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文学研究的层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层次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有人把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分为三个层次：阅读、欣赏、研究。这当然很合乎逻辑。但经验也多次告诉我们，真正的欣赏是必须在研究了之后，才有可能品得真味，从而达到一个更深的层次。“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红楼梦》研究了这么多年，我们究竟品出了多少滋味？看来还得研究下去，以期每臻新境，我们就有一次新的欣赏机会。因此，不妨说欣赏是研究的化境。如果这也合乎逻辑，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打破一次常规，暂时把两者的位置颠倒一下，也是可以的。这样一来，研究将被视为前提，欣赏则是一个消化了研究结果的内涵更丰富的阶段。
总之，研究和欣赏是阅读过程中的一对孪生姐妹，她们的魅力在于成双出现，少了一个，魅力将被打上折扣，我们在心理上会产生某种偏失感。当然，这是比喻，孪生姐妹也有分开之日，例如，倘若嫁出去一个怎么办？我们说，剩下的那一个一样漂亮，只是减少一些相伴而行的丰采罢了。
一般说来，在各种各样的文本之中，以形象为特征的文学文本更富有时空感觉和生活情趣，因而它也最富有解读和欣赏的魅力。其他文本，例如历史和哲学文本就没有这种魅力吗？有的，但那需要先具有一定的知识修养。没有这种修养，往往读多少就是多少，很难见微知著、举一反三。文学作品（例如小说）就不同了，凭经验就能进入接受和联想的过程，这时，文学作品在接受者身上引起的效应，甚至于不取决于他的知识结构，而主要取决于他的经验的素质。因此，不识字的老百姓，通过听说书或看戏也能进行艺术欣赏，而欣赏的质量和深度在有些情况下或者并不稍逊于读书人。这是因为，文学欣赏的天地主要联系着人生的天地。
文学的天地很大，这是它表现人生的特殊形式决定的。有时候，一首诗只有二、三十个字，读之就如醍醐灌顶，甘露入心；其开启心智和引发联想之功，简直可以说有无限大；它甚至横穿时间隧道，几百年后还能令人荡气回肠、动心移性。例如明代诗人袁凯作的这首诗：“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文本极短，识字的能看懂，不识字的也能听懂（它其实只有十几个生字）。短短四句话，要在“思乡”二字，倘若让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中的那些思乡的人们解释起来，可就丰富多了。譬如，今天远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不知有多少，相信这首小诗还能对他们产生极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他们那颗在远方忙碌着的心，暂回故土小憩，因为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乡土情结是一种割不断的永恒情结。如果从形式角度看，大概也只有文学才能提供这样的文本形式。哲学和历史间亦有之，但那往往同时具有了文学文本的性质。例如，“子在川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里的这一哲学名句，同时也是文学名句。
文学的天地很大，却并非无所不通。它是一道闪电，可以横空出世，如遇到绝缘体，就敛形收迹，漠然而止了。同一部文学作品，有人读了热血沸腾，有人可能觉得索然无味。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导体，一个是绝缘体。这种情况，就是像《红楼梦》或《战争与和平》这样伟大的作品，也不能全然例外。当然，这又是比喻，实际情形也许不会这样绝对。但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见”，“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里说的，颇适于解读文学。其实，它又何止限于文学？倒是因为文学和人生结有不解之缘，所以，在人生领域中固有的现象，也会再现于文学。说到底，我们爱什么、不爱什么，都是缘分，只不过这种缘分并非前世注定，而是今生“修”来，即一切都是随着我们人生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人生一当成熟，“缘分”（观念、感情等等）即趋稳定，有时很难改变。拿给作家排座次这件事来说，争来争去，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各随各的缘，各排各的队，其实座次并没有乱。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争论者自己也都有自己的“座次”，只不过他们的座次是在台下罢了。台上、台下，文学、人生，纠缠得如此紧密，倒是提醒我们注意：人们怎样看待人生，也就怎样看待文学；离开人生，谈不上研究或欣赏文学。文学这个题目所以很大，是因为人生这个题目太大的缘故。
但人生还不等于文学。人生大于文学，而文学也常常深于人生。深，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它已开始突破现实人生的范畴，走向某种程度的“大”了。例如，文学除了表现现实的人生之外，还要自觉不自觉地虚拟人生，即在文学中创造第二人生。我年轻时候读过泰戈尔的一首诗，题目是《未来世纪》，它表现的就是虚拟的人生。我当时很喜欢这首诗，过了这么多年，竟还能背得下来。我记得是这样的：“饶恕我，／未来的一世纪的姑娘，／如果我在我的自傲中／幻画出你在读我的诗，／月光同时也把沉默的细雨／洒满我诗句的空隙，／我仿佛感到了你的心跳，／也听到了你的低语：／‘如果他活着，而且我们遇到了，／他会爱我的。’／我知道你对你自己说：／‘让我只在今夜／在我的凉台上／为他点一盏灯吧，／虽然我晓得他永远不会来。’”诗中表现的虽是虚拟的人生，但它离我们现实的人生是那么近，二者几乎已融合到一起，难分彼此；泰戈尔也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像一位朋友似的和我们促膝谈心。宋人有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这里说的还是现实的人生；读了泰戈尔的诗，我们不妨套做一句：诗翁即不眼前在，何碍人生第二回？显然，在这种虚拟的人生中，我们生活得同样充实，因为泰戈尔理解了他身后（哪怕过了一百年，进入21世纪）的读者，而历经沧桑的我们，也同样理解了他，我们愿意接受他做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并珍视他献出的这份款款深情，不必他来要求“饶恕”。但这是诗，诗要讲究说话的艺术，“饶恕”云者，是对读者（而且是姑娘）的尊重，不像今天有人说得那么直露：“我是你们所有人的丈夫”。文学作品千差万别，后者虽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幽默方式，做为读者，我还是更喜欢泰戈尔的幽默方式。
文学研究和欣赏是一个整体性的范畴，不好随意分割。但为了便于讨论问题，我们不妨暂时把它分成四个层次，然后再给予完整的理解。这正如一架机器，乍看不明白，拆开来看看就明白了，但明白了之后，还得把它们合起来，才是一架完整的机器。下面，我们将四个层次分述如下：
一、经验层次。只有在这个层次上，研究才显示出它的“高级性”来，因为单靠经验构不成研究。不过，经验仍是进行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单靠经验却可以进行欣赏，这在上面已经讲了。这样做虽然比较简单，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一般还算可靠。因为文学和经验都由人生而来，就像一母所生。由经验看文学，正如兄弟互看，虽有高低妍媸之分，总因血缘相近，还不至怎么隔膜。我们听说过象牙之塔里出文学，却很少听说象牙之塔里也出经验，这就是因为前者曲折迂回，容易玩弄障眼法，后者单刀直入，不容易玩这些花样。其实，象牙之塔里既不能出经验，也不能出文学。文学原不神秘，它有时似乎很神秘，那是被人们谈得神秘了的缘故。前面说过，人怎样看人生，就怎样看文学。例如我觉得泰戈尔那首诗好，是因为由我的经验看，其中充满了人生难以言尽的遗憾和追求。人生太短，应该拥有的和容易失去的都太多，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人生的不完满几乎是注定的、永远的，这一缺憾，只有在世代相传的生命延续中才能得到不断的克服。正因如此，人生值得依恋和追求的东西才有很多，它才永远笼罩在希望的星光之下。诗人把他的诗题为“未来世纪”，寓有绵延不尽的深意。他实际上聪明地选取了爱情（广义的爱情）这个人类感情最敏感的区域，表现了一种人生体验。由于这一体验具有不受时空限制的普遍性，所以不难和“未来世纪”的读者实现心灵的沟通，使之在怅然若失之余，既感到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依恋的痛苦，也感到理解的甜蜜和追求的幸福。一般说来，我不大喜欢新诗，但新诗写出这种意境（也有译者之功），我是喜欢的。当然，这是我读这首诗的经验，别人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大家的经验也和我一样，并且我们确实没有曲解泰戈尔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们和他拥有一角共同的人生，尽管他是一位属于过去时代的异国诗人。所以，人生才是欣赏文学作品的主要通道。以人生说文学，如平湖荡舟，无所不通；脱离了人生谈文学，就会越谈越玄，文学就成了玄学。
可见，对人生有相同的感受或相同的见解，千山万水也如比邻而居，否则，咫尺之遥也成天涯陌路。所谓人生情缘，都是理解的产物。去年我读了一部反映美国南北战争前夕社会生活的小说——《南北乱世情》，作者是约翰·杰克斯。我觉得他写得很好，有些事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或我们的昨天一样。下面是我从该书中摘出的一些话：“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仇恨，完全不符合基督徒的博爱精神。爱终归会战胜仇恨的。如果我们大家都要生存下去，爱就会而且必须战胜仇恨。”“人类的行为也许会自相矛盾，但人类的天性却始终如一。自从奴隶制度这一怪物产生之日起，天性就一直在大声疾呼并声讨奴隶制。天性将如日月行空，决不改其初衷，它不断鞭挞奴隶制，不断霹雳般地摧毁奴隶制，直到把这怪物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坏人得逞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好人无所作为。”“当坏人沆瀣一气时，好人必须联合起来，不然就会一个一个地倒下去——，”“当我一想到上帝是最公正的，我的确为我的国家颤抖，上帝的正义不可能永远沉睡。”“只要我们深深相爱，我们就能熬过任何灾难而生存下去。我们的家庭如此，我们的国家也如此。”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一部作品美不美取决于它的思想基础，当谬误思想支配了一部作品时，就会破坏它的美感，这情形就像“一个少女可以哭泣她失去的爱情，一个守财奴却不可以哭泣他失去的钱财”，因为后者的哭泣不仅毫不动人，还会叫人感到滑稽，甚至恶心。而这位美国作家写的书，正是为一种高尚的情操（信念）所支配。美国人民经历过的忧患人生，我们也经历过，而且更深；他们所向往的那种爱，我们也追求过，而且付出的代价更大。这一切，只是形式不同罢了。所以，对于上面那些警句式的人生体验，我也很欣赏。如果我没有误解这位作家，而且大家也觉得我说的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又多了一角共同的人生。人生是无限的，即使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生，也足可令人望穿秋水，看不到尽头，只要我们对于人生的体验能够延伸到那里，我们就会拥有那里的“星空”。
二、艺术层次。有人说，我面对的是艺术，纯粹的艺术，和经验或人生没有什么关系。我想，读者的这种看法，主要还是来自作者，有些作者就常常说，他们的作品表现的是纯粹的“自我”，是艺术之宫里的产品，和现实、政治没有什么关系。30年代，也有人这么讲，说他是鸟，爱怎么唱就怎么唱，读者高兴不高兴没关系；说他是花，想怎样开就怎样开，哪怕有毒，读者采了去，上了当，也不干他的事。鲁迅先生当时就批评了这种说法。人究竟不同于动植物，他有高级的神经，有高度组织的社会，他是社会的一分子，何况，他的稿子还卖钱，不能不对付钱的读者负有责任。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其一，据报载，1997年8月， 天津河东区一户居民养了一只没长毛的小喜鹊，到次年3月， 学会了叫“小虎子”，而且是天津口音。其二，仍据报载，重庆一户居民将7 岁女儿关了10年，因为与世隔绝，一个本来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孩子，变得语言退化，发育停止，成了呆子。记者给她一块糖，她连糖纸一起吃。这两个例子恰恰说明，动物和人住久了，也要“融入”人的社会；人若脱离了社会，则难免趋向动物化。可见，据人生而谈文学，才能找到探讨艺术问题的根本门径。这样做，即使一时达不到深刻的程度，还不会离谱，否则，就要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如果说，在经验层次上的欣赏凭直觉就可进行的话，那么，在艺术层次上的欣赏，除了需要经验之外还需要专门的修养。因此，后者也可以说是行家的欣赏。正是在这里，欣赏开始离开了它的朴素阶段，升格为研究。但欣赏之于研究，始终如影随形，相偕而进，既没有降低它的身分，也没有减轻它的责任。
行家，有专门的行家，也有业余的行家。艺术造诣，固然和专业修养有关，更和气质、经历、入世深浅等人生体悟有关。所以，并非只有中文系出来的人才是行家。相反，许多作家并没有受过大学中文系的训练，他们多半受益于生活，从而成了出色的语言艺术家。据说，有些人原为当作家而考中文系（我也如此），但考进以后，反而距此道愈远。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当作家和艺术欣赏虽非一回事，毕竟也有深刻的联系，因为写得出就能讲得出。重要的是，心里先须有，言之方有“物”。
例如同是对着山水，作家能看出诗意，看出艺术，看出人生中的深刻内涵；而一般游人，也许只是观赏一下良辰美景或地方风物而已。苏轼做黄州太守时，曾到兰溪（据说王羲之在这里洗过砚台）游玩，他发现这条溪不像一般河流那样向东流，而是逆向西去，便作了这样一首诗：“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的人生道路不算平坦，这首诗表现的却是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由此可见，古人关于人生的价值观念并不总比今人落后，受此价值观支配的一定文化，也许比某些时髦货更年轻，即更具生命活力。
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人看到这样一条河，也许只是觉得奇怪和好玩罢了，而诗人却触景生情地引发到人生之河上去，十分出色地表现了他特有的人生感悟。再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其中记述他和宾客嬉游于安徽滁州一带的山中，压卷之笔是：“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由于作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所以他能看出山景的不同层次：人在山间，禽鸟噤声，此时之山属于人，即属于社会；人去山空，禽鸟知乐，这是把山还给了自然。但此时之山，依然是作者笔下的山，所以它仍然属于读者；因为不经作者点出，我们可能无从捕捉那种人去山空、万籁俱静的空灵感觉。“人知从太守游而乐”，可以想见，这是生活常态或人情之常，譬如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地。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则突兀而起，真正显示出欧阳修“高山”般的情怀来了。原来太守之乐别有会心，他不自得其乐，而乐人之乐。换句话说，如果别人不乐，他也就没有什么可乐的了。这还不是高山流水一样的高尚情怀？
由此可知，面对山水，存在着“显”和“隐”两个层面。一般人可能只看到它的显性层面，而作家则必须透过显性层面看到隐性层面。这还是说面对的是山水或自然，如果面对的是社会，那情况就更加复杂得多了。我们不是作家，可以不去操心创作过程中的事；但当我们接受作家创作出来的成品时，却必须依次地从显性层面进入隐性层面，这样才是顺乎自然、得其文心，使研究和欣赏成为可能。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作品写得直，我们懂了；有的含蓄，甚至隐晦，这就需要费点劲。以现代作家而论，巴金、老舍的作品比较直白一些，而鲁迅和茅盾的作品，则相对比较曲折，何况他们有时还不免用些“曲笔”。这样，我们进入隐性层面的路就更要长一些。
三、文化层次。上面讲的，已经牵涉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文化包含着一般知识，知识的多少，自然规范着研究和欣赏的范围与深度。如上面谈到的《南北乱世情》，倘若对美国历史毫无所知，接受起来就很困难。《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哈姆雷特》等世界名著，至今只能在我国“文化密集区”（文化部门、高等学校等）流行，而不能远播农村，主要也是文化因素的影响。再如我国古代的诗、词、曲，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的结晶品，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也不能为世界广泛接受。不但如此，就是本国读者，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最多也只能得其皮毛，很难登堂入室，使研究和欣赏递上层楼，成为真正的赏心乐事。总之，对于某种以特殊文化为依托的文学作品，你掌握了有关知识，它才会对你产生魅力；你不能突破知识的局限，横在你面前的，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文化问题还涉及到一些特殊的风俗，风俗不通，也会产生研究和欣赏的障碍。十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关于走向世界》的文章，里边讲了孙犁的作品，其中说：孙犁做为一代名家，他属于河北，也属于全国，但还不能说属于世界，尽管他在文体和语言艺术上的贡献，并不比有些已经走向世界的作家逊色。他未能引起世人更多注目的原因很复杂，不可单归于文化一途，但特殊的文化背景无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举了《荷花淀》的姊妹篇《嘱咐》做例子。在这篇小说里，他写一个抗战初期离家抗日的战士，在胜利还乡快进村时，反而害怕走进家门：八年了，老人还活着吗？当时年轻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现在怎样了？他家的房子该不是被烧了吧？……这些揪心的问号压得他迈不开步，索性坐下来抽烟休息。看看天色已晚，田野空无一人，他这才走进村，而且在家门口发现了正在关门的妻子。但，意外的惊喜只使他喊出一个字：“你！”而被惊动了的妻子呢，则干脆连这一个字也没有。她先是一怔、张大眼睛、咧嘴笑了笑，接着便转过身去抽泣起来。这是在历经战乱之后，发生在40年代北方农村的“楼台会”。这里的人很穷，而感情是这么丰富，但这丰富的形式，却又是这么简单，八年的离情，只浓缩成一个字和一阵抽泣。这很符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性格和传统艺术的特点。一般地说，中华民族的性格是内向的，在艺术上是崇尚含蓄的。《嘱咐》所展示的，正是一种典型的民族文化心态，“岂但是民族文化心态，简直还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心态，走出燕赵之地，例如到了岭南，我怀疑那里的人们是否还能像我们这样贴近地理解它。”“一个民族的心理活动方式是历史铸成的。像《嘱咐》里表现的这类民族感情、民族心态，至少从‘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那时起，就已经‘积淀’下来了，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是‘集体无意识’……如果是欧洲人，就不会像这个战士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感情。我们很难想象，当他们被战火阻隔了八年，快要看见自己的家时，会坐下来吸一支烟，他们望见妻子时，也不会只说一个‘你’……他们会采取另外的方式见面，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文化心态。”由于这些原因，他们读孙犁的作品，当然会有些“隔”。
类似情况也存在于萧红、沈从文等民俗色彩浓厚的作家作品之中。独特的民俗文化不仅带有地方性，也带有时代性。鲁迅说，非洲土人不会理解林黛玉，将来的好社会中人也不会理解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化解了围绕着这些作品的那个陌生的文化圈，我们就能欣赏和理解它们；因为研究或欣赏，说到底是将心比心，不消除陌生感，就不能心心相印，或举一反三、左右逢源。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研究一国文学，如不置身其中，通晓该国风习乃至种种细节，就谈不上真正的研究和了解。这种情况，就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论家事，彼此间有时说半句话或一两个单词，也能达成默契，相互了解。而这时如果适有来客在场，即使他听到了全部谈话，也不免感到隔膜。所有这些，都说明如果没有共同的生活纽带和生活背景，就形不成共同的“语言圈”。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那个特殊的“风俗圈”或“文化圈”，就是扩大了的语言圈。风俗一通，不但不再“隔”，还会增加研究或欣赏的魅力与深度。一些民俗色彩浓郁的作家之所以特别受到世人关注，原因也在这里。
四、哲学层次。文学表现人生，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悟道，所以这一层最难。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悟道之难，就是花上一辈子时间，都不见得一定能“闻道”。首先，什么是“道”，就很难讲得清楚。苏轼有一篇《日喻》：“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眇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籥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者，皆北方之学没者也……”这个比喻很生动，“道”离不开学，而这里说的学，是和实践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不然，学了一些理论就往河里跳，“未有不溺者也”。像南方的“没人”那样，可以说是悟得了水之“道”，但那是在河里，如果到了大江大海，他要想不被水吞没，就还得再“悟”下去。所以，悟道是一辈子的事。好作品都是某种程度的“悟道”之作，读这些作品，我们会被其中的哲理意蕴所吸引。这些哲理意蕴，可以简称为“诗韵”，因为它是由丰富的生活形象传达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像莎士比亚的剧本、普希金的小说固然可以说富有诗韵，而《阿 Q正传》、《堂·吉何德》这样的讽刺杰作也同样富有诗韵，因为体现于其中的哲理意韵至今仍是各国读者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
古罗马学者说，“思想深沉的人，言语就会闳通”。杰出的作家常常具有哲人和思想家的特点，我们应该善于捕捉他们作品中的一些精彩之笔，因为这些地方往往就是他们作品中的“诗眼”或“文眼”。如《故乡》中的结尾：“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先生的这些话，已经深印在几代读者的心中，自他的小说发表后，这些话就逐渐成为人们生活里的格言了。再如《呼兰河传》中描写的晚霞：“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而他的白胡子也变成“金胡子”了。萧红是一位很富有想象力的女作家，她的“思想家”的风度，突出地表现在她的想象力上。她写的不像是晚霞，倒像是人们心中的财富。在她笔下，呼兰河这地方很穷很穷，只有它的天空才这样富有，才能给地上的生灵们带来这许多代表财富和希望的色彩。
我国古代大作家“悟道”的典范一例，是范仲淹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是作家体念众多志士仁人的博大胸怀而总结出来的名句，是他当日登岳阳楼、追思千古，既超乎“忧谗畏讥、满目萧然”的悲叹，也超乎“心旷神怡……把酒临风”的游乐，而达到的人格升华。此语一出，千古传诵，九百多年来，不知激励了多少人，使他们的一生过得更丰富、更崇高。
“道”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也具有不同的色彩。前面举的苏轼那首诗，体悟出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面，这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如果有哪位古代作家讲出了另外一种人生感受，我们也不用大惊小怪，只要他是从保护和热爱人类出发，我们仍可接受他的爱意，而善处其消极部分，不然，我们可读的作品就太少了。比苏轼晚生了三百年的明代诗人高启，写过这样一首诗：“征途险巇，人乏马饥。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浮云随风，零落四野。仰天悲歌，泣数行下。”这首诗我们可以说它过于消极了，但应该承认，它也总结了大量的生活现象，其中也含有某些值得重视的哲理。而且，它的调子在悲切中透着激越，一点也不鼓励人们轻浮地生活，而是更要善待生活。如果说它是悲观的，那么，这是思考的悲观，比起盲目的乐观来，它还是更有价值一些。诗（广义的诗，包含一般创作），有弦外之音，这首诗的价值，至少有一部分就存在于它的弦外之音中。写诗，是作家的任务；解诗，则是读者的任务。我们必须去捕捉这种弦外之音，因为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我们进行研究和欣赏的层次将要大受影响。我们的研究和欣赏一旦进入哲学层次，那就来到了一个真正自由而广大的空间，我们就可以在广袤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耕耘和创造了。借前人的说法是：“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当我们在哲学的层次上展开想象，文学的天地就变大了，她的魅力就将成为无穷的了。
附：课后答问
问：刘老师给我们上课时说，作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生活型和天才型。你怎么看这两种类型的作家？
答：如果说天才是一朵花，生活就是土壤。离开土壤，再好、再美的天才之花也会凋谢。这就是说，仅靠天才开不了花。人们常常谈到的，倒是有这样两种类型的作家：有的善于描写生活场面，有的则善于叙述故事。例如，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如果抽去大量的抒情生活场面的描写，剩下来的东西就不多了，我们用几句话就可以说完它讲的故事。而一位美国作家写的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却须花费更多的口舌才能说完它讲的故事：有这样一对夫妇，在圣诞节前都琢磨着要向对方送一件使之惊奇而又满意的礼物。但他们都没有钱，却也想出了“捞”钱的方法：丈夫卖掉怀表，用钱给妻子买了一个发卡；而妻子则用卖掉自己头发的钱，给丈夫买了一条表练。这样，他们在圣诞夜互赠礼物的那愉快的一刻，上演的竟是一出尴尬的悲剧……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故事本身包含着多么丰富的生活内涵。所以，就是在这两类作家里，还是生活主宰了作家的构思，生活占据了主导地位。换言之，生活不仅导演了一出悲剧，也导演了作家的构思。
我不知道刘老师在课堂上是怎么讲的，如果我讲得不对，再请刘老师纠正。
问：你如何看郭沫若的诗？我觉得他的诗没有什么艺术性，如《天狗》，要把这个吞了，要把那个吞了，简直像疯子一样。
答：那是在“五四”时代，当时民族危机很深，人们心里郁积着许多苦闷，许多人想喊都喊不出来，青年人尤其是这样。可以想见，这时如果有人出来，能喊出人们胸中的郁闷，大家一定会拍手称快。所以，郭沫若在他的诗集《女神》序诗里开宗明义地说：女神呀，你去，去寻找与我的振动相同的人；你去，去寻找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去吧，去把我的青年兄弟姊妹的心弦拨动，去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大意如此）《天狗》那样的诗出现在当时，高呼把日来吞了，把月来吞了……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它确实感动了不少同时代的人。设想如果我生在那个时代，心里也积压着那么多的苦闷，我也会希望有你说的那么一个疯子，替我把心中的苦闷喊出来，一吐为快。当然，今天孤立地读郭沫若的一些诗，也许感受不到什么艺术性了，这也正是今天不仅有些青年人、连有些老年人也不喜欢郭沫若诗歌的原因。所以，我理解你提的问题，这正说明艺术是具体的，是离不开一定时代的。
问：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上了中文系以后，反而写不出作品来了？
答：我说过，这不是绝对的。就我来讲，进了大学门以后，关在房间里读书的时间相对多了，而和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接触的时间要少了，因此，和创作之路就渐渐远了，因为创作的第一要素是生活。当然，我只是一个“个例”，不能以我推人或以偏概全，因为这些年大学中文系里也出了一些作家。
问：你认为当代文学作品中有没有传世之作？如果有，哪些作品称得上是传世之作？
答：认真地说，作品能不能传世，当代人很难回答，只有历史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例如韩愈，我们今天都知道他是大文学家，他的文章已经传世，但在唐代，谁也不知道他的文章能不能传世。事实上，他的文章的价值在二百年以后才被重新发现，从那时起，他的文章才真正成为传世之作。当然，我们可以说，韩愈到底伟大，他的文章也到底具有魅力，所以才能够传世。但是，这中间的二百来年，他和他的文章到底被“埋”在了地下，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能回答他的文章能不能传世，回答了也没用。所以，对于作品能不能传世的回答，当代人说了不能算数，只有后代人说了才算数，他们才是权威的发言人。相似的例子还有著名作家沈从文，我们知道，他在20年代就发表小说了，这些小说在今天很有名。但是，在30年代由权威人士编选的那套《新文学大系》，并没有收录他的作品，虽然在艺术性上沈作比有的作品还要好一些。文学史常常埋没作家（作品），但也常常发现作家（作品）。话说回来，即使如此，我也不能说沈从文的这些作品就是传世之作，因为现在说这些话为时尚早。
当代文学会有它的传世作品，这是历史的需要，历史轻易不给自己留下空白。一个时代的文学，只能由这个时代的人来写，这是因为，他们在进行创作时，不仅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也是写自己的感情经历。换句话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所留下的，不光是事件的形象记录，也是心灵的形象记录。既然如此，当代人不在文学上创造自己的历史，谁又能取代他们的历史身份，进行这种独一无二的创造呢？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一时的感情冲动，就好比一朵初春的紫罗兰，早熟而易凋。”这句话用在历史上也一样。我乡有言：“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也是这个意思。唯此，我觉得当代文学会留下它的传世之作，后人在经过时间之河的淘洗之后，将对此做出选择和判断。
对于自己时代的作品，当代人自然也会有自己的看法和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说，在已经经历过几十年时间淘洗的作品中，像《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这些早已影响远播的作品，还会以自己特有的魅力留在不少读者的记忆之中。我写过几篇关于孙犁的文章，我偏爱孙犁的作品，像《风云初记》这部反映抗战的小说，虽然没有上面说的那几部那么有名，但它实在是一部很真实、生活上很有深度的作品，因此，它将是很有潜力的竞争者。实际上，这也并非个人偏见，还在许多年前，有几位著名作家就对他的作品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见1980年第1期《文艺报》载李准、梁信、白桦、叶楠、 张天民：《“文艺的社会功能”五人谈》）。
上面举的都是长篇小说的例子，其他姑且存而不论。总之，当代人太“贴近”这些作品，正如看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代人免不了用“当代兴趣”考察当前的作品，而判断作品更需要历史眼光。这正如作家写作，西方有位批评家说，大多数作者宁愿活着受人赞美，也不愿生前受冷落，而在死后才受人赞扬。这些存在于当代和历史之间的“时间差”，虽然增加了我们判断问题的难度，却无碍于历史的选择。
问：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要读很多古代作品吗？我知道不少现代文学的老师都写过研究古代文学的文章。
答：现代文学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它的根却扎得很深、很长。研究学问需要寻根问底，如果只把自己的眼界局限在几十年当中，我们看到的就太少了，我们的研究就很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