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和价格刚性的一般理论与经济波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刚性论文,工资论文,理论论文,价格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假定，经济的大幅度波动和市场经济的特色——失业的显著变化是对各种干扰，特别是对工资和价格进行调整的结果。对于这些调整问题已有两种理论论述过。一个集中于研究刚性：工资的向下刚性是传统凯恩斯模型的核心。另一个则集中于在不完全契约（不完全指数化）的市场和不完全资本市场的背景下研究快速变化，尤其是资产价格的变化所引起的结果上。尽管第二种理论的传统渊源至少需要追溯至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债务紧缩政府， 它还是已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Bruce Greenwld）和斯蒂格利茨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著的新凯恩斯主义著作中得以复活。大萧条期间工资和价格确曾戏剧性下跌（美国下跌幅度超过1／3）这一事实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今年发生在东亚的经济衰退——印度尼西亚的失业率从4.7%飞升至14.3%， 而产量则至少下降了16%，就曾伴随着价格的巨大变化：危机的第一年间，印度尼西亚的实际工资下降了40～60%（世界银行，1998），这是目前为止最准确的估计。我认为，这一结果只有通过第二种理论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Ⅰ.调整速度的非对称性
本文将作进一步的分析。由于不同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和资本价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式，因此各种冲击将导致相对价格发生显著变化，而那些相对价格的干扰就将大大加剧经济波动。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上所强调的拍卖市场通常可以很好地描述资产价格的决定。这类价格的调整速度非常快；由于即期资产价格取决于人们对未来价值的预期，而这些预期又是变化不定的，因此即期资产价格的变动幅度也就很大。另一方面，尽管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工资和银行利率处于各种市场联系中，但它们都是由企业（和银行）制定的。企业面临着向下倾斜的短期产品需求曲线和向上倾斜的要素供给曲线，这些曲线的斜率可以部分地通过由于产品差异或市场上仅有少量企业所导致的不完全竞争来解释，部分地由信息不完全得到解释。
向下倾斜的产品需求曲线（至少以短期看）是非常重要的，最近的东亚危机正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以GDP不足世界1%的泰国为例，它在世界经济中仅扮演一个小角色。按照传统理论，泰国面临的是一条水平的产品需求曲线；因而如果泰铢实际贬值30%，对泰国产品的需求就会大量增加。出口将会快速弥补因国内需求减少所形成的缺口。然而事实上，这次危机的恶果使得泰国的出口商品价值反而下降了（格林沃尔德，1998）。
对于制定价格和工资的企业而言，价格和工资变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这不仅是因为价格和工资必须在供求曲线尚未完全明了时确定下来，而且还因为市场中其他当事人的反应是不确定的。引起这种不确定性的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其他企业仅仅只能不完全地获悉某一企业情况（包括他们收到的信号）的变化；其次是因为尽管获得同样的信息和受到同样的冲击，不同的企业会根据其自身情况和特点（这并不为大众所知）作出不同的反应。由于代理问题和导致企业产生厌恶风险行为的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企业对不同决策所面临的风险十分敏感。因此，价格和工资的决定必须在一个标准的动态资产组合模型里进行。该模型考虑了每一决策的风险、不可逆性和与价格、数量相关的调整成本（见图1）。我早期的论文（和格林沃尔德合著）已阐明：a.调整工资和价格所冒的风险也许会远远大于调整产量所冒的风险，这一点至少对于可储存的产品而言是正确的。b.雇佣和解雇劳动力需花费固定成本，并且这些成本常常是非对称的。这种非对称性有助于解释工时和雇工的周期变化的形态，在周期中工时的增加（需要支付高额加班工资）往往先于雇工的增加，而劳动力流出往往滞后于经济下降（引起所谓劳动力窖藏现象）。
图1 价格与数量调整
注释：需求曲线如果发生移动，无论价格还是数量都会变化。价格调整越小，数量调整就越大。由于需求曲线的不确定性，价格的不同调整将给企业带来不同的风险。
下面，我将进一步分析价格的制定过程，并对价格为何呈现出刚性和为何不同的价格可以以不同的速度进行调节作更深一步的考察。接下来我将探讨一下非对称的价格反应所引起的后果。
Ⅱ.发信号和刚性
早期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工资或者价格水平可能会影响雇佣劳动者的质量或所购产品的质量。这些影响深刻说明了供求曲线的形状，并且它们还暗示着工资和价格不会调整至市场出清水平。但是现在我们关心的是经济怎样对冲击作出反应。例如，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尽管实际工资不会随劳动力供给量的变化而调整，但它们往往会对经济环境包括信息（如工人的生产力水平）的其他变动作出相应的变化。在一个动态经济中，价格和工资的变化可以传送出关于某一企业的特点及其变化的信息。例如，若某企业对另一竞争对手的降价行为作出快速反应，则这一行为可能表明该企业乐意与之抗衡或显示其竞争实力。同样，假定某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信息不对称，价格的大幅变化就可能会对该企业的债权人发出尤其重要的信息（比如，该企业需要迅速变现资产）。（面临破产危险的企业常被迫迅速减少存货；这一代价昂贵的信号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信号）。总之，正是这些发生在可观察到的行为的变化传送出了各种各样的信息。
当价格变动需耗费成本时，正如菜单成本理论的文献所描述的一样，这种价格变化所传送出的信息往往是比较重要的。此时，它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对环境的冲击（如对企业的财产净值的冲击）比某一关键的临界水平更大。
因此，信号理论认为，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是行为的变化传送了有关信息，因而可观察到的变量将会具有较强的刚性。尽管企业的存货和许多内部劳动天生具有不可观察性，价格还必须至少部分地对外部人（如从事贸易的商人）公开。同样，特别是对企业的其他员工而言，解雇这一行为传送出强烈信号，促使那些尚未被解雇的员工着手寻找另一工作。由于不同的行为传送不同的信息，企业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有动力做好保密工作，采取行动弱化各种信号并淡化对它们的解释。这种做法正如其它封锁信息流动的企图一样，可能会影响整个经济效率（见艾伦·埃德林和斯蒂格利茨，1995年）。
许多信号与对规则的偏离有关。也就是说， 如果所有企业都提价3%或者企业总是提价到与通货膨胀率保持一致，那么某企业对这两者的任何偏离都将发出该企业所处情况已发生改变的信息。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则并且它们的变动也富有戏剧性，因此要想使价格制定过程有规可循就非常困难了。
经济状况也许会影响某一特定行为所传送的信息，造成更多的刚性。因此，当经济状况处于破产成为真正的危险时，企业就会竭力避免发出显示其面临破产的高概率的信号，结果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相对地呈现出刚性。另一方面，当经济状况处于绝大多数企业显著降价时，一企业的降价行为所传送的信号就较弱，它也许仅被简单地解释为反映较低的生产成本或者解释为对竞争压力的有效回应。
当然，企业可能对工资和价格变动所传送的信号的全部含义，包括竞争对手、顾客或供给者（包含债权人）对这些变化的反应并不十分确定。这一风险的存在，再加上企业原本就厌恶风险，使得企业更不愿改变价格。
Ⅲ.搜寻和刚性
搜寻的代价是昂贵的，多大程度的搜寻依赖于人们对于已给定的价格（工资、利率）是否偏离另一些人提供的价格的判断。在别处（斯蒂格利茨，1987）我已说明这将在产品市场上导致折弯的需求曲线。推理过程如下：当某企业提高其产品价格（超过“平均水平”），他自己的顾客将立即了解这一点并被迫寻求其他供给商。但如果该企业降低价格，那么除非它花钱做广告，否则其行动将不会引起任何新顾客的搜寻；尽管降价可以获得更多的顾客（因为那些目前在搜寻的人很可能选定该企业），这一增加的销售额可能会比因价格上涨的减少的销售额少得多（见图2）。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市场也成立。 需求曲线上折弯的位置及其怎样随时间变化而改变取决于人们的预期。如果大多数人预期许多企业将随通货膨胀调整价格，并且大家对通货膨胀率取得一致意见，那么折点处的价格将会随通货膨胀而上涨：只有与该预期（规则）相偏离才会引发搜寻，而由于规则变化迅速，因而搜寻也就更频繁。
图2 折弯的需求曲线
注释：传统的搜寻模型使企业面临折弯的需求曲线。降价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会远低于提价所造成的损失。
行为的结果不但不确定，而且也不能毫无代价地被扭转过来：重新挽回已寻找到另一供给商的顾客或挽回一个已找到另一位雇主的优秀工人，其代价是巨大的。总之，风险和调整成本意味着在推迟降低工资和提高价格中可能存在着某种选择价值，而这又造成了市场中价格决定的更深层次的刚性。
Ⅳ.不确定性与工资和价格的制定过程
在制定价格的部门里，由于厌恶风险的企业之间千差万别（部分地由于财产净值的差别造成），它们对相同的冲击在价格和工资上做出不同的反应。这就增加了不同价格和工资在经济受到冲击时将做出不同调整的的可能性。所以对不同企业的财产净值产生较大程度、不同作用的冲击理所当然地加深了这一效应。另一方面，更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部分企业更加厌恶风险，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即对可观察到的调整行为规范的更小偏离）。
哪种效应会占优势，事前是不可能确定的。但是较大的冲击，如东亚所面临的冲击，则很可能导致规则的变化；实际上，东亚国家的市场已出现了工资和价格飞跌的特点。印度尼西亚尤其如此，据统计，印尼大约2／3的企业已破产；因此降价的边际逆向信号效应在此时也就微乎其微了。
Ⅴ.反应的非对称性与信息不完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资产价格和利率对冲击的快速反应、种种限制企业规避风险能力的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债务合同的不完全指数化深刻影响了经济的总供给曲线。企业的财产净值变化得非常迅速（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93）。由于厌恶风险的企业和不完全的风险市场的存在，企业财产净值的减少将导致供给曲线大幅度左移。而且，供给函数的凹性说明，即使在一个既定产出的生产者和购买者因价格上涨而产生的利益彼此消涨的封闭经济中，大幅价格变动也将产生宏观经济效应。东亚危机再次说明了这一现象，同时也证明了该理论的预见性。东亚危机中，未曾预料的很大幅度的利率上升，很快侵蚀了已债台高筑的企业的财产净值。它们还通过另一条渠道来减少企业的财产净值：许多企业拥有大量以资产形式存在的财富，如土地和其他企业的股票，利率上升和相关的经济下降将反过来影响了这些资产的价值。更广泛地讲，了解冲击对任一企业净值的影响需要掌握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括资产状况，而且还包括企业所售商品和所购要素的价格调整。对企业财产净值的完整核算不仅需要知道那些变量的即期价值，而且还要对它们如何随时间的变动而变化作出估计。对经济的干扰越大，不确定性也就越大。
如果所有工资和价格成比例地下降，情况会变得足够糟。但在前一部分，我不仅说明了不同的价格由不同的调整机制所决定，而且也说明了对于制定工资和价格的企业而言，其工资和价格的调整模式取决于每个企业的要素特性（如企业财产净值的变化和企业厌恶风险的隐性程度）。因此价格和工资并不都成比例地下降。即使存在已经指数化的债务契约（从而利率随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不同的企业仍然会发现其财产净值受到不同的影响，并且相对价格会明显偏离于忽视这些影响的传统均衡理论所决定的价格。由于利率上升对资产价格和调整动态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因此利率的大幅上涨将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的增加和企业财产净值的减少通过许多渠道影响宏观经济：通过降低风险厌恶型企业雇佣劳动力、持有存货、进行生产（除了回应定货之外）或是进行投资的积极性来影响宏观经济。同时，经济中的代理问题可能增加，其后果之一就是信用流动受阻，从而反过来又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
信用流动的减少强化了所有这些影响。以商业信用为例，企业可以被看成既从事生产又从事金融活动，其财产净值的减少使得他们不愿也不能冒风险。由于企业债务人的状况（其平均产净值也在减少）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通过商业信用进行放贷将是一个更高风险的行为。部分银行货款的减少（这是监管加强，许多银行倒闭，仍在经营的银行财产净值减少和日益面临风险的结果）则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影响。
如前所述，东亚所有可观察到的模式与这些理论所预见到的完全吻合，这些理论另外还有四个发现：第一，早期模型集中于研究封闭型经济。由于东亚经济属于开放型，一些价格调整（如利率的大幅上升）意味着对经济外部人的再分配；这样就产生了总财产净值效应，这就强化了格林沃尔德和我早已强调过的内部再分配效应。第二，我们早期的模型没有着重研究货币贬值的影响。我们注意到，风险厌恶型企业往往持有外汇负债保证金，因而货币贬值将有利于出口商。在完全灵活变动的工资和价格下，非贸易商品行业将仅仅以计划中的方式受到影响，即通过资源从非贸易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而受到影响。但由于相对价格刚性的存在，一些生产非贸易商品的企业也许会发现其投入要素的价格比其所售产品的价格上涨快，因而这些企业可能遭受大幅负净值效应的影响。第三，欠妥的核算方法（即缺乏透明度）增加了不确定性：不仅财产净值发生平均的大幅变化，而且资本供给者也难以确定那些变化的大小。第四，东亚企业典型的杠杆债务模式使得他们对利率的变化更加敏感。企业的这种高负债水平（特别是在短期）远不能通过理性的风险厌恶型借款者和理性的风险中性或风险厌恶型的贷款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解释清楚。这些对预期行为的偏离也许可以解释为道德风险的证据；贷款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显然期望获得“保释”（当私人部门同时具有短期高负债和低透明度两个重要特征时，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利率的大幅上升可能会产生巨大的逆向效应这一事实）。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正是某些价格的大幅调整在传播和放大干扰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样，其他价格的相对刚性也起了很大作用。更大的工资和价格的灵活性是否还能使经济保持接近于充分就业呢？答案并不十分明显：假定已存在契约刚性，工资和价格调整速度的加快将会导致更多的企业破产、企业财产净值的更大损失并对总供给产生更大的逆向效应。即使给定相对价格（如真实利率和汇率的大幅变动），指数化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
Ⅶ.结论
本文试图对宏观经济的三个关键问题作一番考察：为什么劳动市场的工资不能调整至市场出清水平？我们怎样解释劳动需求曲线的变化幅度——这一幅度似乎能迫使实际工资发生如此大幅的变化以至于能实现劳动市场均衡？为什么个人工时的调整采取了一种其特有的形式，并且与经济下降时雇工的调整不成比例？涉及到这些问题时，我已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一个侧重于刚性，另一个侧重于价格向下运动所产生的逆向后果，统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中。我已阐明调整的不对称和信息的不完全性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那些拍卖盛行的市场（如资产市场）和企业定价的市场之间，不对称性尤其显著。是相对刚性而不是绝对刚性至关紧要。在定价的企业的例子中，一个（1）价格和数量相结合（2）考虑非线性化、固定成本和不可逆性（3 ）显示变化的影响的信号和选择价值相结合的调整的动态资产组合理论不仅能够解释调整速度缓慢的原因，而且更能解释刚性（特别地，它解释了环境的变化并未引起企业行为变化的这一类刚性问题：比如因为企业面临的是折弯的需求曲线）。我认为，并不仅仅是商品和劳动力相对于货币的价格在决定宏观经济波动时很关键，其他相对价格的干扰（如对完全均衡的偏离）可能更为重要。
该理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它在某些方面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处方一致，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又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它唤起了人们对常被忽视但又在东亚危机中被频繁使用的政策方面的注意。在不完全契约中下降的工资和价格（价格灵活性增强）也许会带来远远超过正的实际余额效应的负的影响。不同政策对资产价值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具有第一性的效应。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传统理论所强调的渠道，包括信贷的可获得性发挥作用，而且还通过资产价值的变化和企业所面临的现金约束发挥作用。总需求与总供给紧紧缠绕，以致降低企业财产净值的需求变动将对后一时期的总供给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是持久的而且难以依次反转，这一事实强烈暗示要设计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由于经济的未来形势和不同政策的结果总有某些不确定性，因而风险仍将是非对称的。这也许就是从这次东亚危机中应吸取的主要教训之一。
田蓓译自《美国经济评论》1999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