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和美、日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美论文,经济合作论文,发展趋势论文,亚太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几年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有力地推动着亚太地区各国（地区）之间经济关系不断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将直接关系到今后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关系到亚太地区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发展。
一、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亚太地区出现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的时间不算长，一般认为始于80年代。进入90年代之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展，除了在援助、技术、劳务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以外，突出的一点是地区内部贸易与投资的迅速增长。
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正出现两种强劲的势头。一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经济大国明显地将贸易投资的重点转向亚太地区。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已经超过其对外贸易的一半；[①]日本对亚太地区的投资不断增加，1994年对东亚的投资已经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25%。二是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和投资相当活跃。1995年，东亚区域内贸易突破5，000亿美元，首次超过东亚与地区以外的贸易总额；另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对东亚各国的投资已经超过了美日两国对东亚地区投资的总和。产生这两种势头的直接原因是高速发展的东亚经济，它如同磁石一般，强烈地吸引着整个亚太地区内部的贸易与投资。
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形式多，层次多，显得相当灵活。从组织形式来说，在全亚太范围内，有官方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民间的太平洋地区经济委员会，半官方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从合作的区域来看，除了全地区性的以外，还出现了一系列次区域和小区域的经济合作。次区域合作有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美洲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以及东盟自由贸易区。小区域合作主要集中在东亚，有东盟的三个“增长三角”、湄公河“黄金四角”、华南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以及图门江三角经济圈。这一系列的经济合作虽然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但都或大或小地推动着亚太地区各国（地区）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
如果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观察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形势，就可以明显地发现，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即亚太各国（地区）之间的分工正在从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化。亚太地区既存在着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少数工业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大量发展中国家（地区），其中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起初，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处于不平等的垂直分工状态，发达者提供资金、机械设备、市场等，而发展者则提供原料、初级产品，以及廉价劳动力。
由于亚太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客观上形成了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然而，这种状况现已有显著变化。拿贸易来说，东亚地区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内部的贸易额也在不断增加，从而减弱了对美日等国市场的依赖。相反，美日等国对亚太地区市场的依赖却逐渐显露出来。例如，美国1986年对东亚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24.5%，而1995年则达到了30%[②]。另外，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日本除外），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已逐步加大资本和技术的输出，甚至到发达国家去寻求发展。
当然，与世界各地经济合作的程度相比较，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有待开发的合作领域还十分广阔，合作的潜力也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中，还存在着一些消极影响，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今后如何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克服一些消极因素和困难，将合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则是摆在亚太各国（地区）面前的重大课题。
二、美国在经济领域推行强权政治
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80年代期间，当亚太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区）推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时，美国向它们输出了多余的资金和一定水平的技术，同时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原材料以及某些初级产品提供了市场，这对打开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局面，在客观上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垂直分工的条件下，获益最多的还是美国，它使美国扩大了资金的活动空间，活跃了国内市场。
近几年来，美国同亚太不少发展中国家（地区）在经济合作中的矛盾和摩擦不断发生，突出地表现在贸易方面。现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大大抬头，对亚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设置重重障碍。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通过操纵亚太经合组织来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以便彻底打开亚太各国（地区）的市场，占据亚太地区贸易投资的主导地位。更有甚者，美国动辄拿出贸易制裁的大棒恫吓别人，在经济领域推行强权政治，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亚太各国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正产生着消极影响。
美国采取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做法，直接的原因是美国经济的虚弱性。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增强，美国经济的虚弱性日益显露。美国经济增长缓慢，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受到削弱，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和债务长期居高不下，美国经济实力因之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企图通过扩大出口，来振兴经济。但是，由于它采取的是经济利己主义的做法，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互利互惠、相互平等的原则背道而驰，自然会四处碰壁，事与愿违。
美国急于打开亚太市场，还有其全球战略上的考虑。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大大削弱，这对美国维护它在世界的霸主地位极为不利。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美国除了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继续施加影响之外，不遗余力地巩固和扩大它在亚太的市场，争夺亚太地区经济的主导权。前几年，美国甚至拿自己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来压服亚太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上就范。实际上，美国的这种做法不但无助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而且常常使它与亚太各国在政治上对立。最近美国似乎有所收敛，但其总的方针并无改变。
美国若要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中继续发挥有益的积极作用，从中获得振兴经济的力量和机遇，唯一可取的态度是尊重亚太各国的现实情况，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积极探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等问题。美国只有与亚太各国一同促进亚太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才能从中得到好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解决好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合作的关系。美国不能片面地只顾追求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只有放弃急功近利的短视眼光，接受与亚太国家长期平等合作的方针，才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唯一选择。
三、日本的消极作用在扩大
与美国相比，日本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曾经起过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主要表现在向亚太地区大量输出资金以及一定水平的设备和技术，包括日本政府提供的日元贷款。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元一次次大幅度升值。日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急切需要寻找海外市场，进行投资，转移生产据点。而广大亚太发展中国家（地区）也迫切需要吸收大量外资，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这种经济上的互补性促进了日本与亚太各国（地区）的合作。所谓“雁行模式”，形象地道出了日本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曾经发挥过的“领头雁”的作用。日本自然也在其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
然而，近几年来，随着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日本的消极作用正在不断扩大。
消极因素之一是，日本在提供经济援助的过程中，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1992年，日本对外经援有四条原则，其中一条是在提供援助时，要估量受援国在推动民主方面作出的努力。显然，这种做法是在步美国的后尘。事实表明，日本把美国的价值观掺入对外经济援助，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行，引起亚太国家的严重不满和反感。
消极因素之二是，在提供技术合作方面步履蹒珊，存在着保守自私的倾向。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中，技术合作一直是薄弱的一环。而作为实用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在推动亚太地区技术合作方面，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消极因素之三是，日元升值产生的负面影响。日元升值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由于亚太不少国家接受了日元贷款，故随着日元升值，势必加重这些国家偿还债务的负担。由于日本与美国、德国、瑞士等国通力合作，现在已控制了日元升值的势头。最近，日本也与亚太一些国家（地区）签署了协定，决定通过设立基金，在外汇行情急剧波动时进行干预。尽管如此，日元升值产生的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根除，而日元再次升值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如何确保日元汇率的相对稳定，确保亚太各国免受日元升值之苦，负有不可推卸的长期责任。
日本与美国一样，对亚太市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大。日本甚至通过扩大对亚太地区的贸易，来减轻长期令美国头疼的巨额贸易顺差。有数字显示，从1991年起，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已经超过对美国的出口；而在1995年，日本对亚洲的贸易顺差第一次超过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当前，日本经济正处于重大转折时期，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亟待调整和改革。日本应通过与亚太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在优势互补、共同受益的原则指导下，使自己的经济技术在亚太这个大市场里进行竞争，从而刺激内部重新调整和改革，使日本经济在亚太这个大环境里获得新的活力。
注释：
①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第29届国际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96年5月20日
②美国《商业日报》1996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