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关系网络结构形成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论文,机制论文,结构论文,关系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5)11-0038-14 一、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综述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近年也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之一。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所形成的规范及其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家探讨的重点。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突破了经济学研究的瓶颈，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纳入经济学“资本”的范畴，从此“社会资本”的概念就在经济学领域家喻户晓。虽然布迪厄最早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社会网”而获取的实际或者是潜在的资源集合，但是学者们引用最多的还是1990年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中社会化的关系与其他的“某些方面”，而这些“关系”与“方面”又有助于我们“做成某项事情”。但是经济学术界却对科尔曼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做成某项事情”在定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例如，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而获取社会资源的行为会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认为关系网络是滋生垄断与腐败的土壤，因此割裂企业与传统关系网的联系，建立正式的企业制度是企业健康发展的第一要务。Keefer与Shirley(1998)就认为人际关系中的伦理规范、价值信念、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与意识形态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一方面这些非正式制度并不能阻止经济行为人的犯罪，另一方面则是它们可能被少数人所利用，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使市场主体丧失平等获利的机会。Avner Greif(2003)在对中世纪的热那亚与马格里布两个社会的对比研究中发现，马格里布人经济贸易多发生在家族、乡邻、亲友等熟人圈子之中，并且做买卖不需要借用任何商业凭证单据，只需凭借信任或习俗规范保持行动的一致性即可；而热那亚人恰好相反，他们有着自己正规的商业制度与执行机构。因此Avner Greif得出的结论是马格里布人的经济衰退与其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紧密相连，热那亚人的繁荣昌盛与其正式制度密切相关。Thomas W.Dunfee和Danielle E.Warren(2001)则指出腐败行为的产生与“传统关系”干涉企业的管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认为企业利用传统关系进行经营管理是不符合现代管理学伦理的。韩巍(2006)指出凭借血缘、地缘等人际社会关系获取竞争优势会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并且与其他营销手段相比，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竞争优势更容易导致垄断。然而，这些观点虽言辞凿凿，但都过于片面化，忽视了“传统关系”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合理性与效率性。第一，就其存在的合理性而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血缘关系体现了个体生命延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不仅存在家族共同的利益，而且通过族规家法，成员相互之间逐渐建立起行为准则，以此规范相互之间的行为。这些家族成员从小就生长在一个拥有血缘关系的圈子里，在家族文化的作用下，这个圈子里的人们拥有了共同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交往过程的摩擦与协调，彼此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特殊的情感联系而产生了相互信任和责任方面的担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血缘关系代表的是“信任”与“责任”。传统人际关系参与企业管理就是人们基于这种“信任”与“责任”理念，由此形成中国独特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在该管理模式下，作为企业生存命脉的核心控制岗位，将分配给拥有血缘关系的亲族也就成为人们“信任”与“责任”的使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第二，从效率性来讲，社会关系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与渠道，企业可以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更好、更快、更有效地获取企业的外部资源，如人力、市场、资金、信息等，它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持的同时，也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因此认为“企业利用传统关系进行经营是不符合现代管理学伦理”的观点是过于片面的，它没有正视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的积极意义。其实，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并不产生正负面的内容，其产生作用的是维系这种关系网络所特有的价值取向。正因如此，另一方面大量学者也研究了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并指出不同程度的社会资本与不同结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Lin(2001)、Baker(1990)认为个人可以通过构建社会关系从而获取一定的途径来取得自己所需要的资源[1]；通过弱关系[Masden(1984)，Campbel(1984)]，可以获取一定的工作机会[Lin(2001)][2]、信息途径[Granovetter(1973)]与知识[Lin(1990)]等；而强关系则可以获得社会影响[Krackhard(1993)，Hanson(1993)]、社会支持[Wellman(1992)]与社会合作[Uzzi(1996)]等[3-6]。既然不同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关系结构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又有着自己特殊的特征，那么研究中国的社会关系网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拟通过对中国社会关系网的探讨与分析，总结中国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特点，从而使中国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得到准确的定位，促进企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分析 中国人向来讲究社会人际“关系”，且“关系文化”渗透于社会各阶层[7]。现实生活中就存在许许多多的关系，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买卖关系，同事关系等，这些不同的关系就构成了通常所说的人际关系网。尽管“关系”众多，但是中国最核心的关系还是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针对这五种关系，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处理相互关系的原则，从而构建起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并成为中国国民道德精神的内核。而“仁义礼智信”所包含的慈悲、仁爱等人性善良光辉的一面，与人类共同价值观“善”或“美德”的理念相一致，因此，它也是保持一般社会美德的伦理道德规范在中国的具体表现方式。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了解到中国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所具有的灵活扩展与收缩能力。以朋友关系为例，将陌生人纳入自己朋友圈的首要条件是人格的认可，而人格认可又是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判断取向，在中国，这种价值判断标准就是来自于中国数千年来的儒家思想。中国儒家宣扬为人处世必须遵守“仁义礼智信”，这一价值判断已经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为国人所接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也就是说“仁义礼智信”成为拓展与收缩朋友圈普遍性原则，依对该道德标准的认可，朋友关系建立表示私人关系网络的扩展，朋友关系的瓦解则表示私人关系网络的收缩。中国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灵活的扩展与伸缩围绕着以自我个体为出发点，沿血亲关系为基础和对共同价值观认可程度，逐渐向外扩展的特性。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网络，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的紧密，依据的是血缘关系的远近和相应的价值观认可，由此构成由近及远的社会人际关系网。关系网的核心，是由最近血缘关系人构成，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家族。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家族社会”，该社会形成了包括以男子为中心的叔伯兄弟以及女子外嫁形成的姑表姨亲等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的原则下，这个“家族社会”就可以与另一个“家族社会”，或者与其他许许多多的“家族社会”连接在一起，从而使整个中国组成一个“大家庭”，大家庭内的成员都是自己人。构成中国这种特色的社会关系网络通常具备三大要素：个体、血亲关系、维系关系网络的伦理规范(或价值观标准)[8]。本文根据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这三大要素把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简化为一个模型化的立体坐标图：首先是基础社会关系网络，它由个人家族血缘关系所构成，即以“自己”为中心，向亲族或家族扩展与收缩的关系网络；其次是其他社会成员各自不同的私人关系网络，这些私人网络与基础网络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即处于不同的水平面上(或与基础网络相互平行，或与基础网络相互交错)；再次是维系社会关系网络基本价值观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行为准则，它是模型立体图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私人关系网络的扩张与收缩是建立在核心价值原则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社会人际关系网络所具备的必要条件——共同人生观与价值观，“道同者”纳入自己的私人关系网络，“道不同者”则剔除出自己的私人关系网络。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与收缩是根据“合者留，不合者去”的原则沿着人类共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实现伸缩的[9]。儒家文化在中国影响两千多年，“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判断标准与人类共同价值观中的美德、“善”等方面的理念相一致，它讲究公平正义、明辨是非、宽容大度、至诚待人、信用与责任。因此，我们说“仁义礼智信”是“善”的理念，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价值基础，“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以将各个私人关系网络联通，实现关系网络的无限扩张与收缩。 (一)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 中国社会关系网的构建，是围绕着“家”展开的，而家又以血缘与亲缘关系为载体，它是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10]。中国“家”文化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宗法社会，这种“家”文化源于父系氏族家长制，随后夏商形成了宗法制度，到西周则逐渐完善定型。“家”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家族作为家的延伸，为维护大家族正常生产和生活，保持家族的繁衍，必须保证宗族内关系的和谐，为此，在家族中，需要大宗小宗各执其能，素位而行，宗族成员间奉行“上不凌下，下不援上”的行为准则与“正己不求于人”的心态。客观上，在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家”是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道德的实践也只能从微观的家庭开始，传统农村虽然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但不同的家庭之间大都存在血亲关系，有些乡村甚至都属于同一宗族，他们用家规族法来规范家族成员对内与对外的行为，由此将分散的家庭联成一个整体。由此，在逻辑上，要有所作为的人，不仅必须从家出发，而且离不开周边的家族成员的支持。因此，古人要求做人必须踏踏实实从自己开始，先“修身”，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11]。中国人的家族血缘观念，还与其生命观有关。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个体的生命是通过血缘关系来延续和传承的，因此，家人都是自己人，他们之间没有你我的差别，家人是最可信赖的。由此，血缘关系的远近，就决定了关系的亲疏。这种伦理观念，虽然经历千年演变，但它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顽强根植在这个社会之中。由“小家”到“大家”的家族观念，是通过“建宗祠”“置族田”“立族长”“修宗谱”“订族规”逐渐形成并在乡村社会中不断强化的，在这一过程中，族人间的互补互助，使“自己人”的观念也随之逐渐扩大。就修宗谱来讲，宗谱的意义在于“寻根留本，血肉连情”，不仅体现生命延续，还能在生命延续中彰显“立榜样”之能，使祖先的功绩与贡献能够名传子孙，为后世子孙“立榜样”，同时，其生命在下一代身上也得到了传承与延续。因此，宗谱也具有了“树规范”，建立共同价值观之功能。宗谱制定的族规，通常都告诫家族成员务本业，习勤劳，禁奢靡，崇厚德，矜幼弱，周窘急，恤孤寡等，这些“仁爱”之家训，使得家族共同理念得以保证并延续。宗谱是利用宗族的血缘与情感联系团结宗族成员，传递家族为人处世之准则，统一家族之观念，强化同气连枝意识，继而延续宗族血脉亲情，承担家族责任，凝聚家族关系网络的力量[12]。宗族制度其实是一种针对“大家庭”的管理，它的寻根留本具有立榜样、树规范之功能。所以中国的“家”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家族社会，是一个“仁爱”“行善”之家，是一个“榜样”之家。在这样一个相互密切联系的群体中，个体之间在不断地磨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相似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种制度框架保证了家族成员间信任关系的巩固，从而大大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成本。 中国的“家”是一个大家族，而家族社会又是由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那么中国的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具体是怎样的呢？费孝通先生曾经把中国的社会网络结构描述成“差序格局”，即一个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向外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的社会影响都是以此为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推，被波纹所推及即发生联系。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地缘”与“业缘”等联系拓展开来的远近亲疏伸缩自如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13]。本文将从多维的视角出发，构建出一个立体的社会关系网络。该网络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由个人家族血缘关系所构成的基础社会关系网络；第二部分是其他社会成员的各自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第三部分是维系社会关系网络基本价值观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行为准则。第一，关于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国社会关系网是由不同个人社会关系网所构成，这些不同关系网之间存在着相互间的联系、融合以及分裂。而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由个人血亲关系所组成的，即是围绕“血缘”结合“地缘”“业缘”逐渐向外延伸的关系网络。传统家族关系网络以血亲关系为纽带，它与生俱来，包括叔、伯、兄、弟、姑、表、姨亲等。由于成员间有着严重的情感依赖与情感支持，因此他们之间的交往互动通常是以人伦道德为指导规范，甚至可以不计得失与回报。第二，一个社会是无数个成员组成的，这些不同的社会成员由于血亲等方面关系的差异，因此都有别于他人的属于自己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不同成员各自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也都以各自血缘关系为基础，也是一种由个人血亲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14]。第三，维系社会关系网络价值观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行为准则，这是个人社会关系网实现突破个人关系局限，联合和利用他人社会关系网从而实现其社会关系网纵向扩张的关键因素。由于每一个个人家庭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他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能形成种类繁多的关系网络，主要包括亲戚、朋友、同学、老乡、同事等构成的强弱不等的关系网络以及依靠他人关系而产生的各种延伸的社会关系网络。同事与朋友的关系网络是根据“地缘”与“业缘”等关系建立的人际联系，它是同事或朋友之间通过长期的交往与磨合而形成的相互间的信任和交情，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人情法则。人情法则俗称人情债，它是针对中国“报恩”的理念而衍生出来的，在“报恩”的理念中“讨价还价”与“马上还情”是不合规则的，“三十年牢记恩情，三十年还报恩情”，是儒家“仁义”的体现。所以，在网络关系中，关联双方可以将彼此的关系网络联通，相互依赖，聚集资源，创造互惠。因此，这种人情交往通常是不以理性计算为基础，而是以过去所累积的交往经验为基础，继而逐步淡化直至突破血亲关系的束缚，逐步将与其有发生联系的非血缘关系的人也根据情况，视其为自己人，以对待自己人的方式处理彼此间的关系，自己人的观念也相应扩展到与其没有直接关联的朋友的朋友。遵循既有基本伦理规范并通过适当改造，将其扩展到非家族成员乃至一般民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关系网络突破血亲关系实现的纵向拓展，由此可以构成一幅庞大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这种突破血亲并拓展到一般民众的伦理规范，是通过逐步血缘的消融，将外人转变为自己人，最终甚至可以达到没有外人，人人都是亲人，都是兄弟姐妹的社会大家庭。在一个大家庭里，自然采取的是家庭伦理，如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敬重自己的长辈，进而推广到敬重别人的长辈，由抚爱自己的子女，进而推广到抚爱别人的子女。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情与公平冲突就能得到消除，二者能够和谐共存并以“仁义”这一具体处世理念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价值评判标准。“仁义”指仁爱与正义，“仁爱”，指人们之间相互友爱、同情与帮助，是一种双方相互的关系，代表着“协调、互惠、共生、共存”的价值观，是人类社会“公平、正义、宽容”道德价值标准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人敬还情，礼敬还礼”则是一种“义”。所以，一旦慈爱突破了狭隘的血亲局限，中国人的人情与公平矛盾可以巧妙获得解决，传统“仁义”道德就能得到延续，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能够传承千年并继续发挥作用也就有了它的道理。今天，“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规范，仍是中国为人处世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它能够成功地联通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与其他社会不同成员关系网络之间的“通路”，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突破血缘的束缚，达到相处的善道，从而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纵向伸缩。 (二)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三维结构简图 这里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以个人的“自己”为中心，围绕“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价值标准进行灵活的扩展与收缩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结构描绘成一个三维立体坐标图。平面A表示A成员社会关系网络
，即基础社会关系网络；平面B、C、D表示B成员、C成员、D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
以此类推，平面
就表示成员N的社会关系网络(见图1)。X表示信任强度，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其信任强度由近到远逐渐衰减，直到与其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信任关系就趋于零；Y用以表示关系网内成员间的关系亲疏，在个人社会关系网中，主要取决于血亲关系。在三维模型中，个人基础社会关系网络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网络之间通过Z轴连接，从而实现关系网络的纵向拓展与收缩。那么Z轴就是连接他人社会关系网络的纽带，它代表着“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其普遍适用性，在于它如果能够将他人的关系网的人当成自己人，平等对待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而且这些都是在充满仁爱的气氛中，那么就能实现其对他人关系网的联通。因此，中国社会虽然是以血缘关系作为关系网络的基础，但它在社会“大家庭”所遵循的“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价值规范，其价值观在与其他社会成员日常生活往来的过程中，通过相互联系与磨合，逐渐获得他们的认可，使其能够为他人所接受并被他们看成自己人，从而能够进入他们各自的关系网络中。在图1中，B把A看作自己人，并愿意把A融入他的关系网中，也就是说，由于价值判断标准被B网络认可，所以，B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就与A的关系网之间建立起联系，成为A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朋友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虽然在B关系网中，大部分人可能只与B而不与A存在血亲或朋友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A社会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只是对A而言，此时关系网的扩张是从纵向而不是横向，是将别人的关系网作为其个人关系网的一部分。这是网络关系的纵向扩张。正是这种纵向扩张，实现了对他人社会关系网的联通，从而突破A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存在的血缘因素的限制。社会关系网这种纵向与横向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的作用，人们可以依靠各种人际关系处理各类事情，这在西方国家往往是难以理解的。所以，社会关系网的规模大小，与Z轴关系密切。在整个网络的构建中，其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是否能具有更多的包容性，减少其家族血缘的色彩，能够以对待家人的方式一视同仁地对待局外人员，这是其获得更多人认可，促使他们也将其视为自己人并愿意按自己人的原则对待他，接受和执行该相应的行为准则，所有这些都与Z轴的属性密切相关。而且，Z轴所规定的伦理规范对不同人执行程度的差异，可以通过扩大向量，不断消融入我差别，逐步做到无分别对待外人。这样，关系网随着心量的扩大和对人我差别的逐渐减弱而获得相应的扩张，一旦能够将他人关系网的人看作自己人，按自己人的规范对待他们，这一道德标准就能够与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甚至在价值观存在部分差异的社会群体建立起某种联系，其社会关系网络就会获得极大的扩张。由此中国社会本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处世理念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形成了收缩自如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体系，从而表现出中国关系网络的收放自如、内外有别与远近亲疏的特性。
图1 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三维结构简图 三、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分析 中国以血缘为基础而构建的社会关系结构，造就了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倚重。民营企业在创办过程中，亲戚朋友往往是重要的依靠力量，私人企业内部人际关系通常也是家族关系的延伸，家族血亲关系及其行为规则自然在企业中得以体现。近来许多研究都表明，人脉关系的好坏关系着企业经营的成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第二是企业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就刚成立或不成熟的企业而言，由于企业缺乏信用，其在市场、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遇到了困难，就必须依靠企业主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解决。在企业成立的初期，由于缺乏知名度，企业产品市场的开拓往往依靠的是企业主个人信誉及其私人关系网络，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主与企业是无差别的，企业主即企业，企业主主宰着企业的命运，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经营模式有利于创业初期企业的生存。通过企业主个人关系网络加上个人的努力，可以有效克服创业初期的困难，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大大提高企业的存活率[15]。但到了成熟期，企业就面临着转型的问题，这种以企业主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就可能成为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由于这个时期企业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生产经营及内部的组织结构日趋复杂，管理层级也逐渐增多，依靠个人关系网的经营管理模式，会使企业内部矛盾日趋严重，因此需要正式制度的建立来明确企业各部门的职责与权力，规范各部门的生产经营行为，当然有些企业也许会保持原来的规模与经营模式，而不进行公司制改革。正式制度的建立使企业开始逐步摆脱企业主对私人关系网络的依赖，同时也正式开启了企业建设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的历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主通常会利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实现对核心岗位的控制，从而确保其对企业的控制。尽管如此，企业自身关系网络的创建仍是民营企业获取进一步发展，实现企业发展转型的关键。生产经营的规范化，就是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严格程序化，由此避免在传统关系网络作用下可能出现的经营管理的随意性；特别是通过企业品牌与文化形象的确立使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慢慢脱离企业主私人关系网络的影响，从而形成属于企业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16]。 (一)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及其道德标准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企业家私人和企业自身所构成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的影响。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个人的关系网络相类似，离不开“仁义”这一核心，也是沿着“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向外拓展或向内收缩。中国传统社会里，“仁义礼智信”是普遍的道德标准，在中国商人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对其加以适当地提炼浓缩，从而得到“诚”“信”“义”的商业道德标准，即至诚待人、宽容大度、信用第一的经商理念。商人重“德名”，人富仁义存的“义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可谓比比皆是。《史记·货殖列传》中“藉令服贾而仁义存”；《唐国史补》中有述“长安药商，贫士请药，多销毁债券，急难则倾财救之”；汪道昆《吴伯举传》记大贾吴时英的掌计以他之名向人借一万六千缗款项，后来无钱可还，有人建议此债与他不干，然吴却以“他人相信吴之名才给予伙计借款”为由，替伙计偿还借款，可见当时大商贾高度重视“德名”。小商贾亦如是，《三国志》有高士在集市卖鱼，官府要给鱼纳税，使鱼的价格飙升数十倍，但是他不以纳税为借口抬高鱼的价格，而是按往常的价格销售。商人或企业家的这种商道其实就是“诚”“信”“义”的商业道德价值标准外向的引导，他们的高度自重与敬业精神为他们赢得了名声。传统中国商人自我道德的修持，使其有别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经济人，通过其为别人利益考虑的利他行为，实现了自己的个人与他人利益的巧妙统一。这种道德标准及其修持，其实与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提倡的“美德”存在某种共性，都具有利他色彩[17]。这种美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通过将仁爱从家庭到社会的扩展，通过个人的不断修持，逐步消融自我，将小我与他人融合，最终实现二者的无差别；而西方是建立在个人私利的基础上，始终存在人我的差别，只是为了自身利益，需要对方的合作，才不得不考虑他人。所以，东西方社会利他的美德基础不同，实现的方式也不同。然而，虽然有这种差别，但并不否定东西方社会都有着对利他和利己的兼容，只要事实上遵守社会道德，通过诚信经营，企业家既能建立起社会信任、获得商业声誉，又能实现财富增长，达到名声和财富的双丰收。 与企业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不同，企业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或收缩则是取决于企业所提供产品和服务所形成的社会形象。良好的社会形象是拓展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的关键。要建立独立于企业家个人的企业自身的社会关系网，前提就是企业需要摆脱对企业主和其私人关系网的依赖。这需要企业首先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公司制企业，而且能够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在经营过程中遵纪守法，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企业声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必须体现投资者的意愿，满足投资者基本目标即盈利，由此决定了其行为总体上是自利的，然而它又不能因此违背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且关注社会公众利益，也是其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市场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企业的自利行为是其生存的基础，但一切无害于甚至有利于他人或社会的自利行为更能受到社会的尊重。虽然自利行为的本身并没有道德的标签，但是企业的自利行为会对他人或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人们对其行为自有道德评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扩大企业的社会认知度，降低风险与成本，就必须遵守社会公认的商业道德。从这一点来讲，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考虑自利行为的后果，遵守道德准则。因此企业的逐利行为要受道德标准的节制。恪守商业道德准则是企业无形资产的一种投资。企业在道德上的自律，可以有效实现企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通常情况下，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是企业与企业家的商业道德建设的紧密结合，是将社会普遍认可的商业道德原则注入企业文化当中，使企业能够融入主流社会，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销售渠道与社会关系网络。企业要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无论是开拓国内其他地区的市场还是走出国门，唯一的前提条件是遵守基本道德规范，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获得当地消费者对产品和企业的认同。例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开拓东道国的市场，都会制定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和相应的行为准则，其原因非常简单明了，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获取社会的信任，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这种信任的获得其实就是来自于不同文化中人们都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企业要跨地区、跨国界开辟新市场，第一要务就是获得当地民众对其价值观的基本认可，及其建立在该价值观基础上的信任关系的确立。本着“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如果一个企业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及其所含的基本价值观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那么，它就具备跨区域跨国界经营的可能。这里的企业文化及其经营的价值理念并不是一个空虚的文字游戏，它包括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员工工作氛围与产品服务质量等。因此构建具有跨区域跨国界的企业文化，该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也就自然成为企业构建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准则，沿着这条准则企业可以在各个市场上灵活伸缩。现代市场交易遵循的是“公平自愿、诚实信用”，而中国商人所提倡的“诚”“信”“义”，是至诚待人、宽容大度、信用第一，其实质就是“公平自愿、诚实信用”在中国市场的具体表现形式。“诚”“信”“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种经商美德自然在企业中能够得以贯彻延续，成为中国企业文化的精髓。自古中国就有“人无信则不立，业无信则不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18]，它们是中国社会运行的润滑剂，也是经济畅行的润滑剂。历史也见证了“诚”“信”“义”可以实现双赢，明代的康海《对山集》记商贾樊现语：“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吾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这里“诚”“信”“不欺”同义，皆为“不妄语人”；“吾日益而彼日损”是商贾遵守道义经商的回报，樊现以“不欺为计”塑造其在社会上的商业道德形象，为其实现了经济效益同时也实现了社会效益。 (二)中国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特性 民营企业成立初期，缺乏独立性，生产经营依托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其基础关系网。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由于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依据血亲远近，围绕着“诚”“信”“义”的价值准绳进行扩展与收缩，这样，其关系网的规模和信任程度与企业家个人行为和修持就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假定企业家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全部对生产经营发生影响)。例如，在企业的创业初期，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受血亲的局限，可能只存在与家族相联系的关系网络，这种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其“诚”“信”“义”在家族成员间具有较强的约束，而在企业内的非其网络成员则不受该价值观的约束。由于亲密度和信任度的不同出现了自己人与非自己人的差别，处理与外部人员的关系时，可以内外有别，采用另外的标准和原则。现实生活中，为了群体利益，亲戚同乡都可以抱团共同对付外来人员，对内可以不讲利益，受伦理规范的约束。但对关系网之外的群体则可以不讲信用，大家一致对外，甚至不惜坑蒙拐骗。因此，在企业家个人关系网作用下，民营企业是难以获得非关系成员的信任的。所以，图1模型中的Z轴由于价值观受血亲关系的左右，导致其对不同群体将其视为自己人时存在包容性的差异，其关系网往纵向社会成员的扩展也就存在规模大小的区别。因此，在范围越小的群体内执行的价值准则，其社会关系网络就越难以往横向和纵向扩展。这也是我国多数私人企业主个人关系网络由于血亲观念的约束而缺乏包容性，企业非家族成员难以获得同等待遇，私人企业主关系网络难以获得持续扩张并最终限制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正是这种个人关系网络的限制，企业要获得持续发展，就需要建立起能够支持企业发展，独立于企业家的属于企业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当然，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民营企业社会关系建立的最初基础。在企业成立初期，企业缺乏自身信用，其发展全靠创业者的个人信用和努力。由于此时企业缺乏独立自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企业家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所具有的伦理特征就会直接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得到体现，企业经营行为特征也就体现了企业主的个人意志和他的道德规范。然而，随着企业经营的稳定和规模的扩大，企业名声的传播，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就借助其各类商务活动逐渐建立起来。由于企业家“诚”“信”“义”的待人处世原则因人而异，根据血亲关系的由亲到疏的原则扩张。例如在商品交易方面，由于企业家个人在“诚”“信”“义”方面在自己人范围内首先获得良好名声与口碑，从而能够较为顺利地在小范围内率先获得支持，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向外拓展商务活动。“诚”“信”“义”是企业家对外交往与交易的准绳，它也因此成为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和对外往来的行为准绳，只不过企业的“诚”“信”“义”在其日常经营过程中，缺少了血亲关系的影响，因而从一开始就能无差别公平对待每一位顾客，本质上作为企业，与其发生商务往来的，都是顾客或供应商，都只是商业上的买卖关系，并不存在由于身份不同而出现的亲疏和信任程度上的差异，这就使得企业能够脱离个人好恶，平等对待每一位与其发生商务往来的人员，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也就超越了企业主的限制，能够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扩张与收缩，即企业的社会网络在“诚”“信”“义”的伦理规范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其所贯彻的公平公正原则在市场所获得的认可度进行拓展与收缩。对企业而言，其自身关系网络将不再具有企业主社会关系网络血亲关系的色彩，不具有家族的排他性特征，将按照社会普遍的伦理规范，平等对待消费者以及与其发生商务关系的商业伙伴。 (三)中国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三维结构简图 我们也可以用三维立体坐标图表示能够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起作用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平面A、B、C、D表示不同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企业家和企业的各种商务活动逐渐建立起来的各具特色的社会关系网络(如图2)。在这个三维立体坐标图的结构中，平面A表示A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由
构成。平面B、C、D表示各自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面积分别是
，其中α表示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发挥影响作用的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β表示企业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企业中的地位，X轴表示信任强度，依据是企业在业界的声誉；Y轴用以表示关系网企业间各种关系亲疏，在企业社会关系网中，主要取决于亲情和商务关系；Z轴则表示基于“诚”“信”“义”基础上的公平公正的价值判断准绳。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也是沿着“诚”“信”“义”的价值判断准绳，依据其包容性和去血亲化程度进行灵活的伸缩。对A企业而言，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α与企业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β各自所起的作用大小是不确定的。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到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结构的改变。在企业成立初期，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以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主；到了企业成熟期，完成公司制改革的企业，企业自身的社会网络关系则慢慢演变成为关系网络的主体。比如，在A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结构中，我们用
表示企业的创立初期，企业A的社会关系能够起作用的网络规模则是
表示企业的成长期，企业A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则是
表示企业的成熟期，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是
。相应的
概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是此消彼长的，可以用图2表示。ab为企业A的
的分割线，在企业创立初期，存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ab线会逐渐向右平移，即
逐渐收缩，
逐渐扩大；直至企业成熟期，使得
；最后实现
。它标志着企业逐渐去个人化，一方面是企业家的个人作用的减弱；另一方面，则是企业作为独立的经营者，其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得到加强并成为企业支撑其经营的主体，逐渐替代了原先企业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在企业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路径有所不同，企业社会关系网络虽然以“诚”“信”“义”为价值准绳进行拓展与收缩，但它是在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企业间的行为关系也是通过法律来规范和约束，这使企业的社会关系网逐渐摆脱个人关系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外在的法律法规来正式规范企业间行为。虽然理论上可以设想出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最后在企业中完全失去作用，但是，在中国社会，即使是国有企业，企业家个人关系网络对企业经营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成熟企业的重要标准，则是企业家社会关系网最终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只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从而企业能够不依赖任何个人，能够实现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因此，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内外部的实际情况的差异，并不一定企业家个人社会关系网影响就一定逐渐趋于消亡。必须充分认识到，企业家个人社会关系网的作用也存在正面的方面，并不是企业家个人社会关系网在企业中的影响越小或越多就一定对企业发展有利或不利，这要看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在企业关系网的内部结构中，企业家和企业自身关系网络作用相互消长，哪种更适合某一企业的发展，并没有确定的模式，主要看社会环境和企业自身实际。
图2 中国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三维结构动态变化简图 但是，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企业家与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成长、企业家与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在企业中所起的作用或地位的变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随着企业的发展，其内部股权结构日益发展，企业与企业家的利益关系逐步分离，企业日益成为相对甚至完全独立的经济组织，这时，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企业中的作用降低，但企业家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却可能仍处于拓展中。由于企业家负责企业生产经营，因此，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企业家与企业社会关系网络是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二者各自的关系网可以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实现共同的成长。图3表现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我们用α′表示“企业家私人关系网络”，
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企业家私人社会关系网络”，
表示“未能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企业家私人社会关系网络”，那么
，且α的成长模型与上文所提及的中国私人关系网络成长的模型是相一致的；同时用β′表示“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
表示“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那么
，再者如果用
表示“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速度”，
表示“企业家私人关系网络拓展的速度”，那么
。因为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是一种买卖关系，它可以脱离个人好恶，公平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消费者以及与其发生商务关系的商业伙伴，所以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速度是快于企业家私人关系网络拓展的速度的，即
，我们可以得到
。所以，我们从企业成长的角度看图3就可以有如下表述：企业的创立初期，企业A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是
，企业家A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为
；企业的成长期，企业A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是
，企业家A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为
；企业的成熟期，企业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是
，企业家A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为
。企业创业初期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速度会大于企业家私人关系网络拓展的速度，即ab向右平移的速度(
)要大于cd向右平移的速度(
)；最后实现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除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引导企业社会关系网络扩张之外，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也存在着影响作用。在经济社会中，随着企业自身市场地位与声誉的提高，企业家也会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获得相应的声誉，从而促进企业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的进一步交往实现网络的拓展，但我们也不排除例外，在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家利用企业关系网络为自己谋福利的情况。因此，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的这种互动关系对企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企业的经营决策权集中在企业家的手里，如果企业家与企业组织的利益方向不一致，那么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就会作为企业家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而被企业家占有。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多人合伙的企业或公司制企业当中，所以当企业家考虑自身社会关系网络投入的个人收益或占用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实现自身最高收益时，在必要时刻就会动用决策者的权力，盗用企业社会关系网络资源，从而实现个人的最高收益，如商业回扣、小金库私分、节庆收礼、庆典礼品等，往往伤害到企业的利益。同样，我们用α表示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β表示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企业的创立初期，企业A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是
，企业家A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为
；企业的成长期，企业A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是
，企业家A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为
；企业的成熟期，企业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是
，企业家A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为
。在企业的成熟期，如果出现企业家占用企业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情况(见图4)，那么就会使得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速度出现小于或等于企业主私人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速度的可能性，即ab平移的速度(
)与cd平移的速度(
)受到干扰，在一定条件下使得
的关系是无法确定的，这等于说企业家对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占用给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从而有可能伤害到企业的利益。从这一点来看，企业有必要在组织范围之内对企业家行为规范建立起适当的约束机制，当然在家族企业中，这个问题并不突出。这些机制与规范必须有约束个体越轨行为的作用，同时又必须在可控的范围内鼓励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图3 中国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的动态变化简图 值得注意的是，图2、图3、图4与图1是存在差别的，图1单指个人关系网络，而图2则是指企业关系网，它包括企业自身的关系网络和个人关系网络能够在企业中发挥作用的部分，图3、图4都只是表示企业家和企业关系网规模的动态变化，其中企业家个人关系网α′能够在企业中起作用的
在规模上是不同的，通常是
，其中的差距大小，取决于企业自身关系网络的成长。在模型中的各种关系网，虽然Z轴都以“诚”“信”“义”为核心内容，但由于Y轴的作用，如在图1中，血亲关系的远近，决定了其对不同人讲“诚”“信”“义”有些差别，而在图2、图3、图4中，决定其关系的亲疏标准不是血亲而是商务联系的密切程度，也就是说企业讲“诚”“信”“义”，这样，就产生生意做到哪里，关系就建立到哪里，也就突破了个人血亲关系限制，由此，企业关系网由于不依据血缘，不必依赖其他组织或个人发展纵向关系，生产经营可以直接依赖自身而不是借助第三者的关系网络的帮助，因此关系网横向的扩张是其主要特征，关系简单。而图l中，其横向扩张由于有个人血亲关系的限制，因此，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借助他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其生产经营服务，此时，就必须逐步向纵向拓展其关系网，由此构成了十分复杂的企业社会关系网。对个人关系网络来说，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朋友的朋友是自己的朋友”；但是对于企业关系网络来讲，却没有那么简单，企业关系网络作为个人关系网络与企业自身关系网络的结合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有其特殊的规则。企业A沿着Z轴借用企业B的关系网络进行纵向拓展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企业B关系网络内存在企业X，它既不处于企业A的关系网中，也与企业A无任何关联和商务往来，那么企业X将以何种规则出借自己的资源给企业A？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分析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企业A可以凭借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声誉、实力与清晰规范的组织制度等获取企业X的认同，从而使企业X同意出借与其相关的经济关系资源。原理是简单的，但内部逻辑关系是极其复杂的，由于文章篇幅限制，这里将不做详细讨论。
图4
受干扰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的动态变化简图 四、民营企业关系网络的社会实践——以温州企业为例 温州位于浙江东南部，东临东海，是中国社关系网络结构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发展因其独有的特性被人称为温州模式。 (一)温州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特征 第一，温州企业的家族特征。温州的家族企业鳞次栉比，其生产经营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当然这里的“家庭”是既包含个人小家庭，也包含叔伯兄弟姑表姨亲的大家庭。无论是小作坊还是大企业，它们都会吸收一部分的家族成员或经熟人介绍的人员或一些人情上往来的人员。在温州人的意识中，来自熟人圈子的人比陌生人更值得信任，而家人则是最值得信任的圈子，所以温州企业主对家族成员的正常需求往往会不求取回报加以满足。小作坊、小企业或创立初期的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吸收的人员是有限的，组织关系相对来说比较随意、简单，不存在正式的企业制度，完全凭借企业主的个人意志自由决定人员的调配，企业主择人的标准就是根据熟人原则，他们倾向于选择家人或熟人作为自己企业的一分子；即使是大企业或成熟期的企业，其组织结构与企业的规章制度比较正式规范，但企业选择职工的标准还是表现出人际关系上的网网相连结成一片的特征。大企业关键岗位的人员选择与小企业的做法基本一样，即大企业的重要岗位主要由家庭核心成员担任，其余岗位的公开竞聘也倾向于招聘熟人网络中的成员或经熟人网络介绍的人员，比如说职工亲属或家族成员，这种用人方式构成了温州家族企业重要特征之一[19]。它与纯粹的公司制企业同而有异，公司制企业强调的是制度的规范化，而家族式公司则要求规则人性化，这其实是由温州的熟人文化与家文化所决定的。在温州人的观念中，家人是最值得信任的，熟人则是彼此了解的，有着共同的生活习惯与背景，比较容易磨合沟通与相互理解，任用熟人可以降低信息成本，而且可以避免效率上的损失。温州家族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其实是以企业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并逐渐形成企业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以公司的制度规则为手段，逐渐实现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张。 第二，集群式的社会网络扩张形式。温州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产业的集群化，千家万户聚集一起分工协作，分解各道工艺程序，生产、加工、组装、销售各有市场，从而实现产品成本最小化。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使其产生了竞争优势。它包括经营方式专业化，专业生产系列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服务环节社会化。以鞋类产业为例，温州有一套分工协作的专业化生产独特的组织形式，形成了各种分类专业市场，如鞋底与鞋饰品生产交易市场、牛皮猪皮加工与交易市场、合成革生产与交易市场、皮鞋批发市场、皮革机械与皮革化工市场，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服务性机构和行业组织，如专门的鞋业信息、设计、展览机构等。由于温州企业大部分是家族企业，产生于村镇，其发展仍是按传统农业形成的血缘、地缘等乡土关系在工商业中的延续。创业初期的技术与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家庭内部，家人或亲属们经过一段时期的合作与共同奋斗，就会出现一批创业成功的家人或亲属，而血亲关系，使得相应的技术与资金就沿着以伦理为本位的“血缘”“亲缘”的社会网络在本区域内实现快速的复制与扩散。这种快速复制与扩散的基础是家人与亲属之间的感情联络，也是亲人之间的一种信任。这种信任是基于伦理为本位的自然反应，是家族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它为家族企业提供了人才、资金与技术。因“血缘”“亲缘”为基础的族群式社会网络诞生的同质企业，又由于其独特机制——信任而规避了许多同质企业的竞争，甚至还出现相互合作的现象。以温州的家具企业为例，家具生产的小企业的经营模式主要以代销为主，如果一家企业的某款家具因为热销导致需求过大，厂商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么这家厂商就会将剩余的订单交给另一家关系密切的企业让其去完成，另一家企业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订单。这是一种情感联络关系，是不计回报的善意帮忙。随着企业的成长与壮大，“村里”或“乡里”逐渐会出现类似“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乡”的现象，即很多同质企业或上下游企业会在“村里”“乡里”拔地而起，原来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族群式的网络模式开始向地理位置相近的地区扩散，温州人认为这种邻近的熟人交往相对于远距离的陌生人交往而言，可以形成比较稳定的信任关系，所以在温州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两个温州人交易成功的概率比某一方为非温州人其交易的成功概率要高得多，这就是外界普遍所说的“温州圈子”的现状。温州商人或走南闯北，或驻守家乡，总离不开“圈子”，并非他们“排外”，而是“内外有别”的文化秉性使然，“圈外人”是弱连带的，他们依据公平原则建立联系，而圈内人则根据“熟人”交往原则。比如两个温州人做生意，交易的付款方式往往选择赊销，然后约定月结或中秋或年底结账等；而温州人跟外地人做生意的话，即使在多次交易之后他们也会要求以现金方式支付货款。所以温州的族群企业会根据“远近亲疏”的原则选择与自己地理位置相近的企业，把它们作为优先的交易或合作对象。与此同时，以血亲伦理为本位的信任机制也开始延伸出了以利益为本位的信任机制，换句话说，就是在“仁义礼智信”这一伦理认同的基础上慢慢延伸出了声誉机制，即在圈子里具有良好道德伦理声誉的企业更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由此使得某些无法通过市场价格体系进行交换的资源与信息以低成本高效的方式成交，从而提高圈内交易者获得某些重要信息与资源的能力，使其更快地适应市场的变化。由于圈子里对信任存在激励与自我约束机制，能够较好约束交易双方的投机行为，避免恶意违约，在该机制下，如果其中一方采取不道德的投机违约行为，不仅会失去对方的信任，而且其行为就会快速在圈子内传播，从而失去其他伙伴的信任，会被圈内人所排斥，因此，在圈内，多数人不敢轻易违背道德规范。由于存在约束机制，在当下社会缺少自我约束、道德滑坡、商业信誉缺失的情况下，温州人商业活动过程中独特的社会关系网运作模式，提高了产业社会分工协作效率，极大提高了企业竞争力水平。这就是温州产业集群沿着地缘拓展的原因，也是温州模式演进的历程。温州的家族企业与产业集群模式是典型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对产业发展影响的代表，体现了一种区域文化与价值体系的力量。 (二)温州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历史渊源 从上述分析来看，温州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发展及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方式，与其地区特有的文化习性与价值体系密不可分。区域商业文化通常包含着人类一般文化的普遍性与地区文化的特殊性，温州文化也是如此。温州文化源于其“移民文化”“海洋文化”与“农业文化”。恶劣的生存环境、艰难的移民生活、漂泊的海洋生涯造就了温州人敢闯敢拼、敢为人先、吃苦耐劳、群体协作的精神，培养了“务实求利”与“抱团作战”的文化秉性。 第一，温州人漂泊在外，但又以温州为根的独特的共存、共赢的“海洋文化”价值体系。温州人的“海洋文化”的产生，是因温州地理位置独特。温州三面环山，东面临海，古代的温州陆路交通极不发达，但是海上交通却是异常的畅通，到了北宋末期，温州的造船业已经与明州(宁波)并列为全国第一。得此之便，漂洋过海、随商船去国外经商谋生的温州商人比比皆是，这就是温州人四海为家的根源。在这种“海洋文化”的氛围里，为了生存，温州人形成了特别能拼能闯还能抱团的人文性格。因为渔民与农民不同，他们面临的环境比陆地上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会出现生命的威胁，所以出海打鱼，单打独斗肯定是一败涂地的，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与团队的分工(划船、撒网、捕鱼必须一气呵成)。所以在历史的演进当中，海洋文化中的“团队协作”“抱团取暖”就在温州文化中深深扎根，现代社会出现的温州炒房团、炒棉团、炒煤团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从另一个角度讲，炒房团、炒棉团、炒煤团的出现也反映了温州人商业意识中的共存、共赢的理念，他们认为团队力量是无限大的，而组团的温州人都是彼此了解的熟人圈子里的人，在共同文化背景与价值观下的组团共利行为的高效性是不言而喻的。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之所以频现温商的身影，与温州企业的经营风格密不可分。在温州市场我们可以发现，只要商品价格能够包含利润，温州商人就特别乐意出售本地人的商品，所以温州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仅凭“共赢”就可以走遍天下。 第二，“远家”不“离家”的家族观念。温州商人经商的目的从来都是“为子孙后代谋利”，即“齐家”的心理，士的事业在“功名”，而商人的事业则在“家”。商人有的把经商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有的则把经商当作创业传世的手段，无论是“逐利以活妻儿”还是“树基业于家”，归根结底都以“家”为出发点。温州商人的文化习性传承于海洋文化，但又诞生于传统的农耕文化，所以温州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具备传统农业以“血缘”“亲缘”“地缘”等乡土关系为基点而向外扩散的特点，“血缘”“亲缘”“地缘”扎根于温州人的血脉，因此温州人是“远家”但不“离家”。一方面，当温州人在某地创业成功的话，会带领自己的“亲族”在该地区抱团发展，形成温州商团，迅速占领市场；另一方面，则是温州商人“光宗耀祖”的心态，也是传统“家”文化的延续，在外创业者一旦成功创业，必定衣锦还乡，团结亲族，回报家乡父老，比如修路修亭修祠堂，关心老弱孤寡，慰问老人协会，邀请参加宴会并给予生活补给金。 第三，永嘉学派的义利并重。温州地区的经商理念，深受当地永嘉学派思想的影响。永嘉学派是提倡事功之学，主张“以利和义”“经世致用”，它以注重实用、求真务实为特色，否定传统的“重农轻商”，认识到商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提倡“农商并举，义利并重”。该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不仅提倡“农商皆本，学与道会，人与德合”，还肯定私有制与雇用关系存在的合理性，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长期历史的沉淀和“遗传基因”，使温州人具有非常浓厚的商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致使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就可以率先利用其与生俱来的经商技巧，“开疆拓土”，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模式。温州人不仅传承了永嘉学派中所保留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永嘉学派的“外王”“经世”“义利并重”之道也成为温州人创业精神的起源，也是温州商人经营理念的源头。所以“共存共赢”“仁爱”“义利并重”的温州文化价值观造就了温州商人的创业精神与经商的理念，也造就了温州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向外拓展的价值观体系。在社会关系网的横向拓展的基础上，温州企业家本着“共存共赢”“仁爱”“义利并重”的价值判断标准，通过Z轴，实现关系网络的纵向拓展，使之与群体内他人的社会关系网连成一体，从而构成了立体式内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本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引导企业向外拓展市场并参与产业内的分工合作，最终形成了以亲缘为基础的家族式企业，以亲缘、地缘为基础的集群式产业聚集。 五、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具备两大独有的特性，其一是具有血缘关系，导致其因人而异的特性。在企业成长初期，企业经营主要依赖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为主的关系网络扩展，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是保证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二是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扩张与收缩的灵活性。在三维的社会关系网络模型中，以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为准绳，依据血亲关系所确定的关系亲疏及其信任强度，由于其固有的局限，因此，社会关系网的进一步扩展，将取决于关系网的去血亲化和包容性。是否能将非血亲成员当成自己人，按自己人的行为规范平等对待他们，将决定社会关系网络纵向扩张的广度与深度，由此也决定了企业社会关系网络横向与纵向立体的扩张或收缩。尽管企业成长初期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张以企业家的私人关系网络扩展为主，但是随着企业的成熟，为适应复杂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所进行的组织结构的公司制改造，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将逐渐得以建立。企业自身社会关系是通过其日常各种商务活动向外传递企业经营理念和价值观，逐步培育企业的社会信誉和公众形象，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从而建立起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因此，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与扩展，需遵循市场经济普遍适用的原则，即公平自愿、平等互利、诚实守信。 在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的过程中，一般都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企业家的私人关系网络的建立都是基于“仁义礼智信”这一基本伦理，依据亲情关系亲疏，沿着“诚”“信”“义”的价值判断标准由内向外全方位扩展或由外向内收缩，实行“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第二，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企业将逐渐脱离对个人社会关系网的依赖，使得企业家个人关系网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逐渐处于隶属地位。虽然，在中国这一社会结构中，企业难以完全阻断个人关系网在企业中的作用，但此时，企业家的个人关系网作用已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必须服从于企业的规章制度，需要受制度的约束。甚至企业家都需要借助企业的社会声誉发展其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系。作为企业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将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交往中“诚”“信”“义”价值判断标准贯彻到企业日常行为过程中，采用规范的程序，通过合同协议形式，与企业和消费者建立起稳定的商务联系，通过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以及负责任的社会行为，赢得声誉和社会的信任。“诚”“信”“义”价值判断标准虽然属于传统中国文化价值体系，是对人的一种道德要求，但它与人类社会和市场经济普遍适用的规则在基本的伦理规范上是一致的，也可以说它是人类社会基本伦理规范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或表现形式，是市场一般规则在中国的具体化。因此，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顺利实现其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张，就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以具体的“诚”“信”“义”的价值判断标准为核心理念，而不是盲目模仿欧美大公司的具体做法。因为，即使是欧美企业，其行为规范都多少反映出它们各自国家所具有的文化特点，也都是一般伦理规范在其特殊国度里的具体化。它们的做法并非具有普世性。所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义”企业伦理观念，通过其去血亲化，扩大包容性，同样可以适用于国内外市场，能够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完全可以依此在国内外企业和消费者中确立起可靠的信任关系，构建出超越族群、超越国界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 收稿日期：2015-10-30
标签：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个人价值观论文; 仁义礼智信论文; 家族企业论文; 血缘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