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丰裕与产业结构扭曲：影响机制与多维测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丰裕论文,自然资源论文,产业结构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6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8263(2012)06-0001-08
一、前言
资源型区域曾经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重点区域。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部分区域，曾经成就了光荣与梦想的地下资源相继进入枯竭期，留下满目疮痍的恶劣生态环境以及凋敝的资源产业链，使得这些区域经济增长、居民收入、生态环境、社会就业和稳定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受到改革的时序安排、体制及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也与资源开发产业自身特点密切相关。既有文献也证实，一些省份和城市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似乎遭到了自然资源的“诅咒”(徐康宁和王剑，2006；叶初升和孙永平，2011)。因此，资源型区域的经济转型也逐渐受到党中央的重视，2005年我国首次提出“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2007年再次提出“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2008年、2009年和2011年先后3次公布了69座资源枯竭城市名单。
自然资源作为生产活动的最终要素来源，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就资源型区域而言，一方面，资源型产业既是主导产业，又是支柱产业，其它产业紧紧依附于资源产业。另一方面，“一业独大”的产业结构，挤压了以“干中学”、外溢效应和规模经济等为特征的现代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使资源型区域陷入一种刚性的“专业化陷阱”，诱发“去工业化”倾向，使资源型区域的产业结构长期处于扭曲状态，无法享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结构红利”，面临着“资源诅咒”的风险。这就表明，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往往是多维的，既有其正面性也有其负面性。
产业结构的健康状况，至少应该包含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多元化和高级化三个方面，而且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高级化的基础。已有文献中关于产业结构方面的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但只有少量的文献分析了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而且这些文献往往直接把产业结构单一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于自然资源是如何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涉及甚少，这直接导致经过简单线性逻辑思维得出的产业结构多元化政策建议很难在现实中奏效。所以，就资源型区域经济而言，如果脱离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仅仅讨论其多元化和高级化，是毫无疑义的。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为：第一，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多元化和高级化三个维度，全面分析了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弥补了既有文献由于指标体系单一可能带来的分析偏误；第二，首次从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依赖度两个角度，分析了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三，本文采用煤、石油和天然气、黑色金属矿产、有色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等五类资源企业的产值来衡量自然资源，相比与以往研究所用的煤、石油和天然气三个行业的数据更加全面准确。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度量指标选择与界定，第四部分为机制与假说，第五部分为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第六部分为回归结果，第七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Hirschman(1958)、Seers(1964)和Baldwin(1966)等人就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自然资源对一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不同于制造业，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产业往往是被孤立在生产体系外的一块“飞地”，很难推动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出口剧增，经济一派繁荣景象。可是，70年代，荷兰却受到通货膨胀、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和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荷兰病”(Dutch Disease)。“荷兰病”的出现激起了学者们研究热情，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Corden and Neary(1982)最早给出了“荷兰病”的正式经济学模型。Taylor(1983)研究认为，由于自然资源部门具有相对更高的边际生产率，导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逐渐转移至自然资源产品部门，造成制造业部门萎缩。Sachs and Warner(1995)进一步把“荷兰病”模型的结果总结为“去工业化”。Botta(2010)认为，资源价格上升会进一步刺激资源行业的投资，从而挤压了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去工业化”开始显现，最终可能把经济拖入一种低水平的“贫困陷阱”。
“荷兰病”诱发的“去工业化”倾向依然在不同国家不断真实上演。
gert and leonard(2008)就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已经患上了“荷兰病”。Pegg(2010)研究表明，由于资源产业的繁荣，博茨瓦纳经济的多元化并不成功，表现出许多“荷兰病”的症状。世界上57个主要的自然资源出口国中，只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三个国家是发达国家，然而即便在这些发达国家，“荷兰病”的症状依然是存在的。Beine，Bos and Coulombe(2009)认为，自然资源出口导致的加元升值解释了制造业劳动力下降的42％，加拿大的未来经济增长同样面临着“荷兰病”的挑战。Goodman and Worth(2008)认为，澳大利亚同样面临着“资源诅咒”的危险。
20世纪90年代，“资源诅咒”悖论的出现又一次激起了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兴趣，产生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视角更加宽广，方法更加细密，从多个方面分析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Matsuyama(1992)认为，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是知识积累的来源，自然资源产业繁荣把生产要素从制造业部门吸引到自然资源部门，从而降低了知识的积累。Gylfason and Zoega(2006)也得出类似的结论。Gylfason等(1999)认为，自然资源的丰裕通过汇率的易变性侵蚀了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Hausmann and Rigobon(2003)认为，自然资源产业繁荣使得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相对价格变动更加频繁，可贸易部门投资的风险加大，利息率提高，从而使非资源产业萎缩甚至消失。因此，Lartey(2008)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保持名义汇率不变时，大量资本流入才会导致“荷兰病”。Falkinger and Grossmann(2005)认为，“资源诅咒”的出现是因为资源所有权被控制在少数人手中，从而阻碍了创新和经济发展。
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自然资源产业的形成及其演化机制。宋冬林和汤吉军(2004)就认为，资源型产业一旦从成熟期步入衰退期，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大幅度下降，就会具有很高的退出成本。张复明(2008)认为，由于“吸纳效应”、“粘滞效应”和“锁定效应”的存在，使得资源产业的发展具有“自强机制”。邵帅和杨莉莉(2010)认为，资源丰裕的地区更易走上资源依赖型发展道路。还有大批的文献讨论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问题，但这些文献很少涉及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和方式，在研究方法上也大多属于规范分析。
其实，产业结构的持续演进和动态优化可以带来“结构红利”，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显著性特征之一。钱纳里(1989)的研究证实，当要素向具有较高生产率的行业流动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加快，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结构红利”。刘伟和张辉(2008)发现，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正在减弱。干春晖和郑若谷(2009)认为，中国劳动力要素的产业间流动具有“结构红利”现象，资本的产业间转移却并不满足结构红利假说，反而存在“结构负利”。张军等(2009)发现，由工业结构改革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显然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实际的推动作用，即“结构红利”是显著存在的。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现有文献很少从实证角度关注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与方式；对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较为单一；没有区分自然资源丰裕和自然资源依赖；所用数据不够全面。本文将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更加可靠全面的数据，多维度深入细致地分析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三、度量指标
(一)自然资源的度量指标
最早进行实证研究的Sachs等人采用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重衡量资源丰裕。其后，学者们采用的指标还包括：初级产品部门就业比重(Gylfason et al，1999)、初级产品部门产值比重(Papyrakis and Gerlagh，2007)；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徐康宁、王剑，2006)；能源工业产值比重(邵帅和齐中英，2008)；人均自然资源产值(Stijns，2005)。关于这些指标的适用性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Sachs等人所使用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并不能反映一国的资源禀赋状况，仅能表示一国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Stijns，2005； Brunnschweiler and Bulte，2008)。方颖等(2011)也认为现有文献并未将绝对和相对的自然资源丰裕度区分开来。
其实，上述指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源丰裕度指标，一类是资源依赖度指标。资源丰裕度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利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的数量；资源依赖度是指资源型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它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指标，资源丰裕度与资源依赖度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资源丰裕的地方，资源依赖却不一定高。例如，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或者山东这样的沿海发达省份。为了能够更为直观地考察两者的关系，我们在图1中画出了1992-2009年间各省的资源丰裕度与资源依赖度的平均值。
图1 资源丰裕度与资源依赖度相关性
从图1中我们看到，自然资源丰裕度与自然资源依赖度之间存在较强的序列相关性。但是也有例外，例如福建和贵州的资源丰裕度分别是25.8和26.9，相差不大，但是福建的资源依赖度为1.6％，却远远小于贵州的5.5％，后者是前者的3.4倍；北京的资源丰裕度为67.6，高于甘肃的59.1，但是其资源依赖度仅为1.9％，却远远低于甘肃的11.6％，后者是前者的6.1倍；天津和山西的资源丰裕度分别为281和312，资源依赖度分别为10％和27％，后者是前者的2.7倍。可见，采用资源丰裕度还是资源依赖度，将对实证分析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用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来表示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用自然资源行业总产值与GDP之比来表示自然资源的依赖度。
(二)产业结构度量指标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即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产业结构多元化，即主导产业的多元化格局；产业结构高级化，指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这三个方面具有严格的逻辑关系，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高级化的基础。如果没有产业结构合理化，那么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就是虚无的，这也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在缺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手段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但却收效甚微的原因。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也必须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多元化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合理化。如果没有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很有可能发生逆转，也就是所谓的“虚高级化”。
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已有研究中最常用的指标是产业结构偏离度(sdi)：
Y表示产值，L表示从业人员，i=1，2，3，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n=3。显然，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产业的生产效率就会趋同，此时，
，即sdi=0。所以，sdi越小说明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配置效率和耦合质量较高，产业结构越合理，经济接近均衡状态。但是，吕铁等人(2002)认为，偏离—份额法会导致产业结构效应的低估；干春晖等人(2011)认为，偏离—份额法对产业结构的变化分析不够细致。于是，干春晖等人(2011)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指标定义为：
公式中每个指标的含义与sdi中的含义完全相同，同样tli越小说明产业结构越合理。本文将采用sdi和tli两种指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考察和比较。
关于产业结构多元化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合理度量指标。但是，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是非资源型区域区别于资源型区域的重要特征，因此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构建这一指标显得非常必要。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的发展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重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第二产业的多元化。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把制造业与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统称为一般制造业，第二产业被划分为：采矿业、一般制造业和建筑业三个部分，把产业结构多元化指数smi定义为：
四、影响机制与假说
(一)自然资源丰裕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经济发展的加快，自然资源也就变得越来越稀缺，即资源获取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资源密集型区域发展资源产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决定了这一区域产业的结构和地域分布。但是，自然资源对不同产业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它使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特别是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业)生产效率提高，成本下降，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但是，自然资源丰裕却会诱发自然资源依赖，导致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受阻。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基本规律，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所以，自然资源丰裕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没有显著影响。据此我们提出假说1。
假说1：自然资源丰裕度会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降低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显著影响。
(二)自然资源依赖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自然资源，就会形成资源产业“一业独大”的产业结构，从而阻碍新产业的孕育发展，使得经济增长取决于单一产业的生命历程，无法通过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而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张复明(2008)认为，一旦资源部门成为主导部门，生产要素就会继续向资源部门流入，便会形成资源部门对经济要素特殊的“吸纳效应”；由于资源部门的发展与繁荣将资源型区域锁定在资源及资源加工、服务部门，制约了资源部门向制造业这样的能够带来报酬递增、生产率较高的部门的转化，形成“粘滞效应”；一个地区过分依赖自然资源产业，不仅诱发了“锁定效应”，而且自然资源产业的发展还会自我加强，因而具有自强机制。Grabber(1993)对倚重资源的德国鲁尔区的研究也表明，其发展存在着功能性锁定、认知性锁定和政治性锁定，以及由此形成的刚性专业化陷阱。可见，当一个地区或者城市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时，资源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就导致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被锁定在资源产业，而且这种锁定效应还是自我加强，阻碍了要素的流动和其他产业的孕育发展，扭曲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多元化。由于在中国的统计口径下，资源产业属于第二产业，资源依赖还会扭曲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据此我们提出假说2。
假说2：当一个地区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时，就会扭曲其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多元化和高级化。五、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
Panel Data模型具有控制与刻画个体异质性、减小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增大自由度、提供更多信息以及利于进行动态分析与微观个体分析等优势，但在应用中必须对误差分解成分满足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进行判断与检验。相比于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即无须做个体效应与其它解释变数不相关的假设。由于中国各省市的人文环境、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等不可观察的特质性因素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在利用省际数据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差异性较大的国家时，用固定效应模型显然更为合适。因此，本文把计量模型设定为：
其中，y表示被解释变量，本文中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多元化和高级化的三个度量指标；R为解释变量，本文中为自然资源依赖度(res)和丰裕度(res_gdp)两个指标；Z表示控制变量的向量集；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α为截距项；
为随机误差项，代表模型中被忽略的随横截面和时间而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二)控制变量选择
产业结构演化和优化升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资源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之一，因此实证模型中必须控制住那些已经证明对产业结构有重要影响的变量。根据已有研究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因素主要包括：技术进步、要素供给、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等。我们用授权专利的存量(stack)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要素供给也是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控制了劳动和资本数量，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表示劳动供给(plabour)；用固定资产投资表示资本的供给(invest)；用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表示市场化程度(market)；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水平(open)；用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年末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量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
(三)数据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92年至2009年。国家统计局从1992年开始提供分省的资源采掘业行业数据，同时1992年也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开始，因此本文把1992年作为研究的起点。为了数据的可比性，本文把重庆和四川进行了合并计算，最终得到30个省级样本。但是，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发布1996年、1997年和1999年三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造成这三年的数据缺失，我们采用了加权平均插值法进行了补齐。2004年国家统计局只发布了资源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统计数据，为了增加数据的可比性，我们对上述数据进行了校正。
中国的资源采掘业大致可以分为：煤、天然气和石油、有色金属矿产、黑色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等五个行业，我们用这个五个行业的工业产值加总得到资源行业的总产值，相比于已有研究往往只用煤、天然气和石油三个行业的数据而言，本文的数据更加全面，能够更好地反映缺少煤、天然气和石油的省份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状况。另外，相比产量数据，产值数据既能看到数量的变化，又能看到价格的变化，更加适合本文的分析。
六、实证分析
(一)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在表1中，我们给出了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回归结果。在回归方程(1)中，我们看到资源丰裕度对产业结构有显著影响，系数为负；从回归方程(3)中我们看到，资源丰裕度与产业结构多元化显著负相关；从回归方程(4)中，我们看到，资源丰裕度系数为正，但没有显著性。可见，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角度看，人均资源产值越高，sdi的值就越小，即产业结构越合理。这是因为人均资源产值较高，说明资源产业的要素配置效率较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就会较低，这与张复明(2008)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但是，人均资源产值越高的地方，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指标smi越小，即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因为资源丰裕导致资源依赖，资源依赖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损害了产业结构的多元化。这与邵帅和杨莉莉(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的。我们也看到资源丰裕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负相关，但是并不显著，说明人均资源产值的高或者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实证结果与假说1完全吻合。
在回归方程(1)中，我们看到资源依赖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影响，系数为正；从回归方程(3)中我们看到，资源依赖度与产业结构多元化显著负相关；从回归方程(4)中，我们看到，资源依赖度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就表明资源依赖度会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多元化和高级化。这是因为，从长期来看，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产业本身的发展和繁荣会把生产要素从其他产业吸引过来，导致“锁定效应”，导致要素流动性降低，配置效率下降，恶化了当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同时，也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尽管，资源产业的繁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严重依附于资源产业的，不仅其规模取决于资源产业的规模，而且其生存的状况也取决于资源产业的发展状况，更难演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所以资源依赖也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例如，1999年山西省三次产业的比重为9.6：47.1：43.3，2008年为4.4：61.5：34.1，10年间，第二产业比重增加了14.4％，第三产业反而下降了9.2％。可见，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属于第二产业的资源产业，很难形成具有较强联系效应的主导产业，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实证结果与假说2完全吻合。
回归方程(2)中，我们采用另外一种衡量指标tli重新进行了回归，对比表1的回归方程(1)和(2)，我们发现资源丰裕和资源依赖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基本是一样的，回归方程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
(二)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其他因素
从表1中我们看到，市场化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有显著性正影响，这是因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的技术和资本实力相比非国有企业反而较高，所以会出现市场化程度越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越低，即产业结构越不合理的结论。但是，我们也发现市场化程度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和高级化，这与非国有企业在一般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投资比重较高有着直接关系。从回归方程(1)中我们看到，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会恶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多元化和高级化并没有显著影响，这都与中国对外贸易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有关。我们也看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越低，这是因为过多的人口会降低人均资本存量，从而降低生产效率，恶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对产业结构多元化没有影响，但却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这是因为劳动力丰裕的地区往往会发展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使得部分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我们也看到，人均 GDP的提高会恶化要素的配置，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是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高级化。授权专利存量提高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推进了产业结构多元化，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这是因为目前授权专利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并能够促进新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阻碍了产业结构多元化和高级化，这与中国的现实是相符的，单纯的投资数量增加并不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后，我们看到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使得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多元化并没有显著影响，但却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但大多集中在第二产业有关。
七、稳健性分析
计量模型的分析结论可能对模型和数据的变动较为敏感，所以非常有必要进行稳健性检验。所谓的稳健性检验就是讨论回归结果是否随样本容量、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而变化。因此本文稳健性讨论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改变模型，检验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是否发生明显改变。同时，由于本文所有部分数据经过插值法得到，也使数据具有较强的序列相关性。为了能够有效考察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影响，更是为了减少变量内生性和序列相关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避免虚假回归，我们把回归模型修改为：
其中，
表示各省固定效应，其他变量与模型(1)相同。对于存在个体效应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只有当N和T都趋于无穷时，才会得到一致性组内估计量，当T较小而N较大时，组内回归存在严重偏差。因此，为了消除个体固定效应，我们对模型(2)进行了一阶差分，得到：
为了能够获得各解释变量系数的一致性估计，我们将应用差分广义距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差分广义距估计方法对残差项具有较高的要求，需要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和工具变量没有被过度识别，为此我们进行了AR(1)、 AR(2)和Sargan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
从表2中我们看到，自然资源丰裕度与自然资源依赖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与表2中给出的结果是一致的，可见，就自然资源丰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而言，回归方程是稳健的。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有所变化，但是系数的符号并没有发生翻转，这都说明本文所选计量模型的稳健性较好。
八、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多元化和高级化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全面分析了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度会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是会降低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显著影响。自然资源依赖度会改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但是阻碍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高级化。可见，“资源诅咒”主要是通过资源依赖度而不是资源丰裕度对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另外，我们的分析也表明，市场化水平、人均GDP和授权专利存量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合理化；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会恶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外开放度对产业结构多元化和高级化并没有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使得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多元化并没有显著影响，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就自然资源本身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经济增长的潜在来源，资源密集型地区大力发展资源型产业有其自发性、内生性和合理性。但是，当一个地方经济过分依赖自然资源时，就会招致资源的“诅咒”，所以资源型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而不是放缓自然资源产业本身的发展。而避免“资源诅咒”的着力点就在于，建立包括协调机制、补偿交易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在内的激励机制，引导资源收益正确流向，实现资源收益在资源企业和非资源企业之间的动态优化配置，使得资源收益享受主体和非资源企业的投资主体建立起对接机制，也使资源收益享受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之间实现统一，阻断“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使资源优势真正成为资源所在的长期经济增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