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开发中地方立法问题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支艳[1]（2020）在《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旨在依法保障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落地生根,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新修《立法法》暂未对跨区域的长江经济带地方立法权配置作出回应。在现行立法体制下,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现阶段探索主要依赖于区域政策、区域规划、规范性文件等非制定法渊源,这一现状使其面临因制定法渊源不足而致协同立法主体及权限合法性受质疑、协同立法成果法律位阶不明确、法律成果无强制法律效力的困境。故而,如何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承接立法权的配置并使其得以健全完善,已成为决定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关键所在。自2014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沿江九省二市积极尝试协同立法实践,探索并积累部分协同立法成果,以实证方式对九省二市的探索现状及立法成果进行详细分析,有利于对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与实效性进行理性思考。本文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为背景,综合考察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协同主体、协同权限、协同重点及法律效力,在形成理论判断的基础上,结合对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实践情况的实证考察,探究现有立法权在支撑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中的实效情况,并致力于提出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未来优化路径。具体研究通过引论、正文、结论三部分展开。引论部分集中说明了问题的来源背景、研究现状及研究创新,并且,通过对“区域”“协同”“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等概念的界定阐明了研究的基本对象,再凭借对研究创新的初步梳理,为研究主题勾勒了基本框架结构。正文部分则依循理论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的思路,共计安排四章主体内容,其中:第一章从规范、历史、理论三个视角出发,尝试阐明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是增强全流域立法供给整体实效、整合放大全流域资源优势、平衡全流域整体利益的现实需求来源,证成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必要价值和重要战略意义。就规范角度而言,通过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历程,展现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可行性。并且,依据对资源依赖理论与竞合关系理论的梳理,引入制度经济学理论阐释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关键在于规避“搭便车”行为,使外部成本内部化,论证协同治理与区域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目标。最后,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分析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下的必然选择。第二章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同立法实践探索情况的全面展示,尝试探究现有立法制度安排的实效如何。通过将全流域上中下游一体化进程分段统计,135个立法主体立法人力资源和20603件立法供给量分省级、“旧市”和“新市”三个层级分别比较,将三项数据综合比较分析后发现,下游地区协同立法资源优于上中游地区,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现阶段主要依赖非制定法渊源,协同立法成果多为跨区域签订的行政协议。并且,实践数据展现出正反两方面效应:一方面,各地探索实践协同立法助力填补修复和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立法漏洞,率先全国在新安江流域与赤水河流域探索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全流域协同联动的协同治理规范化。也即,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必要价值得到了实践证成。另一方面,协同立法主体与权限合法性受质疑,协同立法成果缺乏强制约束力,既有地方立法冲突难以调和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概言之,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当前所面临的的困难展现了当下地方立法权配置方式不能满足协同立法所需。综上,本章在对前文理论分析进行系统性实践验证的基础上,找寻到未来优化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机制,完善协同立法体制的切入点所在。第三章在理论与实践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要确保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进程优化,需要高度统一协同立法理念、协同重点达成共识和动态调适协同立法过程。具体而言,要联动推动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需要坚持“生态优先、双重调控、共建共享”的协同立法原则,需要统筹“法治说”与“功能说”理论,充分调动立法本体资源与立法社会资源,在管理模式上结合既往的科层制模式、引入扁平化理念。明确现阶段协同立法重点应为着力修复和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破解制约沿江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瓶颈、纾解制约全流域协同发展的能源问题、统筹全流域产业创新以释放经济效能、突破行政壁垒推进全流域市场一体化、健全全流域公共卫生联动高效体系、建立健全全流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七个方面。在动态调适协同立法过程中,应结合上中下游一体化进程不一致的客观现状,采取分段推进、分类失策的方式推进协同立法,而协同程序的适用上,主要分为人大协同立法程序与政府协同程序。人大协同立法选择协同立法项目与立法性决定,地方政府协同立法签订行政协议。总的来说,在协同立法动态调适过程中,区域一体化初期,应选择以临时性、非常规性的“亚正式”协同立法机制为主的“松散型模式”,在区域一体化中期,应选择以固定性、常规性的“正式”协同立法机制为主的“半紧密型模式”,在区域一体化后期,则应是“正式”协同立法体制与机制并存为主的“紧密型模式”,由于上中下游之间及内部尚未实现一体化,因而在上中下游之间及其内部的协同立法通常叠加三种模式。第四章是在上一章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过程进行优化的协同意识、协同机制、协同模式进行思考建构的基础上,紧接着思考如何将上述运行机制和模式进行固化,上升至立法体制层面,也即是建立健全协同立法及其配套制度。建立健全协同立法及其配套制度的基本前提是禁止增加行政区划层级,将立法体制改革成本降到最低,目标是确保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于法有据。要实现这一目标依赖于构建具有统领性的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委员会,鉴于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基础设施发展司,且考虑到基础设施发展司职能权限及其所属国家发改委的“高位捆绑”,将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基础设施发展司是最优选择。此外,应规范人大立法性决定行使,确保公众参与入法。为确保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制度充分释放其制度效能,应通过健全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制度、推进完善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制度、优化长江经济带地方政绩考核机制、完善长江经济带协同执法司法机制四个方面健全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配套制度。结论部分指明,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是地方立法为适应改革需要的制度创新。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之间立法冲突的产生实质是区域公共利益尚未得到协调平衡而导致,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过程即是长江经济带135个协同立主体认同区域协同立法方案,并在此方案内通过协同立法来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过程,也即是把全流域所存的外部性问题转化各行政区域的内部问题的过程,协同立法意图均在于寻求上中下游整体利益平衡,如何在法制统一前提下,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并希望以此发掘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经过全文论证,认为当前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必将是松散型、半紧密型和紧密型长期并存并渐进,要实现全流域协同立法均处于“紧密型模式”,在不改变现有行政区划层级前提下,必将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区域协同立法机构推进,而这必须建立在拥有较为健全的协同立法及配套制度。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价值必须被认可,其发展更需被重视与保障。我们必须承认,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与《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进一步推进,该论题仍需留待实践检验,自然也存在进一步深化论证的必要。与此同时,笔者余生将致力于对该领域问题保持持续关注与理性审视。
黄捷[2]（2020）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是传承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为有效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情况的田野调查为切入点,深入实践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困境。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立法的局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不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发展中身份和财产保障的权利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创新利用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备等方面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局限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保护的正当性进行梳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二分法为基础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体系,论证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理论的合理性。通过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立法设计、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措施提出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法律制度的建议。除去绪论和结论,研究框架具体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界定和类型。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界定明确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范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类型界定,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主体的范围。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实证分析。通过对广西防城港市、百色市、崇左市、桂林市、河池市等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情况进行田野调查,在梳理问题的基础之上总结经验。第三部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局限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立法的局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不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发展中身份和财产保障的权利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创新利用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备等方面梳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局限性。第四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的正当性。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平衡利益关系的需要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法律保护的现实依据。从人格论、正义论、财产劳动论、文化多样性论的学理层面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二分法为基础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体系。第五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理论的提出。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发展的需要、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行使的需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平衡的需要等方面论述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必要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界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私权属性两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进行法律分析。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财产权两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内容进行梳理。第六部分,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通过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立法设计、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面提出建议。
王丹[3]（2019）在《论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文中认为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作为地方立法的一部分,其质量状况既关乎广州市环境污染问题治理工作的推进,又直接影响法治广州的建设。以广州市现行有效的18部环境保护法规为样本,通过对制定、修改和废止的情况以及每部法规内容的梳理与分析可知,一方面,广州市地方性法规环境立法具有环境立法范围较为全面、法规修改与废止较为适时、立法内容较为合法、合理、规范以及公众参与立法程度较高的可取之处,但同时也存在缺少生态文明建设类的专项立法、合法性方面有瑕疵、少部分法规缺失禁止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部分法规修改稍欠适时等问题。除此之外,虽然地方立法应当凸显地域性和可操作性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与大部分省市一样,目前,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亦未能克解这两大顽疾。故而,广州市立法机关尚需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克服不足,学习和借鉴其他省市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于环境保护立法之中,增加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类的专项立法、修补合法性瑕疵、补全禁止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适时修订法规、并在挖掘本地特有环境需求的基础上凸显地域程度、增强可操作性,以期从立法上保障广州市的环境污染治理与资源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邹鑫[4]（2019）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国家高新区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采用传统的理论法学的研究方法,分六大部分展开研究。总体结构为:导论部分,结合国家高新区30年来的发展成绩和自己熟悉的高新区行政管理工作,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包括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综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我国学者在高新区立法研究、区域法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之不足,提出本论文研究的问题,即本文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地方法治、区域法治的基本范畴、动力机制、价值取向和对高新区立法、执法经验的理论反思;本文研究的实践问题,是如何实现高新区的立法和执法的法治化,力图在地方（区域）法治理论与高新区法治实践之间的目光逡巡中寻找法治中国建设的真知。第一章,围绕地方法治、区域法治研究的缘起和产生的学术争议,笔者区分了地方法治与区域法治的概念和不同类型,提出了对区域法治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以此为基础,论证了高新区是区域的表现形式,高新区法治是我国区域法治的组成部分,高新区法治研究应当借鉴区域法治理论等基本观点。在对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区域法治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将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作为区域法治的理论维度,用以指导论文研究。第二章,以地方法治的动力机制和价值取向为研究对象,在评述地方法治竞争理论、政府推进型法治发展道路理论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借助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要素聚集动力机制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地方法治服务于聚集经济、是聚集经济的产物,聚集经济推动法治发展的观点。提出创新是高新区法治的价值取向,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高新区法治的基本精神的观点。第三章,围绕高新区的立法活动,研究了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在规范高新区设立、管理活动中的政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的制定、修改过程,指出了我国高新区政策与立法的特点和不足;通过对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高新区立法经验的总结,对完善我国目前高新区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第四章,围绕高新区的行政法治,通过裁判文书网的司法大数据,分析了高新区管委会的行政主体地位（包括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从与行政体制相关的基本概念和我国现有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措施入手,将高新区行政体制类型化为“促进型行政体制”而非“管理型行政体制”,讨论了在“促进型行政体制”类型下高新区管委会在科技、人才、金融、投资、税收和培养中介机构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提出了改革高新区行政执法体制的方向。第五章,从区域法治理论反思的角度,论证了我国高新区法的部门法属性,总结了我国高新区“先行先试”的立法经验,提出为避免国内高新区“立法雷同”而应当在跨域立法调研中应当采取的正确步骤。
冯乐坤[5]（2015）在《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文中认为自继受前苏联公有制中的国有财产理论以来,我国国有财产范围不仅极其广泛,又遍及全国各地,因国有财产统一由中央作为统一主体进行具体管理也不现实,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有财产一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管理,中央与地方一直分享着国有财产的利益,各级地方对其直接支配的国有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享有所有权之实,但各级地方所直接支配财产仍然被视为国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不断发生,为此,在借鉴前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立法转而采纳对国有财产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以及各主要国家所采纳地方所有理念的基础上,我国理应赋予各级地方对其直接管理支配的国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不过,我国地方所有是将部分国有财产主体从国家变更为地方,地方所有财产其实就是对国有财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具体进行财产分权的结果,立法就应确定中央与各级地方之间对国有财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也就最终得以确定。然而,受各国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各个地方均为地方所有权主体的影响,地方所有层级往往与地方层级具有对应性,地方所有权的形成其实就是以各国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既然我国目前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地方层级实行三级或者四级模式,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理应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等层级,因现实中的我国地方层级处于变动之中,地方所有财产必然会面临在各级之间进行具体分割,具体分割标准理应予以明确。当然,未来立法在对地方所有财产规定的过程中,不仅要适用各级地方所有权平等、利益衡量的理念,也要采纳“一般+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宪法、民法进行一般性规定的同时,相关单行法也应对其加以规定,尤其要允许各地方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形而对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进行规定。
罗开[6]（2015）在《地方立法研究之研究 ——以知网学术论文研究为视角》文中提出地方立法是我国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我国对地方立法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30余年来我国地方立法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纵观学术界,却也鲜有对已有地方立法研究进行专门的系统整理、分析与反思之类的再研究。本研究主要以知网在1979—2014年期间刊载的关于地方立法研究的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并对知网中刊载的地方立法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与分析。根据我国学界对地方立法的主要研究内容的情况来看,我国地方立法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萌芽阶段（从1979年《地方组织法》颁布到1982年《宪法》的修改前）、初级阶段（从1982年《宪法》修改到1986年《地方组织法》修改前）、探索阶段（从1986年《地方组织法》修改到1992年）、发展阶段（从1992年到2000年《立法法》颁布前）、完善阶段（从2000年《立法法》颁布至今）。各个阶段地方立法研究者们研究的重点不尽相同,归结起来主要有:地方立法的主体、权限、原则、质量、程序与技术等研究;市场经济与地方立法研究;WTO与地方立法研究;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研究;地方立法监督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研究等。本文还对参与我国地方立法的研究队伍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并对我国以往地方立法研究进行了科学性分析。本研究在探讨以往学者研究先进理论的同时,也对目前我国地方立法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比如说,理论脱离实际;研究视角单一;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率高;研究的理论性过强;研究队伍过于集中等。同时,还对未来地方立法研究进行合理展望,比如说,研究者要加强理论学习;加强研究的规范性和严谨性;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互动;扩充研究者队伍;拓展研究视角等。
陈光[7]（2011）在《我国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新的区域发展规划不断推出,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层出不穷,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内部各种资源的整合,增强了各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内聚力。区域发展离不开立法与法律。学者们非常重视区域合作与发展过程中有关立法和法律问题的研究,尤其就该如何满足区域合作与发展所需法制这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较多地思考和探讨。区域立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被提出来的。本文同样以区域立法为题,综合运用实证分析、比较研究和规范分析等方法,并借助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相关理论,对构成区域立法的关键要素——协调机制,进行了系统地构建和研究。期望通过这一努力,能真正有效地推动区域立法实践广泛开展并走向深入,以此为我国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提供系统而有效的法制保障。包括导论在内,文章共有六大部分内容。其中,导论部分就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区域立法和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的国内外研究状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分别做了较为具体的阐述。区域合作与发展可以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展开,就一国范围而言,许多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采取区域性发展战略或模式,我国也不例外。区域合作与发展所需法制的供给应主要靠区域立法来实现。本文将区域立法定位为一种区域内地方合作立法的模式。而若要保障这一模式下的区域立法有效开展,需要借助于相应的立法协调机制。但是,究竟该建立哪些区域立法协调机制,以及该如何建立等,国内很少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也缺乏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做好相关研究,对于建立和完善区域立法理论,推动区域立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一章为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的基础理论阐述,以及对区域立法实践进行考察思考。在研究区域立法协调机制之前,首先应该对“区域”和“区域立法”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对“区域”进行了三次界定,并设置了两个标准：经济标准和法律标准。区域立法的具体含义是指特定区域内地方立法机关,基于区域性事务管理或服务的法律需求,所进行的合作立法。区域立法包括四个要素：立法主体、立法权、立法程序和立法协调机制。如何从理论上回答区域立法何以可能,是研究区域立法和建构区域立法协调机制必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文章分析指出,在满足区域发展法制需求方面,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产生自现行立法体制框架下的区域立法或可担此重任。区域立法的实质是地方治理权的合作,而这一合作能够成行可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予以证立。当然,区域立法在当前还面临着许多制度问题,如缺乏合法性依据、与现行立法体制的融合,以及地方立法权配置不均衡等问题,需要加以改进。任何立法都离不开协调。我国《立法法》中设置了许多关于立法协调的条款,由此也形成了基本的立法协调机制体系。区域立法兼有立法和合作双重属性,协调更是必不可少。区域立法协调包括立法主体的协调、立法文本内容的协调、立法程序的协调、立法体系的协调,以及立法与现实和发展需要的协调等内容。区域立法协调也要通过相应的协调机制来实现。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的构建,既要以《立法法》等所规定的立法协调机制为基础,又要兼顾区域立法的特点,尤其要注重对立法合作的协调。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的完善与否同区域立法实践状况直接相关。区域立法在我国尚处于实践探索中,尴尬与希望并存。构建区域立法协调机制,一方面要借鉴现有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另一方面要解决好有关理论和制度问题。第二章重点考察了欧盟立法和美国区域合作中的有关协调经验。欧盟立法在此主要指的是由欧盟立法机构进行的立法,亦称二级立法或派生立法。欧盟立法中的协调机制主要有权限界分机制、磋商机制、调解机制、有差别的表决机制,以及公众参与机制等。由于立法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在区域政策或法律的制定方面,我们无法通过与我国区域立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相比照的方式获得有关经验,但美国在区域政府之间的合作过程中,积累了非常丰富和有效的协调机制,如政府间契约和区域委员会等,这些都可以为区域立法协调所借鉴。对欧盟立法和美国区域合作协调经验的借鉴包括理念和制度两个方面。其中,可借鉴的理念包括权力让渡和共享理念、契约理念,以及协调的制度化理念。对于我国的区域立法协调而言,权力让渡与共享理念至少应该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内各地方立法机关在进行立法合作时,愿意在哪些领域及多大程度上实现立法权区域内共享；二是在构建和运行有关区域立法协调机制时,社会组织或有关社会主体在其中出于怎样的地位,将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契约理念内含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合作原则和平等原则,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制度借鉴方面,除了一些具体的协调机制外,本文重点探讨了区域立法协调委员会的设立与运行问题。区域立法协调委员会的基本职能是协调区域立法或从事与区域立法协调有关的工作,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专门针对区域立法活动的协调；二是承载某些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的运作；三是与区域立法有关的其他协调工作。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针对区域立法准备阶段、确立阶段和完善阶段各自的工作内容或任务,较为系统地构建起了我国区域立法协调机制体系。文章中不仅指出了有关协调机制对于区域立法的协调意义所在,还就各项机制如何操作或运作从制度上予以明确设置。具体而言,围绕区域立法准备阶段的主要工作或任务,文章认为,可以通过省（市）际协议、区域立法规划和区域立法起草论证这样三种机制,来协调区域立法准备阶段的有关活动。其中,省（市）际协议的签订,可以为区域立法提供方针指导,明确立法调整的对象或内容。签订省（市）际协议需要经过发出合作意向、达成合意、拟定协议草案等步骤。区域立法中的省（市）际协议存在制度缺陷,需要加以改进。通过区域立法规划,将某些区域立法项目提上正式的立法日程,在真正迈出区域立法活动第一步的同时,也协调了区域立法活动自身、区域立法理论与实践之间、区域立法同现实和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对于区域立法规划的编制,文章从编制主体、依据和内容,以及基本步骤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区域立法起草论证指向区域立法规划中所确定的立法项目的起草时机和条件,通过论证,可以很好地为接下来的区域立法起草活动等提供决策依据。区域立法确立阶段需要协调的对象或内容较多,包括立法主体、文本内容和立法程序三个方面的协调。为此,文章分别针对区域立法主体行为、文本内容和立法程序设置了相应的协调机制。其中,区域立法联席会议、立法调解和公众参与这三种机制用于协调区域立法职权主体之间,以及职权主体与参与主体之间的行为关系。而委托起草、利益共享与补偿、民间规范认可和文本预先审查这四种机制则可以有效地协调区域立法文本内容的确定。用来协调区域立法程序的机制则包括同步提案或送审机制、表决期限机制和协商加入机制等。在有针对性地构建相关机制,指出其所能发挥的协调意义及其实施步骤的同时,文章还对其中的部分协调机制——区域立法联席会议和公众参与机制的理论或实践现状进行了反思。区域立法活动如果顺利完成,其结果是生成相应的区域性法文件,具体表现为区域性法规和区域性规章两种法律形式。区域性法文件实施过程也即区域立法进入完善阶段。在这一阶段,区域立法可能会由于立法主体自身的原因,或者立法适用者的原因,或者区域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变化的原因等,而出现立法冲突、立法空白或相关条款含义不明,以及立法同区域社会现实和发展需要之间过分脱节等现象。这些都需要借助相应的协调机制予以协调。文章就其中的区域立法冲突解决机制、立法解释机制,以及区域立法后评估机制进行了探讨。冲突解决机制具体又包括效力位阶原则、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适用原则等内容,其协调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体系性协调和现实性协调。区域立法解释又可分为释义型解释和寻据型解释,它在协调区域立法文本体系及与社会现实和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区域立法在实施一段时间后,立法主体应该及时地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发现其中的问题并作出评估回应——修改、补充、解释或废止等。可见,区域立法后评估是协调区域立法主体在立法完善阶段的行为,以及增进区域立法同社会现实和发展需要之间协调性的重要机制。实际上,本文对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的系统构建与研究,不仅着眼于每项机制的内容、协调意义及其操作步骤,也为我国今后区域立法的开展与实施提供了一种相对细致、可行的制度框架,这可能是本文最主要的理论贡献。
侯学敏[8]（2006）在《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经济自治权实现问题的衔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为契机，将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经济自治权的实现相衔接，不仅是进一步落实民族经济自治权的重要保证，也是西部开发立法在民族地区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 本文从分析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入手，阐述了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经济自治权实现的互动关系，提出西部开发立法是推进民族经济自治权实现的重要保证，经济自治权是西部开发立法实施的有效杠杆。通过对现阶段我国民族经济自治权实现的法制障碍分析，提出了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经济自治权实现相衔接的必要性、可行性，并提出了二者的衔接方式与衔接内容。 就结构而言，本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笔者在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和实施意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第二章：西部开发立法与经济自治权实现的互动关系。讨论了西部开发立法的必要性和经济自治权的含义、内容及法律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开发立法与经济自治权实现的互动关系。 第三章：经济自治权落实的法制障碍分析。分析了经济自治权行使过程中的法制障碍。 第四章：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实现的衔接。针对本文第三章分析的落实经济自治权的法制障碍，讨论了西部开发
康耀坤[9]（2006）在《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中一个特色鲜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可以拓宽民族法学的研究领域,使民族法学理论研究能够植根于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社会现实,奠定进一步研究的学术基础。在实践上,有助于认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在我国立法体系中的相对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利于指导民族自治地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立法实践。在研究目的上,通过吸收借鉴学界前贤的研究成果和实地调查,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法学研究与民族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结合,以促进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研究能够走向规范化和实用化。对此文章尽可能地结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民族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较为系统地对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本文共包括八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相关概念、历史发展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作用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从而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第二部分是对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内容的研究。指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享有5种立法类自治权,即自治条例制定权、单行条例制定权、变通规定制定权、补充规定制定权、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上级国家机关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的自治权。第三部分是对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分析。确定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对指导和保障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工作的健康发展,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认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应包括立法统一性原则、体现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的原则、正确行使变通权原则、保障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原则、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第四、五、六、七部分是对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具体制度的探讨和研究,指出了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变通或补充规定和变通执行、停止执行自治权制度的作用和价值,以及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文章的第八部分是个案研究,通过对天祝藏族自治县、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等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实地田野调查,以第一手实践资料和本文的理论部分形成了有机的结合。
胡晓红[10]（2006）在《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它是今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问题研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调查研究的实证的分析方法探讨了现实物权制度和环境资源法律制度之下的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保护的利弊。 本文由导言、四章构成，首先以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现状为切入点，较详细介绍了当前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状况，然后探讨了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缜密地论证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在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关系中的具体地位——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矛盾的协调。其次将重点放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法律制度新设计中，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一是切实依据西北民族地区特点对当地环境资源立法在坚持立法的“及时性”的同时兼顾立法的“超前性”，并体现立法的“民族性”，将民族习惯中的环境资源保护的习惯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认可，以便使西北民族地区制定的环境资源法规、条例得以顺利实施。二是根据经济学的产权制度理论，采用实证主义法学研究方法，主张：（1）实现物权法与环境资源法的互动。在物权法中规定有关环境资源权利人的用益物权，反映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环境资源法中确认权利人的民事权利；（2）确立环境承载力物权制度的观点。三是在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中确立环境资源补偿机制，在注重发挥物的“物尽其用”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必须更加重视发挥物的生态价值，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减少或降低物权人因限制物权行使而遭受的经济损失。针对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匮乏且浪费严重的情形，主张：确立水权制度，以保证水资源的合理利用、统一调配。 本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其学术价值体现于：弥补了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民族地方立法权及其行使的研究的不足，填补了运用物权法研究环境承载力的空白，对于实现物权法与环境资源法互动研究起到了先行作用。其应用价值在于：有益于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体制的完善，有益于完善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
二、西部开发中地方立法问题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开发中地方立法问题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提出问题 |
| 二、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需求背景 |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背景解读 |
| 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演进脉络 |
| 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内涵解读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理论基础 |
| 一、依据:基于资源依赖与竞合关系 |
| 二、关键:遏制“搭便车”行为 |
| 三、目标:实现协同治理与区域协调发展 |
| 四、价值:助推全面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现实需求 |
| 一、增强全流域立法供给实效 |
| 二、整合放大全流域资源优势 |
| 三、平衡全流域整体利益诉求 |
| 小结 |
| 第二章 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实践现状 |
| 一、下游地区协同立法资源优于上中游地区 |
| 二、暂缺协同立法的专项制定法渊源 |
| 三、协同立法机制进度上中下游差异明显 |
| 四、人大协同立法成果:项目协同与立法性决定 |
| 五、政府协同立法成果:签订跨区域行政协议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实践正面效应 |
| 一、助力修复和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
| 二、探索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
| 三、促进全流域协同治理规范化 |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实践现存困难 |
| 一、协同立法主体与权限合法性受质疑 |
| 二、跨区域行政协议缺乏强制约束力 |
| 三、沿江省市地方立法冲突难以调和 |
| 小结 |
| 第三章 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进程优化 |
| 第一节 高度统一协同立法理念 |
| 一、协同原则:生态优先、双重调控、共建共享 |
| 二、协同主体:统筹本体资源与社会资源 |
| 三、管理模式:科层制为主,引入扁平化 |
| 第二节 协同立法重点达成共识 |
| 一、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
| 二、破解制约沿江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瓶颈 |
| 三、纾解制约全流域协同发展的能源问题 |
| 四、统筹全流域产业创新以释放经济效能 |
| 五、突破行政壁垒推进全流域市场一体化 |
| 六、健全全流域公共卫生联动高效体系 |
| 七、建立健全全流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
| 第三节 动态调适协同立法过程 |
| 一、协同方法:统筹“快”“慢”思维,分类施策 |
| 二、协同程序:制定地方性法规为主,签订行政协议为辅 |
| 三、协同过程:“亚正式”机制向“正式”体制渐进 |
| 小结 |
| 第四章 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的制度完善 |
| 第一节 探索建立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制度 |
| 一、前提:禁止增加行政区划层级 |
| 二、目标:确保协同于法有据 |
| 三、堵点:构建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机构 |
| 四、难点:规范人大立法性决定行使 |
| 五、依托:强化社会公众参与 |
| 第二节 健全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配套制度 |
| 一、健全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制度 |
| 二、推进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制度 |
| 三、优化长江经济带地方政绩考核机制 |
| 四、完善长江经济带协同执法司法机制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界定与类型 |
|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的法律界定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界定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界定 |
|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类型 |
| 一、个体传承人、团体传承人和国家传承人 |
| 二、代表性传承人和普通传承人 |
| 三、外源性传承人和本源性传承人 |
| 第二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田野调查基本情况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情况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人才的培养情况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资助情况 |
| 第二节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困境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无人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难以获得发展利益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获得资助扶持相对有限 |
| 第三节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实践经验 |
| 一、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培养”模式 |
| 二、创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发展”模式 |
| 三、探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创新利用”模式 |
| 第三章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局限性 |
|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立法的局限性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统一立法的原则与保护现状不适应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统一立法体系的欠缺 |
| 三、现行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完善 |
|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不完善 |
| 一、个体传承人认定制度不科学 |
| 二、团体传承人认定体系不统一 |
| 三、国家传承人认定制度缺位 |
|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发展中身份和财产保障的权利缺位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维护缺乏权利支撑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发展中缺乏权利支撑 |
| 第四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创新利用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备 |
| 一、商标权利用不足 |
| 二、专利权保护难以实现 |
| 三、着作权保护不完善 |
| 第四章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的正当性 |
|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法律保护的现实依据 |
| 一、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
| 二、平衡利益关系的需要 |
|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法律保护的学理检视 |
| 一、人格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获得利益分享的基础 |
| 二、正义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获得利益分配的保障性 |
| 三、财产劳动论: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财产利益的充分性 |
| 四、文化多样性论: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发展的适当性 |
| 第三节 基于正当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二分法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二分法的特征 |
| 二、以二分法为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体系 |
| 第五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理论的提出 |
| 第一节 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必要性 |
| 一、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
| 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行使的需要 |
| 三、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平衡的需要 |
|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法律分析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界定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私权属性 |
|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内容分析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权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财产权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立法设计 |
| 一、调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立法原则 |
| 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 |
| 三、建立单一法律保护与多重法律保护无缝衔接制度 |
| 第二节 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 |
| 一、个体传承人认定制度的科学化 |
| 二、团体传承人认定制度的一体化 |
| 三、国家传承人认定制度的构建 |
| 第三节 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确立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内容设定 |
| 第四节 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
| 一、现行商标权利用制度的优化 |
| 二、现行专利权授权条件的科学化 |
| 三、现行着作权制度的扩张适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论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的背景和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的背景 |
| 一、经济社会背景 |
| 二、法治建设背景 |
| 三、立法依据背景 |
| 第二节 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的发展历程 |
| 一、初步发展阶段 |
| 二、加快发展阶段 |
| 三、优化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的现状与长处 |
| 第一节 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的现状 |
| 一、环境保护立法类型的现状 |
| 二、环境保护立法数量的现状 |
| 第二节 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的长处 |
| 一、立法范围较为全面 |
| 二、立法修改较为适时 |
| 三、立法废止较为适时 |
| 四、合法性程度较高 |
| 五、合理性程度较高 |
| 六、规范性程度较高 |
| 七、公众参与程度逐渐提高 |
| 第四章 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存在的不足 |
| 第一节 缺少生态文明建设类的专项立法 |
| 第二节 合法性瑕疵 |
| 一、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 |
| 二、超越地方立法权限 |
| 三、行政处罚幅度偏差 |
| 第三节 禁止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缺失 |
| 第四节 立法修改稍欠适时 |
| 第五节 地域程度不明显 |
| 第六节 可操作性不强 |
| 第五章 完善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的对策 |
| 第一节 增加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专项立法 |
| 第二节 修补合法性瑕疵 |
| 一、充分适用不抵触原则 |
| 二、恪守立法权限 |
| 三、完善行政处罚设置 |
| 第三节 补全禁止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 |
| 第四节 适时修订法规 |
| 第五节 凸显地域程度 |
| 第六节 增强可操作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和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对高新区法治的研究综述 |
| 二、国内对高新区法治的研究综述 |
| 三、对国内外高新区法治研究的评价 |
| 第三节 论文的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 |
| 一、论文的结构和研究方法 |
| 二、论文创新 |
| 第一章 区域法治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地方法治与区域法治研究的缘起与概念探析 |
| 一、“地方法治”或“区域法治”研究的缘起 |
| 二、“地方法治”与“区域法治”的概念探析 |
| 第二节 区域法治研究的基本框架 |
| 一、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区域法治理论 |
| 二、区域法治的理论维度 |
| 第二章 高新区法治的动力机制和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区域法治动力及动力机制的一般理论 |
| 一、地方法治竞争理论及其局限性 |
| 二、政府推进型法治发展道路理论 |
| 三、要素聚集动力机制理论借鉴 |
| 第二节 高新区法治的价值取向 |
| 一、科技是高新区聚集经济的发展动力 |
| 二、创新是高新区法治的价值取向 |
| 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高新区法治的基本精神 |
| 第三章 高新区法治的立法建构 |
| 第一节 高新区立法的历史检视 |
| 一、国家高新区发展历程及政策、立法变迁 |
| 二、高新区立法的现实检讨 |
| 三、我国高新区立法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
| 第二节 高新区立法的域外经验 |
| 一、域外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方面的立法实践 |
| 二、域外立法实践对我国高新区立法的启示 |
| 第四章 高新区的行政法治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委会的行政主体地位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委会的综合执法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委会的促进型行政 |
| 第五章 高新区法治的理论反思 |
| 第一节 高新区立法的部门法属性 |
| 一、区域立法的概念评判 |
| 二、高新区地方立法的部门法定位 |
| 第二节 高新区立法与“先行先试”的立法经验 |
| 一、“先行先试”立法模式的界定 |
| 二、法治试验的功能及其完善 |
| 第三节 高新区立法的复制与推广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跨区域地方立法调研的价值探寻：比较法学的视角 |
| 三、跨区域地方立法调研的基本功能：比较方法的转向 |
| 四、跨区域地方立法调研的步骤设计：功能比较的运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5）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主要概念说明 |
| 二、选题缘起 |
| 三、研究现状 |
| 四、选题价值 |
| 五、基本内容 |
| 六、观点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与检讨 |
| 第一节 我国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 |
| 一、前苏联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及修正 |
| 二、我国建国前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与评析 |
| 第二节 我国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一、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之流变 |
| 二、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之检讨 |
| 第三节 我国非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一、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权的梳理与检讨 |
| 二、资源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第四节 国有财产主体理论的评析与选择—以我国国有企业财产主体理论为样本 |
| 第二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法理证成 |
| 第一节 地方分权与地方利益保护 |
| 一、地方利益的多样化和独立性 |
| 二、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与地方利益 |
| 三、我国地方自治与地方利益之关系 |
| 第二节 地方责任的独立性 |
| 一、地方支出责任与地方责任的关系辨析 |
| 二、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地方责任 |
| 三、地方债务的独立性 |
| 四、余论 |
| 第三节 原住民的利益保护与地方所有 |
| 一、原住民利益保护的法理基础 |
| 二、我国台湾地区原住民利益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
| 三、我国原住民利益保护之反思 |
| 四、我国原住民利益保护的立法路径分析—以矿产资源所有权为视角 |
| 五、结论 |
| 第三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层级分析 |
| 第一节 行政区划与地方所有的关系 |
| 一、域外主要国家行政区划层级之梳理 |
| 二、域外主要国家地方所有层级之梳理 |
| 三、行政区划与地方所有的关联性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的构建路径 |
| 一、省级地方的设置与省级地方所有的变动 |
| 二、地级地方的存废与地级地方所有财产的分割 |
| 三、乡镇级地方层级的存废与乡镇级地方所有的变动 |
| 第四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类型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所有的企业性财产 |
| 一、地方所有企业属性之界定 |
| 二、地方所有的企业性财产变动与地方利益的保护 |
| 三、各级地方划分企业性国有财产的规则 |
| 四、地方所有企业性财产的理论与实践—以银行股份制改革为中心 |
| 第二节 地方所有的财政收入 |
| 一、财政收入分权与地方所有 |
| 二、地方所有财政收入划分之基础 |
| 三、各级地方财政收入的重新分权—以设立地方税种为中心 |
| 四、各级地方之间的非税收入分权 |
| 第三节 地方所有的资源性财产 |
| 一、地方所有土地 |
| 二、地方所有矿产资源 |
| 三、地方所有水资源 |
| 四、地方所有森林资源 |
| 第四节 地方所有的行政事业性财产 |
|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范围之界定 |
| 二、行政事业性财产与土地、财政收入的关联性 |
| 三、各地方所有行政事业性财产之划分 |
| 四、地方所有行政事业性财产的理论与实践—以教育性财产为中心 |
| 第五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路径 |
| 第一节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理念 |
| 一、各级地方所有权的平等性 |
| 二、地方利益的衡量性 |
| 第二节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模式 |
| 一、国有财产的立法模式：梳理与评析 |
| 二、地方所有财产立法模式之梳理 |
| 三、我国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设计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文章 |
| 二、着作 |
| 三、博士论文 |
| 四、外文文献 |
（6）地方立法研究之研究 ——以知网学术论文研究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关于地方立法研究学术成果的统计与分析 |
| 第一节 对地方立法研究的论文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
| 一、对地方立法研究的论文情况的统计 |
| 二、对地方立法研究的论文情况的分析 |
| 第二节 对地方立法研究的阶段性划分 |
| 一、第一阶段：1979年《地方组织法》颁布到1982年《宪法》修改前 |
| 二、第二阶段：1982年《宪法》修改到1986年《地方组织法》修改前 |
| 三、第三阶段：1986年《地方组织法》修改到1992年 |
| 四、第四阶段：1992年到2000年《立法法》颁布前 |
| 五、第五阶段：2000年《立法法》颁布至今 |
| 第二章 各阶段我国地方立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第一阶段地方立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 |
| 一、基本情况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第二阶段地方立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 |
| 一、基本情况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第三阶段地方立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 |
| 一、基本情况 |
|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 |
| 第四节 第四阶段地方立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 |
| 一、基本情况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五节 第五阶段地方立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 |
| 一、基本情况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三章 地方立法研究方法与研究队伍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立法研究方法分析 |
| 一、地方立法研究方法的分类统计与分析 |
| 二、地方立法研究调查情况分析 |
| 第二节 地方立法研究队伍分析 |
| 一、地方研究队伍的类别统计与分析 |
| 二、地方立法研究队伍的具体研究情况分析 |
| 第四章 对地方立法研究的科学性分析与反思 |
| 第一节 对地方立法研究的科学性分析 |
| 一、对地方立法研究科学性的整体分析 |
| 二、对地方立法研究科学性的逻辑和规律分析 |
| 第二节 对地方立法研究的反思 |
| 一、对地方立法研究存在问题的思考 |
| 二、对地方立法研究的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我国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二、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思考 |
| 第一节 区域立法的界定与理论分析 |
| 一、区域的类型及界定 |
| 二、区域立法的涵义与构成要素 |
| 三、区域立法得以实现的理论分析 |
| 四、区域立法所面临的制度问题及改进建议 |
| 第二节 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的涵义 |
| 一、立法协调机制的含义与种类 |
| 二、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的界定 |
| 三、区域立法协调的机制与机构之争 |
| 第三节 我国区域立法实践中的协调机制及思考 |
| 一、尴尬与希望并存的区域立法实践 |
| 二、区域立法实践中的协调机制及其问题 |
| 三、建构区域立法协调机制应注意的问题 |
| 第二章 欧盟立法与美国区域合作协调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欧盟立法及其协调机制 |
| 一、欧盟的法律渊源或法律形式 |
| 二、欧盟的立法机构与立法程序 |
| 三、欧盟立法过程中的协调机制 |
| 第二节 美国区域合作及其协调机制 |
| 一、美国的区域划分与区域开发法制供给 |
| 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参与的区域合作 |
| 三、促进区域政府间合作的三种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经验借鉴:理念与制度 |
| 一、借鉴的可能性 |
| 二、理念借鉴 |
| 三、制度借鉴:区域立法协调委员会的设立与运行 |
| 第三章 区域立法准备阶段的协调 |
| 第一节 省(市)际协议 |
| 一、区域立法中的省(市)际协议 |
| 二、省(市)际协议的协调意义 |
| 三、省(市)际协议的制度缺陷及完善 |
| 第二节 区域立法规划 |
| 一、怎样理解区域立法规划 |
| 二、区域立法规划的协调意义 |
| 三、区域立法规划的编制 |
| 第三节 区域立法起草论证 |
| 一、立法论证与区域立法起草论证 |
| 二、区域立法起草论证的实施 |
| 三、区域立法起草论证的协调意义 |
| 第四章 区域立法确立阶段的协调 |
| 第一节 协调区域立法主体行为的机制 |
| 一、区域立法联席会议 |
| 二、区域立法调解 |
| 三、公众参与机制 |
| 第二节 协调区域立法文本内容的机制 |
| 一、委托起草 |
| 二、利益共享与补偿 |
| 三、民间规范认可机制 |
| 四、文本预先审查 |
| 第三节 协调区域立法程序的机制 |
| 一、同步提案或送审 |
| 二、表决期限机制 |
| 三、协商加入机制 |
| 第五章 区域立法完善阶段的协调 |
| 第一节 冲突解决机制 |
| 一、区域立法冲突及其成因 |
| 二、冲突解决机制的内容 |
| 三、冲突解决机制的协调意义 |
| 第二节 区域立法解释 |
| 一、区域立法解释的制度基础 |
| 二、区域立法解释的协调意义 |
| 三、区域立法解释的步骤 |
| 第三节 区域立法后评估 |
| 一、立法评估制度背景下的区域立法后评估 |
| 二、区域立法后评估的实施 |
| 三、区域立法后评估的协调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谢词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经济自治权实现问题的衔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
| 第一节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的社会背景 |
| 一、梯度推移战略及其严重后果 |
| 二、可持续发展观及其推进作用 |
| 第二节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的思想渊源 |
| 一、邓小平的“两个大局”: 西部大开发的思想渊源 |
| 二、江泽民“再造西北秀美山川”: 西部大开发的直接起因 |
| 三、朱镕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 西部大开发载入国家规划 |
| 第三节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义 |
| 第四节 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
| 一、从地理区位上看，西部大开发就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 |
| 二、从民族问题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及其发展变化上看，西部开发必须注意解决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
| 第二章 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经济自治权实现的互动 |
| 第一节 西部开发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 一、西部开发立法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
| 二、西部开发立法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
| 三、西部开发立法是国外开发欠发达地区法制经验的启示 |
| 四、西部开发立法，是我国东部沿海开放立法经验的科学总结 |
| 第二节 经济自治权及其法律地位 |
| 一、经济自治权的含义及其基本内容 |
| 二、经济自治权的社会价值解析—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权之保障 |
| 第三节 西部开发立法与经济自治权实现的互动关系 |
| 一、西部开发立法与经济自治权实现的内在统一性 |
| 二、西部开发立法与经济自治权实现的互动关系 |
| 第三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实现的法制障碍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地区法制化不利因素的分析 |
| 一、人治传统、法律意识淡薄 |
| 二、有关部门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位认识不清 |
| 三、中央集权体制长期存在所导致的地方分权认识误区 |
| 四、经济自治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
| 第二节 民族法规制定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民族法规立法滞后 |
| 二、民族法规自身存在的问题 |
| 三、民族法规的适用、实施、监督机制还未完善 |
| 第四章 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实现的衔接 |
| 第一节 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一、衔接的必要性 |
| 二、衔接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衔接的基本方式 |
| 第三节 衔接的主要内容 |
| 一、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现的衔接 |
| 二、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贸易管理自治权实现的衔接 |
| 三、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税收管理自治权实现的衔接 |
| 四、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管理自治权实现的衔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
（9）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基本理论问题 |
| 第一节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 |
| 第三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
|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历史 |
| 第五节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作用 |
| 第二章 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研究 |
| 第一节 对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的分析 |
| 第二节 立法权 |
| 第三节 我国民族地方的立法权 |
| 第四节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地位 |
| 第三章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指导思想 |
| 第二节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立法统一性原则 |
| 第四节 体现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的原则 |
| 第五节 正确行使变通权原则 |
| 第六节 保障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原则 |
| 第七节 民主原则 |
| 第八节 科学原则 |
| 第四章 自治条例 |
| 第一节 自治条例概述 |
| 第二节 自治条例的监督机制 |
| 第三节 关于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问题的思考 |
| 第四节 自治条例完善问题研究 |
| 第五章 单行条例 |
| 第一节 单行条例概述 |
| 第二节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定程序 |
| 第三节 单行条例完善问题研究 |
| 第六章 变通或补充规定 |
| 第一节 变通或补充规定概述 |
| 第二节 变通或补充规定的定位及完善 |
| 第七章 自治机关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的自治权 |
| 第一节 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自治权的概念 |
| 第二节 自治机关行使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自治权的程序 |
| 第八章 甘肃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调查 |
| 第一节 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现状调查 |
| 第二节 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立法调研 |
| 第三节 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立法调研 |
| 附录一: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基本情况调查表 |
| 附录二:参考文献 |
| 附录三: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序 |
| 导言 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现状及解决对策 |
| 第一章 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概况 |
| 第一节 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功能 |
| 第二节 立法概述 |
|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 |
| 第四节 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权 |
| 第五节 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基本内容 |
| 第二章 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学理论 |
| 第二节 物权法理论 |
| 第三节 环境资源法理论 |
| 第四节 民族学理论 |
| 第三章 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完善前提 |
| 第一节 确立科学发展观 |
| 第二节 协调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 |
| 第三节 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四章 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国家与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完善基本思路 |
| 第二节 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中确立体现环境承载力的物权制度 |
| 第三节 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立法完善 |
| 第四节 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容量法律制度完善 |
| 第五节 建立健全重要的环境资源法律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西部开发中地方立法问题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长江经济带协同立法研究[D]. 支艳. 西南政法大学, 2020
-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研究[D]. 黄捷.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1)
- [3]论广州市环境保护立法[D]. 王丹. 广州大学, 2019(01)
- [4]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治问题研究[D]. 邹鑫. 武汉大学, 2019(06)
- [5]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D]. 冯乐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3)
- [6]地方立法研究之研究 ——以知网学术论文研究为视角[D]. 罗开.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6)
- [7]我国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研究[D]. 陈光. 山东大学, 2011(02)
- [8]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经济自治权实现问题的衔接研究[D]. 侯学敏. 中央民族大学, 2006(11)
- [9]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研究[D]. 康耀坤. 兰州大学, 2006(09)
- [10]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立法问题研究[D]. 胡晓红. 兰州大学, 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