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缘战略研究：奥巴马访日与中美日三边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马论文,美日论文,东亚论文,地缘论文,战略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4)03－0001－17 2014年4月底，奥巴马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成为18年来首位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在7天的亚洲四国访问行程中，日本就占了三天两夜，凸显这次访问中的“日本重心”。但日美两国对此次重大外交活动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日本媒体同声赞赏，美国媒体大呼失败。而一直高度关注奥巴马亚洲之行的中国媒体和学界却只有几篇一般性的国际评论，并没有作出有力的分析和研判。为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就奥巴马访日及其对中日美关系以及东亚地缘战略关系的影响，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和研究。管窥蠡测，无非一家之言，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奥巴马访日：加强美日同盟 众所周知，奥巴马此次出访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四国，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再平衡”，重申美国的亚太地区利益和地缘战略存在。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谈及奥巴马亚洲之行时说，“总统的亚洲之行是一个重要机会，它将强调我们对亚太地区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在地区紧张不断的时期，尤其考虑到朝鲜局势和各种地区争端，此行让美国有机会重申，我们将致力于在本地区维护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因此，“该地区非常需要美国的领导。我们的再平衡战略包括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各种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利益”。①虽然赖斯并未提及美国试图针对的国家，但曾担任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分析师，如今供职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逊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是“贯穿此次访问的主题”。②毫无疑问，如何与盟国合作应对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亚太战略重构进程中的首要考量。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致力于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进行管控，同时尽量避免现有强国与新兴强国之间爆发传统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崛起已是事实，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究竟会对美国的亚太利益和地区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既是奥巴马访问亚洲四国的动因，也是美国政府的亚洲“战略再平衡”的政策目标。 (一)公开为安倍“站台助威”是奥巴马的策略失误 对于中日纷争，奥巴马一改常态，采取了公开挺日的态度和立场。奥巴马在访日之前接受《读卖新闻》的书面专访时就亮出了“底牌”，不仅首次公开承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而且还对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表示赞赏和容忍；并要求日本尽快进行普天间基地的转移，还着重提到了日本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重要性，最后重申对朝鲜核武器的“零容忍”的态度，希望日本在美国的对朝政策方面给与明确合作。这是日美首脑会谈的主要内容，也是美国政府对目前东亚地区诸问题的官方立场。奥巴马强调，“在我的领导下，美国和日本等盟国紧密合作，再度开始在地区发挥主导作用”。这一表态虽不足以立刻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变日美关系的基础和东亚地区战略格局，但不可避免地必将引起中美日三角关系构架的变动以及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剧烈震荡。奥巴马之所以对安倍晋三给足了面子和足够多的承诺，其核心的战略考量就是要更多地借用日本的资源，重申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有效性和持久性，打造以美国为核心和主导，以双边安全同盟为骨架的亚太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地区战略网络和安全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奥巴马用接受《读卖新闻》书面专访的形式表明其亚太政策的主要观点，那就是告诉人们，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宣示。奥巴马肯定钓鱼岛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之中，虽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既定立场，但却佐证了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以及其他军事将领近来的类似说辞并非心血来潮的个人议论，而是对美国政府立场的一致性表述。这些表述不仅改变了之前美国政府一再重申的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而且由总统亲口说出，更具有非同寻常的强调意味。这一表态固然是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但也是安倍晋三“仰仗美国，遏制中国”之战略孜孜以求的政策目标。公开肯定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是奥巴马送给安倍的大礼包，日本政府对此当然大加赞赏。安倍和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反复引用奥巴马的讲话，渲染日美同盟的强化和日本外交的胜利。美国的撑腰毫无疑问将鼓动安倍更有底气地挑战中日关系的红线，充当制衡中国的马前卒，这一点将很快从日本政府进一步对抗中国的对华政策表现出来，并成为改变中美日战略三角关系的一大筹码。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巩固和加强日美同盟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那么奥巴马为什么改变此前相对而言有些暧昧模糊的姿态，公开为安倍晋三“站台助威”，甚至不惜伤及中美关系呢？ 首先，奥巴马期望在访日期间获得的外交成果有三：一是日本在TPP的谈判上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大幅度降低关税，为美国商品更多进入日本打开方便之门；二是要求日本尽快明确普天间基地搬迁的日期，并承担更多的美军搬迁费用；三是要求日本与美国保持协调一致的行动，围堵和孤立朝鲜，不允许日本擅自与朝鲜进行个别谈判。而安倍则有他自己的三个目的：一是确认日美同盟关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强化，用一种正式文件的形式把这一点确定下来；二是就TPP达成协议，加强日美经济关系，帮助日本商品和资金进入美国市场；三是在中日岛屿之争中，得到美国政府支持日本的正式承诺，加强日美安保合作。双方的利益目标有交叉，也有差异，虽说外交的功能之一就是利益的交换，但奥巴马如果认为送上大礼就能得到安倍的相应回报，那就反映出他对于日本外交的特性并不了解。 其次，美国综合实力已相对衰落，掌控世界事务的能力不如当年。面对欧洲的乌克兰、中东的叙利亚、海湾的伊朗等热点问题，美国政府尽管竭力掌控，但往往反应迟钝，措施不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牵扯了美国的战略资源投入，导致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就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进展缓慢，步履维艰。鉴于美国暂时还抽不出更多的资源配置到亚洲地区，奥巴马就只能仿效当年尼克松的关岛演说那样，让欧洲和日本这些盟友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防止欧亚大陆的陆海之交地带出现一个足以挑战美国利益的强国，是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战略“使命”。而从地缘战略结构的变化来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眼中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对弈者。尤其是当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乌克兰国内局势持续动荡，美俄关系恶化，美国政府担心东亚地区主权的争夺发展成为边界危机，就试图通过支持日本在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作为一种预防性外交的举措，加强美国对东亚危机的管理和反应能力。 第三，东亚地缘政治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中日两国的实力与地位逆转。中国海权力量的崛起已经超过了美国的预期，随着中国在东海划定防空识别区，第一艘航母装备入列，第一岛链已经很难锁住中国海军的行动。不甘落后的日本对中国的戒惧之心越来越重，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遏止中国的发展。如果美国不能为日本提供安全承诺，日美同盟就会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进而损害美国的亚太战略安排，降低美国在该地区的信任程度，因此奥巴马决意为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撑起一把保护伞。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东海和南海捍卫主权的立场让日美找到了在共同遏制中国这一点上的利益契合，因而选择了加强日美同盟，以应对中国的崛起，维持现有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确保日美同盟主导地位的战略方针。 (二)支持日本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是美国又一个战略误判 奥巴马表态支持日本政府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一招前景难测的险棋，能否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还有待观察。从奥巴马的表态中，人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他在战略上投机、外交上赌博的心理轨迹。然而，无论美国政府内部如何评估日本修宪的可能性，它都不会放弃对于日本政治未来走向的关注和警惕。既然美国政府是战后日本政治制度的始作俑者，那么所谓“日本对于宪法的任何决断，理所应当由日本国民和领导人自己决定”，其实就是一种对历史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对于一个曾经犯下反和平、反人道之战争犯罪，至今却公然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侵略定义的政府及其领导人，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绝不能听之任之，放松对它的警戒和约束，因为这也是美国这样的大国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应尽的责任。有鉴于此，《纽约时报》将美国全球战略的两大重点联系起来评估，认为奥巴马在他最重视的两个外交政策方面都遭遇了失败：中东和平进程正经历无法挽回的重创；在东京也未能推动为其转向亚洲战略提供支持的贸易协定。③轻率地放弃理应担负的国际责任，折射出奥巴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缺少深邃战略眼光和长远战略考量的短视及局限，这或许是其两大外交重点都遭遇挫折的主观原因。 集体自卫权看上去只是一个日本修改宪法条文的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关系到日本的国家结构的重新塑造和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是关系到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制定的和平宪法，不仅是日本走和平道路、放弃战争权力的法律约束，同时也是维护地区和平秩序的法律保证，是日本面向世界作出的反省历史、不再侵略、坚持和平的承诺。安倍上台后一直积极推动修宪，其根本目标是摆脱美国主导下制定的日本和平宪法，让日本重新成为战前那样拥有对外发动战争权力的“正常国家”，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环。而现在奥巴马将这一重大战略问题视为日本内政问题，采取放弃警惕和防范的态度，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美国《时代》周刊就奥巴马访日评论称，“对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来说，这是其糟糕的第二任期中一个糟糕年份的糟糕月，周四(美国时间)对他来说尤其是糟糕的一天。他两手空空地离开了日本，没有同日本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而这是他此次亚洲之行的一个关键目标”。并且直言“奥巴马失败的外交证明批评者是对的”。④ 日本政府非常充分地利用了奥巴马的政策宣示。就在奥巴马访日之前，日本政府不断出台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政策措施。4月初，日本内阁通过了新的武器出口原则“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是日本1967年颁布实施“武器出口三原则”后的首次修正，意在放宽军火出口，促进军火工业发展，强化日本与进口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扩大军火出口必然造成一国对外关系中军事角色的加权。日本扩大军火出口，很可能会推动地区内的军备竞赛，导致各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对地区和平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日本文部省宣布，将从2015年4月起，在中小学新版教科书之中纳入有关钓鱼岛及独岛之主权叙述的内容。4月20日起，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那霸基地启动第二飞行警戒监视队；青森县三泽基地的早期预警机E2C也扩大巡航范围，加强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的警戒监视；陆上自卫队在与那国岛的警戒雷达和监视部队驻军设施也开始动工。日本政府如此密集的连续出台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就是要对奥巴马形成压力，造成紧迫感，迫使美国政府认同日本这些措施是为了应对“中国使用强力在东亚制造紧张局势”，让奥巴马在中日钓鱼岛争端、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问题上可以有更加明晰的表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无论是东亚地缘战略结构，还是全球国际政治秩序，都建立在一个历史前提之下：即反法西斯联盟国家战胜法西斯轴心国。战后国际法基础、国际政治秩序，包括日美同盟，都是这个历史前提在政治和法律层面的逻辑结果，日本只有坚守和平道路，承认侵略罪行，才能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享受国际行为主体所拥有的国际法之资格和权利，而美国政府理应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负有监督之责。现在奥巴马的对日政策放弃监督责任，放任安倍以复活极端民族主义、否认侵略历史来销蚀这一政治法律的基石，这就从外部加强了日本未来发展走向以及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接受英文《日本时报》采访问时表示，日本政府有理由有必要推动国内改革，但“错在用了1930年代的旧包装纸来包装”。安倍晋三的民族主义史观已使邻国不安，使日本在与中韩两国的冲突中处于劣势，且终将使日美同盟关系趋于复杂。⑤近年来东亚地区之所以纷扰不断，始作俑者实为日本。正是由于安倍试图召唤军国主义的亡灵为国家复兴鼓噪，才使得中韩均认为日本试图重建昔日帝国辉煌而扩军备战。众所周知，日本能否坚守和平发展道路，不仅仅是美日关系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否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大的地缘战略问题。当日美同盟的不对称关系一旦变得平等之后，日本还能甘居美国之下而一切听命于美国吗？美国还能驾驭或约束日本的“暴走”吗？ 反过来，奥巴马政府的战略短视，对安倍政府诉诸民族军国主义的政策倾向视若无睹、听之任之，使得日本绑架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外交操作得以实现。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为安倍“站台”，美国的亚太战略也将继续被日本绑架，驱使美国卷入一场与美国利益并无直接关系的冲突或战争。奥巴马无条件“挺日”，也使美国政府所宣扬的“和平、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不攻自破，国际形象严重受创。 (三)TPP协议未达成一致是美国的经济外交失分 美国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不仅仅是同盟关系和安全战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的整合与一体化。近年来，美国政府之所以对TPP情有独钟，无非是要分享东亚经济发展的成果，助推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建构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避免美国被东亚地区“边缘化”。在各国利益差异较大、冷战残余尚存的东亚地区，不可否认，经济将是重建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动因和根本动力。但后冷战时期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的现实告诉我们，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只能在稳定的地缘政治结构与和平的地缘安全框架之内，才能顺利而有序地构建和发展。地区政治结构的不稳定、安全环境的恶化，必将阻碍或延缓地域经济贸易的整合与合作。对于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对于“10＋3”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而言，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以及中、韩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纠葛，无疑具有广泛的冲击力和扩散的损伤力，已是迄今为止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命运多舛的根本原因之一。 2014年4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带着一份没有达成贸易协议的《美日联合声明》结束了对日本的国事访问行程，这份直到他登上专机前的最后一刻才勿忙公布的文件曾被视为这次访日最关键的成果，但目前看，它却更像一枚苦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欢呼这份将钓鱼岛问题首次写入首脑声明的文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声明”，但美国媒体解读的却是“奥巴马外交在日本遭遇挫折”，美国向日本“投桃”并没有换来日本的“报李”。奥巴马在4月24日曾直言不讳地对安倍说：“如果TPP谈判没有成果，华盛顿会将这次访日视作失败。”然而，奥巴马亲自出马施压也未能得到安倍的回报，韩国《首尔经济》4月25日称，奥巴马访日并未替美国争取到实际利益，“豪华晚餐和极尽礼遇不能掩盖奥巴马此行的苦涩回味”。甚至有美国媒体嘲讽道，奥巴马此行除了代表美国人民传达“这里的寿司真好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TPP协定在战略层面上是奥巴马加强“美国掌控亚洲之手”的关键部分，也是美国政府对亚太地区各国承诺“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亚太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同时又是全球贸易的心脏，而美日是世界上的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占到TPP成员国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美日未能达成贸易协议将使TPP的未来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⑥也就是说，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前景也将同样不可确定。 二、强化日美同盟对东亚地缘战略格局的影响 (一)负面影响有目共睹 日美同盟的强化，试图用冷战时期的双边安全同盟应对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区域性问题，其负面影响和消极结果不言而喻： (1)将日本置于美国对抗中国战略的最前沿，助推日本政府与中国持续对抗的政策选择，致使中日关系的紧张长期化、胶着化。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的重新构建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彼此试探对方底牌和底线，把对日政策作为试金石，使日本外交再一次陷入冷战时期在美苏对抗的“百慕大三角”中左支右绌的两难困境，这到底是日本的幸运呢，还是不幸呢？ (2)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绊脚石，使中美两国之间难以建立战略互信。奥巴马强化日美同盟的“预防性外交”，无论他出于何种考虑，其客观后果却是中国毫不客气的坚决反制，中国随即与俄罗斯在东海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晓以颜色，便是一例。中美之间一方面寻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防止重蹈大国争夺对抗的悲剧，另一方面又彼此戒心重重、互相防范，正在不由自主地走向“安全困境”。而造成这一困境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3)进一步形成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大国与海洋霸权国之间的博弈与对抗。奥巴马此次亚太四国之行不仅是弥补2013年缺席东亚峰会和APEC会议的外交疏漏，更是让东亚盟国坚定对美国“战略再平衡”的信心之旅，力图在新的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下，重塑美国的威望和盟国的信任，从而通过美国领导下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重建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然而，近代国际关系史已经证明，集团式、阵营式的对抗，往往成为无益于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发展的不确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成为走向战争的重要诱因。 (二)无可否认的外交失败 总之，奥巴马访日未能如愿以偿。由于奥巴马此次出访亚洲的重要背景是他去年缺席了APEC峰会和中国崛起带给美国的不安，故“偿还外交欠债”和“安抚亚洲盟友”是其亚洲之行的既定目标，嘴上冒犯中国是为达成TPP做铺垫，而TPP能否达成一致，是衡量奥巴马此行是否具有战略性收获的关键点。但日本并未在TPP谈判中给奥巴马面子，西方媒体因此认为：奥巴马的亚洲之行是“失败”的。BBC认为：奥巴马这次访日最重要的成果《日美联合声明》经过约12小时“难产”，几乎是在奥巴马周五上午10时半登上专机离日之前才好不容易公布。这与40小时前日本各大电视台摄像机瞄准东京羽田机场停机坪上的奥巴马专机、热切等待奥巴马现身相比，奥巴马离去时的气氛显得有些萧瑟清冷，故称之为“虎头蛇尾的访问”。⑦ 坦普尔大学日本小区亚洲研究室主任杰夫－金斯顿指出：日美峰会对日本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安倍得到了他想要的——美国的安全支持。但根据美国的外交议程，对美国来说，是失败的。⑧其实，这不仅是美国外交的失败，也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失败。显而易见，没有经济整合的地区一体化，只突出军事同盟的排他性、对抗性，缺少地缘战略框架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既容易产生纷争，也难以顺利实施，实际上经济整合甚至可以说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和基础。美国以放任日本修宪和重整军备作为达成TPP协议和重构地区安全机制的条件，符合美国的亚太利益吗？符合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吗？符合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需要吗？虽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长远的时间和更充分的数据资料，但至少从目前看来，奥巴马访日不仅没有弥合或缓冲地区各国之间的利益摩擦，反而因为公开“选边站”而激怒了中国，制造了新的地区不稳定因素，显然无益于TPP的谈判和地区经济的整合，以及构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因此，美日演出的这一场外交剧在表面上热闹有加，实际上凸显了双边同盟关系在利益考量和战略目标上存在的差异和分歧。 日本前外交官、现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美根庆树认为，日本媒体的一片欢呼声说明日本方面并未领悟奥巴马发言的真正用意。他指出，由于奥巴马敦促安倍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与中国间关于钓鱼岛的纷争，而且使用了非常严厉的措辞，所以今后安倍如果继续与中国对抗，美国会非常不满，这将伤及日美同盟的信任关系。美根庆树称，如果不从整体看待奥巴马的一系列发言，就无法理解他的真正用意。⑨这表明，虽然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但作为交换，安倍也背上了修复日中关系这一沉重的同盟义务和国际责任。美国政府对于安倍“暴走”的现状和趋势并非毫无戒心。 这就不难理解，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为何还要特意在历史问题上敲打一下安倍的国家主义立场。他特地向日方提出要求，前往明治神宫参拜。这无疑是以美国的方式含蓄地表达出不满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总之，奥巴马总统的日本之行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是暗礁重重。美日双方对此次奥巴马访日的不同评价，暴露了两国战略利益的“温度差”，说明强化日美同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坎坷。 三、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影响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去模糊化 对中国来说，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和日本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明确表态，意味着美国政府终于脱掉了天鹅绒手套，露出了原来藏在手套里的铁拳，其对华威慑的意味更加浓厚，对华遏制的政策倾向更加明显。这不仅将引发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新变局，也将使东亚地缘政治结构出现新一轮的震荡。如何破解日美同盟的升级版和扩大版，有效维护自身战略利益和海洋权益，成为中国外交无法回避的新课题。 而中国外交对未来国家安全问题的应对姿态，也许可以从此前不久中国承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的做法上可见一斑。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期间，与会各国虽然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以防止出现误读、误判、误反应的意外冲突，但中国与多国举行的海上联合演习并未邀请日本，美国则因此而宣布“不参加”这一多国海上联合演习，以示对盟国的支持。日本对美国决定与盟国“团结一致”不参加中国的阅舰式表示欢迎，并强调对中国的威慑意义。但华盛顿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奥洛斯认为，“这种以牙还牙的举措说明美国正被拖进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不断升级的纠纷中，说明表面形式也能暴露出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存在的严重问题。”反映出美国对中日纷争的发展和走向忧心忡忡。 尽管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出席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但未能会晤中国军方领导人。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不仅直接否定了中日海军首脑举行双边会晤的必要性，而且提到中日之间如何做到“擦枪而不走火”的问题。这说明，虽然日美同盟的强化意在威慑中国，但至少就目前而言，日美不仅未能达成其预定目标，反而招来了中国的强硬回击。 仅从这一点看，奥巴马此次访日也很难说是成功的。此前的美国历任总统一直对中日问题采取模糊政策，竭力避免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从未如此明确地选边站。奥巴马的“政策明晰化和倾向性”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同时也增加了东亚地区的安全风险，表面上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实际上美国反而成了日本政府在东亚地区争端中的“人质”，不得不随着日本外交的节拍起舞，日本反而掌握了日美同盟议程和话语的“主导权”，这既是奥巴马亚太外交的一大败笔，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失衡。背着这种“战略负资产”的美国如果继续在亚太区域性议题上搞“地缘政策”，试图通过支持某些国家来遏止另外一些国家，其战略上失误可能性也许会越来越大。 时至今日，关于“中日冲突”的讨论，在国际政治语境中已经不再是禁忌和想象，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担忧。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近年来在中日两国之间郁积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增无减，必将随着历史记忆的重新回顾而产生更多的感情和情绪的动荡，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危机管控的难度。随着中日冲突的风险系数急剧增加，国际社会不能不关注：构建一种什么样的风险管控机制，才能避免摩擦升级，并做到擦枪而不走火呢？ (二)暴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和矛盾性 奥巴马在日美首脑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的立场没有变化”。他重申“处于日本施政下的领土，包括钓鱼岛在内，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说《美日安保条约》覆盖中日争议岛屿，因此在日方受到攻击时华盛顿有义务提供支持，“我们认为岛屿当前状况不应被单方面改变。《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管辖的所有领土，这是双方同盟一贯的原则”。但在回答提问时却绕起了圈子：一方面说“美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最终定义不持立场，不过从历史上看，它一直处于日本的施政下。‘主权’的所属不应该被单方面改变”，另一方面又表示“我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主权问题上，美国不持立场”，这不是美方新的立场，美国“也没划红线”，“我们联合起来呼吁包括海上问题在内的地区争议都应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奥巴马又表示“让事态进一步恶化是不正确的，日本与中国应采取措施建立信赖关系”。⑩ 也许是美国政府察觉到了奥巴马讲话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巨大冲击，所以赶紧就此作出说明。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5月1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为奥巴马的表态作辩解称：奥巴马的声明并不是美方的“新政策”，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都曾公开做出同样的表态。他重申：美国不是争端的当事方，对东海和南海地区主权争端不持立场，希望当事各方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分歧，不要采取强迫、威胁或武力手段。他还指出，“各方有充分的外交渠道和平解决分歧”。在谈及美中关系时，他强调，美国的亚洲政策没有反华意图，美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双方已找到重要的合作领域，比如“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不可或缺”。他说，美方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支持一个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负责任角色的中国的崛起，寻求让中国在亚太地区规则制定过程中扮演活跃角色，让中国的声音能够被国际社会听到，帮助中国确保有“一席之地”。但他同时强调，作为地区规则制定者和地区议程讨论的参与者，中国应与美国等国一样受到地区规则的约束，美方对此抱有合理的期待。与中国、印度等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互动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方面，美方欢迎地区“新声音的出现”，不追求“零和效应”(11)。拉塞尔的讲话尽管露尽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无赖相，极尽为奥巴马进行掩饰之能事，但他急于解释美国政策，防止他国误读的惶恐心态是一目了然的。 日本政府把国家安全完全寄托于美国，故而听到美国总统的一句口头承诺就喜出望外，这恰好反映了日本政府外交上的无能和战略上的不自信。对于日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会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中日间的冲突吗？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尽一切可能避免卷入突发性中日冲突。其原因就是美国目前对战争持消极态度，尤其不愿意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虽然美国一直反复向日本传达不想卷入冲突的意愿，但是日本可以挑起冲突，让美国限于同盟义务不得不卷入冲突，如果这样，美国外交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所以，美国不愿为日本火中取栗，而是留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以保证作为斡旋者、中间人的战略优势。奥巴马政府仍将延续既强力制衡中国、又保持中美在亚太地区合作的基本战略基调。 (三)战略上、战术上都要认真对待日美同盟 对于日美同盟，中方的媒体和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既对日美同盟抱有不信任感，又希望日美同盟能使美国有一个约束日本政策行为的机制功能。这种矛盾心理从日美同盟成立一开始就存在，只是随着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化而重心有所转移而已。特别是近年来中日两国海洋和岛屿争端激化以后，这种矛盾心理更加突出。一方面指责美国暗中支持日本对抗中国，另一方面又通过外交努力、国际宣传等多种方式对美喊话，希望美国保持中立、不要介入。尽管美方一直坚持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正式立场，但中方媒体和学界总是反复论证美国政策的暧昧模糊就证明了美国不可能在钓鱼岛万一发生战争时出兵助日，因为美国的利益在于尽最大努力避免冲突发生，美日同盟无非是“暂时的互相利用而已”。 但中国安全环境变化和美日同盟加强的现实说明，这样的论调显然已经不能准确解释日美同盟适应后冷战时代的新变化。 首先，美日同盟尽管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安排，但今天仍然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有很强的牢固性，而且这个共同利益经过不断调整，如今的核心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中方对自身崛起给予周边国家的心理冲击应当说长期认识不足，以为仅靠“国强不霸”、“和平发展”的道义宣示和睦邻、富邻、友邻的让利政策，就可以使“中国威胁论”烟消云散，使邻国心悦诚服，同时在内心深处有意无意地回避提及邻国因中国的强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而亚洲至今尚未构建成一个稳定互信的地区多边安全保障机制，区域内各国寻求与区域外大国的安全合作来保障自身安全利益，几乎已成为本能的政策选择，在战略上也符合维持“均势”以自保安全的思维。 其次，中方媒体和学界过于强调国际环境中于己有利的因素，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己不利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极力强调日本侵略历史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不可侵犯，却未能现实地认识到美日合作炮制的“旧金山和约”、美日同盟同样是美国为主导战后国际秩序而设计的，而且是美国为应对冷战出现而安排全球战略、用以替代和对冲雅尔塔协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二战文件的重要一环。因此美国政府在进行战略考量和设计时，对于“战后秩序”的构想和理解，与中方并不一致。而中方学术界对此一直没有重视。 (2)指日本的扩军备战和民族主义必将成为美国未来在亚太地区无法回避的威胁，因此一口咬定美国“也不愿看到日本坐大”。这一论断虽然不乏历史资料的支撑，但却忽略了美国在全球战略的重新配置进程中，明显欢迎和需要日本修改宪法、提升军力、行使集体自卫权，以便为美国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的地缘战略利益的需要，奥巴马公开挺日就是这种战略利益需要的政策反映。更重要的是，按照国际关系的理论，安全还是不安全，其实是一个感性色彩很浓、内涵和外延都不很确定、且因时因地而变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安全威胁的客观存在，也取决于各个国家对于安全与否的自我认知。由于美国军事力量远远超过日本，自认为美日同盟的“瓶塞”作用足以控制日本的发展和强大，日本军事力量的上升，无论在实际能力上，还是在心理感知上，都远未达到能够触及美国安全感的红线。因此，美国政府并不认为日本的政策行为构成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安全的威胁。如果一厢情愿地希望美国像中国一样认清日本的狼子野心，并针锋相对地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管控，就未免过于天真了。 (3)当看到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军费有所削减时，为“美国并没有独自挑战中国的军力自信”而兴奋，嘲笑美国“自顾不暇，哪顾得上拯救日本”，却忽略了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重点在亚太地区，其军事力量正在逐步东移。强化美日同盟，与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合作，恰恰可以弥补美国的军力不足，保证美军可以将兵员、装备和战线后撤到关岛一线，既可以确保美军的前沿配置足以对东亚地区危机作出快速反应，又能“以距离换安全”、保证美军士兵远离大陆边缘地带的“热点”，从而保持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以及对中日争端作出干预和斡旋的“超视距”的回旋余地和选择空间。 (4)将安倍的眼光描述成“逼宫奥巴马，为钓鱼岛埋单”，恐怕也低估了安倍的深层战略意图和奥巴马的长远战略安排。实际上，安倍的战略目标一以贯之，就是要恢复日本的世界大国地位，其基本的政策手段包括通过修宪，拥有国防军，取得集体自卫权、发动战争权、海外派兵权，使日本得以参与更多国际军事行动，改变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方向，构建“全能”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的国际地位。集体自卫权如果实现，意味着即便日本没受到直接攻击，也可以在其他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为盟友提供协助，比如击落飞向美国的朝鲜弹道导弹，甚至“先发制人”攻击朝鲜的导弹基地。这显然不是着眼领土、主权和资源等现实物质利益，而是期待有朝一日拥有“亚洲副洲长”的主导地位。日本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确有通向军国主义的机率，也的确对钓鱼岛问题会有直接影响，因为它将使日本在与中国的海洋争端中获得更多的政策选项和外部资源。但关键是，美国之所以可能卷入中日争端，正是因为日本以共同防范中国崛起为说辞，打中了美国的战略“软肋”，而美日共同选择了加强双边同盟以应对中国的政策方针，说明了日美同盟在这一点上的利益认同和战略一致性。这也证明，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在一地一岛之争，而在于战略环境的恶化，战略构造的布局，战略优势的建构。因此，除了以深揭狠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为突破口之外，更要做好一旦局势恶化到发生军事冲突时，应如何应对的充分准备，而这是必须从中国外交与安全的战略全局做出顶层设计的重大问题。 ［收稿日期：2014－05－22］ 注释： ①(美)星条旗报网站，http://www.stripes.com/.2014－04－19. ②(法)法新社华盛顿电，2014－04－20. ③(美)纽约时报，2014－04－25. ④(美)时代周刊(Time Magazine)，http://www.time.com/.2014－04. ⑤(香港)亚洲周刊，2014－04. ⑥(美)洛杉矶时报，2014－04－25. ⑦(英)BBC,http://www.bbc.co.uk/. ⑧(日)日本经济新闻，2014－04－26. ⑨(日)共同社东京，2014－04. ⑩(日)东京新闻，2014－04－29. (11)美国强调其亚洲政策没有反华意图，合作竞争并存[N].中新社华盛顿电，2014－05－01.标签：奥巴马论文;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地缘政治学论文; 美国史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安倍内阁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同盟论文; 钓鱼岛论文; 中日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