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韬光[1]2013年在《中国武术术语翻译标准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一个术语的外壳终于容纳不下它所要表达的事物或概念的时候，便会“化蛹成蝶”，飞翔起另一段灿烂的生命。所以，一门学科的术语并非简单的文字符号的排列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这门学科相关概念的载体，具有传承文化和思维的功能。武术术语凝聚着武术发展经历的全部过程。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造就了具有中国语言特色的术语文化，它包含着上下几千年、纵横数百代武术大家、仁人志士、贤者学者的实践和奉献精神，成为一种凝结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的结晶。历史一再表明，大凡盛世，术语事业发展兴旺，都会伴随着文化的进步和振兴。在文化与文明的历史上，文化始终与术语传统相伴而行。武术亦是如此，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武术成为最具典型的中华文化标示，其传播对于我国文化的输入意义重大，其术语所深蕴的文化特色与传统更是一大亮点。然而，若想使得其在武术国际化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以国际通用语言与世界对话。于是，翻译被赋予了实现民族文化国际化与彰显民族文化特色的崇高使命，并理所当然的成为源语与目的语对等转换的必由之路。该研究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比研究法等对武术术语翻译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借鉴中医术语翻译标准化的研究路径，对武术术语进行标准化命名、选取，并将武术术语分为武术技术类术语、武术理论类术语、武术技术要领类术语和其他武术术语五大类。结合武术术语语言特点制定了术语英译标准，即“达意”、“传神”与“读者反映相似”。依据科学术语、社科术语原则对武术术语翻译原则总结为：准确性：译文准确为核心，贯彻“一词一义一译”；简明性：控制译语信息密度，避免冗长复杂；民族性：保留双向文化移植，秉承民族特色；专业性：勿以“看译文，明技术”为诉求，削弱术语化、专业化；约定俗成性：不造新词，尊而广之。基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视角以及各类武术术语的目的与作用，选取“归化”与“异化”为其翻译策略，“直译”、“意译”、“音译”为其翻译方法。在对武术术语翻译原则、策略、方法确定后，在结论中提出各类武术术语的翻译对策：（1）传统武术技术类术语：直译为主，音译、意译为辅（2）竞技武术技术类术语：意译为主，适加简化语言代码（3）武术理论类术语：独有概念音译为上，适加释义（4）武术技术要领类术语：意译为主，独有概念音译补充（5）其他武术术语：译法多样，重在统一、传播
李艳[2]2001年在《文化差异与文化传播——试谈异化翻译》文中提出一般而言，道德，信仰，艺术，风俗等等都是文化的内容。人们的能力和气质也包括在文化之中。文化可以定义为“社会成员为人处世所持的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以及实物形式”。显然，文化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特性，一个社会的成员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让其他的社会文化适应自己的文化。他们通常把自己的文化看作自我文化（the self），而把外国文化视为异文化（the other）。因此，任何与文化有关的领域都会涉及到文化差异这一问题，翻译也不例外。在一定程度上，翻译与其说是语际转换不如说是文化的交流。 本文首先探讨了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介绍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翻译研究的现状，以及对待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在回顾了翻译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文化作用之后，本文极力提倡中国的译者在英汉翻译中应尽量运用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这一策略，以更好地实现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目的。当然，异化翻译并不适合所有的文体，因为翻译策略会随着文体类型，目标读者以及原文目的而改变。但是，仅就文学翻译而言，异化翻译是首选的策略，因为这种翻译的目的是向译文读者介绍他们所不了解的内容以及包含其中的异国文化色彩。异化翻译能使译文读者更好地了解异域民族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内容，感受异域文化，领略异域风情。同时，异化翻译还能极大地丰富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有助于读者扩大视野，吸收新鲜养分，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本文还讨论了异化翻译的宗旨和原则，分析了异化翻译可以采取的具体方法。并且通过大量的例子从语言的叁个层面论证异化翻译的可能性。 提倡异化翻译并非排斥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异化翻译也必须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因为中英两种语言终究有本质的差别，所以异化翻译只能是在不损害译文可读性的前提下使用。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各国的交往不断加深，可读性的定义会相应改变，而异化翻译也会随之在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中起到越来越显着的作用。
王丽耘[3]2012年在《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文中指出一部英国汉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英交流史。汉学家在其间承担的是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媒介角色,是比较文学与汉学领域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尤其,二战后英国专业汉学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专业汉学家,是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群体。从译介为主到译研并重,是20世纪汉学研究的基本走向,而专业汉学家的出现使得译研工作走上更加专业化与学术化的道路。他们阐释中国文学文化比前辈学者更为理性与精准,他们传播中国文学文化也比前辈学人更为全面与接近源文化的真实状态。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接受了专业的汉学训练,整个汉学生涯正好活跃在英国的专业汉学时代,是英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从交流的角度综合梳理与评述其一生主要的叁大汉学活动——汉学教学、汉学研究与汉学翻译,不仅有利于霍克思汉学面貌的清晰呈现,也裨益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以及透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这一交流语境中的霍克思个案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暂付阙如。论文借鉴历史分析、“推源溯流”及整合描述等传统中西学术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西方新史学理论、接受传播学理论、文本发生学理论、文本细读理论、跨文化研究理论、文化诗学及文化传递中的误读、误释理论等汉学领域、翻译领域、社会历史领域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语料库分析,从中英文学交流的角度契入对霍克思一生叁大主要汉学活动进行全景扫描,准确定位其在英国汉学史上的地位,清晰勾勒其汉学活动促进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发展的脉络。论文在汉学史大背景下,首先梳理霍克思六十余年的汉学生涯并界定其在英国汉学史中的地位：英国专业汉学的奠基人与中坚力量。其次通过阅读与分析霍克思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书评、译着及其为友人所作序文或前言等一手文献,笔者整理出指导霍克思一生汉学活动的主要汉学观点。霍克思摆脱了英国传统汉学与宗教、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提倡汉学以文学为内容,主张学习汉学旨在体验人类世界遗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了望“亚洲尽头的另一个欧洲”。霍克思就任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及汉学科主任后对牛津汉学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立了牛津的专业汉学时代,培养与储备了一批后继的专业汉学人才,他们是英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生力军。霍克思的汉学研究坚持人文主义原则,广涉《楚辞》、汉赋、杜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等领域；研究路径上与前辈学者相比也有较大转向,由传统的史迹考察走向比较思想视野下阐释学术文献的意义。在深厚的汉学修养之上,他对中国文学作品所作的意义解读与文化阐释趋于理性与精准,这有助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而霍克思的汉学翻译更是其汉学活动中的重中之重。他的译文精准、译笔流畅,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楚辞》、杜诗、《红楼梦》、《蟠桃会》和《洞庭湖柳毅传书》等相继远游西方,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论文逐一解读霍克思中国文学作品的几大代表性译本,通过细读透视译者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拳拳之枕；并借助译本海外接受情况的一手文献探究译本的西方地位,以明确其在中英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并总结其中的翻译启示；同时对于译本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翻译进行归类分析。霍克思的专业汉学家身份,虽然使其译文免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干扰,但仍无法保证他能够完全准确无误地解读中国文学文化。这些语言、文化或美学意味上的误读、误释及误译是中西文学文化互识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也是可以不断完善之处,翻译批评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有关霍译文问题翻译的讨论既裨益于后人的翻译实践,也为霍克思汉学译本的再版修缮提供了警戒与参考。
卢小军[4]2013年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并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和偏见仍然存在，对我国的片面、不实甚至歪曲报道、对我国政策意图的误读现象依然严重。这种障碍的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矛盾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大多数西方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能正确解读中国的政策和主张等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向世界说明中国、介绍中国，是一项长期、艰巨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翻译特别是外宣翻译工作，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合作，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外宣翻译是一种门面工作,其中的错误与缺陷会被放大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翻译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反映在外宣翻译的效果上。1我国各级各类对外宣传材料（如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等政府文件，地方对外宣传报道、对外宣传画册、会展资料和公共场所告示标牌等等）的翻译中，错误或不规范的外文随处可见，翻译质量令人堪忧。不合格或是错误的译文不仅达不到对外宣传、告知的目的，还极易造成混乱和误导，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形象，不利于对外传播与交流，甚至可能产生影响深远、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本论文探讨了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并在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提出了若干外宣翻译策略。作者首先厘定了外宣及外宣翻译的相关概念，明确了外宣翻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与文学翻译的区别性特征。为了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和现状有个整体的认识，作者在仔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了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论文对我国外宣翻译中常见的误译类型进行了分类，简要剖析了造成各类误译的原因。本论文的重点是在国家形象视阈下探讨我国的外宣翻译策略。为了廓清研究思路，夯实论文的理论根基，作者对国家形象理论进行了阐述。从“形象”一词的历史来源和内涵入手，探讨了国家形象的定义和内涵，列举了相关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界定和理解，较全面地把握了国家形象的本质和内涵。作者紧接着概述了国家形象的特点，阐释了我国意欲构建的“和平、民主、文明、进步、富强、正义、负责、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及其我国的国家形象战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看似很显然的问题，成了本论文亟需论证的两个核心问题。为此，作者专辟章节，分别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为题，较为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本文指出，国际传播生态环境依旧是西强我弱，我国的对外传播实力和影响力与我国日益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西方传媒大国主宰着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各种偏见、误解，对中国的妖魔化严重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形象。此外，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和传播的严重逆差，不但不利于我国向世界说明和介绍中国，而且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处境尴尬却重任在肩的对外传媒该如何摆脱如此现状呢？作者提出了更新传播观念、调整传播战略（具体包括调整外传播宣传内容、改进对外传播模式、改进对外传播技巧与艺术），提升对外媒体公信力，加强公共外交，打造对外传媒的“航母”，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建立应急处理机制，自觉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打好“中国牌”等七条建议。对外传播之于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性亦凸显了外宣翻译的重要性。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一节中，作者指出，外宣翻译的文本内容、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在国际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具体来说，外宣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如下这种关系：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国家形象｛维护、提升、破坏｝本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否讲究准确性、是否讲究可读性，是否讲究政治性，将会影响翻译质量、受众认知、传播效果和国家形象。为了佐证这一论断，作者从准确性与国家形象、可读性与国家形象、政治性与国家形象等叁个方面论述了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指出，采取或不采取（适当的）外宣翻译策略以及采取怎样的外宣翻译策略，不仅会直接影响译文质量，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也会产生维护、提升和破坏等叁种效果。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在探讨外宣翻译策略之前，作者从制约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文本内和文本外的诸多因素中，选取了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意识四个主要影响因素，介绍了其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并阐述了上述因素与外宣翻译策略的关系。此举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变成一种理性的、自觉的行为。另一方面，旨在使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在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搭建联系的纽带。在做好这番理论铺垫之后，本文提出了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等。论文从策略理据、表现形式、实例分析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这五种外宣翻译策略。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背景、（主要的）研究问题、（主要）创新之处、研究方法、论文构成及研究意义等等。第二章：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首先概述了外宣翻译的定义、（主要）特点、原则、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等等，继而对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五点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作者紧接着概述了我国外宣翻译常见的误译类型，并剖析了造成这些误译的原因。第叁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作者厘定了国家形象的相关术语，明确了国家形象的概念、内涵和主要特点，说明了我国国家形象的现时定位及其国家形象战略。为了阐明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的关系，以利于从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探究外宣翻译策略，论文从两个层面展开了论证：其一、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其二、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通过这一环接一环的论证，外宣翻译和国家形象之间的关联得以廓清。借助于具体外宣翻译实例文章指出，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可能会造成维护、提升和破坏国家形象等叁种效果。第四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本章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第一节论述了国家形象视阈下影响译者选择外宣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如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意识等等。第二节提出了为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可资采用的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第五章：结语。简要回顾和总结了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对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议并作了展望。本论文主要采用了文献阅读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阐述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的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视角，也有微观的翻译策略，力求从不同角度，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系统、客观地反映我国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对外传播，如何更好地做好外宣翻译工作，是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传播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必需途径。可以说，我国各种对外宣传资料的翻译都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说明着中国，展示着中国立体的、全方位的形象。在这层意义上，外宣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错译、漏译、胡译现象就绝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和译者疏忽诸方面的问题，而是说明中国，传播中国，展示中国形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外宣翻译也绝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肩负着塑造、构建、传播国家形象的伟大使命。从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的视角切入研究外宣翻译及其翻译策略，毕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希望本文提出的五种翻译策略能为我国各级各类外宣文本的翻译提供指导，减少和规避各种误译，更好地服务于说明中国，展示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时代使命。从这层意义上看，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凸显了实践层面的应用价值和指导价值。
王艳红[5]2010年在《美国黑人英语汉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相对标准英语而言,美国黑人英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层面表现出诸多不规范的特征。这种不规范的语言形式,曾一度使美国黑人英语被视为“低劣”语言。伴随着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美国黑人社会地位逐步提高,黑人英语也逐渐得到人们正确的认识和研究关注。从目前的研究看,黑人英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口语中语音、语法特征、词汇使用的描写与归纳、对黑人英语起源进行追溯或对黑人英语的不规范现象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等方面,而对文学作品中黑人英语的使用及其特点却较少关注,翻译领域的研究更是几近贫瘠。鉴于以上原因,本论文拟以描写译学为理论框架,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对黑人英语汉译作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探讨,尝试性地提出黑人英语翻译的原则与方法,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翻译领域对黑人英语汉语翻译研究的空白。本论文首先对美国黑人英语的起源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效果与功能进行了考察。从语言起源看,美国黑人英语的起源是与美国黑奴苦难的历史生活背景紧密相联的。十五、十六世纪,欧洲人为了建设新大陆,强迫非洲黑人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这个陌生的土地。他们在种植园里饱尝辛酸,经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为了与外界及彼此间交流,他们不得不摸索着学习英语,但他们习成的英语,在语音、语法等层面大量保留了非洲语言的某些特征；这种语言形式也是他们与奴隶主进行斗争的工具。从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效果与功能看,作为标准英语的“他者”,黑人英语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节奏美、简洁美、含蓄美叁个方面,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人物刻画、传承文化、情感激发、身份认同、表达政治意识等方面。同时,美国黑人英语在美国白人作家作品中的使用又与黑人作家作品中的使用有所不同。白人作家注重语音、语法的不规范,而黑人作家更注重其语言的表意性特征。因此,白人作家使用黑人英语主要是使作品获得一种真实感,其主要目的是反映黑人的社会地位；黑人作家的主要目的则是传承黑人的非洲语言文化、反映黑人的苦难历史。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使用的黑人英语并非是现实方言,而是经过作者改造后的文学方言,反映了作者对美国黑人英语及其使用者所持的观点与态度。基于对美国黑人英语语言特征及其美学效果与功能的系统梳理,本论文采取历时与共时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对照的研究方法,分别从伦理和换喻的角度,对美国黑人英语汉译问题进行系统的经验性分析和研究,以此为基础,探讨黑人英语的翻译伦理、汉语翻译的原则与方法等问题,形成黑人英语翻译的诸多指导原则。从历时和宏观的角度看,黑人英语汉译离不开宏观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明末清初的“拟古文体”翻译法到“孤岛”时期的方言法、五十年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标准汉语口语法、八九十年代的语音飞白法,无不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规范的制约。同时,读者因素与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与个人诗学规范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伦理的视角来看,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折射出译者的伦理观。黑人英语作为标准英语的“他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译者选用哪种翻译方法来对译作品中的黑人英语,直接关系到他对黑人英语使用者的态度。从以往的汉译方法上看,译者没有表现出对美国黑人的歧视。但有的译作中汉语詈骂语的过分使用则表现出对黑人形象的歪曲。因此,翻译中既应注重形式又应注重内容,形式与内容是辩证的统一。同时,翻译伦理不应只是注重译者、读者、赞助人,也应注重实际语言的使用者。翻译是一个多因素、多主体互动的结果。从语言层面来说,黑人英语汉语翻译中的标准汉语口语法与方言法都是归化的翻译,语音飞白则是异化的翻译。从文化的角度讲,它们又都是异化,目的都是尽量保留原作中的文化特色。美国学者韦努蒂认为,翻译中应释放“语言剩余”,使用方言、行话、古语等弱势话语来打破标准语的中心化、颠覆文化霸权。但通过对黑人英语的翻译研究发现,方言的使用不一定能取得异化,有时语言的非规范使用反而会造成对源语使用者的伤害。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不是一种二元对立,而是一种互补。从换喻的视角来看,无论哪种翻译方法都不可能是黑人英语的完全对等物,只能是部分的再现。黑人英语的翻译过程也有别于标准英语的汉译,译者在翻译时一般都是先把黑人英语翻译为标准英语,因此,黑人英语翻译既包括语内翻译,又包括语际翻译,其结果则是在对原文的阐释中,增加了“误读”的几率,也就是说,译者不可能再现黑人英语的全部,只能是部分翻译。黑人英语的翻译是一个换喻的过程。在以上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对现时代黑人英语的翻译原则与翻译方法作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以异化为主的原则、美学特征再现原则、整体协调性原则叁条原则。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的目的不应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文化霸权,各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互相尊重才能促进全球文化的和谐发展。因此,黑人英语的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尽量保留黑人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要再现黑人英语的节奏美、简洁美、含蓄美的审美特征。但在这一过程中,方法的使用又必须得体,与全文保持协调。在这叁条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方言混合法、语音飞白法、标准汉语口语法、注释法四种翻译方法。
高洁[6]2009年在《赛、沙《水浒传》英译本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对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高速发展,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在译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应的,如今文学作品的翻译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功用也比以往更大,不再仅仅是对外介绍一部文学作品,还担负着彰显民族文化特性和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任务。尤其是鉴于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作品在对外翻译的过程中存在“以西方文化或价值观为中心”的问题,使得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积极传播作品所蕴藏的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保持生命力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客观需要。《水浒传》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因此它的出现不仅具有文学意义,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反映。那么,该作品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译作,在被置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下,是否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有效地传达了原作所涉及的文化因素的内涵,是值得研究的。本文主要通过列举具体的译例,并结合相关的翻译理论,对比分析了赛珍珠和沙博理两个《水浒传》英译本对书名、绰号、称谓、文化负载语和诗词等隐含中国文化内涵的因素的处理。通过对译作的微观透视,论证了赛珍珠“异化”的翻译策略和沙博理“归化”的翻译策略各有优劣,不应将二者对立起来,文化的移植需要多种方法。此外,在总结二人各自英译过程中的所得与所失的基础上,提出了直译、直译加注、增译、借译、意译等与文化因素翻译相关的方法。但是,具体采用哪种翻译方法,要视情况而定。’希望能为今后汉语文学作品的外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成分。
仁增卓玛[7]2015年在《试谈影视翻译中的文化传真——基于汉藏翻译的视角》文中指出影视是一种文化传播和宣传的媒介和载体。影视翻译中弄清异质文化的特殊性,对影视作品在目的语文化中能更好地接受其原文化信息、艺术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汉藏翻译的视角,在影视翻译时注重汉藏两种不同文化背景,能更好地达到文化传真的目的,同时基层广大农牧民也能欣赏影视作品中不同文化带来的精神盛宴。
干科安[8]2012年在《初、中级对外汉语教材之中国文化词语及其教学研究》文中提出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词语教学即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也是构成语言教学的重要部分。当前,国内外汉语教学不断发展,其中,关于中国文化的教学重要性也已获得广泛认同,虽然国家汉办在新版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2010)中对于对中国文化教学要求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中国文化浩瀚博大,在实际教学中,文化教学问题凸显,尤其是在教学内容、课时安排、教学策略等方面难点、问题集中。本文尝试以对外汉语文化词语为研究视角,探索中国文化教学的思路。我们以国内较为流行的两套汉语综合教材为依据,对教材中含有特殊中国文化信息的生词进行了归类和对比研究。同时,以国内外学者在跨文化交际学、对比分析论、二语习得、认知心理学以及教学法中的部分研究成果为理论框架,综合分析当前文化词语译释的现状和问题,就当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策略进行分析,为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中国文化教学的实践提供建议和参考。
张桢[9]2016年在《武术套路动作名称英译标准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构成元素,武术术语为汉语所独有,这就必然性的造成了武术翻译中的诸多障碍。可以说,武术术语翻译的混乱现状已经成为了武术对外交流和传播的最大掣肘。武术套路动作名称是武术术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记录和承载了武术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实现对武术套路动作翻译的标准化,对于武术文化甚至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本文以武术套路动作名称翻译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归纳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分析武术套路动作翻译混乱现象的基础上提出武术套路动作名称翻译应遵循的几点标准,以及实现标准化翻译的具体策略。为更加有力的推进中国武术的国际推广,制定武术英译标准,实现武术英译的标准化,实现一词一义一译势在必行。而且,武术英译的标准化应以国标武术为先,并逐步推广至传统武术。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笔者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对国标武术动作、套路名称及相关术语的英译进行统一规范,以实现其标准化,尤其在某些特定场合如国际性武术竞赛,或用英语写作的书籍、论文中一定要使用标准化的英译。第二,对现有武术英语辞书进行修订,尽量删除其中的一词多译及多词一译,促进标准化的进步。第叁,组织权威性学术会议,对现存武术英译的不当之处进行修订及统一。第四,大量培养专业性武术英译人才,注重武术学科与语言学科的综合。
胡兴文[10]2014年在《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有着强烈“走出去”的内在愿望，国际社会也有了解中国的热切需求，外宣翻译是一条沟通两者至关重要的途径，因此展开外宣翻译研究尤为必要。目前外宣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外宣翻译缺少统一、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系统架构还需完善，一些基本概念也需澄清、厘定；第二，在研究手段上，外宣翻译目前大多是采用定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很少利用较为先进的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手段比较单一；第叁，在理论研究上，外宣翻译中大多数研究仍旧停留在随感式的经验总结上,已有的理论研究也多是套用“译入翻译”理论，缺少兼顾宏观和微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理论成果。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认为外宣翻译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须从基础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叁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本论文着力于第叁个方面，尝试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叙事学的发展历经经典、后经典，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动态，拥有了兼具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践的学术阐释功能。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和观点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向国外受众传达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目的是通过以我为主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建构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本论文尝试求证将叙事学用于阐释外宣翻译的可行性。事实上，叙事学和外宣翻译的确存在交集：首先，从定义上讲，两者都是“讲故事”。叙事是讲述“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故事”(Mona Baker,2006:3)，而外宣翻译是用世界接受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其次，从功能上看，叙事和外宣翻译都是一种交流行为。经典叙事学的叙事交流虽然只囿于文本内部，但后经典叙事学走出了文本的桎梏，开始重视语境和读者，回归了交流的本意。外宣翻译是一种具有传播性质的特殊翻译形式，因此也是一种交流行为，而且是一种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交流活动。在这一点上，叙事和外宣翻译也有着共同点。此外，从理论层面，叙事学和外宣翻译存在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经典叙事学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结构概念可以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微观的文本分析，后经典叙事学对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等非结构的关注可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宏观的意识形态解读，以及对译前选材和译后接受的阐释。由此可见，叙事学是外宣翻译研究可以借鉴的理论之一。在对叙事学进行批判继承基础上，论文汲取经典叙事学关注文本的优势，后经典叙事学（特别贝克的叙事理论）关注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的优势，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叁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系统的叙事学阐释，重点落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上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上，从而将叙事学应用于非文学的外宣翻译研究。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在译前的叙事选材中，外宣译者应在我国对外宣传的叙事框架下，兼顾叙事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叙事接受者的接受需求和对外传播规律，做到叁者的有机统一。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中，外宣译者应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参与人的再定位）进行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在译后的叙事接受部分，外宣译者要根据叙事接受者的差异、外宣翻译的双重属性，采取“归化”、“异化”二元并存的翻译策略，适度使用“中国英语”，同时面向叙事接受者，采用删减、增添和重构等“编译”手段，以切实提高外宣翻译的叙事接受效果。叙事学以研究文学叙事，特别是小说叙事为主，本研究将叙事学应用于文学之外的外宣翻译领域，既拓展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也开阔了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在批判继承叙事学的基础上，本研究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叁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叙事学阐释，尤其是揭示出译中的叙事建构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本质上是译者针对中外叙事差异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的一种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通过叙事学与外宣翻译的跨学科联姻，本研究将形成兼顾微观和宏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研究成果。我们期待本研究不仅能揭示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本质，拓展外宣翻译研究视野，进而丰富整体的翻译研究，也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服务于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参考文献：
[1]. 中国武术术语翻译标准化研究[D]. 刘韬光. 上海体育学院. 2013
[2]. 文化差异与文化传播——试谈异化翻译[D]. 李艳. 外交学院. 2001
[3]. 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D]. 王丽耘.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4]. 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卢小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5]. 美国黑人英语汉译研究[D]. 王艳红. 南开大学. 2010
[6]. 赛、沙《水浒传》英译本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对比研究[D]. 高洁. 河北大学. 2009
[7]. 试谈影视翻译中的文化传真——基于汉藏翻译的视角[J]. 仁增卓玛. 雪莲. 2015
[8]. 初、中级对外汉语教材之中国文化词语及其教学研究[D]. 干科安. 浙江大学. 2012
[9]. 武术套路动作名称英译标准化研究[D]. 张桢. 北京体育大学. 2016
[10]. 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D]. 胡兴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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