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晋国论文,再认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古》杂志2007年第3期朱凤瀚教授著文披露的
公簋及其铭文①，是晋国早期史料的重要发现，对厘清晋国早期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图 公簋铭文
公簋为盆形直棱纹圈足簋，朱凤瀚教授文中已有详细的描绘。与其形制、纹饰类似者，朱文列出的有年代在商末、现藏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的
簋和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葬M1出土的簋。李学勤教授新撰的《廿八祀簋的年代问题》一文②，除簋和白草坡M1簋外，尚举出与其形制、纹饰近似者如容庚《商周彝器通考》208
簋、209戈簋，晋侯墓地M113︰59簋，曲村北墓地M6127、M7161出土簋，宝鸡竹园沟BZM3簋和洛阳北窑M37︰2簋等。认为“像廿八祀簋这种型式纹饰的器物，时代范围是商末到西周康王，朱文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同意朱、李两位先生的分析，现将公簋铭文和朱凤瀚先生的隶定移录如下：
公乍(作)
(妻)姚
(簋)，遘于王令(命)昜(唐)白(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研读簋铭，我认为至少有下面几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
一、关于叔虞封唐后的爵称问题
依《史记·晋世家》所记：“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唐叔子燮，是为晋侯”。似唐叔虞封唐后并无爵称，至其子燮父始有晋侯称谓。依郑玄《诗谱·唐谱》：“成王封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则叔虞封唐后有唐侯之称，其子燮虽改国号曰晋，但仍袭其父爵称称为晋侯。依晋公
铭文“我皇祖唐公左右武王”，则叔虞又有唐公之称。然据公簋铭文“王命唐伯侯于晋”，叔虞之子燮父“侯于晋”之前称“唐伯”。李学勤先生主张“唐伯”之伯是伯、仲、叔、季长幼排序之伯，我则认为其为爵称的可能性很大。如是，燮父“侯于晋”之前称唐伯，则其父叔虞封唐后亦应称唐伯。排行不靠前，而被封后称伯的尚有周公之庶子封于柞地后称柞伯的例子。1993年平顶山市应国墓地M242出土了一件柞伯簋③，发掘者据其形制、花纹、铭文字体和行文体例，推定为康王时器。李学勤先生考证簋铭，认为其或可晚到昭王，但铭文中的柞伯则应是柞国的始封君④。柞即文献中的胙，是周公庶子的封国之一，地在今河南延津县⑤。作为周公庶子被封于柞后称柞伯，“伯”自然是爵称，而不是指排行。杨宽先生《西周史》指出，西周朝廷中太保、太师、太史等称“公”，“其他朝廷大臣，由四方诸侯进入为卿的称‘侯’，由畿内诸侯进入为卿的称‘伯’”⑥，那么，这些进入朝廷为“伯”的畿内诸侯，论行辈应不都是家中的长子，内中不排除以较后的行辈在畿内任“侯”至中央王廷任“伯”的。可见，无论是《史记·晋世家》主张的叔虞封唐后只称“唐叔虞”，并无爵称，还是郑玄《诗谱·唐谱》主张的叔虞封唐后的爵称为侯，称为“唐侯”，都与事实不符，均为误记。至于晋公铭文称叔虞为“唐公”，只是叔虞后人对其前辈祖先的尊称而已，晋侯墓地M9晋武侯墓所出圆鼎铭文为“晋侯作晋公
室宝尊彝”，文中之“晋公”，无论是指叔虞还是指晋侯燮父，都是和其类似的对其已逝的父祖的尊称⑦。
二、关于燮父所改国号“晋”的由来问题
对此，有关文献已有多种说法。诚如朱凤瀚先生文章所提及的，郑玄《诗谱·唐谱》：“成王封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是因为封地尧墟之南有晋水而改为晋；依《说文解字》“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似取其有进取之意；《史记·周本纪》记有叔虞得“异亩同颖”之嘉谷向周王进献，周王转赐周公之说，谓晋得名于“嘉谷”之进献。朱先生根据公簋铭文明确指出，簋铭“明言唐伯是受王命而‘侯于晋’的，根据其他也言及王命某贵族‘侯于’某地的西周金文例证可知，被封者皆是从原驻地迁至受封之地，所为侯之地是新的封地”。晋确为地名，似无讨论余地。不过，承认“晋国之得名，并不是燮父因晋水而名之，而是原本即有晋地”，并不一定必须否定作为地名的晋之得名乃缘于晋水，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两者并不决然矛盾，不可调和。
三、关于叔虞封唐和燮父“侯于晋”的地望问题
过去，大多治晋国史的学者都主张叔虞所封的唐和燮父所徙的晋是两地而非一地，由“唐”至“晋”是晋国都城变迁史上第一次迁都。清初学者顾炎武通过对晋国史有关文献的系统梳理，“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⑧。翼即在今翼城县城西二十里之北唐城附近。从197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位于曲沃和翼城交界处的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特别是1992年发现晋侯墓地之后，邹衡先生和我曾分别著文考证⑨，西距顾氏所指翼之所在地北唐城不足3公里的天马—曲村遗址即是叔虞所封的唐，主张从叔虞始封至燮父改称晋侯均都于天马—曲村一带，并无迁都之举。公簋出来后，朱先生据簋铭“王命唐伯侯于晋”，断言叔虞始封之唐和燮父所封的晋确为两地，“燮父所居晋国都邑‘晋’并不在唐叔初封之‘唐’地，而是其新迁之都”，显然是有说服力的。我们曾推定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九组19座晋侯和夫人的墓葬是从第二代晋侯燮父及夫人至第九代晋文侯仇及夫人的墓葬，第一组的M114墓主即晋侯燮父⑩。《文物》2007年第2期发表了M114发掘者孙庆伟的《从新出
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一文(11)，考证M114出土的青铜覻铭文中的器主即燮父之名，该墓还出土有可能是晋国第一代始封君叔虞铸造的方鼎(12)。既然燮父夫妇葬于此，从其开始至第九代晋文侯仇夫妇葬于此，则此地为晋侯燮父“侯于晋”之晋都所在地的推断当顺理成章，无可移易。不过，当时我们以天马—曲村遗址存在有相当于成康时期的居址和墓葬为由，进而推测叔虞封唐的唐也在此地，现在看来，就缺乏充足理由，难以成立了。
第一，根据文献记载，叔虞所封的唐本为尧后，周公时始被灭，是商时期的一个方国。如果叔虞所封的唐确在天马—曲村遗址或其附近，则此地除西周晋文化遗存外，应该有规模相当于都邑大小的晚商遗存，但从1979年首次发掘天马—曲村遗址以来，我们在此工作已有几十个年头，却没有任何发现，附近也未见商时期遗存的线索。
第二，天马—曲村遗址虽有早至成康时期的遗存，但其绝对年代能早到什么时候，并无确切的结论。而公簋出来以后，“王命唐伯侯于晋”的王究为成王还是康王，“唯王廿又八祀”究为成王之年还是康王之年尚无结论的情况下，将天马—曲村遗址的第一期遗存与叔虞封唐对应起来作为叔虞所封唐地的证据，亦难免牵强。看来，叔虞始封唐的地望问题并未解决，还需要继续探索。
在叔虞封唐地望的探寻上，我对自己以往所作的结论虽产生动摇，但我提出的探求叔虞封唐地望的两个基本条件，即唐地应在“河、汾之东”、“汾、浍之间”，唐地应在广义的夏墟即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内，还是应该坚持的。
“河、汾之东”、“汾、浍之间”的地理方位和山西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是清楚的，那么，在此区域范围内除天马—曲村遗址之外，还有哪处遗址有此可能呢？
田建文1994年发表的《晋国早期都邑探索》(13)一文，推测翼城县的苇沟—北寿城遗址或有可能，2002年他和谢尧亭共同发表的《问疑晋侯墓》一文(14)，重申“要找古唐只能在翼城一带的山区求之”，心中想说的仍是苇沟—北寿城遗址。该遗址1979年邹衡先生带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班实习，曾做过较详细的调查(15)，离它不远的凤家坡虽曾发现过西周早期的铜器墓(16)，但规格不高。发现的城址和其他遗存主要是东周时期的，其为叔虞封唐之都邑遗址可能性不大。本世纪初，山西浮山县桥北墓地被盗，被缴获的被盗文物中有多件带铭文“先”字的商代铜器，后经发掘，出土数座带墓道的大墓，时代约在商周之际。田建文主持了此次发掘，他根据此前被盗文物和此次发掘所获，撰写了《初识唐文化》一文(17)，修正原来的观点，认为浮山桥北遗址可能即叔虞始封的唐地，2006年发表的由他主笔的《浮山桥北报告》(18)重申了这一看法。浮山桥北遗址论规模、时代、墓葬等级确为一处方国都邑，但其铜器上的“先”字族徽，已经表明此地是亦见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先族的居地，先与唐虽同在晋南，但二者并非一地。
作为一个线索，作为一个设想，我倒建议，不妨在临汾市尧都区的庞杜遗址做些工作。前些年，临汾市文物局曾在此地做过试掘，发现过居址和铜器墓葬，我曾有幸观摩过出土的铜器，时代为商末周初，出土的铜器铭文中有“息册”尊等。
郑玄《诗谱·唐谱》：“成王封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叔虞所封的唐不仅与夏墟有关，亦与尧墟有关，这里所说的“夏墟”、“尧墟”，尽管可以不作夏都、尧都的具体所在理解，但正如前面我们指出过的，“夏墟”或指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看待，“尧墟”或亦可作可能是尧文化的陶寺类型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看待。陶寺类型龙山文化目前已被多数学者论证为陶唐氏文化(19)，庞杜遗址南距陶寺遗址不足30公里，其在尧墟范围之内当无疑问。如果将来能在这里继续做些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四、关于公簋“唐伯侯于晋”之“唯王廿又八祀”为何王纪年的问题
朱凤瀚先生在《公簋与唐伯侯于晋》文中，分析了成王和康王两种可能性，但似乎倾向于成王；李学勤先生《廿八祀簋的年代问题》则认为康王二十八年的可能性更大。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学者们迄今研究成果，成王、康王均无二十八年。起初，我根据《北堂书钞》卷十八引《纪年》遗文“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和《今本竹书纪年》康王九年“唐迁于晋，做宫而美，王使人让之”的有关记载，倾向于康王说。但联想到有些文献记载和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又觉得将之放在成王二十八年，有些问题可能更好解释。第一，如果康王二十八年燮父才“侯于晋”，那么，《左传·昭公十二年》“……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的记载，就成了问题。因为过去一般认为康王在位26年，即使“唯王廿又八祀”是康王的纪年，那也是到了康王的最晚阶段，不久便不在人世，如果到这时燮父才“侯于晋”，那他还怎么和熊绎、吕伋、王孙牟、禽父俱事康王？而“唯王廿又八祀”如果是成王之年，燮父即位后主要活动在康王及以后，熊绎、吕伋、王孙牟、禽父等人俱事康王才好理解。第二，作为晋国早期都城的天马—曲村遗址确有西周早期遗存(20)，但根据与沣西、琉璃河等西周早期遗址的比较以及[14]C测年结果，其上限早不到考古分期的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即武、成时期，而属于西周早期之偏晚阶段即大体与康、昭时期相当(21)。设若“唯王廿又八祀”是康王二十八年，那么，在此时燮父才“侯于晋”的晋都却出现了早于康王二十八年，时代可早到康王早期乃至成、康之际的遗存，特别是还有像M6195、M6210等随葬三鼎二簋，地位仅次于晋侯的贵族墓葬(22)，岂不矛盾？而如果将“唯王廿八祀”解释为成王纪年，在成王晚年，燮父即改封晋侯，那么，此时随燮父一起徙居此地的一部分贵族留下时代相当于康昭时期的遗存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两相权衡，我认为将公簋铭文“唐伯侯于晋”之“唯王二十又八祀”理解为成王纪年更为合理。
五、关于公家族与晋国的关系问题
公簋铭文将公为妻子铸造铜器居然与“唐伯侯于晋”联系起来，以唐伯侯于晋作为为妻铸器的纪年，足见公家族与燮父家族关系的密切。公簋铭文末尾铸有公家族的族徽，该族商代已经存在，侯家庄西北岗M1004出土的头盔曾有署此徽号者(23)，陕西泾阳高家堡戈族墓地铜器上尚见有与戈合署的族徽(2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铸有此族徽的铜器亦见于M114一件觯(25)上和曲村北墓地M6195一件小鼎上(26)，时代为西周早期。朱凤瀚在文中推测公很可能是作为僚属随叔虞封唐来到唐地的，但据天马—曲村遗址出土有这两件署有“”形族徽的铜器的情况来看，公一族可能也随唐伯一起来到了晋地，否则，他们铸造的铜器不会作为赗赙之物随葬在燮父和燮父的臣下的墓葬中。不过，一般认为，“公”是地位很高的人的爵称，公如只是叔虞一般的僚属，似乎不会以“公”自称，难道“公”的称谓还有高低之别或有任职于中央与地方的不同？这是目前我尚未弄清，还难于理解的。
公簋的发现解决了一些西周早期晋国史上的疑问，但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这是以后尚需努力寻找答案的。
(后记：拙文最初刊于内部交流刊物《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7年6月总第三十三期上，2007年12月作为参会论文提交河南博物院主办的“河南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庆典暨两周列国文化研讨会”会议。此次正式刊出前得读彭裕商教授发表于《考古》2008年第10期的《公簋年代管见》一文，深受启发，获益良多，特此说明。)
注释：
①朱凤瀚：《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
②李学勤：《廿八祀簋的年代学问题》，待刊。
③王龙正、姜涛、袁俊杰：《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文物》1998年第9期。
④李学勤：《柞伯簋铭考释》，《文物》1998年第11期。
⑤《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汉书·王莽传》“成王广封周公庶子，六子皆有茅土”。
⑥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⑦李伯谦：《晋侯墓地墓主之再研究》，《揖芬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⑧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唐条。
⑨邹衡：《晋始地考略》，《尽心集——庆祝张政烺先生八十寿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1期；李伯谦：《晋国始封地考略》，《中国文物报》1993年12月12日(第四十八期)；《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与晋国始封地的推定》，《迎接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收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⑩(26)李伯谦：《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博物馆，2002年。
(11)孙庆伟：《从新出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文物》2007年第1期。
(12)李伯谦：《叔矢方鼎铭文考释》，《文物》2001年第8期。
(13)田建文：《晋国早期都邑探索》，《三晋考古》第一辑，1994年。
(14)田建文、谢尧亭：《问疑晋侯墓》，《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博物馆，2002年。
(15)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等：《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记》，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
(16)李发旺：《翼城县发现殷周铜器》，《文物》1963年第4期。
(17)田建文：《初识唐文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1期，2004年。
(18)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19)(22)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20)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
(21)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表三、表五、表十有关三地西周早期遗存[14]c测年结果的比较，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2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
(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5年。
(25)铜觯正在修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