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利斯#183;米勒的狄更斯批评及其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勒论文,利斯论文,批评论文,狄更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3)05-072-076
解构主义大师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研究生涯是狄更斯开始的。《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1958)不仅影响了狄更斯研究的进程，解读狄更斯的方法成了以后几代学者的基本范式，而且这部提出客观现实和主观心理相融合的文学观念的意识批评专著成了西方现象学批评的代表作。
在我国学界，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希利斯·米勒的名字主要是与解构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常常将他与同在耶鲁大学的保罗·德曼、哈罗德·布鲁姆以及杰弗里·哈特曼一起并称为“耶鲁学派”或者“耶鲁四人帮”。鲜为人知的是，他同时还是著名的狄更斯研究专家。《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是希利斯·米勒的成名作，在同一类型的著作中享有最高的引用率。该著挑战了文学史家哈姆雷·豪斯的《狄更斯世界》(1941)，展示了希利斯·米勒作为批评研究领域极具争议的人物的方法论。豪斯的扛鼎之作《狄更斯世界》是第一部牛津大学出版的由牛津大学教授撰写的专门研究狄更斯的学术专著，后来成了狄更斯研究的经典。在该著中豪斯把小说仅仅当作社会文本来解读，研究狄更斯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关系，其主要目的是“显示狄更斯所反映的时代，作品与作者所生活的社会之间的关联。”[1]14豪斯认为狄更斯虽然怒斥这个社会制度滥用权力，但是他对英国的阶级制度尤其感到满足，狄更斯抨击了在他看来执迷不悟的政客及其政治方案，他推动的是改革但不是革命。
在希利斯·米勒看来，将一位小说家看作时代的产物或者独立于时代，这种二分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将吉辛，杰斯特顿，豪斯等将作家看作时代的产物看作第一种观点，那爱德蒙·威尔逊所持的则是第二种观点，将狄更斯归于独立于他所生活的世界的象征主义者。而希利斯·米勒则提出了研究文学作品与作者关系的第三种方法，即所谓的意识批评，他说：“虽然文学作品植根于时代、作者的生活、艺术和道德，但狄更斯的任何一部小说都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作为独立的实体自成一格。”意识批评可以“调和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二元对立，它颠覆了作者心理与作品之间正常的因果关系。它不是将文学作品视为早先存在的心理条件的症候(symptom)或产品，而是视为作者理解并创造自我的手段。”[2]哈姆雷·豪斯称赞狄更斯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记者，而希利斯·米勒则将狄更斯视为世界的发明者。米勒不是将小说看作维多利亚时代的镜子，而是看作“自动化的艺术作品”。他指出，批评家的作用是“在狄更斯的全部作品中，评价狄更斯想象力的特殊品格，找到纵贯狄更斯小说的多样性，确认小说家特有的世界观，并按照时间顺序追溯狄更斯小说世界观的发展。”[2]viii
米勒认为，“狄更斯的小说世界”是“万物的总体”，这种“总体性”的具体表征是大型商业城市，其特征是“多样性。”[2]xv“狄更斯想象力的具体品格在于他假定通过一步步描写现实而把握现实背后的真相。”[2]xvi无论多么晦暗不明和隐秘的关系一旦被揭示出来，狄更斯将创造一幅“真实的肖像，真正的世界意象。”[2]xvi
希利斯·米勒的意识批评，将狄更斯的作品解读为作者世界观的表征，最终“理解他的独特个性和精神。”[2]viii为此，米勒重点考察了狄更斯的六部小说，即《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退斯特》、《马丁·朱述尔维特》、《荒凉山庄》、《远大前程》、《我们共同的朋友》。在他看来，这六部小说是在“探寻真正的身份。”[2]x
(一)米勒认为《匹克威克》存在三种意识：
(1)主人公匹克威克的意识：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都是分离的，互不相关的，小说的结构仿效了始于《堂吉诃德》及早期的流浪汉小说的探索主题。匹克威克以社会探索者的身份进入世界，意欲客观地研究和报道世界的多样性，探索现实、真理与自我。因此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唯一线索就是主人公匹克威克的意识流动。作品的深层结构因此是匹克威克的精神意识，而匹克威克的精神意识的本质特征是孤独和与世隔离性。
(2)作者的代言人叙述者的意识：叙述者与匹克威克是分离的，从超然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匹克威克。他不能从内部理解人物的思想和感情。叙述者的视角恰好是喜剧观所必须的视角。“叙述者对人物的态度不是完全客观的，叙述者(读者)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在人物之内足以用认同的方式想象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在人物之外，足以发现这些思想和感情有趣。”[2]3
(3)狄更斯的意识：狄更斯作为故事讲述者的声音而在场，自己不直接参与，从超然的、客观的视角叙述事件。狄更斯的意识是匹克威克精神和风格的统一体。这种意识潜在地存在于小说的事件和人物之中。当匹克威克际遇擦靴子的萨姆·韦勒，这是无辜际遇智慧，也可以说匹克威克际遇了作者的化身以及监督匹克威克冒险的人物，务使匹克威克不受伤害。萨姆知道匹克威克所不知道的全部内容，他知道表象不是现实，谨慎地接受了世界上荒唐不可解释的事情。但狄更斯自己的意识和判断没有直接呈现在小说中，而是秘密存在于萨姆机智的谈话的背后，隐藏于萨姆和叙述者的背后，成了中心人物的仆人，超然地观察和描述他们的行动。可见，“狄更斯的意识指的是体现于小说中的难以解释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它体现于小说的文字之中。”[2]1
(二)《奥列佛·退斯特》的孤独意识
米勒指出，“奥列佛接受了外部世界和过去对他的身分定义。”[2]330奥列佛是狄更斯的第一个弃儿主人公，他一出生便与世界格格不入，被排斥在世界之外，以寻找在社会的位置而作为获得自我的手段。为了活命他生活在恐惧和危险之中，随时有被打死或辗死的危险，他是背信弃义和欺骗系统的牺牲品。社会将他造就为天生的恶魔，注定要上绞刑架。社会孤独构成一个封闭系统的世界，意识按照神的理解模式从外部进行观察。奥列佛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孤独的意识，他的孤独是由于缺乏最基本的人类要求，他的内心生活杂乱无章，体验到的唯有绝望和孤独。
《奥列佛·退斯特》结构的主轴是害怕被排斥，害怕被封闭。一方面，人们害怕与世界及他人彻底隔离；另一方面，人们担心与世界相距太近，担心人会被活埋，被挤压而死，或被窒息，担心自由和生命本身被碾得粉碎，小说在寻找挣脱这两个极端的生活方式之间波动。
米勒认为，小说戏剧性地表现了被剥夺继承权、迷失在黑暗世界的孤儿的困境。奥列佛最终得救了，小说大团圆结局，孤儿出生的秘密被发现，他继承了一个可靠的地位。因此，小说的结局解决了狄更斯的重大主题，弃儿寻找地位和真正的身分，但这种解决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自我欺骗，基于不愿意全面地理解世界。
(三)《马丁·朱述尔维特》的封闭意识
小说的人物没有秘密的内在生活，摩肚先生(Mr Mould)完全生活在自我之中，没有机会退出他意识到的意识。客体同样也没有独立的存在，它们只是作为人性化的客体，作为摩肚先生的构件而存在，因此，意识王国和客体王国没有区别。存在的只是同质的连续体。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人物被环境所包围，这是由于主体性和想象力的结果，尤其是人物自愿选择的结果，但在狄更斯的小说中，人物不是用与其本质相匹配的想象力或意志来胁迫客体，人物姿势、外表和表情客体从我们见到人物的第一刻起就暗示了他的心态。
《马丁·朱述尔维特》的目的是展示“自私如何繁殖”，但自私不仅作为人物的伦理倾向，而且作为人物的孤独状态而存在于小说中。小说中的人物完全被囚禁于自我之中。自我封闭成了《马丁·朱述尔维特》人物最根本的特征。《马丁·朱述尔维特》缺少的就是互为主体的世界。
狄更斯没有采用传统的全知全能叙述者，随意进入人物的内在意识。《马丁·朱述尔维特》的世界是一个公众世界，只有超然的观察者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存在物。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个喜剧世界。因为喜剧的根本要求是叙述者(读者)与人物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不是把自己等同于人物的主体经验并从内部来认识他们，《马丁·朱述尔维特》的读者如叙述者和人物一样，他们的相互关系仍然是相互隔离的。他可以将适合于语言、表情或姿态的主体状态归因于人物，但人物实际上是作为外表和运动而存在的，他们是可见、可闻、可触并且是有生命的物体。却维·斯莱姆(Chevy Slyme)如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一样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强烈意识到了自由和自我的独特性。
(四)《荒凉山庄》的神秘意识
小说一开篇，就将读者定位于某一时空之中。这一时空的中心便是坐在浓雾中央的大法官庭的大法官。雾是切断人物联系的媒介。雾，既是自然界的水汽，又是精神的视而不见，它构成了某地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不透明的障碍。《荒凉山庄》是一个“神秘故事”。起初真相神秘地隐藏在现象的背后。人物的头等大事是窥探其他人物，试图搜索出隐藏在背后的秘密。戈匹逐渐搜集了埃斯塔的生平事实，塔尔金霍恩的天职是成为一名家庭秘密的储藏库，以发现戴德洛克夫人的秘密为鹄的。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他能发现表象背后的秘密真相，他就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世界。警探勃克特在破译谋杀塔尔金霍恩的过程中，不仅发现霍滕斯犯了罪，而且他还能够搜集宣判她犯罪的必不可少的证据。勃克特也像塔尔金霍恩一样是一个证据储藏库，他的艺术杰作是追踪逃跑的戴德洛克夫人。警探勃克特是虚构的，真实的警探是叙事者本人。小说的成分互不相关，只是因为它们共同服务于泥雾的大气特质才成为一个统一体。这种无处不在的在场导致独特的成分变得模糊，它们相互渗透并融为一体。
《荒凉山庄》的人物为一种奇特的意识所控制，他们莫明其妙地卷入了神秘之中，卷入到某人的生活秘密或自己的秘密之中。神秘的意识作为直觉而被体验，明显互不相连的经验碎片实际上犹如拼图玩具的各部分一起被纳入可理解的整体之中。因此，希利斯·米勒认为，《荒凉山庄》是狄更斯的关键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试图第一次在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中“综合所有时代司空见惯的、浪漫的、客观的生活事实以及他对这些事实梦幻一般的理解。”[2]159
(五)《远大前程》最统一、最集中地表达了狄更斯一贯的世界意识
“匹普是狄更斯主人公的原型，在《远大前程》中狄更斯特定的世界观以他从未超越的象征强度得到了具体的表达。”[2]250一方面，主人公与自然是隔绝的，世界在童年主人公看来是冷漠的，犹如“荒原”或坟墓，在狄更斯的作品中，绝无华兹华斯式的儿童与自然的融洽相处，他们的童年从未有过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的同一。另一方面，狄更斯的主人公与人类社会也是隔绝的。他是个孤儿，没有家庭联系，在社会中没有地位。他的特点是欲望而不是拥有。他的精神状态是缺乏意识(consciousness of lack)，充满着向往和期待。
匹普对埃斯特利亚的爱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欺骗，匹普为上层阶级的观点和标准所着迷，希冀成为绅士并在统治阶级中获得一席之地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这使得他陷入更深的不安和精神的困倦。他发现他的施主不是社会的代表郝薇香小姐，而是被社会遗弃的贱民马格韦契，此时他才发现他的远大前程纯属自我欺骗。当匹普沿着泰晤士河拯救罪犯马格韦契时，他亲睹了《远大前程》的真相：财富、社会地位、文化等所有权赋予个人的身份无一不是假的。
(六)《我们共同的朋友》的沟通意识
《我们共同的朋友》是一部多情节小说，它将内在本质与外在环境结合起来塑造人物，全面呈现了与世界相互沟通的意义，呈现了囚禁于自己的本质和环境中的人物。人物的内在本质完全存在于外在于他们的物体之中。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自我意识。人物意识到了自己的境遇以及世界的特定关系，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某一特殊的境地，发现自己忠于职守而不是随意自杀，这些人物作为阶层成员的身分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心理特征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遗产是不可改变的身分，无法摆脱自己的境遇。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每个人物是周围世界的独特拥有者，这个世界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世界环绕着他们，如同自我意识一样向他们展开。人物共存。每一环境不是自己的私下环境，而是所有人物共享的世界。世界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或者说一个非人类的世界。
《我们共同的朋友》是巨大的互动网络，没有孤立的存在，将物质变为器具、价值观和意义而产生的人类世界是相互沟通的手段，这种沟通使所有人物摆脱了主体性的囚笼。因为每个人物渗透并拥有超越私下环境的物质世界，所有人物相互接触。《我们共同的朋友》的真正存在方式是互为主体。每个人物的意识不仅与非人类的物质交织在一起，而且通过这种物质，与其他人物的意识交织在一起。《我们共同的朋友》没有真正的秘密。通过语言、姿势和沉默的身体语言，人物立即能相互了解，如鲍芬与拐杖的哑剧对话。
《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除了重点研究上述六部小说的意识之外，米勒还考察了《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巴纳比·拉奇》、《大卫·科波菲尔》的孤独意识，《小杜丽》的封闭意识，《董贝父子》“逃避孤独”的意识。在米勒看来，狄更斯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狄更斯深刻地理解了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的境况，展示了作家创造性心灵的整体意识。
《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是米勒敬献给他的老师日内瓦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比利时文学批评家乔治·布莱的意识批评专著。在该著中米勒重点探讨了狄更斯小说中的意识问题。米勒在结论部分指出，本研究“试图追寻狄更斯想象力的发展。每部小说被看作是将狄更斯所经历的现实世界改造为虚构的世界，并具有自身的特质，这一特质在狄更斯的世界观中以不可替代的方式展示出来”[2]328。这一表达揭示了希利斯·米勒对小说的本质和功能的看法：小说没有反映真实的世界，换言之，小说就是作家凭借想象，根据真实的世界而创造出来的虚构世界。每一部小说“将狄更斯经验的真实世界变成具有自身特殊品质的想象世界。这一品质以不可替代的方式揭示了狄更斯的万物观。”[2]328希利斯·米勒认为，在他所研究过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冒险在本质上是试图理解世界”，与世界融为一体，从而“找到真实的自我。”[2]328-329
米勒的《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因其对狄更斯研究的贡献而立即得到热捧。莱昂内尔·史蒂文森发表在《大西洋季刊》的评论文章称希利斯·米勒的著作为极其重要的一部书，展示了范围广泛的学术研究、合理的分析和洞见。“《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影响了狄更斯研究的进程，没有几部书能与之匹敌，更没有哪能部书超越它。”[3]113希利斯·米勒解读狄更斯的方法成了以后几代学者的基本范式。
西方的文学批评，自古希腊以来一直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专究“主观”的研究，强调艺术作品所由产生的作者的经验及活动，或者接受者的经验和行为对情感的接受，以及对艺术作品的乐趣和愉悦。专究“客体”的研究，则强调艺术作品的客观现实性，二者泾渭分明。前者如华兹华斯、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后者如亚里士多德、莱辛、贺拉斯、明屠尔诺、锡德尼等。柏拉图在《伊安篇》强调诗人的创作经验及活动(灵感说)，在《斐德若篇》强调考察文学作品，并考虑关于美的形式问题，但是也未能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联系。鲍母嘉登、康德、黑格尔虽然大大超越了现代美学概念，向主客观的融合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仍未澄清。《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传统的客观再现论和主观表现论各执一端的弊端，将意识作为作者与读者的会合点，提出了客观现实和主观心理的融合的文学观念，消弭了主客体的分野，“颠覆了时代精神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因果关系。”[2]xi
《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虽然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这是一部“洞视”与“盲视”并存的著作。众所周知，文学批评不能脱离文学的根基，不能脱离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属性，因此其盲点首先表现在将作家意识和作品意识得以形成的关键性的层面即文学形式和文学叙写模式置于一边，从而滑入另类研究，将文学批评变成了批评理论或者本体论研究。在评论《我们共同的朋友》时，米勒提出了适用于所有文学类型的通则：“读者的意识必须自身成为虚拟的空间，并完全让词语意象填充并栖居其间。对读者而言，存在的只有词语和意义。如果意义指向‘现实’世界的可能经验，那么小说词语形成的意象表明这种现实缺席而不是存在。阅读《我们共同的朋友》就是离开现实世界(读者的真实世界以及小说所产生的真实世界)进入一个词语意识的世界。”[2]304米勒的意识批评强调文学作品是人类意识的集中表现形式，是意识与意识的互动。但是他忽视了文学是有形式的思想，作家的意识与文学形式须臾不可分离，文学形式是作家意识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勒在审视作家意识时只注意到了它的内容性因素而忽略了它的形式性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盲区。”[4]61其次，米勒以挑战哈姆雷·豪斯为鹄的意识批评极端偏激。米勒认为小说是重塑世界，“遵循的是作者精神的内在结构”[2]x，“作家生平的特定条件包括心理本质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这只不过是作家将其转化为小说或诗歌的障碍或材料。”[2]vii-xi他认为狄更斯的任何一部小说都不受时代、作者的生活和道德的影响，这种将作者的生平、作品所由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外在状况加以“悬置”，完全漠视传记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的偏激的观点无疑是不可取的。
《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用现象学理论去揭示小说中意识与意识的互动，他的阐发不是抽象的论述，而是吸收了新批评方法，大量引用了狄更斯的作品，通过文本细读来论析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发现，他的分析前后抵牾，多处矛盾，如第280页说“《我们共同的朋友》没有中心主人公”，而第282页又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心人物是自我意识。”这种前后抵牾其实反映了米勒意识批评的困惑。
1967年巴黎圣母院大学邀请希利斯·米勒就维多利亚文学作系列讲座，一年后他出版了《维多利亚小说形式》(The Form of Victorian Fiction，1968)，在该著中米勒以狄更斯的小说《奥列佛·退斯特》、《我们共同的朋友》为中心，研究了维多利亚小说最重要的三个问题：时间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维多利亚小说形式》是米勒从意识批评走向解构批评的过渡性著作，这从下列表述可以见出：“远离狄更斯讥讽的真实的维多利亚社会走向小说本身，就是走向虚构语言的镜子世界。这种语言总是关注语言事实。不是肯定他所描写的独立的存在，狄更斯的叙事在很多方面违背这样一个事实，即虚构的人物及其世界仅由语词构成。”不难看出，米勒是在认识到意识批评的困惑以后逐步走向解构批评的，而他的解构主义批评又是以对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形式的认识为基础的。毋庸置疑的是，米勒的《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将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实践在英美文学批评中广泛推行，为日内瓦学派赢得了众多读者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