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 论裴松之的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史研究论文,思想论文,裴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其所撰《三国志注》，内容宏富，独具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长期以来，人们相继围绕该注从史籍注释、史学考证、史学评论等方面对裴松之的史学成就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已发表了诸多论著。然而关于裴松之的史学思想，迄今尚无人探讨，这直接影响到对裴松之这位史学大家的史学成就的全面总结与评价。本文钩沉古史，试图对裴松之的史学思想略作胪论，以为引玉之砖。
裴松之一生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尚有《晋纪》、《宋元嘉起居注》、《裴氏家传》、《集注丧服经传》、《裴松之集》五种。但这五种著作均早已亡佚。故此，本文的论述主要依靠《三国志注》。就这部著名史注来看，裴松之具有比较丰富的史学思想，综核其要，条析如下。
一、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裴松之继承和发展了《左传》、《史记》关于历史进化的思想，承认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说：“淳薄异时，质文殊用，或当时则荣，没则已焉，是以遗风所被，实有深浅。”〔1〕而且他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后来居上。他很赞同孔子的学生宰我所作的“以予观夫子，贤于尧舜远矣”、“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的评论。他说：“周监二代，斯文为盛。然于六经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圣贤不兴，旷年五百，道化陵夷，宪章殆灭，若使时无孔门，则周典几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万世之功，齐天地之无穷，等日月之久照，岂不有逾于群圣哉？”〔2〕在裴松之看来，尽管唐尧、 虞舜是中国上古之世的圣贤之君，但孔子还是远远地超过了他们。
基于上述发展变化的思想，对一些重大的政治制度，裴松之能够从历史进化的观点给以比较合理的分析。如关于分封制这个历代史家和政论家聚讼纷纭的问题就是如此。他对曹魏实行分封制深表不然，他借孙盛〔3〕之口指出：“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 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4〕。在他看来，汉初实行分封制，虽然酿成了诸侯僭越、权侔人主的严重后果，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促成的。因此，魏氏王朝就要根据新的历史形势，以前朝为鉴，实行新的政治制度，而不能步入后尘，再行分封制。这种精辟独到之见，显然超过了那种对于分封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不科学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裴松之具有一定的历史进化的思想，因而在他的史学中就贯彻了一些唯物主义观点。我们知道，魏晋以来，由于时代的大动乱、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和人民生活的极度痛苦，导致佛教迅速传播。统治阶级以佛教作为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而劳苦大众由于生活的困苦不堪，亦往往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因之，上自帝室，下至平民百姓，皆信奉浮屠之学，“事佛者十室而九”〔5〕，遁世超俗、出家为僧的现象非常普遍，宗教迷雾充斥整个社会，神不灭的唯心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深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许多著名的史学家都在其论著中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一些唯心主义的渣滓，在不同程度上充当着神学史观和天命思想的渲染者。比如，陈寿《三国志》通过对三国历史的叙述，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大肆宣扬“天人感应”的天命思想和皇权神授的神学史观。范晔《后汉书》每每表现出对图谶、符瑞、术数、禁忌等封建迷信的肯定。然而，裴松之却独树一帜，与这种史学思潮相对立，在事物成败和国家兴亡问题的探讨上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例如，他坚决反对神仙方术之学，认为它迷惑人心，不足为信。他说：“神仙之术，讵可测量，臣之臆断，以为惑众，所谓夏虫不知冷冰耳。”〔6〕由此出发，裴松之否定符瑞祯祥与报应论，反对人们求助于神，把设符弄鬼看成是将亡的征兆，他引用孙盛之语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伪设符令，求福妖邪，将亡之兆，不亦显乎！”〔7〕裴松之认为，客观形势和人为的作用是事情成败、国家兴亡的主要根由。例如，他在论述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惨败的原因时指出：“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8〕这就是说，疾疫大兴、南风助燃是曹操惨败的重要原因。 再比如，对吴国败亡之因的探讨，裴松之说：“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皓。若权不废和，皓为世适，终至灭亡，有何异哉？此则丧国由于昏虐，不在于废黜也。设使亮保国祚，休不早死，则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则吴不亡矣。”〔9〕固然裴松之把吴国的灭亡完全归咎于吴之末帝孙皓的暴虐无道，并进而得出“皓不得立，则吴不亡矣”的结论，未免有把问题绝对化的痕迹，但他完全抛弃“天命”、“鬼神”一类荒诞不经的说教而着重从“人事”方面来分析吴国灭亡的原因，却是十分正确而有价值的作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裴松之非常注重人的才能对社会发展、王朝兴衰的影响。他认为，在统治阶层中，品行端正、才华出众的人将对人类社会的逆转前行产生直接的影响。相反，那些才能低下的统治者将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例如，他评价刘禅、费祎对蜀国的兴衰所起的作用时指出：“刘禅凡下之主，费祎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无关于兴丧。”〔10〕所有这些，都说明裴松之具有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二、反对空谈浮虚，主张求实致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思想界也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儒学、玄学、佛教、道教竞相驳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儒术不振，玄风犹章。”〔11〕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封建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大纲的儒家思想失去了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而迅速衰微，学者“竟以儒家为迂阔”〔12〕，“以儒术清俭为群俗”〔13〕，公开痛斥“六经为芜秽”〔14〕，“自黄初至晋末，……儒教尽矣。”〔15〕崇尚“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和佛、道两教垄断了当时的精神世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那些玄学家们，表面上主张“无为”，效法“自然”，实际上是要达到君主无为，门阀专政，百姓无知无欲，听凭宰割的政治目的。也正是在这种旗帜的遮护下，那些豪门士族一方面放浪形骸，纵情淫乐，过着“纁衣剃面，傅粉施朱”〔16〕的腐朽靡烂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恣意肆虐，毒焰漫天，有的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有的挟朋树党，致以贿成；有的凌辱朝廷，幽摈宰辅。致使“庶政陵迟，风俗大坏”〔17〕，茫茫禹域，几无宁日。面对这种内祸滋漫、生灵涂炭，极易造成外敌入侵的悲惨局面，那些清谈名士只是发表一些无关国计民生的空洞言论，这样的例证在《世说新语》中屡见不鲜。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士大夫腐朽堕落的生活情趣和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而裴松之不同，他虽然生活在如此污浊腐败的社会环境里，却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他立足现实，坚决反对那种清谈玄虚、不务实学的社会风气，极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说：“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论，不切于实，犹若画魑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空论刑措之美，无闻当不之实哉？其为迂阔，亦已甚矣。”〔18〕为此，他借孙盛之口，再次强调指出：“若乃浮虚是崇，偷薄斯荣，则秉直杖义之士，将何以礼之？”〔19〕
尤为可贵的是，裴松之能够把这种屏弃浮虚、力求致用的思想直接运用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凡是那些反对浮诞，崇尚实学的历史人物，他都给予一定的赞扬和肯定。如西晋裴頠平时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遂著《崇有论》，批评何晏、阮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并谴责王衍等人“不以物务自婴”。裴松之以此大加赞赏，他盛誉裴頠“理具渊博，赡于论难，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当，为世名论。”〔20〕
毫无疑问，裴松之反对浮虚，讲求务实致用的史学思想既不像唐代杜佑、宋代郑樵那样完整深刻，又不如清代顾炎武、章学诚那样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在当时那种空谈浮虚、不务实学的社会风气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环境里，堪称异军突起，给学界以振聋发聩的影响，对于扭转不良的治学倾向和医治社会弊端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三、反对暴虐无道，提倡忠孝节义
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是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的动荡年代。在政治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错，使政局显得特别动荡不安；在经济上，士族地主椎埋攻剽，多畜奴婢，田宅无限，而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濒于死亡之绝境。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宰辅执政，政出多门”的门阀专政的政治格局，僭越无常、上下无章、暴酷骄恣、昏虐无道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安定。素以“立身简素”、“勤恤百姓”〔21〕著称的裴松之慨然有感于此。他切齿痛恨统治阶级暴虐无道的治国之道，他采用纵向回溯的手法愤然指出：“桀、纣无道，秦、莽纵虐，皆多历年所，然后众恶力著。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实豺狼不若。……袁术无毫芒之功，纤介之善，而猖狂于时，妄自尊立，固义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22〕尤其是他还借孙盛之口大声疾呼：“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覆焘万物；若乃淫虐是纵，酷被群生，则天殛之，剿绝其祚，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23〕凡是昏虐无道之人，无论其权势大小，也无论其政治地位高低与否，都受到裴松之的大力挞伐，如他谴责曹魏于禁“肆其好杀之心，以戾众人之议”〔24〕，痛斥孙权“不爱其民，昏虐之甚”。〔25〕
历史学作为一门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对象的科学，具有“通古启今”、“鉴往知来”这一为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特殊社会功能。而立足现实，通过对历史的剖析、反思与评论，便是一种很好的以史为鉴的治学途径，因为它直接为规切时弊、刷新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依据。裴松之借为《三国志》作注之机，对以往昏虐无道之人进行无情的揭露与批判，目的在于给当时的统治者敲响警钟，以免重蹈前人覆辙。
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反对昏虐无道的同时，裴松之高唱“君臣之义”，提倡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他一方面分别借孙盛、干宝〔26〕之论指出：“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27〕。“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28〕另一方面，直接表白自己的看法：“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怀德，投命无悔；或利害有机，奋发以应会。”〔29〕并且以“忠”为例作以具体说明：“忠至之道，以亡己为理。是以匡救其恶，不为身计。”〔30〕在裴松之看来，作为臣子，为了效忠君主，可以献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决不能做“食人之禄”而不能“死人之事”的动摇变节之臣。他之所以对曹魏郭修颇多微词，就在于“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获于蜀，既不能抗节不辱，于魏又无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无故规规然靡身于非所，义无所加，功无所立。”〔31〕
也许会有人指出，这种“忠孝节义”的思想是消极落后的，无可称道。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2〕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必须和它并存的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放在一起来分析。在当时宰辅执政，僭越无常，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的风雨飘摇的紧要关头，裴松之以国计民生为怀，宣扬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企图通过对作古之人的褒扬或批评，来纠正士人风气，缓和社会矛盾，改变那种上下失次、纪纲大弛的历史现状，以求封建统治长治久安。因此，我们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裴松之提倡儒家“忠孝节义”，相对于发表空洞言论的士大夫阶层，就其主观愿望来说要高出一筹，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反对任情褒贬，力主据事直书
如果说直书与曲笔是我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史学现象，那么这一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显得更为突出。因为这一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激烈，历史是一件在政治上相当尖锐的工作。”〔33〕这对每个史家都是严峻的考验，要么直书受讥，要么曲笔求全，直书与曲笔的斗争表现得甚为激烈。而任情褒贬的曲笔之风一时尤盛。这又是由于自曹魏以来，各朝相继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该制度的重点在于品评人物。既然对所选拔的士人都要进行一番评论，那么相应也就离不开褒贬，由此促使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恶劣作风比较普遍。一些史家在关系到自己切身利害的问题上很难据事直书，往往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34〕王沈《魏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35〕陈寿《三国志》，曲笔颇多，回护过甚，每每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溢美。沈约撰《宋书》，“舞词弄札，饰非文过”〔36〕，使许多历史事实乖违颠倒，混淆不清。魏收修《魏书》，更不乏恣意曲笔、褒贬不当之处。他“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37〕
不过，仍有一些中正不倚的史家敢于与那种任情褒贬的史学思潮相对立，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裴松之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因鉴于官僚地主之家“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朝廷，建议严加限制。他说：“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大者道动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詠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黩矣。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于仰上，道孚于来叶。”〔38〕这充分说明，裴松之尽管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但却能识破自东汉以来官僚地主虚自标榜的恶习，并大胆地予以揭露，表现出一位历史学家坚定正直、峻节凛然的精神风貌。
在史官修史方面，他认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39〕所以，他尖刻地指斥那些“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之人，“实史籍之罪人”〔40〕。正因为裴松之反对任情褒贬，力求秉笔直书，所以在《三国志注》中，对陈寿和其他所引史家任情褒贬、饰非文过之处多加考辨订正。比如，高贵乡公曹髦本为司马昭之党羽成济所杀，但陈寿慑于司马氏的赫赫权势，在《三国志·高贵乡公纪》中只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杀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历史事实遭到严重歪曲。裴松之在为《高贵乡公纪》作注时，引习凿齿《汉晋春秋》、干宝《晋纪》、孙盛《魏氏春秋》等文献典籍，比较详细地写出高贵乡公被杀的前后经过，使历史真相昭然若揭。
综上所论，在魏晋南北朝那种社会动乱、民生凋敝、思想空虚、学风日偷的年代，裴松之不像隐逸之士那样不屑世事，也不像佛门弟子那样无虑无营，更不像清谈玄学家那样狂诞悖戾，在史学思想上另辟蹊径，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从而对丰富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体系作出了一定贡献。
注释：
〔1〕〔2〕《三国志·崔林传》。
〔3〕孙盛，东晋著名史学家。
〔4〕《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
〔5〕《晋书·姚兴载记》。
〔6〕《三国志·吴范刘惇赵达传评》注。
〔7〕《三国志·吴主传》注引。
〔8〕《三国志·贾诩传》注。
〔9〕《三国志·吴主传评》注。
〔10〕《三国志·三少帝纪》注。
〔11〕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自序》。
〔12〕《三国志·杜畿附子恕传》。
〔13〕《文选·晋纪总论》注引刘谦之《晋纪》。
〔14〕嵇康：《难自然为学论》。
〔15〕《宋书·焘传论》。
〔16〕《颜氏家训·劝学》。
〔17〕吕东莱：《晋论》。
〔18〕《三国志·高柔传》注。
〔19〕《三国志·法正传》注引。
〔20〕《三国志·裴潜传》注。
〔21〕《宋书·裴松之传》。
〔22〕《三国志·董卓传评》注。
〔23〕《三国志·三嗣主传评》注引。
〔24〕《三国志·于禁传》注。
〔25〕《三国志·吴主传》注。
〔26〕干宝，东晋著名史学家，在史学思想方面成就显著，详见拙文《论干宝的史学思想》（载《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7〕《三国志·姜维传》注引。
〔28〕《三国志·姜维传评》注引。
〔29〕《三国志·三少帝纪》注。
〔30〕《三国志·杨阜传》注。
〔31〕《三国志·三少帝纪》注。
〔32〕《列宁选集》第2版4卷，第290页。
〔3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34〕〔36〕《史通·曲笔》。
〔35〕〔37〕《史通·古今正史》。
〔38〕《宋书·裴松之传》。
〔39〕《三国志·武帝纪》注。
〔40〕《三国志·袁绍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