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苏维埃政权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考察
耿显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 100026)
提要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经十年之久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执掌政权、领导和管理国家的伟大尝试。中国苏维埃政权的产生，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推动因素，则来源于共产国际。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发展乃至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共产国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真正代表工农劳苦群众的新型的人民政权，但共产国际也因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在指导中国苏维埃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失误，进而使中国革命的发展遭受挫折。
关键词 ：共产国际；中国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日起，从未停止过对国家政体问题的探索。土地革命时期，自1927年首个地方性苏维埃政权出现，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再到1937年9月苏维埃政权正式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历经十年之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执掌政权、领导和管理国家的伟大尝试。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苏维埃政权从建立、发展到转型无不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息息相关。学界一直以来对此问题较为关注，研究成果颇丰[1]。有鉴于此，笔者力避既有研究成果的框架和观点影响，拟通过分析共产国际指导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动因和独特作用，分析共产国际经验对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深远影响，进而验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必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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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苏维埃政权运动的发展与共产国际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掌握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主要标志。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接受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理论，1921年7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首个“党纲”明确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2]但在中国大革命早期，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并不赞成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甚至反对宣传苏维埃思想，认为“在这一阶段上，试图通过‘宣布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强行建立苏维埃’，不仅为时过早，而且是不适当的”[3]。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以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为指导，帮助中共制定了统一战线策略，即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即使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仍旧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经验，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等同于“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4]；加之，受苏俄东方战略及其外交政策转变的影响，为使国民党右派掌握的军队留在反帝联合阵线内，他们要求中共对国民党让步[5]，反对中共在国民党内争夺领导权。因此，这一时期不仅苏维埃政权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中断了，而且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也完全放弃了对政权的要求[6]105-106。
大革命失败之初，共产国际并没有立即指导中共打出自己的旗帜，实行苏维埃斗争，而是要求中共“应加强自己在国民党基层的工作”[7]，继续维持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主张，提出了以“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作为旗帜的政策[6]183。但形势急转直下，尤其随着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清党”，国民党左派是分崩离析，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斗争策略。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主持下，中共在汉口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8]。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的决议案》，首次明确提出要“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6]313。从此，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建立：由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到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由地方小块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到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给予了指导和帮助。客观而言，其发挥的独特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甚至从某种角度看，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就没有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建立[9]。
但是，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重大问题，共产国际的指导也难辞其咎。中国苏维埃政权初建之时，正是共产国际政治上全面“左”倾、组织制度日益集权的时期，受其影响，共产国际“左”的教条主义和“城市中心论”思想贯彻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始终，这也是中共党内连续出现“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理论根源。特别是博古、李德、王明等执行“左”倾教条主义，将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和模式化，生搬硬套“移植”苏联经验，完全不顾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使得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遭到蒋介石、汪精卫等联合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绞杀，遭遇严重挫折，导致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经营五六年的中央苏区被断送。随着中央红军长征，中华苏维埃政权开始了马背上的艰难历程。
对于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中的失误，我们应该汲取历史教训，但不能因其存在失误而否定其历史功绩和地位。苏维埃政权在中华大地上毕竟是个新生事物，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并以苏联革命经验为借鉴，但面对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多少可以转移腾挪的空间，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中进行苏维埃政权建设与探索，难免存在各种问题与失误。总体而言，中国苏维埃政权坚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坚持反帝反封建，坚持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体，坚持进行社会改革等，可以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尤其在分析“左”倾领导人错误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结合斗争环境，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运用到苏区政权建设，为创建全国苏维埃政权做出重要贡献。只有分清主次、辩证看待，才能客观认识在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共产国际所发挥的特殊历史作用，才能客观评价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地位。
图9为在自然风速5m/s时，相同喷雾条件下，辅助气流速度15m/s，气流出口与喷头之间水平距离对雾滴飘移的影响。从图9中可以看到，气流出口与喷头相对水平距离越小，雾滴的飘移率减低。喷头接近气流出口处，喷出的雾滴直接受到辅助气流产生的流场的影响。气流出口越接近喷头，对雾滴产生的影响越大，更有效地胁迫其向下运动，从而能够减少雾滴飘移率。
早期的共产国际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时，主张中国共产党应把现阶段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限定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并要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从现阶段革命利益出发，竭力维护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来同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进行斗争”[24]。1927年“七一五清党”后，共产国际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已经退出革命队伍，要求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6]313。从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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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翌日中共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7月17日，蒋介石就“七七事变”发表谈话，表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认为“七七事变”能够扩大为中日战争，全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强调若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4]，加快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步伐。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历时10年的苏维埃运动被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战运动所代替，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体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也从此宣告光荣结束。
共产国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以及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经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是必须坚持的行动指南。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严格遵循经典作家的理论与俄国革命所取得的成功模式和经验，即使在中国革命力量严重受挫、形势已经转入低潮的情况下，也没有根本改变对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模式的坚定信念。但是，共产国际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也未能充分注意到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和政策带有浓厚的苏联色彩，拘泥于以俄国革命经验为蓝本的“三阶段论”。二是在组织问题上片面强调集中制，长期搞“一个中心”，各国党之间缺乏独立自主、民主平等的原则。三是“容易犯这种急于求成的错误，夸大主观的力量，夸大群众的觉悟，贬低敌人的力量，夸大敌人的困难，而低估革命取得胜利需要经历的困难”，从而误判革命形势[23]。这一时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三次“左”倾错误，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指导而产生的。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盛行。在中央苏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是这种倾向的直接体现，也是导致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中错误频出、历经曲折的主要原因之一。王明等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缺乏深刻地理解，生搬硬套地照搬苏联政权建设方法和模式，所提出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等教条主义错误路线[26]，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毛泽东、周恩来曾深刻地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27]例如，“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28]因此，某些中国同志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的、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是其教条主义错误的根源所在。
2018年12月20日，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地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北京国际城市文化交流基金会联合主办，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基地承办，首都科学决策研究会、领导决策信息杂志社、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科学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协办的“国际城市论坛京津冀协同发展2018年会”在北京举行。年会主题为“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来自京津冀三地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近100人参会。
二 、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地位与共产国际
从1927年至1937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指导方针和策略，也是根据国际和中国形势的变化在不断地进行调整。暂且撇开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不论，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始走上了土地革命的道路；也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新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大革命失败后，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土地革命的道路，也从此走上了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建设政权的革命道路。这对当时全国的政治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诚如苏联某史学家指出：共产国际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方针，使中共得以作为一个政党保存下来，并开始建设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基地——根据地。这个方针为中共开辟了通向农民阶级——中国革命中的一支人数最多的力量的途径。这种评价虽然失之偏颇，但也并非毫无道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的。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对怎样建立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完全缺乏经验的。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时，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已存在13年。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权形式，苏联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已建立起一整套政权机构，形成较完整的政治制度，且在打败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克服严重困难、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等方面均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共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和关于苏维埃组织、制度的思想，还在法律法规、政策策略制订的具体工作上给予很多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的大量指示和直接帮助，就不会有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的红色政权也不可能在当时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迅速地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权体系。
第一，与以往的剥削政权相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全新政权，彻底打破了几千年来奴役人民的剥削体制，广大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成为政权的真正主人。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农兵群众不分男女、种族和宗教，“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15]。它第一次实现了中国劳苦大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愿望，这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进步。
第二，中国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建设政权的伟大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在全国执政后的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继续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在世界革命史上写下新的伟大的一页”，拉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也点亮了“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解放的明灯”[16]。(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要求。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4年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由人民代表机关正式通过并公布实施的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性文件，包涵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精髓，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志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愿望，确认了人民革命斗争的成果，指明了革命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目标，为以后的民主建设和制宪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国与治国的第一次预演。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各苏区政府在和国民党的“围剿”与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中，创造性地开拓和发展了各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17]这些宝贵的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国家政权与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孕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思想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思想。可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和管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中，初步总结和积累了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例如，发展民主政治，实现广大民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加强法制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的权益，巩固政权稳定；开展廉政建设运动，克服政权中的腐败现象，保持政府的清正廉洁……这些经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乃至今天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18]。
“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19]272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在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有很多不成熟、不完备的地方，甚至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错误。譬如，在政权的阶级构成上，把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排除在政权之外，混淆了阶级关系，扩大了打击面；苏维埃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其权威性没得到充分体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它未能通过民主表决的程序有效地防止和制止“左”倾错误在苏区的推行。在政权机构设置中，效仿苏联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导致苏区肃反严重扩大化；《劳动法》中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当时苏区的历史条件下其实也是无法实现的；党政关系上出现了以党代政的偏差倾向，即“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许多事情“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党直接处理或代替政府处理了大量日常事务[20]。各种社会政治组织也缺乏应有的独立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伺机扩大侵华战争之际，不仅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而且日本勾结德意法西斯共同反对共产国际，对整个世界的和平造成严重威胁。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共产国际于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同时针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指示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合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10]。这对中共策略的转变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1]。虽然只改变两个字，但意义重大。这个转变使苏维埃政权较之过去阶级基础更为广泛，其民主性更为开放，为苏维埃红色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奠定了基础。
三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动因与 “我们自己的责任问题 ”
历史是复杂的、多维度的，任何简单化的评价或标签化的认识，都容易陷入片面化的历史陷阱。共产国际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革命形势下指导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无论是指导政策的动机，还是指导方式；无论是共产国际指导和参与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所经历的复杂过程，还是在建设苏维埃政权中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担负的责任，都非常复杂，都需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效果，进行更加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方有可能得出较为客观的认识。
(一)动机问题分析
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国际依托苏维埃俄罗斯，第一次有了革命运动的物质基础。在列宁等布尔什维克看来，俄国革命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是“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21]。为在国际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最终“建立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共产国际就是以“世界共产党”为组织载体来推进世界革命的。在当时的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中，由于俄国革命所创造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俄不能不承担援助世界革命的主要任务。“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确实“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持世界革命[22]。不可否认，苏联作为一个有着长期专制传统和历史文化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也会有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且这种国家利益的考虑还有不断实化和强化的趋势。但是，客观地说，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指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而且即使是为维护苏联利益，有时也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考虑，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社会主义基地和中心的苏联稳固，对世界无产阶级整体利益才最为有利。
结婚第一年，我们相处得还算融洽，有看不惯的地方也不觉得碍眼，直到第二年，大女儿出生，我们就开始有矛盾了。老伴没啥文化，说话大嗓门，我坐月子需要静养，他不但不给我安慰，反倒数落我娇气，还往家里带些狐朋狗友吃喝，若我反对，他便说我不合群。我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也总是被拒绝，一句“哪个女人不生孩子”能把我所有的念想都压下去，当时，我真的想离开他。
(二)指导方式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传统农业正逐渐向精准农业转变。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率先建立了完善的测土体系，覆盖80%以上的作物。美国也通过测土检验和施肥推荐，进行土壤数据化处理，实现了现代化农业的精细化管理。而我国的土壤检测则更多依赖田间取样法，通过田间试验获取作物最佳施肥量、施肥时期、施肥方法，从而筛选、验证土壤养分、建立施肥指标体系。
(三)复杂的历史过程
瓦窑堡会议后，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正式提出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2]。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1936年9月17日又做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认为这样“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13]88，表明了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明确提出“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即只要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答应中共方面的五项条件，中共则保证：“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13]135这些决定加速了苏维埃共和国由 “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 的转变。国难当头，为抗战大局计，国共两党也加快了合作步伐。
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过程中，依然遵循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把革命希望寄托在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群众暴动方式上。然而，各地接连遭到失败的城市暴动表明，在中国，通过城市暴动取得苏维埃革命运动胜利的苏俄模式是行不通的。但斯大林在1930年5月与周恩来等人谈话时，已经开始意识到并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意义。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并号召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上历史演变告诉我们，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不断地纠正错误，改变策略。因此，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虽然有错误，但并非知错不改。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探索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共产国际给予充分肯定，并从此以后将毛泽东视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加以支持[25]。
(四)“我们自己的责任问题”
马铃薯疮痂病是危害马铃薯较重的病害之一，对其品质有很大的影响；症状是在马铃薯块茎表面、先产生褐色小点，扩大后形成褐色圆形或不规则形大斑块。后期中央稍凹陷或凸起呈疮痂状硬斑块，病斑仅限于皮部，不深入薯内。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能只用某个人的失误来解释，某种程度上说这在当时是一种群体性的历史现象。最初，中国革命以俄国革命道路为参照，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成熟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和理论条件；另一方面，是苏联(苏俄)、联共(布)、列宁、斯大林在共产国际运动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中，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然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理所当然，也必然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政权建设模式奉为唯一正确和仿效的样板。但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条件并通过内因起作用。作为外因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虽是推动中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因素，但毕竟需要与中国苏维埃革命和农民革命的主体性这一内因相结合。这既是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深刻分析与辩证检讨我们自身在教条主义、“左”倾错误中所负责任的一个途径。
四 、结论与启示
回顾中国苏维埃政权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这段历史，联系共产国际当时支持和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帝运动，虽然有成功、有失败，甚至即使获得民族解放的国家或地区，彼此的政权建设与社会革命、经济发展也不尽相同。这是不同的革命理论与当地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由此，我们深刻地领悟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9]“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19]27
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发展乃至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共产国际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但这些作用只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外部因素，只是促进作用和导向作用。从根本上说，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兴起、发展及取得的成就，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自觉追求和长期奋斗的结果。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突破共产国际的理论模式，开始了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一方面，他们率领工农武装深入农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发动土地革命，在异常残酷和艰难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不仅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而且在根据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另一方面，他们立足于中国实际，在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做斗争的过程中，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革命的客观可能和实际需要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形成了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历史事实表明，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中国苏维埃政权赖以存在、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是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城市苏维埃政权模式的新理论，不是“移植”，而是独立创新的学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革命开创了中国式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也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政权学说日益民族化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旦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必然能够生根开花结果，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正是深刻地把握了问题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人随着革命发展的不断深入，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更深刻的总结，并开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路线。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一是面对民族危亡，顺应历史潮流，审时度势地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二是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了“三三制”原则，不仅政权的阶级基础得以扩大，调动了各阶级、阶层、集团的抗战积极性，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指导、组织保障与实践基础；也“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30]，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权学说的光辉典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停止对政权建设问题的探索。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政权不仅吸取了抗日民主政权的优点，而且在革命任务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建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31]，是包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动力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政权。既坚持无产阶级的核心领导，又团结各阶级、阶层反蒋、反帝、反封；既具有一般无产阶级政权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抗日民主政权相比，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有所不同，但二者在根本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
“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32]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续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的民主共和国主张，不仅从制度上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的主体地位，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获得空前广大和稳固的社会基础，也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巩固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倾斜35～45°斜栽时甘草产量分别比直栽、平栽方式下增产430 kg/hm2、649 kg/hm2，增产13%、21%，差异显著。在不同育苗移栽方式中，斜栽效果最好，可作为本地区及相似生态环境条件下主要栽培方式推广。
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了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的生活亦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政治担当，“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33]。所有这些也给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政权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因此，我们在加强政权建设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权学说与新时代的社会发展和时代特点结合起来，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保证人民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政权建设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防止和平演变；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积极扩大开放，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的新要求。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人民政权本色不变，才能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平稳的发展，才能不断创造出新的奇迹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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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9)02-0160-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政权”(17FDJ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耿显家(1974—)，男，河南新县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室主任。
责任编辑 ：巨虹 ；校对 ：暮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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