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教育市场化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者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61(2001)09-0063-05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将教育看成一项公共事业，视办教育为政府天职。80年代之后，尤其是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教育市场化成为西方不少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究其原因，既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教育的因素，其最终目的都在于：1.由家长与学生自由选择学校，代替由国家当局分配入学的措施；2.发展私立教育机构，发挥其较公立教育更佳的效能与效率；3.运用市场规则来经营教育，消除国家对教育的垄断，即给教育松绑，以达到教育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Mitter,1996)（注：童敏雯：《教育市场化初探》，《教育社会学通讯》［台］，1999年第12期。）。
西方各国教育市场化的这种趋向，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都有褒贬不一的说法。一些学者亦清醒地认识到随之而来的各种弊端，并从不同方面针对上述教育市场化诉求所带来的影响提出了批评。本文拟对这些批评作简要的介绍与评述，以期从中吸取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一 旨在实现教育公平的自由择校政策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自由择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保守党推行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政策之一（注：李桢：《英国家长择校的改革与实践》，《外国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
他们称过往的教育机会均等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做法，以致国民对政府产生严重的依赖，因此主张在教育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学校作为特殊商品（教育）的提供者在众多消费者中竞争顾客（家长），以促使学校提高教育水准和增进教育效率的目的。然而这种教育效率的增进却损害了教育公平，因而招致许多严肃的学术批评。
许多学者认为在具体实施中这种由新自由主义者（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源于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思想，当代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经济学家海叶克(Friedrich Hayek)。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自由市场”优于“全面就业”、“福利国家”和“收入的再分配”。他们认为“市场机制优于计划机制”，因为只要不干预市场，市场就会自动调节，“社会公正”与“公正的分配”毫无意义，但同时也承认最低限度的国家控制是有必要的。在教育领域他们谈论更多的是教育中的“选择”、“竞争”和“市场”，其教育主要有：要求加强家长对自己子女所上学校的选择权：加强作为消费者的家长在学校管理中的参与作用：鼓励学校之间的竞争：要求把财权下放给学校；建立“国立学校”，使公立学校得以脱离地方教育当局的控制，等等。）所倡导的自由择校政策并未实现倡导者们所期望的真正的教育公平；相反，它却使原本就存在阶级、种族、性别等不平等的社会显得更为不公（注：Michael.W.Apple主讲，黄庭康简译：Markets,Standards,andinequality in Education:Can Critical Pedagogies Interrupt Rightist Policies?《教育社会学通讯》［台］，2000年第23期。）。其原因有二：就社会中的个体而言，人的起点各有不同，若以市场公平原则来要求每个人都不分种族、阶级或性别而在市场中接受公平的竞争，只会使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处境更为艰难；而就整个社会而言，自由择校亦有可能加剧社会的分化程度，尤其是过度的自由择校不仅不利于社会各阶层或宗教团体之间的对话，还可能引发隔离主义思想的蔓延，导致家长将子女送入“隔离学校”(segregated school)，造成儿童平等民主意识及技能培养的淡薄与削弱，从而损害社会的凝聚力（注：李桢：《英国家长择校的改革与实践》，《外国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
学校课程的设置和教师的教学风格是家长选择学校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市场中这些信息的开放与畅通应该面向所有的选择者来说才是公平的。然而在实施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择校政策却并非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其结果往往只是满足了少数人的意愿。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受教育程度低、经济状况差的家庭缺乏全面和真实的市场信息，因而无法了解当地或附近学校的确切情况，也就无法做到自由选择学校。其次是一些学校制定的相关措施亦造成“学校选择学生”而不是“家长选择学校”的事实（注：李桢：《英国家长择校的改革与实践》，《外国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不少学校为了保持或提升各自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可能会有选择地录取那些家庭出身优越、“可教性”高的学生，而那些家庭背景相对较差、需要投入较多资源的学生却被拒之门外。在美国，就有许多学校只愿录取中产阶级的子女或勤奋上进的亚裔子弟，而排斥传统上学业成绩较差的黑人或加勒比海移民（注：Michael.W.Apple主讲，黄庭康简译：Markets,Standards,andinequality in Education:Can Critical Pedagogies Interrupt Rightist Policies?《教育社会学通迅》［台］，2000年第23期。）。英国所做的调查也显示在“自由择校”政策的实施过程当中真正受益的远非工人阶级，而是那些中产阶级的子女（注：李桢：《英国家长择校的改革与实践》，《外国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这种对学生进行“筛选”的做法进一步地延续了种族或阶级之间的不平等。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家长在自由选择学校的过程中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或较强的个人偏见，并因此忽视了子女本身的意愿，无益于子女成长。同时，他们在择校的过程中总是过分强调个人目的，却较少考虑由此而来对其他儿童可能带来的伤害。例如在英国一些家长为让其子女跨区读好学校，不惜更改或提供虚假家庭住址，使得本应在此区读书的儿童不得不转入离家较远的学校（注：李桢：《英国家长择校的改革与实践》，《外国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
二 私立教育机构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未能兼顾公平及学术传统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学校的扩张和入学人数的增加，人们要求教育能为25%的适龄人口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传统的教育因其只能满足2%-3%的适龄人口的教育需求而显得力不从心（注：［美］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李梅译：《私立高等教育：从比较的角度看主题与差异》，《教育展望》（中文版），2000年第3期。）。对教育的需求必然会导致其他合理的教育体系的出现，私立高等教育便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然而，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是否能顾及社会公平，保持高等教育的学术传统，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其结果令人侧目。
在市场化的运行过程中，教育的市场运作方式使私立学校所追求的“营利性”目的在教育中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合法地位，但这并没有给那些原先就处境艰难的贫困家庭学生带来任何转机。私立教育的资金大多源于就读学生所缴纳的学费，依靠学费意味着学校只能吸收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学生，因此，在私立教育中最终受益的仍是那些有能力支付这类学校教育费用的社会阶层。对学费的依赖不仅给那些急需帮助的社会阶层造成了冲击，也影响到学校提供的课程分类，使社会阶层的划分和差别进一步明显和扩大。已有学者就此指出，教育市场化改革可能会给处于弱势的学生及其家长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因此，在制定市场化改革措施时应重视基层民众所处的环境（注：［美］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李梅译：《私立高等教育：从比较的角度看主题与差异》，《教育展望》（中文版），2000年第3期。）。
追求真理与知识的传统使得高等教育崇尚学术自由的价值观。学术传统对于每所学校来讲都应该同等重要，但私立学校毕竟有着与一般公共部门有所不同的特性：即它的教育资源并不来自于公共资源，而是掌握在政府以外的机构与集团手中，因而使其比公共部门更难加以协调，其所追求的价值观念亦有别于传统的高等教育。有限的资源配置和应用性课程的设置足以证明大多数私立高校都将市场利益奉为第一，为市场与需求所左右去满足眼前利益，无暇顾及高等教育所应有的学术传统。若对世界不同地区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情况进行考察就能发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私立学校都处于学术等级的底端，其学术声望和地位的筑建仍需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注：［美］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李梅译：《私立高等教育：从比较的角度看主题与差异》，《教育展望》（中文版），2000年第3期。）。另就教育的功能来看，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鼓动社会流动的同时还肩负着维护卓越价值观的责任。学术机构不仅为个人提供晋升机会，开展社会分析，而且还通过提供公共项目和继续教育等使社会受益于科技，但人们却很少能在私立教育机构的议程上看到这些内容，其对社会所尽的责任由此可见一斑。
发展私立教育所采取的方式也是众多教育从业人员批评的内容之一，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EA)就曾在1991年通过一项谴责尝试由私人创办牟利性学校的决议（注：许明，胡晓莺：《当前西方国家教育市场改革评述》，《教育研究》，1998年第3期。）。因为在不少国家的教育市场化改革中都会走公立学校私营化的道路，并鼓励工商企业参与办学。但工商业热衷于学校教育总是有其自身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兴办学校教育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要么是想通过赞助教育达到减税的目的。尽其所能追求利润的作法使到私立学校的形象大打折扣。
三 市场规则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有损于教育自身的发展
教育市场化的诉求之一是将市场规则引入教育领域，消除国家对教育的垄断，达到资源合理利用的目的。但是，教育与市场之间无论是从各自属性、准则，还是从实现方式等来看都有着根本的不同，资源合理配置难达理想要求。市场规则在教育领域的运用不仅使教育机构（学校）左右为难，亦使教育自身的发展受到损害。
（一）高等教育“产业性”和“事业性”的双重属性使学校陷入两难境地
关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属性，在西方国家也是颇有争议的问题（注：侯晋川：《关于美国高高等教育产业的考察与思考》，《教育研究》，2000年第12期。），其争论的焦点在于高等院校到底是“产业性单位”还是“事业性单位”。将教育视为“产业”的学者认为高等院校就如同市场中的公司或企业，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学生作为消费者，就应当以高于成本的价格购买高教产品；而将教育当成“事业”的学者则认为高校的职能在于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高校的产品就是社会所需的人才。在公民无法完全负担个人接受教育的费用时，社会有义务向教育进行补偿与投资。因此教育的功效是社会性的，它追求的是社会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高等教育的这一双重性，使高校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要遵循教育规律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一方面又要面对严酷的市场经济规律，像公司一样务实地进行操作管理。高校不得不在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摇摆不定，艰难地寻找着平衡点（注：侯晋川：《关于美国高高等教育产业的考察与思考》，《教育研究》，2000年第12期。），结果常常是经济价值战胜社会价值，教育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教育市场化使得高等教育在“产业性”与“事业性”的天平上最终滑向了“产业性”的一边。教育的支出（尤其是高等教育）被持续削减，教育本身的内在需求被忽视，教育的发展亦更服从于暂时的市场需要。那些在高等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风险大、见效慢、投资者少的基础研究受到极大冲击，大量没有太多商业价值的学校学术机构及学术研究系部也被迫关闭。利润的多寡成了衡量大学优劣的标准，缺乏经济利益的学术思想不再为人青睐。随着大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中枢位置的逐步丧失（注：张光正：“新世纪海峡两岸高校理念学术研讨会”专题演讲稿，第1页，2000年5月。），社会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nt)尖锐地指出“教育系统以追求实用与赢利为标准的市场化进程，既在使自我膨胀，又是被技术化了的野蛮行为”（注：张人杰译：《教育市场化：问题与现状》，《教育研究信息》，2000第1-2期。）。这种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的“短视”行为必然会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市场准则与教育准则之间存在根本对立
赞成教育市场化的观点认为市场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应将市场法则运用到教育领域中。这样的观点同样遭到了众多学者的反驳。学者约翰·麦默蒂(JOHN McMURTY,1991)曾指出教育准则与市场在目标、实施动机、实施方式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是完全对立的，任何一种将市场准则运用于教育领域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教育的确要适应经济的发展，但在此过程中，教育应该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注：John Mcmurty Education and the Marker model.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Vo125.No.2.1991.）。教育所关注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市场关注更多的却是学校在市场中的表现。升学率及考试分数成了学校证明其自身地位的砝码，迫使学校及学生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花费在如何提高升学率及考试分数等指标上，市场化的原则因此导致教育目标的狭窄化（注：Michael.W.Apple主讲，黄庭康简译：Markets,Standards,andinequality in Education:Can Critical Pedagogies Interrupt Rightist Policies?《教育社会学通迅》［台］，2000年第23期。）。
对此，相当多的学者已有共识：他们指出市场化改革是与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原则相违背的，因为市场关心的不是为公众服务，而是如何赚钱。教育是公共产品，由政府所提供的学校教育（尤其是义务阶段的教育）不应被当成可以在市场中买卖的商品，教育市场化会导致政府推卸其自身发展教育的责任（注：Michael.W.Apple主讲，黄庭康简译：Markets,Standards,andinequality in Education:Can Critical Pedagogies Interrupt Rightist Policies?《教育社会学通迅》［台］，2000年第23期。）。
（三）市场化促使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根据在于：上半世纪建立起来的公共教育制度由于一向为政府垄断，因而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教育市场化改革，就是将长期运用于公司的措施引入学校当中，强调市场竞争的重要性，政府改革教育的方式不再是管制和提供教育资源，而是运用市场机制来革新教育，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有效合理地利用（注：许明，胡晓莺：《当前西方国高等教育市场改革评述》，《教育研究》，1998年第3期。）。但在如何获取有限的社会资源之过程中，声望不同的学校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果。
众所周知，学校获取社会资源的实力往往与其声望有着紧密的联系（注：侯晋川：《关于美国高等教育产业的考察与思考》，《教育研究》，2000年第12期。）。学校声望愈高，它从社会所获取的资源也愈多；学校资源越多，就愈能增添更先进的教学科研设备，改善教学科研环境，吸引和稳定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并能降低学费和提供更大补贴额，从而吸引更多高素质学生，使学校办学规模、质量和水平得以提高，毕业生也更受社会和市场青睐，学校的社会声望也因此再度得以提升；相反，学校声望的上升，又进一步增强了学校竞争有限资源的实力，使其有较多的机会开辟不同渠道来获取更为丰盛的资源。
可是，社会投入教育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在资源竞争的游戏中，这些声望较高的学校不仅能获得比一般院校更多的教育资源配给，他们同时也是这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这就使那些声望较低的一般院校始终处于竞争的劣势，从而加剧了各个高校之间的分化（注：侯晋川：《关于美国高等教育产业的考察与思考》，《教育研究》，2000年第12期。）。英国学者在对该国八九十年代所进行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评述中曾指出：教育的市场化改革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给高等教育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各个高校为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花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及时间作竞争准备，但这样竞争而来的教育经费却又几乎与准备竞争的花费相抵消，这种结局同样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就此情况，有学者提出“单纯运用市场机制能否带来理想的或令人满意的资金分配结构？”（注：詹鑫：《八、九十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与大众化改革》，《外国教育研究》，2000年第8期。）问题的答案似乎并不理想。
迄今为止，教育市场化似乎已是大势所趋，西方各发达国家以及各发展中国家都趋之若骛。但学者的观点依然鲜明，俄罗斯学者V·萨多维奇(1998)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讲演中就曾说：“教育正以社会不能接受的方式全面‘商业化’发展，这将削弱整体的文化构成和社会发展”（注：V·萨多维尼著，蒋凯译：《大学与社会》，《有色金属高教研究》，1999年第6期。）。亦有学者对与“市场化”几乎就是同义语的“产业化”（注：张人杰：《教育市场化：问题与现状》，《教育研究信息》，1999年第6期。）现实提出如下问题，即“产业化”是一个“稳固的事实”，还是一个“有倾向性的现象”？是教育演变（学习年限的延长、专业渠道的增多、继续教育的发展、学生总人数的增长、知识市场的拓展和教育的私人供求增加）的结果，还是市场的必然成功？“教育中的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是否应加以区别？“产业化”与“商业化”是否意义相似的两个概念？信息与通信技术使用范围的扩大是否会有助于“产业化”？（注：张人杰：《教育市场化：问题与现状》，《教育研究信息》，1999年第6期。）综上所述，在西方教育市场化改革实践中所凸显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竞争导致的社会分化问题、私立教育机构商业化过程中对公平及学术传统的忽视、教育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教育自身属性的争论等，而这些问题亦是今天在我国实施教育市场化改革时所要面对的。“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尽管各国因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地域环境、政策执行等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差异，但其实施教育市场化措施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即运用市场机制来促进教育的长足发展。西方学者关于教育市场化的批评与质疑，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改革不啻是一付清醒剂，值得人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