚合众国”。《邦联条例》明确了缔结邦联的目的，是为着共同的防御以及相互之间的援助。但是，邦联这种松散的国家结构形式具有很多缺点：一是从性质上讲，《邦联条例》并没有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只是建立了各州之间的“友好同盟”；二是从机构上讲，邦联没有行政部门，没有全国的法院系统，唯一的中心是一个会议机构，称之为大陆会议；三是从效率上讲，邦联效率低下。大多数行动要经过9个以上的州批准，修改《邦联条例》要经过13个州的批准；四是从经费上讲，大陆会议只能请求各州提供经费。此外，各州保留其主权、自由和独立，大陆会议没有任何直接统治公民的权力，公民只服从他们的州政府。《联邦党人文集》一书揭露了1781-1787年美国邦联制的种种弊端：一是邦联无权。无权在各州征收税款，包括无权征收关税；不能发行统一货币；不能调整各州之间的商业关系；没有常设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各州有权保留武装力量；二是《邦联条例》无法约束个人。《邦联条例》约束的对象仅仅是州政府，而不包括个人在内；三是《邦联条例》缺乏强制性。各州要不执行，无法制裁违反者；四是缺乏司法权。司法权由各州行使，对同一事件、各州的判决常常不一。 ⑤总统是国家元首，总统还是武装部队的统帅，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法国不设副总统，总统不能履职，由参议院议长代理总统，总理则是政府首脑，由总统任命。总理领导政府，具体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总统和总理有基本分工：总统掌握大政方针，总理具体执行；总统占主导地位，总理听命于总统；总统施政重点是国防外交，总理施政重点是内政经济。 ⑥原始资本主义在积聚财富过程中犯下了很多罪行：搞殖民统治；屠杀土著居民；贩运非洲黑奴；引发世界大战。标签：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法国经济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分权管理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