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观》、《五子之歌》与《离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离骚论文,之歌论文,五子论文,武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墨子·非乐上》引《武观》曰：“启子淫溢康乐（注：正统刊《道藏》本《墨子》原作“启乃淫溢康乐”，惠栋、江声校以为当作“启子”，“乃”为“子”之误，诸家皆从。据改。），野于饮食。将将锽锽，筦磬以方（注：正统刊《道藏》本《墨子》原作“将将铭苋磬以力”，不能卒读。俞樾云：“疑有脱文，盖亦八字作二句也。”孙诒让云：“‘将将铭’，疑当作‘将将锽锽’。《诗·周颂·执竞》云：‘钟鼓喤喤，磬筦将将’，《说文·金部》引《诗》‘喤喤’作‘锽锽’，《毛传》云：‘喤喤，和也；将将，集也’，《说文·足部》云：‘蹡蹡，行貌’，引《诗》曰：‘管馨蹡蹡’，则将亦蹡之假字。此‘力’虽与上‘食’下‘翼’、‘式’韵协，然义不可通，且下文‘酒’、‘野’亦与‘力’韵不合。窃疑此当作‘将将锽锽，管磬以方’，‘方’与‘锽’自为韵，‘力’、‘方’形亦相近，《仪礼·乡射礼》郑注云：‘方犹并也’。‘管磬以方’，谓管磬并作，犹《诗》言笙磬同音矣。诸说并非。”诸家皆从。据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历代研究《楚辞》的学者如姚鼐、翁方纲、王引之、朱珔、梁章钜、胡绍煐、郭沫若、闻一多、姜亮夫、刘永济、蒋天枢等都据以论证《离骚》中涉及夏代历史的诗句所隐含的史实及句意，虽然结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都是深思精研之所得。遗憾的是诸家几乎都忽略了对《武观》流传演变的情况作深入的探讨，充分利用其史料价值纠正《史记·夏本纪》中的错误从而对《离骚》中有关的诗句作出较为合理的解说，因此尚需对诸家忽略了的问题作深入的研究。
一
夏代以前已有比较成熟的文字已被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学者们的研究所证明，于此不必详加论述。夏代曾用文字记录了一些重大的事件或重要人物的言语，将其汇编成书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先秦两汉的著述大量引用夏代文献并明言书名可以说这是事实。从《墨子》引《武观》内容来看，《武观》当也是夏代流传下来的文献。为了对《武观》流传演变的情况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有必要对先秦两汉的典籍引用夏代文献的情况作一彻底的检讨，以资展开讨论。现据江声撰集、孙星衍补订《尚书逸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刘起釪《尚书学史》，列表如下：
名称
语句
出处 流传情况
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
六人，下听誓于中军，
曰：“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
命。”又曰：“日中，
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
禹誓 之命，且尔卿大夫庶
《墨子·明鬼下》 此即《尚书·甘
人，予非尔田野葆氏
引《夏书·禹誓》 誓》文，文句略
之欲也，予共行天之有不同
罚也。左不共于左，
右不共于右，若不共
命。御非尔马之政，
若不共命。是以常于
祖，而僇于社。”
济济有众，咸听朕言。
非予小子，敢行称乱， 《黑子·兼爱下》： 伪孔传《尚书·
蠢兹有苗，用天之罚， 虽《禹誓》亦犹是也， 大禹谟》袭用
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 禹曰云云
其中数句
以征有苗。
禹刑
《左传·绍公六
年》云：“夏有乱
政而作《禹刑》。”
据此知尝有《禹
刑》，但其详不
可知。
禹之 允不著，惟天民不 《墨子·非命下》
总德 而葆，既防凶星，天 引《禹之总德》有
加之咎，不慎厥德， 之曰
天命焉葆。
春三月，山林不登斧， 《周书·大聚》
以成草木之长。夏三
言旦闻《禹之禁》云
禹禁 月，川泽不入网罟，
以成鱼鳖之长。且以
并农力执，成男女之
功。
皋陶迈种德。《左传·庄公八年》
伪孔传《尚书·
引《夏书》曰 大禹谟》袭用
地平天成。 《左传·僖公二十
伪孔传《尚书·
四年》引《夏书》曰
大禹谟》袭用
赋纳以言，明试以功， 《左传·僖公二
伪孔传《尚书·
车服以庸。 十七年》引《夏书》曰 益稷》袭用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左传·文公七年》 伪孔传《尚书·
劝之以九歌，勿使坏。 引《夏书》 大禹谟》袭用
怨，怨岂在明，不见 《左传·成公十六年》 伪孔传《尚书·
是图。引《夏书》 五子之歌》袭用
成允成功。 《左传·襄公五年》
伪孔传《尚书·
引《夏书》曰 大禹谟》袭用
夏书 遒人以木铎徇于路， 《左传·襄公十四年》 伪孔传《尚书·
官师相规，工执艺事 引《夏书》曰 胤征》袭用
以谏。
念兹在兹，释兹在兹， 《左传·襄公二十一 伪孔传《尚书·
名言兹在兹，允出兹
年》引《夏书》曰
大禹谟》袭用
在兹，惟帝念功。
念兹在兹。
《左传·襄公二十三
年》引《夏书》曰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
《左传·襄公二十六 伪孔传《尚书·
经。 年》引《夏书》曰
大禹谟》袭用
昏墨贼杀。
《左传·昭公十四年》
引《夏书》曰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 《左传·昭公十七年 伪孔传《尚书·
啬夫驰，庶人走。》引《夏书》曰
胤征》袭用
允出兹在兹。 《左传·哀公六年》 伪孔传《尚书·
引《夏书》曰大禹谟》袭用
惟彼陶唐，帅彼天堂， 《左传·哀公六年》 伪孔传《尚书·
有此冀方，令失其行， 引《夏书》曰
五子之歌》
乱其纪纲，乃灭而亡。
袭用
众非元后何戴，后非
《国语·周语》引
伪孔传《尚书·
众无与守邦。 《夏书》有之曰
大禹谟》袭用
关石和钧，王府则有。 《国语·周语》引
伪孔传《尚书·
《夏书》有之曰
五子之歌》袭用
夏书 一人三失，怨岂在明， 《国语·晋语》引
伪孔传《尚书·
不见是图。有之曰
五子之歌》袭用
禹七年水。
《墨子·七患篇》引
《夏书》曰
天子之德，广运乃神， 《吕氏春秋·谕大
伪孔传《尚书·
乃武乃文。
篇》引《夏书》曰 大禹谟》袭用
禹抑洪水，十三年过
《史记·河渠书》
家不入门。陆行乘车，
引《夏书》曰
水行载舟，泥行蹈毳，
山行即桥。
夏令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国语·周语中》引
《夏令》曰
夏训 有穷后羿。
《左传·襄公四年》
引《夏训》有之曰
夏谚 吾王不游，吾何以休？ 《孟子·梁惠王下》引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夏谚》曰
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中不容利，民乃外次。 《逸周书·文传篇》
夏箴引《夏箴》曰
小人无兼年之食，遇
《逸周书·文传篇》
天饥，妻子非其有也； 引《夏箴》曰
大夫无兼年之食，遇
天饥，臣妾舆马非其
有也。
圣有谟训，明征定保。 《左传·襄公二十一 伪孔传《尚书·
年》引《书》曰 胤征》袭用
书
官占，唯能蔽志，昆
《左传·哀公十八
伪孔传《尚书·
命于元龟。
年》引《书》曰 大禹谟》袭用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
《国语·周语中》引 伪孔传《尚书·
也。 《书》曰
五子之歌》袭用
有攸不惟臣，东征，
《孟子·滕文公下》 伪孔传《尚书·
绥厥士女，匪厥玄黄，
引《书》 武成》袭用，但
绍我周王见休，惟臣据《尚书·尧典》
附于大邑周。
孔疏，郑玄注《
禹贡》引《胤征》
云：“厥匪玄黄，
书
昭我周王。”则
此二句或为《胤
征》逸句
洚水警余。
《孟子·滕文公下》 伪孔传《尚书·
引《书》曰 大禹谟》袭用
先时者杀无敌，不逮
《荀子·君道篇》引 伪孔传《尚书·
时者杀无敌。 《书》曰
胤征》袭用
单称《书》而不冠以“夏”字的文献，仅据所引语句不易断定其所属的时代，故暂据伪孔传《古文尚书》袭用的情况断表中先秦两汉的典籍所引《书》为夏代的文献。虽然被引用的夏代文献的语句在语言风格上或许没有保持原貌，正如司马迁引书用训诂代原文一样，但内容并没有被改变，完全应该看作是夏代的文献。“因为文字只是载体，关键在其所载的文件内容。正如一件货物远途运输，几经辗转，其载体可以转换，而货物不能变”（注：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224页。）。综合上表可知夏代曾有《夏书》、《夏令》、《夏训》、《夏谚》、《夏箴》等各种文献汇编流传于世，《左传》、《国语》、《逸周书》、《孟子》、《荀子》、《吕氏春秋》、《史记》引用时都称其书名或省称为《书》，惟有《墨子》不同。由《墨子·明鬼下》引《禹誓》明言是《夏书》可以推知《禹誓》、《禹之总德》、《禹禁》都是篇名，而《七患篇》引《夏书》云云又直称书名，则《墨子》引用夏代文献有时称书名有时称篇名。据此可以断定《武观》是篇名而不是书名，或许就是《夏书》中的一篇。
既然可以肯定《武观》是夏代文献中的一篇，那么是否就是《古文尚书》系统中《夏书》的《五子之歌》呢？回答是肯定的（注：伏生二十八篇《今文尚书》无《五子之歌》，孔壁本《古文尚书》有此篇，《史记·夏本纪》、百两篇本《古文尚书》出篇名。今传伪孔本《古文尚书》有《五子之歌》一文，但系晋代所出伪书。则《古文尚书》系统有《五子之歌》。）。《国语·楚语上》士亹曰：“启有五观。”韦昭注云：“启，禹子。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观，洛汭之地。《书序》曰：‘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传》曰：‘夏有观扈。’”《水经·巨洋水》郦注云：“《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为观。”《左传·昭公元年》杜注云：“观国，今顿丘卫县。”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据以论《五子之歌》即《武观》云：
窃谓《墨子》作“武观”，《楚语》作“五观”，“武”即“五”也。以《左传》“斟灌”《夏本纪》作“斟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读如“和表”例之，“歌”即“观”也。《五子之歌》即《五观》也。“之歌”盖谓往观地。观地即洛汭，韦语最为明确。约之曰“五观”，详之曰“五子之歌”。谓“五子”为“五观”，或者“五”言“观”，皆以国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云“季子”，则一人也。《序》言五人，犹经言五子也。《古文》又云：“武观以西河畔”，然则观地不在西河，汉东郡观县非洛汭观地也。“观”之为“歌”，犹“甫”之为“吕”，“粊”之为“肸”，作伪者泥于歌字，敷衍五章。《尚书》不当以诗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
郭沫若从其说，叙述更为简明：“《武观》即《书》逸篇《五子之歌》（今存者乃梅赜伪本）……《国语·楚语》士亹曰‘启有五观’。五、武音同字通，实一人，非五人。五子误为五人，其事甚古。”（注：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19页。）此皆为有识之见，可知《五子之歌》本非篇名，原篇本名《五观》。孔壁本《古文尚书》将《五观》讹误为《五子之歌》，其文早已亡失。《墨子》引书用音同之字作《武观》，还保存了八句逸文。伪孔本《古文尚书》掇拾旧典以成文，并承孔壁本之误仍名《五子之歌》，然于《墨子》所引《武观》竟不知采用。《五观》一文已非完璧，其内容据《墨子》所引还略可窥见一斑。再综合古代各种典籍的记载和段氏所论，可以断定原本《五观》一文记启的第五子五观放纵失度的所作所为。《书序》所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不足信据。
二
明白了《五观》一文流传演变的情况，就可据以论述夏初的历史，纠正《史记·夏本纪》之误，并进一步对屈原在《离骚》中借夏史喻今的诗句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史记·夏本纪》记夏初的历史说：
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下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史记》录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用古文说（注：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断司马迁《史记》用古文说；李学勤也认为“司马迁是了解真古文《尚书》的”，见《西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255页。）。前文已考定孔壁本《古文尚书》将夏代流传下来的《五观》讹误为《五子之歌》，则司马迁于此当也是用古文家说而不觉其误，但于五观即五子并没有失记。那么综合《史记·夏本纪》和《墨子》引《五观》所云，可以将夏初的历史线索概括为：
1.启即帝位伐有扈。
2.太康失国。
3.启子五观淫溢康乐为天所弃。
此即所谓正史中夏初历史盛衰的踪迹，褒扬夏启贬损太康之意寓于言中，不烦详论。
屈原博闻强记，熟知古代的各种文献典籍和历代兴亡替废之迹，对于夏代初期盛衰的原因自有独到的见解。故作《离骚》以古喻今，以夏初历史入诗，独于启不言其伐有扈一事，而别采《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言“开（开即启，汉人避景帝讳改）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以当启事。因此屈原所言夏初的历史是：“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云：“夏康，启子太康也。娱，乐也。纵，放也。”由此可以概括出屈原所言夏初历史的线索是：
1.启嫔天得《九辩》与《九歌》。
2.太康娱以自纵。
3.五子用失乎家巷。
此与司马迁所记夏初历史的线索相同，但明显地表现出了屈原对历史盛衰的原因的推究。仔细体会诗意，屈原以启得《九辩》与《九歌》代替启伐有扈一事意在说明由于启得了《九辩》与《九歌》，太康才娱以自纵而失国，最后导致了五子无所依从的结果。陆善经说：“太康但恣娱乐，不顾祸难以谋其后，失其国家，令五弟无所依。”（注：唐佚名《文选集注》一百二十卷，唐写本存二十三卷，卷六十三《离骚经集注》引陆善经云云，1936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此说虽没有涉及夏启，但已深得诗旨。这充分说明在历史观上屈原与司马迁不同，虽然所言夏代历史的线索完全相同，但在阐释历史时选用了不同的材料，表现了不同的思想意识。
明乎此，就可以对旧有成说的得失作一辨析。
“夏康娱以自纵兮”之“夏康”指启子太康，王逸已有明言。但由于下文“日康娱以淫游”、“日康娱而自忘”二句诗都以“康娱”二字连读，故许多学者认为“夏康娱以自纵”的“康娱”也应连读并对“夏”字作出种种解说。如汪瑗《楚辞集解》以为夏犹曰夏之子孙、王引之《读书杂志余编》释夏为下、胡绍煐《文选笺证》释夏为假、闻一多《离骚解诂》疑夏为日字之误、姜亮夫《屈原赋校注》释夏为大、游国恩《离骚纂义》释夏为夏王、汤炳正《楚辞类稿》释夏为夏启。分读“夏康”虽然可以疏通句意，却使诗中包含的历史事实变得隐晦不明，不仅体会不到屈原以古喻今的用意，也掩盖了屈原的历史观。朱珔《文选集释》分析句意认为当从王逸之说：“（夏）如果属启，则上句已言启，此句又以‘夏’字代启，似非文意，仍宜从旧说为妥。”证以夏史，可以确信王逸的说法不误。
历代对“五子用失乎家巷”一句的解说最为纷纭，大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句中是否有误字、衍字的考订上。王逸注、朱熹《楚辞集注》据《书序》和伪孔传《五子之歌》为说自然不足信据，无庸置辩。王引之《读书杂志余编》以为句中“失”字系因王逸注而衍并读“巷”与《孟子》“邹与鲁閧”之“閧”同，闻一多《楚辞校补》、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受其启发断“失”为“夫”字之误，武延绪《楚辞札记》谓“失”乃“先”字之讹。凡此种种说法，举不胜举，似都难以成为定论。从屈原的全部创作来看，屈原十分熟悉古代的各种文献典籍，则此句当是据《五观》而作。但《五观》已非完璧，诸家对文字的考订往往出于己意，无以验证。《国语·周语上》云：“我先王用失其官”，此与“五子用失乎家巷”句式相同，且都以“用失”以成文。王夫之《楚辞通释》说：“家巷，旧都也。”如此来看，不改动任何一个字文义也很明确。于省吾就主张不必改动任何一个字，并批评王引之“随意改动成文以迁就己说，所谓‘削足适履’”；批评武延绪“也系妄改成文”（注：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245-246页。）。
综上所述，夏代流传下来的《五观》幸赖《墨子》的引用保存了八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一旦理清了它流传演变的情况，不仅可以订正司马迁之误，还可以解决《离骚》中聚讼不已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