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的讨论——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观念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西方史坛可谓流派纷繁，学术观点各异。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各流派的历史观与世界观，解剖其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就可以大致把它们分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两种大的类型。西方职业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虽然大大晚于资产阶级职业历史学，但其发展与成就早已令世人瞩目，成为目前西方史坛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①诚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决非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许多挫折甚至危机。今天，我们回顾其所走过的路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繁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或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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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唯物史观是同时诞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作的第一部系统表述唯物史观的科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规律进行过表述。不过，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那时的马克思还不能得到正常传播。当时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很少，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更为数寥寥。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少数理论家、宣传家的小小范围内，其影响所及是非常有限的。19世纪4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初步与欧洲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终于爆发1848年全欧洲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第1卷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更加速了这一进程。新成立的各国共产党或社会党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了更好地教育人民群众，鼓舞他们的革命斗志，各国共产党都很重视本国的历史和革命传统。党的领导人亲自或带领，步史学家研究本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历史。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历次革命的性质、作用及历史意义，批判和澄清了资产阶级史学家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种种偏见和谬误，写出了第一批具有很强的斗争性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无庸讳言，这些历史书还谈不上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只是为现实斗争的需要而编写的历史政治教材。而且，撰写者一般都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他们都曾是居于党的高级领导地位的政治家、活动家或宣传家。他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把历史著作当作阶级斗争的战略工具”②。应该说，这些历史著作的问世，标志着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指导各国历史研究和现实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历史研究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各国虽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本国近代史的研究，但马克思专业历史学家的队伍尚未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职业化也待起步。各国马克思史学学派还处于孕育阶段。
进入20世纪，人类历史出现巨大变迁。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致命性的战争与危机，十月革命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瓦解，新兴的民族民主国家纷纷建立。社会主义也由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应该说，这种形势无疑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职业化过程比起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职业化要晚约半个多世纪，其开始大约是本世纪20～30年代前后。在此以后，“在西方和日本，用传统方法训练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进入大学，从事历史研究，那里的历史专业反映了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立场。”③不过，也就大约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出现了严重问题甚至危机。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和西方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僵化和教条主义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理和理论家，他们都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他们在生前虽然对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做过科学的预见和理论阐述，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各国所有的历史问题展开研究。在他们生前，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职业历史学家队伍尚未形成，因此也没有可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和系统地分析研究各国历史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他们生前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出现了，比如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甚至没有资本主义历史的国家纷纷建立，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姗姗来迟。“二战”以后，资本主义非但没有腐朽，而且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黄金时代。再比如，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模式？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本来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从各国实际情况特别历史发展中寻求正确的答案。这样做不但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能使人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本来是非常丰富和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被简化成五种生产方式论、“基础—上层结构”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决定论。各国的历史研究工作只能为上述观点提供经验的诠释，除此之外不得越雷池半步！不仅如此，唯我独马（指马克思主义），违我则修（指修正主义），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强扭在一起。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开放性与生命力荡然无存。脱离实事求是和探索精神的历史研究只能成为科学的对立物。事实证明，僵化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到空前的危机，也使其丧失了生机与活力。对此，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居伊·布瓦曾指出：“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教条主义造成了范围广泛的曲解和僵化，斯大林主义便是最惊人的表现；否认这一点是徒劳的。以为思想僵化的情况仅限于东欧国家，或仅仅看到揭露了个人迷信便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摆脱了思想僵化，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④此外，布瓦还对这种现象的表现做了描绘：“在史学方面，哪怕只是草草地列举一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思想僵化已经十分严重：千篇一律的演说，原地踏步的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小的考古学等部门除外），繁琐地、矫揉造作地玩弄概念……等等就是主要表现。今天，无论谁碰到苏联官方的历史学家代表团，都会看到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最糟糕的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鹦鹉学舌的态度，因而走向反面，有意无意地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⑤布瓦的话并非耸人听闻。当然，受教条主义危害的程度各国不尽相同，即使如此，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不良学风也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濒临绝境。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为历史认识提供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完全取代了研究本身，成为千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历史研究不是从丰富的历史实际与材料出发，并通过历史现实所呈现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而是不惜用马克思理论中的某些个别原理或具体结论剪裁甚至歪曲人类的历史。这样做必将是扼杀史学家历史认识的创造性与科学性，窒息历史学按其自身发展规律向浓度和广度拓展，以致造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僵化保守的代名词。
这种局面是令人痛心的。人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途是“山穷水尽”还是“山重水复”呢？前者意味着灭亡，后者意味着扬弃和再生。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史学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反思潮流，二是新史学运动的促进。在西方，对教条主义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思运动兴起于本世纪20年代，发起人是第二国际所属的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员或党外左派进步人士。在现实问题上，他们既反对苏联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倾向，同时也反对把苏联十月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变成各国共产党应当普遍遵守的发展道路。在理论上，他们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理性，提出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和阶级意识在革命斗争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克服机械的物质决定论，把宏扬人的主体意识或主体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根本目的。60年代以后，随着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的骤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空前的发展，其影响波及西方各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甚至普通劳动者。但是，这里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希望哲学等打着重新解释甚至发展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潮。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和定向是有积极作用的。起码在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等方面是如此。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颠倒主客观的作用，片面夸大精神因素的决定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否定规律性和决定论的观点，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壮大，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挑战，而且也为其摆脱困境提供了借鉴。作为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史学是在本世纪初批判传统史学旧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史学通过发现新客体来扩大史学的观察范围；提醒人们注意整个人文科学（人类学、经济科学、社会学、心理分析等）；在系列资料的基础上采用日趋复杂的数值方法，以及注重结构和整体研究等新颖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给封闭多年的西方教条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强有力的冲击，从而引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被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重新认识。特别是就那种把历史研究等同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本身作机械地静态描述的简单化、概念化和模式化的做法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与此同时，他们也就历史研究如何扩大和更新领域，如何吸收和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手段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挣脱了僵化和教条主义桎梏束缚的当代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焕发了青春。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日趋扩大，职业化过程迅速发展。有的国家例如法国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某些研究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而彻底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僵化、平庸和保守的代名词的局面，并且日益成为西方史坛一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力量。布瓦曾说过：“两支巨流贯穿在当今的历史编纂学中。一支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支是那些为之感到自豪的人所说的‘新史学’。”在谈到两者的关系时，布瓦说：“当然，这两支巨流并不是互不相干的。在摈弃旧的不合时宜的史学实践过程中，它们一同壮大起来，并肩前进。然而，两者却也进行着实力的较量，而且互不信任。这两支巨流局部地、混淆不清地、杂乱无章地汇合在一起，也许这是本世纪末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仅就这两支巨流既协作又冲突这一情形而言。它们的汇合就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认识论、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上相互影响甚至趋同，这的确是事实。因此，人们若想仅从研究对象、方法、手段、途径和概念术语等方面对两者做出区分，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在谈到两者的识别标准时，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伏维尔认为，“这主要是从研究中所使用的解释机制等方面来观察。”⑦换句话说，即要看他们如何分析和解释各层次的历史现象对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应该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研究的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确是接近或趋同了，这就是布瓦所说的局部“汇合”的现象。但在世界观、历史观以及由此决定的解释机制方面，两者仍有明显的分歧甚至尖锐对立，这是布瓦所说的“冲突”的一面。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冲突，并非是单纯的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而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延伸和继续。因此，既是学术问题，又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在这种复杂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想站稳立场；保持其独立性，就要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否则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丧失战斗力甚至被“吃掉”。在这方面，布瓦的话可谓一语破的。他说：“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的结合还不是一场简单的事。这种结合虽不断撞上新的暗礁，却又比任何时候更加必要。这是联合，但也是斗争。无斗争的联合如同无联合的斗争一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前途是有害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联合具有挑战的意义。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场论战范围之广泛，他们不可能看不到，在技术创新和人文科学魅力的掩盖下，有些现象正在发展着，如：主张对马克思主部分地或全部地进行重新评价；放弃搞全面史学和探索科学方法的努力等等。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做出有分量的、切中要害的回答。”⑧因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大胆创新，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唯物主义的史学本体论，并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只有这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永葆青春，并在西方史坛上继续发挥其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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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总称。当然，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规模、研究领域、学术水平和史学家素质等方面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共同群体进行考察，并归纳出其普遍的发展态度。
首先，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经历了从教条主义到独立思考的转变。50年代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使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吃尽了苦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现象，从而在各国共产党内部掀起一股思想解放潮流。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实际上是个人迷信与崇拜在学术研究工作中的表现。唯物史观是科学体系和研究工作的指南，它不能替代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而这些具体研究正是唯物史观永远充满活力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今天，我们面临着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思索更没有经历过的种种问题。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后继者，应当把发展其理论与方法放在第一位，唯有发展与创新，才谈得上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宝贵遗产。作为史学工作者，衡量发展与创新的标志是历史研究实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是简单地为马克思作评注，而是试图做马克思本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它的比较讲求实效的流派而言，现在是主要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而不是注释他的某些原理（当然，那些真正值得注释的原则除外）。”真正“充满生气的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的引文不再够用的地方开始的。”⑨霍布斯鲍姆的话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它说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改变了那种“唯书主义”的鹦鹉学舌式的态度。他们不仅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试图用自己的研究丰富和发展它。事实正是如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特别反对那种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原理简单化、模式化的所谓“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和经济决定论。霍布斯鲍姆、汤普森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及许多造诣很深的学者们，在他们的理论著作和史学实践中，都认为经济决定论解释是不能接受的。例如汤普森自称自己的研究理论为“试图探讨社会存在与社会觉悟之间、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霍布斯鲍姆则推崇葛兰西，因为后者“强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而不是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汤普森有个很著名的论点，即认为阶级的主要标准不是客观结构，而是从历史角度阐述的觉悟。除上述以外，近来发表的一些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也无疑都是以描述所谓的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和广泛的文化现象为特征的。这些新见解当然不同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正确性、科学性如何，尚待历史验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观点都是思想解放、独立思考的产物，具有反思、探索和开拓的积极意义。
其次，研究领域由狭窄到宽泛。长期以来，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程度不同地存在范围狭窄、内容陈旧的弊病。偏重政治史和事件史，缺乏对历史总体和结构的深入研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受的专业训练往往都是传统的，传统史学的许多陈腐观念不仅深刻影响了资产阶级史学，而且也束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其二，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大约一个世纪里，历史研究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政治性和革命性被置于第一位，学术工作服务于严肃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为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一般局限在本国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史和工人运动史的范围以内，对其他问题很少涉猎。其三，受粗俗的经济决定论和简单化的影响，不重视甚至放弃对文化、精神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大约从50年代以后，在清算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在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对如何搞好历史研究也进行了反思。他们认识到，唯物史观不能包办代替具体的研究工作，检查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志是学术著作的科学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搞理论只作为手段，拿出第一流的研究著作才是目的本身。历史学家要不断提出新问题，发掘新领域和新题材。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勇于开拓那些陌生的然而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英国，新社会史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拓宽研究领域、转移研究重点与对象的成功尝试。对此，伊格尔斯评价说：“新社会史的诞生是多重影响的产物，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结合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在英国和其它地方，它的出现是近15年到20年来历史编纂学方面最重要的发展”。⑩自从50年代起，英国一批较年轻、而且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写作，其中如希尔(Christopher Hill)、希尔顿(Rodney Hilt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汤普森(E.P.Thompson)等。他们研究范围极广，如希尔是17世纪革命史专家，希尔顿以封建主义和农民史著称，威廉斯以民主制度史见长，霍布斯鲍姆专治劳工史、农民史和工业资本主义史，汤普森专长写自发群众运动。他们如今都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在他们及后辈史学家的辛勤耕耘下，社会史已囊括与劳动和生活有关的所有现象，不仅是劳动，还包括工余与消遣，体育运动、教育、慈善、死亡、暴动、犯罪、宗教等等。可以说，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是英国社会史的动向。在法国，历史研究的一些先驱领域，不管是社会史、经济史还是文化—心态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参与开发，并给予很大影响。特别是伏维尔(Michel Vovell)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精神状态史的研究及可贵贡献，其意义不仅仅是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简单化、庸俗化做法的经济决定论的彻底抛弃。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心甘情愿地禁锢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结构等方面，而把宗教信仰、精神形态和情感方面的历史这些更为复杂的领域让给他人。正如伏维尔所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被禁锢于地窖，而把高雅的上层让给别人，这种谨慎态度却丝毫没有得到补尝。”(11)伏维尔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心态史的角度对无套裤汉与群体的态度、非基督教化运动、死亡、节日、革命英雄化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传统历史学无法获得的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研究范围、领域的扩展，并非只是数量上的简单相加，它实际上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本体和历史运动各层次关系问题认识的深化。
复次，研究方法由单一到多样化。“二战”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直采用传统史学按编年叙述事件的方法，并将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万能钥匙用于分析一切历史问题。战后，由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日趋成熟与完善，历史学与某些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渗透，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有些方法也逐渐上升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这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借鉴和吸收社会科学方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社会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相继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采用。比如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研究新社会史这门“综合的学问”，就必须引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犯罪学、精神学等各个学科的分析方法和成果。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就是“文化史家（在他的责任上）可以不注意经济学，经济史家也可以不注意莎士比亚，然而，社会史家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一方面，就不会取得进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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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环境中能取得今日的成就，已属难能可贵。因为，我们不可忘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政治信仰总是受到攻击。它没有固定的学术机构，在大学中不占据受人仰慕的地位。恰恰相反，直至相当近期，马克思主义甚至无容身之地。就是在后来较为容忍的氛围中，马克思主义者也深知他们为自己的政治倾向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当代，马克思主义有权存在，但这一生存权来之不易。在这种环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处于不安定之中，屡受攻击。正由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未有机会成长壮大。在此，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如此的政治环境中仍能勇于探索表示由衷的敬意。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比如，由于受新黑格尔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一种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日甚普遍。这种观点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旗帜下，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意识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决定作用。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在英国、美国等都有相当的市场。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及阶级意识是历史发展与阶级形成的关键。美国当代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尤金·吉诺维斯(Eugehe D.Genovese)也主张，“阶级的存在与经济利益相关，但其发展并不完完全全从属于经济利益，也是文化演变与世界观的产物。”(13)再比如，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社会史结缘，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因受英国屈威廉的“无政治的社会史”传统的影响，历史研究往往只注重“底层的历史，而忽视政治特别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历史进程的制约关系。英国以研究劳动史为中心的沃里克大学社会史研究所制定的五年《学术计划》（1983～1988年），将重点放在“民众文化与劳动运动”和“共同体、文化、经济变动”两个领域里。第一个计划探讨的课题是：(1)死亡的社会史，(2)体育运动的社会史，(3)民众音乐的社会史，(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史。1973年，英国历史研究会运动成立了新的研究中心“历史研究班社会史中心”，研究对象从劳动史、地方史、口头传述的历史、家庭史以及音乐、建筑直至电视等视觉艺术都包括在内，在上述两个选题中，政治因素占有什么位置，我们无从而知。因此，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处理好“经济”、“文化”、“政治”三者之间的层次关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史由于受“新史学”的影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有所滋长和蔓延。历史著作不再以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为中心，而更多的是物化的历史、无人的历史。应该说，这种“无人”的社会史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同时也违背了社会史研究乃至西方“新史学”运动的初衷。
注释：
①美国纽约布法罗州立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伊格尔斯曾把当今的西方历史研究归纳为四种类型或模式，它们是：重大事件的记录者、年鉴学派、社会科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②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137页。
③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147～148页。
④⑤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第25页；第25～26页。
⑥⑦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第25页；第33页。
⑧姚蒙：《“今天的史学正处于转折过渡之中”──访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
⑨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和历史》，载《第欧根尼》中文版，第1册。
⑩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191页。
(11)伏维尔：《意识形态与精神状态：必要的澄清》，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编：《历史科学的反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页。
(12)松村高夫：《英国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载《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13)尤金·吉诺维尔：《红与黑：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美国南部史与美国黑人史》，帕特农，1971年版，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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