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皖南论文,上海论文,小三论文,民生论文,职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4)06-0145-09 1964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鉴于国家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做出了加强战备、调整工业布局、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上海热烈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从1965年开始在东起浙江临安县、西至安徽东至县、南至祁门县、北至青阳和宣城，纵横700公里、占地四五万平方公里的皖南和浙西建立了小三线。至1980年止国家共投资6亿余元，在安徽和浙江建成81家企事业单位，其中浙西只有上海小三线的一家企业，其余的均地处皖南。这些企业包括54个工厂，占地面积67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18万平方米，职工5.6万余人，家属1.6万余人。小三线的职工中从上海去的约4.74万余人，占84％，其中由上海老厂动员去的老职工约1.66万余人，大专、中专、卫校和六八、六九届技校统一分配的约8500余人，1975年安排的七二届无去向代训艺徒等约1.72万余人，高初中毕业生分配的约2800余人，其他本市调入约2300余人①。上海小三线在安徽自成一个社会体系，不仅有工厂，还有为生产服务配套的行业，如：交通运输、电力供应、通信设施、物资仓库、学校、幼儿园、公安、法院、专线班车、生活供应等。加之皖南小三线作为上海“飞地”的特殊体制，小三线的民生问题不仅需要上海市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而且需要上海与安徽之间的配合。 关于三线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当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其关注点在中西部的三线建设，即通常所说的“大三线”。综观大三线研究成果，内容多集中于对这一决策的形成及其评价、三线布局及其经济效益等问题，对三线建设者们的关注不够②。相比而言，“小三线”的研究成果非常少，目前所见主要有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及其团队所做的系列口述史，各类文献整理和专题研究③。其他成果有张永斌的《上海的小三线建设》④，段伟的《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⑤和《上海小三线建设在宁国县分布的历史地理考察》⑥等。 本文依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和上海小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资料，从政策层面和具体实践对上海小三线的民生问题做一个整体上的梳理与探讨，因为小三线建设所影响的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大量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区域间的文化交流。 一、日常生活问题 (一)日用品和副食品的供应 上海小三线的职工和家属生活用品、副食品供应问题，经上海有关商业局和安徽当地商业局协议，由当地商业部门支持安排。在上海小三线和基地建设初期，由于小三线单位地处山区，当地商业网点较少，供应有些困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和工交组于1970年6月决定，在当地商品供应未解决前，对肥皂、香烟、食糖、胶鞋、牙刷、牙膏、面盆等30种商品，由上海商业部门采取临时供应的办法。各筹建主管局应将所属单位所需要的商品，按年度分季填报计划，直接送交有关专业公司负责供应；对于其他零星商品的采购，由各单位提出要求，经筹建主管局审查后由有关批发部直接供应。为了有计划地做好后方建设单位的商品供应工作，各筹建主管局应将筹建厂、施工单位的实际人员数字(分别职工、家属)，按季送给有关商业部门，作为供应依据。如有大的变动则要及时通知。待新厂供应以后，原来由老厂负责供应的关系应该停止⑦。 此后，上海小三线要求扩大供应品种，如卡其布、的确良等衣服面料。财贸组和国防工办研究，于1973年8月报请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同意，对已确定的30种商品仍由上海维持供应；对卡其布、的确凉等纺织品，是国家计划分配的，本市供应也偏紧，不再扩大供应；对当地商业部门要求上海支持的商品，为了相互支持和照顾地区之间协作关系，在春节期间，一年一次，以专区为单位，由省商业局介绍，和上海有关商业局商洽，凡上海货源有可能，尽量挤一部分给以支持⑧。 随着上海小三线人口的增加，上海在主要日用品供应上也加大了力度。据负责小三线物资供应的领导回忆，后方供应有些条件比上海还好些，比如在上海每人每月1斤肉，后方是1斤1两或者1斤2两。上海小三线和上海水产局、商业一局、商业二局保持密切联系，商业一局、商业二局都有专门干部管上海小三线的供应，凡是后方提出需要，他们尽量满足。上海小三线在上海有办事处，后勤组派人在办事处工作，专门负责与各个局联系，处理小三线商品供应问题⑨。除了上海小三线后方基地设后勤组，各个公司也有后勤组，直接对口。各个厂都有小卖部，凭票供应一些日常用品。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从上海直到各个工厂的商品供应链，保障了职工日常生活所需。当时比较困难的是蔬菜，蔬菜主要在当地购买，有些地方没办法供应，小三线就自己种菜，整个小三线约有5000亩菜地，大部分是职工整理山地和山坡开出来的⑩。 “文革”结束后，小三线每个工厂都建了冷库，可以用自己的产品到外地去换东西，所以上海买不到的后方许多都有。小三线职工的生活标准与上海差别不大，物资供应有保障，是职工安心工作的前提。但这样的供应模式也大大提高了上海小三线生产的成本(11)，这是小三线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一。 (二)粮食供应 上海小三线职工吃的粮、油都是上海的计划，上海将计划转到安徽省，由安徽省粮食厅下达到安徽各县，各个厂统一到县里去买，这些指标都是上海的。 1969年，上海市经与安徽省协商，同意安徽省革委会提出的意见：皖南小三线所供应的粮食顶抵上海市的调入指标。同年11月10日，安徽省生产指挥组根据与上海市协商精神，发出了《关于上海市在我省进行三线建设人员口粮供应问题的通知》，规定：“凡上海市三线厂的职工及其家属的粮油关系转入我省的，其粮油供应标准，职工暂按原上海定量(其他省调入上海厂的，按原定量)，食油一律按我省当地标准供应。职工家属按我省当地居民定量标准供应。未转移粮油关系的，一律凭全国通用粮票供应。”“三班制生产的工人及施工安装人员的夜餐粮补助，按我省原规定标准，由上海各三线厂、施工单位编报夜餐粮计划，送当地粮食部门核补。”“凡供应上海三线厂职工及家属的粮油及夜餐补助粮，不作我省粮食销售统计，一律作为调给上海市处理，统计在粮油收支平衡月报表调拨栏内，并在每月终了分品种报一次调运进度。”“上海三线厂在我省使用的民工补助粮，作销售处理，统计在农村民工补贴栏内。”(12) 1969年12月2日，上海市粮食局将安徽省的通知转发给本市各有关局，并请各局通知有关单位及时办理粮油关系转移手续，由安徽省代本市供应粮食。但在执行过程中，上海方面的工作没有跟上，也没有及时商量具体结算办法，几年来一直未主动到安徽省了解代供应粮食的具体数字，在粮食收支统计上，也从未将这笔代供应数列入销售与调入数内上报。1972年9月，国家商业部粮食局曾要求上海将安徽代供应小三线的粮食列入本市销售统计上报，但上海并未执行，并提出要把小三线供应数算在内，销售指标需要相应增加(13)。这就使得安徽省代为供应小三线粮食的指标，成为一个虚悬的统计，影响了上下关系与兄弟省份之间的关系。 小三线在粮食供应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1973年上海市粮食局革命委员会在前往皖南的贵池、徽州、芜湖三地区的上海三线工厂调研时发现：1.几年来三线工厂职工定量由于没有抓工厂自行解决，有许多不符合政策的地方。如轻工调为重工和脑力劳动调为体力劳动的，粮食定量都按上海工种标准进行了调升，但重工调为轻工和体力劳动调为脑力劳动的，粮食定量应当调低的都一直未动。据测算，吃超工种定量的约占10％左右。2.随意提高定量标准。有些工厂如红波、井岗山等厂将干部定量原29.5斤，一律照安徽标准调整为32斤。也有些工厂职工工种未变，但定量在同工种不到最高幅度的也按照最高限额进行调整。3.补助粮名目繁多，自行扩大补助范围，造成国家多供应粮食。如683车队驾驶员早上7点出车，晚上8点回来，补2.5两，超过10点的补助夜餐粮4两(14)。对于这些问题的整顿，安徽和上海的意见不同，安徽的做法是按工种定量“一刀切”，上海的整顿办法有些伸缩余地，指挥部倾向于按上海办法整顿，当地粮食部门的意见则是要按安徽办法整顿，否则，今后小三线粮食管理他们就不再过问。因为小三线的粮食供应需要当地帮助安排，上海市粮食局为了不影响与当地关系，原则按照当地办法整顿，提出有什么困难问题，请指挥部与当地协商解决。这样，小三线粮食供应的政策和标准得以理顺。 (三)职工宿舍 小三线的建设在荒山深谷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居住是职工面临的又一严峻问题。尤其是第一批到皖南从事创建工作的小三线职工最苦。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他们有的住茅草房、稻草房、芦席棚，有的住祠堂里，有的借住农民住房，条件非常简陋，隆冬时节，屋内的毛巾和牙膏上都结了冰。但是小三线的建设速度很快，因为小三线建设之初，上海没什么基本建设，据说当时上海基建队伍60％都在后方。 上海小三线在建厂时，家属宿舍是按职工人数15％建造的，但由于人员的陆续增加，已不能满足需要。1970年10月，上海小三线建设八一二指挥部提出按定员人数30％建造家属宿舍。11月29日，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向市革委会提出增建部分家属宿舍的请示报告，增建家属宿舍1827户、54810平方米，并落实了每家企业的具体指标，家属宿舍的问题逐步解决(15)。小三线的职工宿舍仿照当地的干打垒房子，有1层的、2层的，还有6层的，小三线的房子面积比上海大，一般至少两室。住房内有卫生间，没有煤气，刚开始用煤油炉烧饭，后来建了灶头，烧饭用柴(16)。宿舍的分配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各厂的做法也不相同，有的根据进厂的时间，有的根据户口和婚姻情况，有的是户口加抓阄。 (四)交通、通讯 上海小三线是在“靠山、分散、进洞”的方针指导下建设的，因而摊子过大、战线过长、远离城镇、极端分散。83个单位中除一个厂坐落在浙江临安县外，其余82个单位分布在皖南徽州、安庆、宣城3个地区、15个县市境内的群山山坳里。后方管理机关设在屯溪市郊，距离工厂最远的达360多公里，4个公司机关分别设在宁国、绩溪、旌德、东至4个县城内外，距离所辖工厂最远的也达250多公里，有的工厂厂区内车间设置十分分散，有5个工厂厂内公路达10公里以上，最多的达14公里。由于远离城镇、过于分散，交通通讯问题便非常突出。小三线建设之初只能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平整山地，山谷中建厂房。随着小三线的建设，山沟里的公路打通了。当时修路用了不少资金，确切地说，这些山区的公路就是用10元钱的人民币铺出来的，当时10元钱是最大的币种(17)。上海小三线自己组建了683车队，有四五百辆汽车，根据公司来设置，一个公司配一个小车队，主要用来运送工厂的产品(18)。 小三线职工来往于沪皖两地的交通方式主要是公共汽车和坐船。1965年小三线建设初期，为解决后方与上海的工作联系和职工回沪探亲、节日休息的交通问题，经安徽省同意，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用事业办公室决定开行三线专用直达班车。沪皖三线专用直达班车实行当天到达，沿途靠厂停车，且票价最高不超过10元，给小三线职工的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成为小三线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生产生活配套设施之一，对小三线的稳定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除此专用班车线路外，尚无其他客运车可乘。小三线的客运任务主要由上海市公交三场承担。每年春节前后，小三线的客运量都在1.2万人次左右。市公交三场除了正常开行三线专用班车外，每年还千方百计地调配200—300辆次的客车支援小三线，保证职工回沪过春节并按时回厂参加生产(19)。 1979年，安徽省有关部门根据交通部的规定，提出这条线路的班车，应该沪皖对开、分别营业，否则就要停止运行。上海市公用事业局与安徽有关部门多次面洽，均未奏效。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于1979年10月3日、12月2日连续以沪后字(79)第53号和沪后委字(79)第105号文上报了《关于要求上海至后方三线专用班车维持现状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要求沪皖三线专用班车维持现状的补充报告》，引起了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市建委、市国防工办的重视，使沪皖三线专用班车基本上维持了现状(20)。 1979年，安徽省革委会交通局、商业局联合发出通告，规定：省交通局在通往邻省的17个道口设立检查站，负责查验所有进出省境客(10座以上的)货运汽车的通行证明和有关证件。“外省来皖的车辆，必须持有当地省、市、自治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通行证明，方可进入我省。”从1980年1月1日起实行。当时小三线共有10座以上的大小客车197辆，其中大客车91辆，面包车106辆，正面临着因无跨省通行证而无法驶入安徽省境的严重问题。但是，上海市革委会(1979)39号文明确，发放货运汽车跨省通行证，由上海市陆上运输管理处统一办理，而对大小客车跨省通行证的发放未作明确规定。为此，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紧急报告市政府，建议暂由上海市陆上运输管理处统一办理发放客运车辆跨省通行证，以解燃眉之急(21)。 1982年，安徽省交通厅又和上海市公用事业局达成了4条协议，计划从7月1日起将三线专用班车改为对外开放营业、省市双方对等联合经营长途汽车。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对此极力反对，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如果将三线专用直达班车改为对外开放经营的长途汽车，职工乘车无保证，设站增多延长了路上时间，职工极不方便，且车票抬高，增加了职工生活支出。为此专门向上海市政府呈交请示报告，陈述理由。1982年7月16日，上海市政府专门发文，同意上海小三线专用班车维持现状不变，今后沪皖间开辟新线路，由市交通运输局同安徽省交通厅商洽解决(22)。 上海小三线最初用安徽的电话，手摇式电话机，由于通讯设施落后，打电话十分费劲费时，不是打不出，就是通了也听不清，要大喊大叫才能互相呼应，有时候甚至还要蹲在写字台下求得安静才能听清。1969年，为保证上海后方通信，上海开始在后方建设5处通信站——胡乐站、绩溪站、宁国站、孙村站、贵池站，由上海方面派人维护(23)。1969年12月，上海小三线正式成立后方通信筹建组，1970年改名为上海后方通信站。1971年后方通信系统建设完成后，通讯情况得以改观，所有小三线单位电话都联网，和上海直通。小三线电话号码都是260，因为有个260通讯站。 二、婚姻问题 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群体的特点是男女比例失衡和年龄较轻。当众多年轻的男工到了结婚年龄时，婚姻问题在皖南这一相对封闭的工作环境中，不仅成为老大难问题，而且影响到小三线厂的生产和人心稳定，所以小三线工厂和上海市各相关部门都极力想办法解决，但在具体政策上，不同部门之间也有分歧。 (一)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 随着时间推移，最初进皖南小三线的一批小青年，特别是1968、1969届的中专生都到了结婚的年龄，再加上七二、七三届代训艺徒一下子涌入1.7万余人，致使男女比例失调，约有8000余男青年找不到对象。有些工厂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恋爱婚姻问题就成了令人头痛的事情，八五钢厂就曾发生过许多光棍组织起来到工厂党委请愿，并公开打出“我要老婆”的横幅标语(24)。1980年，上海市政府国防工业办公室对皖南小三线的调研显示：上海在皖南小三线单位的未婚男青年共有13072人，未婚女青年仅有4639人，男青年比女青年多8433人，其中30周岁以上未婚男青年就有1015人(25)。 婚姻问题已成为上海小三线后期管理中的一件大事，各家工厂自己想办法。新光厂1980年5月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招收女工的报道。八五钢厂先后于1980年10月10日和1981年8月7日在《青年报》刊登广告，为青年寻找对象(26)。启事发表后，在短短10天内，就收到470封姑娘来信，她们都表示愿意和钢厂青年结为伴侣。八五钢厂团委在厂党委的具体指导下，举办了“四个第一次”的专题讲座，请厂政治部主任谈如何通信，第一次如何见面，第一次如何上门，第一次外出约会应注意的问题。此外，团委还成立生活指导小组，使青年们在解决切身问题的同时，接受一次联系实际的、生动的人生观教育。厂里还为即将结婚的职工建造新房(27)。1981年11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24个婚姻介绍所，并在上海《青年报》上刊登招收女职工启事，把婚姻的大门向全国各地打开(28)。 这一问题也引起上海高层领导的关注，专门下达了有关文件，允许在外省市和有关农场寻找配偶，并可商调进厂。国防工办提出了一个解决此问题的意见，交与市劳动局协商解决。经过双方协商，最终形成以下解决方案，报上海市人民政府： 一、由市劳动局每年下达一批招工指标给后方基地管理局，从市区社会待业青年中，招考一部分女青年进小三线工厂为正式职工。 二、从市属农牧场抽调一批没有恋爱对象的女青年，分配去小三线为正式职工。 三、小三线未婚青年到外省市企业事业单位中(包括农场和县办集体事业单位)自找对象，结婚后可将户口迁往皖南所在地，安排进小三线工厂为正式职工。 四、小三线男青年从上海街道、里弄集体事业单位和社会待业女青年中自找对象，办理结婚手续后，女青年愿意将户口迁去小三线工厂的，可以吸收为正式职工。 五、对于年满三十五岁还找不到对象的男青年，为照顾其特殊困难，允许在农村户口的女青年中找对象，结婚后其配偶可以转为吃商品粮，并吸收为小三线厂办的生活福利集体事业的职工(29)。 1980年7月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沪府办[1980]239号文，同意市国防工办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婚姻问题的意见，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和市劳动局牵头，具体贯彻落实(30)。接下来就有了沪上多家报纸刊登“代招工启事”，以帮助解决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男工的婚姻问题。上海后方轻工公司所属的光明机械厂、万里锻压厂、光辉器材厂、燎原模具厂、红星木材厂、利民机械厂、红光材料厂、曙光电料厂等8个全民所有制单位，在报纸上刊登招工启事，从上海市黄浦、南市、闸北、普陀、杨浦5个区招收一批历届中学毕业未婚女青年(31)。 上海市总工会、团市委也组织一些女青年去皖南考察，工会做红娘，她们看了之后觉得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有些人就愿意到皖南小三线厂成家，小三线后来招进去的女青工的工资待遇跟其他职工一样(32)。上海小三线共有20余家工厂通过《青年报》或《劳动报》进行招收女工的宣传，为男青工找女友(33)。另外，五一节和国庆节，组织后方男职工到上海工人文化宫等处搞交谊舞会和联谊活动。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皖南小三线先后帮助3000名青工喜结良缘，在皖南山区安家落户(34)。 八五钢厂还特别报道了青年婚姻问题的解决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启事刊登后的一年时间里，该厂有近200名青年先后结婚，70％左右的青年有了恋人。青年们体会到了党的关怀，迸发出高昂的生产热情，使得该厂1981年能在面临调整的情况下，通过增产节约，使原计划亏损300万元转为盈利82.2万元(35)。 (二)夫妻分居问题 皖南小三线职工的婚姻问题，除了青年找对象，还要解决夫妻分居的问题。解决内迁职工夫妻分居的问题是国家统一提出来的。1980年2月8日，国家计委、建委、劳动总局发了《关于召开解决三线内迁职工与家属两地分居问题座谈会的通知》。上海市劳动局派员参加了座谈会。 上海市劳动局代表在座谈会上反映了上海的情况与全国相比有所不同，30年来上海支援全国各地的职工有170多万人，其时夫妻分居两地的约有25万人，其中三线内迁职工家居郊县农村的约有1.4万人，家居郊县城镇的有8万多人，家居市区的有15万人。如果内迁职工家居农村的可以调回原籍县镇安排工作(按“请示报告”的办法，上海市将有7000多人要回郊县城镇安排工作)，势必引起连锁反应，牵动家居郊县城镇的8万内迁职工和家居市区的15万夫妻分居两地的职工，也要求调回上海安排工作。为此，上海市劳动局代表提出了以下3点意见：1、为了巩固和发展三线地区的建设，在解决夫妻分居两地问题时，应坚持贯彻沿海就内地、一二线就三线、大城市就中小城市的方针，对于内迁职工家居城镇和农村的家属，三线地区应创造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动员他们迁往内地，不要将职工调回上海(包括市郊地区)。2、建议国家劳动总局考虑适当放宽夫妻分居探亲假时间。3、对于个别内迁职工，在沪家庭确有特殊困难，需要照顾调回本市的建议仍按现行规定，作为正常工作个别照顾(36)。 上海市因人口密度高、住房紧张、交通拥挤、“三废”严重、劳动就业困难等突出问题，无法执行中央的政策，为此，会议期间上海参加会议的代表向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汇报了上海职工支援各地建设情况，要求“凡是上海在外地已经就业的人员，包括支援大小三线和国营农场职工，以及劳改的，都不要回上海”。万里同意了上海方面的要求，并希望各地支持上海(37)。但在1980年11月召开的全国夫妻两地分居工人商调会上，各兄弟省市要求调入上海的共6445名，而上海职工要求调往外省的仅165人，在此情况下，上海要接受大批外地职工确有实际困难，经与有关省、市反复协商，上海除将165名要求调外地的人员与有关省、市对调外，多收了150人(38)。在会议期间，国家劳动总局要求将商调会的内容在报纸上发个消息，并要求各省、市对职工夫妻两地分居情况进行一次普查。上海有关各方在讨论后认为，对职工夫妻两地分居不宜进行普查，解决职工夫妻两地分居会议情况也不宜在报上发消息，以免引起思想波动。可见这个问题对于上海市政府有巨大压力。由于上海当时的特殊困难，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夫妻分居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和下文中将要讨论的户口问题一样，对职工的家庭生活甚至其父母和子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户口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皖南上海小三线军工产品赚钱，日子过得去，人心也比较稳定。但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小三线的矛盾日益尖锐，1980年的生产水平比1979年下降15％，1981年再下降25％，1980年的利润比1979年下降45％，1981年小三线变盈为亏，54个工厂中处于停建缓建、全停工和半停工状态的约占厂数的63％，人数的50％(39)。1978—1988年这10年中，上海小三线很困难，各种矛盾凸显。初去皖南小三线时，人们考虑的比较单纯。其时，有上海户口的人可以不迁过去，但不少人觉得迁了也没什么，这样方便，过去就过去了，大家准备一辈子在小三线。但是后来越来越难了，独生子女多，父母在上海生病了，没人照料，子女在山沟沟里干着急(40)。孩子户口也是个大问题，家属去了1万多人，孩子户口的安置、上学都是问题(41)。 在小三线的职工和家属7万多人中，有2万多人的户口没有迁到皖南。1980年，上海市人事局、劳动局联合向市政府提交了《关于支援大、小三线建设而户粮关系仍在本市的职工调沪问题的请示报告》。针对有些单位未经市人事、劳动部门批准，擅自将一些户口、油粮关系仍在本市的大、小三线职工调来本市工作，引起了部分在三线工作职工的思想波动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各单位在处理部分大、小三线职工因家庭有困难而要求调沪问题时，对他们中户口、油粮关系在本市的与不在本市的，应掌握同样对待的原则，除个别家庭确有特殊困难，按照政策，经过批准可以照顾调沪外，应教育职工安心三线建设，并积极动员其家属调往大、小三线地区团聚，而不应擅自将职工调来本市工作。 (二)对于支援大三线建设而户口、油粮关系仍在本市的职工，因家庭有特殊困难，要求调沪的，干部要经有关省人事部门与本市人事局审查同意；工人要经当地劳动部门与本市区、县劳动局审查同意，然后才能办理调动手续。 (三)对于支援小三线建设而户口、油粮关系仍在本市的职工，因家庭有特殊困难，要求调沪的，干部要经市后方基地管理局与市国防工办审核，报市人事局批准；工人要经市后方基地管理局与后方单位的所属主管局审核，报市劳动局批准，然后才能办理调动手续。 (四)确因家庭特殊困难等原因临时借调大、小三线职工来沪工作，应按第(二)、(三)条规定的审批手续办理。 上海在外地的单位，如梅山、大屯等单位的干部和工人的调沪或借调问题，也按照上述原则办理(42)。 1980年5月26日，上海市政府批转了市人事局和劳动局的报告，要求户口、油粮关系无论是否在本市，都应同样对待，除个别家庭确有特殊困难，按照政策，经过批准可以照顾调沪外，应教育职工安心三线建设，并积极动员其家属调往小三线地区团聚，而不应擅自将职工调来本市工作。对于支援小三线建设而户口、油粮关系仍在本市的职工，因家庭有特殊困难，要求调沪的，干部要经市后方基地管理局与市国防工办审核，报市人事局批准；工人要经市后方基地管理局与后方单位的所属主管局审核，报市劳动局批准，才能办理调动手续(43)。 但是，作为皖南上海小三线直接管理机构的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对此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针对市政府上述文件提出了以下建议：1.上海小三线是上海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上海自己建设起来的一个战略后方基地，上海后方基地范围内所有的企事业是上海市属企事业而建在外地的单位，上海后方基地范围内所有的党、政、军、民、学、商等工作都是上海市统一领导，执行上海市的统一政策，因而它与上海市支援外地大、小三线建设的单位有根本区别，应将上海小三线范围的干部、工人调动切实按照市属单位对待。2.凡是从上海小三线范围调回上海工作的工人、干部，还是应按现有干部、工人管理范围由上海各主管局或后方基地管理局分别上报市经委、国防工办审核，再由市人事局、劳动局批准后，才能办理调动手续。3.建议尽快制定出从上海小三线调回市区工作的统一政策，以便上海各主管局和后方基地管理局统一掌握标准，减少矛盾。4.只要不是正式从上海小三线调回上海市内工作，而是临时借调到上海工作的，做好思想工作，可以放宽一些，由公司以上单位批准同意就可以了，不必再经市人事局、劳动局审批。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还强调：“在市人事局、劳动局给市政府的《报告》中提到，‘近来，据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和有关单位的反映’一句话，也不够实事求是，因为我局近来没有向市人事局、劳动局反映过这方面情况。同时这样涉及小三线广大职工的问题，事先不同我们通通气，造成我们工作的被动。”(44)从这份报告中可以嗅出其中的火药味。 此后，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曾要求参照沪革(79)77号关于市属工厂搬迁郊区后职工户口、供应等问题的处理办法执行。但市公安局认为，77号文不适用于上海在外地单位，户口的迁移，灵敏度非常高，不能一刀切，不能随便开口子。2万人未迁安徽者，按户口管理制度，应该迁到皖南；但是目前不好强迫迁去，只能多做工作。在这一部分人中，有几百个小孩没有报上户口，按理应随大人的户口同时报入皖南，要报上海市区户口是不符合规定的，至于个别确有困难者，可以个别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顶住，要多作思想工作(45)。 上述内容反映了不同主管机关之间在小三线职工户口迁移问题上的分歧，上海市劳动局、人事局、公安局所坚持的一项准则就是严格限制小三线职工户口迁回上海，以免增加本已严峻的人口压力，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则从小三线职工积极性的调动和思想稳定角度着眼，强调人性化对待他们因移居外地所造成的家庭困难。 四、教育、医疗问题 皖南上海小三线的教育医疗也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后期随着职工子女的增多及进入学龄期，孩子的教育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小三线成立了教育处，既要关心、办好幼儿园、小学，又要加强对中学、技校的管理，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老师，教学水平不高，耽误了不少子弟(46)。幼儿园、托儿所都是厂里自己办的。有些工厂自己设立学校，有的几个工厂合办一个学校，教师就是从每个厂里抽一些相对有文化的高中生、中专生以及大学生，都没有教师资格，就是从职工中抽一些人去教学。据一位在小三线读书的职工子女回忆，他所生活的光明厂于1971年4月成功筹建职工子弟小学，厂里许多职工把子女从上海接到身边，在子弟小学就读。光明小学的教师全部从本厂车间里抽调出来，并没有具体要求，一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职工也不愿意从教，这样就导致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老师上课甚至常念白字，有的老师上课不备课，也不讲课文，随便弄个故事讲讲就算过去了。当时正值“文革”，高考没有恢复，绝大部分家长对教育也不太重视，所以教学水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受到重视。这些弊病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厂里的子弟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47)。恢复高考后，有些职工也考上了大学，工厂本来是作为培养人才的一条途径，但这些人大学读完后没有再回小三线。 医疗方面刚开始借助安徽地方力量，小三线医疗条件没有保证。1969年，上海小三线首先建立了后方卫生工作组，工作人员由主要包建单位市卫生局和上海第二医学院共同委派组成。后方卫生工作组作为市卫生局派出机构，主要负责检查落实建设后方4所医院的基建工程、开诊所需的人员配备、医疗设施等。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东方红医院(即现在的瑞金医院)包建的瑞金医院，设200张病床，主要承担包括后方指挥部、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等地区共32家小三线单位的医疗任务；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工农兵医院(即现在的仁济医院)包建的古田医院，设150张病床，负责承担宁国、旌德，以及浙江临安地区共29家小三线单位的任务；由市卫生局所属的第一人民医院包建的长江医院，设150张病床，承担贵池地区周围10家大厂的医疗任务；由长宁区所属的天山医院，设100张病床，承担东至地区8家单位的医疗任务。 1970年6月，筹建的医院尚未建成之际，上海瑞金医院就组建了第一批20名左右的医护人员提前进山，在刚建成的医院职工宿舍区开设临时门诊，提早为小三线职工和山区人民健康服务。1971年，几所后方医院除天山医院外陆续正式开张，因医技精湛，医德高尚，很快就赢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信赖，获得当地干部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欢迎，名扬皖南山区。但是，小三线单位量多、面广、分散，职工的就医依然面临很多困难。有的厂离医院较远，少的是几公里，大都是几十公里，多则上百公里以外，如祁门县内3个厂离瑞金医院单程就有126公里，休宁、黟县4个厂也有上百公里。小三线工厂自己虽有医院或者医务站，限于设备条件和技术，医务室和单位领导为使职工感到放心，就经常让一些患病职工转到后方医院去确诊、住院、观察或者手术。由于路途遥远、路况又不好，给患病职工增添了不少麻烦。另外，有些邻近专区所在地的小三线厂，遇到职工急病，只得暂送附近的地区人民医院或县级人民医院。 1976年前后，上海市还规划在绩溪河东岸建立一座后方防疫站，从市里调派了30多名经过防疫班培训的青年和有经验的防疫人员到后方卫生工作组工作，工作组的重点转向面向小三线职工的预防保健工作，从建立工厂卫生防疫制度起，定期与不定期发放各种预防药品，联系落实上海市结核病防治所，每两年派出X光线体格检查车，定时、定点、定人巡回于后方山区两省13个县市，为小三线职工服务，切实保障小三线职工健康(48)。 70年代末期，一些高年资的医师陆续调回上海，医院骨干力量有所削弱，医疗水平下降，群众意见不少，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希望市卫生局继续加强对后方医院的领导，适当增派医疗骨干，提高医护水平。教育方面则是老教师太少，教学水平不高，后方局要求从市区中学的编外教师中，选调一部分教师支援小三线的职工子弟中学(49)。经过上海市政府的协调，市教育卫生办公室最终同意采取发津贴办法，实行轮流制，派医生到后方医院工作，另外，再派医疗队，以应当务之急；教师问题也采取补贴的办法，动员一部分教师到小三线工作。 1985年1月28日，安徽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并上报国务院，确定上海将皖南小三线的80家企事业单位的资产无偿移交给安徽。4月17日，国务院批准上海在皖南小三线80家企业和事业单位移交给安徽(50)。小三线职工回上海后都安排了工作、分配了房子，得到较好的安置，历时20多年的上海小三线建设画上了句号。 对于参与上海小三线建设的数万职工而言，这20多年的生活影响了他们一生甚至下一代。小三线政策的推行缘于国家的战略决策，当人们的关注点由国家政策层面转向参与小三线建设的一个个鲜活生命时，无法忽略在光荣使命的光环下，必须时刻去面对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生老病死。 上海小三线建设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大事件，大量工厂、设备、技术人员长期驻扎于皖南地区，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如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农副产品的销售，部分人进入工厂做工，尤其是上海小三线企业整体移交给安徽地方政府后，推动了当地的工业发展。 上海小三线建设所带来的大量人口迁移，不仅在这一群体中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而且也影响了沪、皖两地的观念与文化，当地人对上海人时尚的模仿、对电影等文化生活的热情、与上海人通婚等，都是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对当地潜移默化的影响，小三线职工对于皖南地区及当地人们的感情也与生活在上海的人有很大不同，而这种文化与观念上的影响更为久远。 当然，上海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所关涉的不只是这7万余人，而是沪、皖两地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的数以十万计甚至几十万计的人群，是他们一起书写了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注释： ①《上海小三线情况汇报提纲》(1981年7月11日)，沪后字(81)第87号，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档号：B1—9—405。 ②详见段娟：《近20年来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6期。 ③相关研究成果有，徐有威：《口述史和当代军事史研究——以上海小三线建设为例》(《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刻不容缓地重视口述史，保存中国当代史不可再得的鲜活资料》(《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上海小三线口述史选编(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2辑)、《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等；吴静：《危机与应对：上海小三线青工的婚姻生活——以八五钢厂为中心的考察》(硕士论文，2012年)；崔海霞：《上海小三线社会研究》(博士论文，2013年)；胡静：《上海小三线的调整与改造——以安徽省贵池县为例》(硕士论文，2013年)；李婷：《上海媒体报道与上海小三线(1965—1988)》(硕士论文，2014年)；徐有威、陈东林主编：《三线建设：在等待战争爆发的日子里》(《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 ④《上海党史与党建》1998年第4期。 ⑤《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⑥收入“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暨研究生论坛”会议论文集，2012年5月6日。 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上海后方单位商品供应的通知》(1970年6月29日)，档号：B246—1—342。 ⑧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上海小三线和基地商品供应的情况汇报》(1974年11月21日)，档号：B248—2—683。 ⑨《为小三线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后勤处处长王中平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105页。 ⑩《艰苦创业的小三线人——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副书记郑金茂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77页。 (11)《上海小三线，抓住机遇的调整——上海市委原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阮崇武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11—12页。 (12)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上海市在我省进行三线建设人员口粮供应问题的通知》(1969年11月10日)，档号：B135—4—178—26。 (1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我市在安徽小三线粮食供应情况和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检查报告》(1973年5月31日)，档号：B135—4—513。 (14)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安徽小三线贯彻中共中央[1972]第44号文件情况的报告》(1973年5月18日)，档号：B135—4—417。 (15)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上海小三线增建部分家属宿舍的请示报告》(1970年11月29日)，档号：B246—1—342。 (16)《严把军品生产关——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管理处副处长朱伟东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139页。 (17)《从研究所到小三线——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书记王昌法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53页。 (18)《艰苦创业的小三线人——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副书记郑金茂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76页。 (19)(20)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再次要求沪皖三线专用班车维持现状的报告》(1982年6月19日)，档号：B1—9—679。 (21)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请速发放后方客车跨省通行证的紧急报告》(1980年1月2日)，档号：B1—9—204—83。 (22)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市政府同意上海小三线专用班车维持现状的通知》(1982年7月16日)，档号：B1—9—679。 (2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报送上海后方通信机务站扩充设计的报告》(1969年12月23日)，档号：B246—1—342。 (24)《我们是职工模范之家——原上海前进机械厂工会主席伍雨珊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301—302页。 (25)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劳动局关于小三线男青年婚姻问题修改意见》(1980年6月25日)，档号：B1—9—257。 (26)《登报做广告，为未婚男职工找女朋友——原上海八五钢厂团委书记史志定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322—324页；史志定：《八五钢厂团委启事：为我厂男青年寻找对象成婚后可调入我厂工作》，《青年报》1980年10月10日。 (27)《找对象登启事青年人喜洋洋》，《青年报》1980年10月24日。 (28)曹晓波：《满腔热情做红娘皖南迎来好姑娘——后方基地成立二十四个婚姻介绍所》，《新民晚报》1982年2月1日；《为本系统男青年寻找对象后方和基地团委成立婚姻介绍所》，《青年报》1980年11月14日。 (29)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劳动局关于小三线男青年婚姻问题修改意见》(1980年6月25日)、《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的意见》(1980年6月20日)，档号：B1—9—257。 (30)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复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的意见》(1980年7月9日)，档号：B1—9—257。 (31)蔡听南、江发根：《后方轻工公司招收女轻工》，《新民晚报》1982年11月25日。 (32)《从研究所到小三线——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书记王昌法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52—53页。 (33)《上海后方基地廿单位招收女工》，《青年报》1981年8月28日；《姑娘，欢迎您来我厂寻找伴侣上海向东器材厂》，《青年报》1981年11月20日。 (34)史志定：《后方基地三千青工喜结良缘》，《劳动报》1983年2月25日。 (35)史志定：《千里结良缘生产传佳音》，《青年报》1982年2月5日。 (36)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参加“解决三线地区内迁职工家属长期分居两地问题座谈会”的情况报告》(1980年3月26日)，档号：B127—6—90。 (37)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对逐步解决三线地区内迁职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问题的复函》(1980年9月9日)，档号：B127—6—90。 (38)上海市档案馆藏档：《上海市劳动局致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办公室并报锦华同志函》(1980年11月29日)，档号：B127—6—90。 (39)上海市档案馆藏档：《上海小三线情况汇报提纲》(1981年7月11日)，档号：B1—9—405。 (40)《生产、搬家、安置三不误的小三线调整——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局长王志洪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59页。 (41)《向上海小三线干部和职工致敬——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余琳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23页。 (42)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支援大、小三线建设而户粮关系仍在本市的职工调沪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4月21日)，档号：B127—6—90。 (4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支援大、小三线建设职工调沪问题的报告》(1980年5月26日)，档号：B127—6—90。 (44)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关于执行沪府发(80)67号文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档号：B127—6—90。 (45)上海市档案馆藏档：《余琳、席炳午、张梦莹关于巩固和提高小三线的工作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汇报》(1980年4月19日)，档号：B1—9—194。 (46)《专职信访，为民解忧——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宣传组副组长毛德宝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167—168页。 (47)《爸爸趴在工具箱上教我算术——原上海光明机械厂子弟小学学生刘金峰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398—399页。 (48)《我所知道的小三线卫生工作——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卫生工作组副组长邱云德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245—247、250—253、256页。 (49)上海市档案馆藏档：《余琳、席炳午、张梦莹关于巩固和提高小三线的工作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汇报》(1980年4月19日)，档号：B1—9—194。 (50)《和汪道涵市长协商接收上海小三线——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访谈录》，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19页。标签：上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