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及其机理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特征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引出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不确定条件下厂商投资决策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有纯数理逻辑的推论，也有以实验为背景的行为判断（注：纯数理逻辑推论的文献是纽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理论，以及阿罗和德布鲁将这一理论纳入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框架的系统化。参阅Von Neumann J,O 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2nded)[M].Princeton NI: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Arrow K,G Debreu Existence of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J]. Econometrica,1954(22).265-290.以实验为背景的行为判断的主要文献，是卡尼曼、特维斯基的行为经济学和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参阅 Kahneman D,A Tverskv.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a,1979,47(2).Simth V L.Economics in the laboratory[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4(Winter).）[1-4]。厂商的投资决策可以从两个不同的理论层次上展开，一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决策层次，一是实际投资决策的层次（注：理性和非理性的决策问题，是经济理论分析的最基础的问题之一。以投资决策行为及其过程而言，厂商的任何投资活动几乎都可以通过理性和非理性决策理论来解说其行为底蕴。关于这些问题，笔者曾有过一些值得理论界探讨的观点，参见以下拙作：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4(4).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行为分析[J].经济研究，2005(8).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J].学术月刊，2006(6).）[8-10]。或许是出于不同的分析视角和目的，或许是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尽管许多经济理论文献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涉及到了这两个层次，但不同的经济理论文献有不同的分析安排。以理论分析层次而言，涉及到理性和非理性决策的文献要比实际投资决策宽泛一些。同时，经济理论关于厂商实际投资决策的分析和研究，大都聚焦于厂商的实际投资行为及其过程，而对其中所蕴含的机理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并且这些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第一、二次产业，而对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及其机理也没有予以关注。
概括而论，人们关于理性和非理性决策层次的分析，或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或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或是运用行为经济学来对投资决策作出研究；关于实际投资决策的分析，人们通常是围绕制度、主体和行为来对具体的投资过程展开的。不过，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这些分析和研究主要是围绕第一、二产业进行的，而针对第三产业、尤其是针对第三产业中的流通产业，很少有文献对其实际投资过程及其机理展开过专门的研究。其实，流通产业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运行蕴含着许多在制度、主体、行为等方面的共同特征、趋向、过程及其机制的构成，我们可以将这些共性构成理解为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机理，而将其不同于第一、二产业的投资决策程序、原则等理解为它的机理特征。
揭示流通产业投资运行及其机理的困难，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的事实使然：一是流通产业的进入壁垒较低且自然垄断现象不明显，其充分竞争性容易隐匿投资过程中的某些共性构成；一是随着我国全面进入WTO，外资商业的大举进入会致使流通产业的投资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这两方面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些学者根据流通产业的进入壁垒较低、难以形成垄断等现实，从充分竞争的角度描述了流通产业的投资；一些学者则对外资商业在我国的投资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外资商业的投资理念、品牌战略、以点辐射面的商业布局等，都是以占领我国流通市场为终极目的的投资规划（注：对我国流通产业投资问题的研究，一般是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注重于问题的政策性研究，大量文献分析了流通产业投资的无序性以及外资商业在我国投资的利与弊。例如，关于外资商业在我国投资的利弊分析，可参阅：史达，等.外资商业进入对我国商业流通领域的影响分析[J].商业经济文荟，1998(4).有关外资商业进入我国流通业是否会引发垄断的分析，可参阅：荆林波.关于外资进入中国流通业引发的三个问题[J].国际经济评论，2005(5).涉及到流通产业组织结构所内蕴的投资制度安排的分析，可参阅：郭冬乐.中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与政策选择 [J].财贸经济，2002(3).）[5-7]。虽然，这些分析和研究只是对流通产业投资运作的一种观察，但我们至少可以将这些分析和研究看成是对流通产业中投资运行机理的一种理解。当然，对事物之机理的解说，需要在一定的哲学层面上对其实际进行一些必要的归纳或演绎，流通产业中的投资运行机理也理应如此。
分析我国现阶段流通产业中的投资运行机理，离不开对流通产业的投资制度安排的考察。我国现阶段流通产业中的投资运行可以高度概括为：关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有序性与国内流通产业投资的无序性，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格局。有序性主要表现为我国政府必须遵循WTO的某些具体条款，允许和保护外资商业在我国流通产业的投资；而无序性则主要表现为各级政府对流通产业投资会制定出不同甚至相互掣肘的政策。针对这有序和无序的投资制度安排，一些学者在对流通产业投资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曾从市场组织、绩效等方面围绕这种二元化的投资制度安排，展开过政府要不要对流通产业实施必要的产业规制的讨论。在笔者看来，从实际问题的研究到解决问题的政策制定，不可逾越对问题产生之机理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将分析对象锁定于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机理，力图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揭示这种机理的现象形态、形成过程及其特征。
二、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机理分析
流通产业在宏观层次上所展现出来的投资运行态势，可以勾勒为以下的图景：宏观调控政策与市场机制→投资制度安排→厂商投资决策→融资渠道→投资项目→流通产业结构→市场商品供应格局。乍看起来，这一图景似乎与第一、二产业的投资运行态势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这种共同现象形态的背后却包含着箭头所指示的不同内容。首先，宏观政策对流通产业的调控一般比其他产业要宽松，即在规范或诱导流通产业投资的制度安排中，市场机制所占的调控比例或作用范围要比宏观政策大得多。这种情形并非仅仅出现于体制转轨的国家，而是产生于所有混合经济的国度之中。流通产业的这一投资制度安排的规定性，一方面决定了其分散投资的特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在流通产业中的经济规制的空间和对象会受到限制，也就是说，流通产业的投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场机制主导。由于这种情形存在于所有混合经济之中，它不受社会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流通产业中的一种投资运行机理。
其次，流通产业具有较高的产业开放度，支持这种开放度的组织形式往往是以国际性的经济联合体（如WTO）为依托的，这便决定了政府对流通产业进行规制的无能为力。在通常的情况下，如果某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从而其流通产业不繁荣时，在缺乏必要的进入管制约束时，便会有大量的外资商业进入，于是，该国的流通产业格局便不可避免地被重塑。外资商业的大举进入通常会带来其母国的投资理念和战略，并且对流通产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也尽显其母国的风格。这些情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内流通产业的投资决策。此时，国内流通产业会改变原先完全以本国市场供求、消费偏好、消费时尚、购买力定位及风俗习惯等作为可行性依据的投资决策模式，转而借鉴外资商业的投资模式（如连锁店、专卖店等）来进行投资决策。这种转变不仅会对项目投资的资金量发生影响，而且会改变融资渠道。这种由外资商业进入所引致的以上情形，同样可看成是流通产业中的一种投资运行机理。
再其次，随着外资商业的大举进入，国内部分商家的投资决策往往倾向于采取合资经营的投资模式，他们或利用自己掌握的土地资源，或利用在闹市区拥有的建筑物和其他资产，或利用同地方政府的特殊关系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外资作为项目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这种投资运行模式之所以要被理解为是流通产业中的一种投资机理，乃是因为欠发达国家的厂商在面临外资商业进入时极愿采取的一种投资决策方式，它会改变国内商家的融资方式。具体地说，就是国内商家向银行的商业贷款量和向社会募集的资金量都会相应的减少。与此相对应，国内商家的投资决策的依据会注重于外资商业的品牌效应、专业化程度、经营模式以及由上述因素所派生的市场占有率预期，等等。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流通产业中的投资运行就会沿着国内商家独资、与外资商业合资的两条路径展开，整个投资运作系统便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二元化格局。
最后，无论是合资商业还是外资独资商业，都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模式经营的，由于这种体制模式适合于市场经济运行，因而国内商业也大都按这种模式建立起管理和决策体制。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规定了较为明确的投资决策规则，这一规则体现为投资决策的具体程序和原则。较之于其他产业，流通产业的投资决策分散且周转快、见效快，它使得流通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同其他产业不同的机理特征。一、二次产业的投资结构到产业结构的形成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该类型产业的固定资产形成生产能力的周期所决定的，而流通产业则不是这样，其投资周期主要取决于建筑物及其装潢所费的时间，商品采购及其上柜交易通常不需要较长的时间，至于广告宣传则是与开张营业同步进行的。流通产业投资周期较短这一机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结合在一起，会对流通产业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从而派生出另一些机理现象。
这种派生的机理现象之一，是大大小小的商家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重视投资周期对投资效率的制约，以当前的市场供求、领先的经营模式、购买或消费时尚等作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于是，流通产业会经常出现短平快的投资项目。机理性现象之二，是短期内容易出现类似的投资项目，并且在不同城市之间会产生一种波及效应，使得体现同一种商业文化和经营模式的投资项目遍及全国。机理性现象之三，是在追求无形资产之品牌效应的同时，商家的投资决策往往超越大众的需求心理或需求层次，从而致使投资决策的低效率。值得说明的是，这些机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通产业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决定的。因为，董事会提出的投资决策方案在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时，流通市场的直观性现象容易被大部分股东所接受，这使得投资决策规则符合现代企业制度，投资决策的操作程序和原则完全符合其法人治理结构的内部规定性。
以上关于流通产业之投资运行机理的分析，是针对其共性而言的。事实上，不同国家的流通产业会由于体制模式或市场机制作用空间的不同，会呈现出在共同机理作用下的不同特点，而这种特点却往往以不同的现象形态反映出来。就我国的情况而论，在体制转轨和全面加入WTO的背景下，显示出中国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特点。如果我们将这些特点作为一种带有某种趋向性的事实来理解，那么则可以在高度概括其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出我国流通产业投资决策的某些已显露出来但没有被理论界明确予以研究的特征。
三、我国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机理特征
如上所述，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机理蕴含于以下过程：调控政策与市场机制→投资制度安排→厂商投资决策→融资渠道→投资项目→流通产业结构→市场商品供应格局。当我们把这一过程作为一种传导循环流来看待时，至少有以下几点认识：(1)市场供应格局通常反映政府对流通领域的宏观调控成效，它是宏观调控政策是否改变及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市场机制的主要依据，因此，流通领域中的市场状况会影响乃至于决定政府的调控政策；(2)流通产业投资传导的循环流，是直接投资过程和非直接投资过程的统一，并且可以分阶段加以考察；(3)联系我国现阶段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实际，我国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在不同阶段将会呈现出不同的机理特征。显然，以上关于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循环流的几点认识，构成了我们对机理特征问题展开深入分析的观察点。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随着WTO的全面加入，政府对流通产业之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正在缩小和减弱，这种情形主要表现为流通业态出现紊乱或流通产业内部的结构出现不均衡时，政府难以通过制度安排对其投资运行进行政策规制，即政府难以对流通领域投资引致市场的不理想状况在政策上进行宏观调控。也就是说，处于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流通产业投资传导的循环流，在市场信息反馈于政府重新制定投资制度安排这一环节上呈现出弱相关的机理特征。结合我国的实际来解说这种机理特征，由于流通产业投资的分散性以及我国现阶段开始全面履行WTO有关外资商业在华投资权益的相关条款，政府即不能通过投资制度安排约束国内商家的投资选择，也不能通过规制政策限制外资商业的在华投资；于是，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完全呈现出在充分竞争氛围下的景象。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已有充分的认识，主张对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进行规制的讨论比较常见。但如果从我国流通产业之机理特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或许能对问题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在流通产业的投资传导循环流中，调控政策与市场机制→投资制度安排→厂商投资决策→融资渠道一投资项目的过程，是直接投资过程；流通产业结构→市场商品供应格局→调控政策的过程，则是非直接投资过程。较之于其他产业的投资传导循环，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机理特征，不只是表现为直接投资过程决定非直接投资过程，而是更多地蕴含于这两大过程之中的诸环节。以直接投资过程而言，调控政策所规定的投资制度安排对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影响，在具体的调控手段上很难对商家的投资行为制定出统一的规制措施，即便有具体的规制措施，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也往往不相统一，并且会显露出零乱或非持续的机理特征。例如，针对外资商业的纷纷进入，我国的宏观调控实质上是采取分批有重点的规制措施，而地方政府则过多地考虑利润增长点和财政收入，实际上是采取了放弃规制以多多益善地引进外资的政策；同时，随着流通产业中的投资日趋多元化，中央政府通常会频繁地改变调控政策，从而使由调控政策所规定的投资制度安排出现非持续性的特征。国内经济学界针对我国出现的上述情况，曾有过广泛的分析和讨论，但从机理特征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情况，尚有待于我们深入的研究。
从市场机制所规定的投资制度安排对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影响来说，这种制度安排对厂商投资决策的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价格信号、市场供求、商业运作模式等来实现的，它们对商家投资选择的诱导，一般有显性的利润目标且在空间上具有快捷的扩散性，因此，较之于其他产业，流通产业投资决策的形成通常表现出迅速依据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的机理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宏观调控在流通领域中的能量和空间比例都较小，因而，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投资制度安排便构成了影响商家投资决策的主导形式。对于这种主导形式的理解很重要，它可以在理论上解释为什么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容易失控，为什么即便在发达国家也难以对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实施有效规制。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种机理特征。
流通产业的投资决策主要受制于市场机制的这一机理特征，会在融资渠道上反映出来，而融资渠道的选择和投资决策的形成，又会与流通产业的企业制度相联系。从形式来看，我国的流通产业大都采取现代企业制度，其投资决策的原则和程序也是在法人治理结构的框架下实行的，但由于我国流通产业的股权结构同样存在着一股独大、投资决策权掌握在少数大股东手中的情况，当董事会提出有关投资决策的项目、融资渠道、合伙经营等实施方案时，尽管股东大会在程序上以投票的方式对投资方案进行表决，整个投资决策过程也完全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决策原则，但由于大股东通常能够控制局面，或者说投资决策方案基本上是按大股东的意志实现的，因此，这种情形容易引致流通企业在投资项目决定、融资渠道选择、合伙经营确定等方面出现无摩擦状况。也就是说，它较之于股权分散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决策体系，或较之于其他产业的投资决策的程序和原则，我国流通产业的投资决策从酝酿到提出方案、进而到决策形成的时间进程较短。诚然，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体制转轨摩擦与流通产业特点共同使然，并将上述情形解释为我国现阶段流通产业中投资运行的另一机理特征。
不过，商家投资决策的快速形成，并非意味着商家的融资选择和投资项目也会快速形成。这几个环节的衔接时间长短对不同的商家是不同的。一般来讲，规模较小的商家投资决策的形成较快，其融资渠道和投资项目确定所需的时间主要取决于金融工具的运用程度以及与投资合伙人的契约形成所需要的时间，而规模较大的商家即便投资决策的形成较快，但融资渠道和投资项目确定所需的时间，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市场的深化状态，具体地说，就是依赖于初级金融工具和次级金融工具的运用程度和范围。以我国的情况为例，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过渡阶段，初级金融工具和次级金融工具的运用程度和范围尚不足以给商家提供充足的资金供应支持，这一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机理现象，通常会促使商家与资金充足的外资商业形成投资伙伴，于是中外合资的商业股份公司便越来越多，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们可以将大量出现的中外合资的商业股份公司解说为我国现阶段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机理特征的反映。
考察流通产业的直接投资过程与非直接投资过程的关联，某时期投资决策的形成和投资项目的确定，流通产业结构以及由此规定的市场格局就会随之形成。如前所述，流通产业的这一关联具有比其他产业所需时间较短的机理，但如果我们将这一机理放置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加以分析，则会发现它具有由体制因素决定的机理特征。
经济体制转轨在宏观政策和调控手段方面的指向，是力图让市场机制成为引导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尽快实现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这种指向之于流通产业投资的运行及其效应，必然是政府对流通产业进行规制的程度和范围逐渐降低和缩小。体制转轨背景下的流通领域一般存在着较大的利润空间，于是，大小商家的投资决策的形成过程、融资的选择过程、项目的确定过程等都会以极快的速度完成，这一速度之所以快捷，一是由于政府干预的因素较少，一是由于流通产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行实际上由内部人控制的缘故。同时，流通产业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不高，技术门槛和资金门槛尚不足以对商家构成进入壁垒；决定商家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是市场供求而不是资金技术因素，资金技术因素的制约可以通过与外资商业的联盟来解决。因此，我国现阶段流通产业投资运行之机理特征的综合反映，可以概括为投资的决策、融资和项目确定等过程完成的速度快，引进外资的规模、覆盖面和速度有逐步放大和加快的趋势。
沿着以上思路来进一步考察流通产业，尤其是从投资循环流来分析投资运行机理及其特征时，流通产业结构→市场商品供应格局→调控政策这一非直接投资过程，则显露出另一些不同于直接投资过程的特征。流通产业结构是由其投资结构决定的，总的来说，在第一、二次产业产品供给量既定的情况下，从投资结构到流通产业结构的间隔期仅仅受制于房屋的建筑期。一旦流通领域中的产业结构形成，市场的商品供应格局也就随之形成。但值得说明的是，市场的商品供应格局会体现流通领域的前期投资运行效应，而这种效应的优劣会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发生影响。在通常的情况下，政府会根据前期投资运行效应对流通领域进行政策干预，这种干预会改变后续期中流通领域的投资制度安排。联系我国目前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实际来理解直接和非直接投资的关联机理，在我国流通产业中，由投资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的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市场商品的供应格局。例如，国内商家在经营上的翻新竞争，外资商家对连锁店、超市、专卖店及仓储等大量进入，中外合资商业的不断涌现，均在很大范围内使流通领域的市场供应处于不稳定态势，从而引致政府不断改变对流通领域的调控政策。因此，如果将我国这种特有的直接和非直接投资过程的关联机理放置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认识，则可以将其理解为我国流通产业中投资运行的一种机理特征。
四、几点补充说明
投资运行机理是蕴涵于投资活动内部且需要抽象分析才能理解和把握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是制度、主体和行为之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存在的对象性既适合于集群厂商也适合于个体厂商。流通产业中的投资运行机理较之于其他产业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理解为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机理特征。分析和研究这种机理特征，可以将关注点放置于特定经济体制背景下商家投资行为的程序、趋向、过程等的共性构成及其效应方面，而不必对商家的具体投资活动进行研究。本文的分析正是基于以上的框架设定来展开的。
以动态的观点来考察一国的投资运行，时间序列的规定性要求我们从投资循环流的角度来分析投资运行。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投资循环流所表征的过程，是制度、主体、行为在投资活动中的一种周而复始的、关联于直接投资和非直接投资的过程。这些过程由若干环节构成。就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而论，这些环节包含着许多可以通过实际验证的机理。诚然，本文只是在高度概括的理论层面上解说了这些机理，并没有对这些机理的现实作用过程展开具体而详细的分析。不过，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探讨，指出了这些机理的存在及其表现形式，便可以通过对这些机理的验证来进一步围绕现实的投资活动展开具体的研究。事实上，国内外很多有关流通产业的分析文献已在一定范围内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和全面加入WTO的实践，使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机理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变异情形。本文将这些变异情形界定为我国现阶段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机理特征。这一界定是针对我国现阶段流通领域之投资的特性而言的，并不适合于其他国家。显然，它反映了投资运行及其机理特征必须以体制、主体、行为的给定条件约束的规定。倘若能够通过这些机理特征的认识以达到对我国流通产业投资运行的深入而具体的研究，我们或许能逼近现实地揭示出流通产业投资运行中的某些症结性问题，从而为政府对流通产业的宏观调控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政策性主张。
总之，本文有关流通产业投资运行及其机理特征的分析，只是在理论层次上为进一步深入分析流通产业的投资运行拓宽了一些视阈，在笔者看来，视阈的这点拓宽或许对流通产业之投资运行理论的架构提供一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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