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与通货膨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大量资源消耗为特点的投入型增长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中，要保持高速度，就必须快速而大量地投入各种生产要素，但由于经济效益低落，过多的投入会引起需求过度，从而导致需求过度型短缺和通货膨胀。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因此，消除通货膨胀，使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有赖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即由投入型增长模式转变为效益型增长模式。
一、经济增长模式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模式指的是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经济学家常常根据各种不同的标准来划分各个国家或者某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些标准中，最为常用的标准是依据经济增长中的诸要素的贡献份额来划分增长模式，它是以现代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及相应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这一理论的分析，构成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两类因素，一是要素投入（包括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增加，二是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我们以GY表示经济增长率，G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G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GA表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那么描述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为GY＝GA+αGK+βGL。其中，α和β分别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若将GI定义为要素投入增长率，那么上述数学模型可以进一步简化为GY＝GA+GI。利用这个数学模型，根据要素投入与效益（即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率大小，可以把所有的经济增长粗略地划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投入型增长模式，它是指要素投入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率比效益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率大；另一种是效益型增长模式，它是指效益（即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大于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表1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综合要素
时期 经济生产率资本投入劳动投入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1953～1993 7.1 1.0
10.3 2.7
（100） （14.1） （65.3）（20.6）
1953～1978 6.0 0.49.3 2.6
（100） （6.7）
（69.6）（23.7）
1979～1993 9.2 2.3
12.0 2.8
（100） （25.0） （58.4） （16.6）
1979～1984 8.3 2.68.8 3.1
（100） （31.3） （48.2） （20.5）
1985～1990 8.5 1.7
11.7 2.8
（100） （20.0） （62.4） （17.6）
1991～199312.4 4.1
15.8 2.2
（100）
（33.1） （57.1） （9.8）
注：①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率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②具体分析参见拙作：《综合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按照上述划分标准，结合我国40余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作出判断。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已保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特别是改革开放16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连续递增，平均每年增长9.5%。 1994 年，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799亿元，工业固定资产和定额流动资金规模扩大了十余倍。 可以说，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了对我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我们利用上述数学模式和有关统计资料进行经济计量分析，结果见表1。
表2 经济增长因素的国际比较
劳动要素
资本要素
综合要素
国别（时期） 投入增长
投入增长 生产率提高
贡献率 贡献率 贡献率
中国（1953～20.6 65.314.1
1993)
改革前时期 23.7 69.6 6.7
改革时期16.6 58.425.0
南朝鲜（1963～ 37.3923.8138.79
1971）
日本（1953～21.0023.8455.16
1971）
美国（1948～32.5019.7547.75
1969）
加拿大（1950～ 37.3723.0339.60
1967）
原联邦德国 21.8522.49 55.66
（1950～1962）
注：中国的数字来自表1；西方国家的数据见金光锡、 朴俊卿：《韩国经济高速度增长因素》，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52～53页。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改革前的25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中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年均仅为0.4个百分点，而改革时期的15年间， 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年平均达到2.3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为经济带来了活力，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与国际经验相对照（见表2），我国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非常缓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即使在改革时期也仅为25%，90年代以来也只有33.1%，这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来支撑，经济增长仍然属于投入型的增长模式。笔者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其表面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在各种表象的背后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不能忽视，那就是这种投入型的增长模式。
二、投入型增长模式与通货膨胀
投入型经济增长所诱发的通货膨胀，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通货膨胀的共同特点。这种由投入型经济增长所诱发的通货膨胀往往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的。例如1978～1979年，1984～1985年， 1987 ～1988年和1992～1994年这四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发生的通货膨胀（见表3）。
表3 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年 份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
197811.70 0.70
1979 7.60 2.00
1980 7.90 6.00
1981 4.40 2.40
1982 8.80 1.90
198310.20 1.50
198414.50 2.80
198512.90 8.80
1986 8.50 6.00
198711.10 7.30
198811.30 18.50
1989 4.30 17.50
1990 3.90 2.20
1991 8.00 2.90
199213.60 5.40
199313.40 13.20
199411.80 24.1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投入型经济增长的特点是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要素的投入量来实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要素投入量的流向主要是由国家计划来决定的；而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要素投入量的流向主要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或者说，是由要素的需求各方所持有的货币数量及相应的货币购买能力来实现的。因此，投入型经济增长就会导致以下两个相应的结果：
一是由各地区和各部门在争相扩大要素支配数量的过程中所导致的货币数量的急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M（，2）增长多数年份在20%以上，其中1984、1992年和1994年分别高达34.8%，31.28%和34.4 %（见表4）。
表4 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
年 份M(,0)M(,1)
M(,2)
1979 26.30 / 25.80
1980 29.3024.826.40
1981 14.5021.821.20
1982 10.8014.115.90
1983 20.7014.518.70
1984 49.5021.434.80
1985 24.7032.717.03
1986 23.3418.329.27
1987 19.3826.424.22
1988 46.7224.722.38
1989
9.84 7.818.32
1990 12.8113.427.99
1991 20.2025.226.52
1992 36.4535.731.28
1993 35.3024.524.00
1994 24.3026.834.4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统计资料》
二是在靠货币的扩张来支持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货币数量扩张的物价水平效应即物价水平的货币弹性越来越大，而货币扩张的产出水平效应（或者说产出水平的货币弹性）则越来越小（见表5）。
如果以PM1表示物价水平的货币弹性，以GM1表示产出水平的货币弹性，那么PM1、GM1的趋势增长方程为：
PM1=0.094+0.042t
GM1=0.4725－0.00246t
样本区间：1980～1994年。从上述方程中可得：
dPM1/dt=0.042＞0
dGM1/dt=-0.00246＜0
因此，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支持了上述结论。
表5 物价水平与产出水平的货币弹性
年 份 GM1 PM1
1980
0.32 0.24
1981
0.20 0.11
1982
0.62 0.13
1983
0.70 0.10
1984
0.68 0.13
1985
0.39 0.27
1986
0.46 0.33
1987
0.42 0.28
1988
0.46 0.75
1989
0.55 2.24
1990
0.29 0.16
1991
0.32 0.12
1992
0.38 0.15
1993
0.55 0.54
1994
0.44 0.90
资料来源：根据表3、表4的有关数据计算。
投入型经济增长运行的结果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在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被迫缓慢下来或者中断。投入型经济增长导致通货膨胀发生的机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投入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各类经济主体对投资规模扩张有着强烈的冲动，而且在投资的乘数效应影响下，由于我国体制原因，各类投资主体又普遍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整个投资规模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急剧膨胀，呈现出一种投资的积累扩张惯性。这种投资的积累扩张惯性所产生的效应是：
首先推动了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急剧膨胀，并且通过不断地增加信贷规模与货币投放的压力，从而加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压力。例如，1984年、1986年、1992年和1994年，M（，2）的增长率分别为34.8%、29.27%、31.28%和34.4%。与之相应，1985年、1988年、 1993 年和1994年通胀率则分别高达8.8%、18.5%、13.2%和24.1%。
其次，投资规模膨胀的主要表现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膨胀。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纷纷上马，不仅加大了以后时期信贷规模扩张的压力，同时也使得社会经济中生产迂回程度增大，超过了同时期社会经济可承受的能力，引起了一定时期中投资效率的下降，导致了经济增长过程中货币扩张的产出水平效应下降，从而使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
再次，投资规模的膨胀，一方面直接影响到相当一部分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关的要素价格上涨，从而加大了整个经济中通货膨胀的成本推进压力，形成了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由于相当一部分投资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人们的货币收入，这就加大了整个经济中通货膨胀的需求推动力量，加强了通货膨胀的需求压力。
2.投入型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经济的水平扩张为主要方式的经济增长。因此，在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问题往往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随着投资结构的不合理更趋严重。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的加重，不仅会进一步扭曲投资结构，更为严重的是它会导致或加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失衡，造成一些关系到国民生计的重要产品的短缺，从而通过供给的相对短缺加大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通货膨胀的压力。
由于投入型增长模式，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追求高速度，在投资分配上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了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轻工业严重落后于重工业的比例失调。而在近几年，为了追求产值翻番，加工工业发展过旺，特别是轻工业中某些高档耐用消费品超速发展，相反，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相对缓慢，彼此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尽管这种结构失衡状况早已被人们所认识，调整结构的口号几乎年年喊，但结构矛盾却与日俱增。原因很简单，只要片面追求产值指标的外延式投入型增长模式不改变，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便是“超稳定”。这种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所引起的供给短缺型的通货膨胀，最主要的表现往往集中在农业生产部门被忽视及其农产品供给的相对短缺。从最近这次通货膨胀过程来看，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最初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投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但拉动通货膨胀的投资需求膨胀不是唯一原因，通货膨胀是经济生活矛盾的综合反映，其中成本推进和农产品供给的相对短缺在投资拉动之后开始对通货膨胀的持续和升温起了愈来愈大的作用，甚至当某些重要的生产要素（如建材）价格开始回落，成本推进因素减弱时，由于农产品供给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仍然使得物价水平保持居高不下或仅仅在高位窄幅波动。这种农副产品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不仅直接导致了一般物价水平的较大幅度上涨，而且还会通过劳动成本的提高而导致通货膨胀中成本推进因素的加强。
3.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使得我国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较之农村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拥有更大的资源支配能力，从而加剧了地区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不平衡性，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过程中出现了“东部低、中西部高”，“城市低、农村高”的明显趋势。例如，1994年的通货膨胀过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从下半年起我国东部地区的高通货膨胀逐渐传递到中西部地区，使得中西部地区从10月以后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高低落差达到10个百分点；二是从1994年4月份起，农村的零售物价水平的涨幅已开始超过城市， 农村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是1994年物价水平居高不下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这种地区不平衡性在物价回落过程中也十分明显。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5年5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变动幅度表显示， 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基本上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涨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基本上是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或城市。
另外，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投资规模急剧膨胀及投资结构的扭曲，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和各种产品价格的上涨并不是一个较为均等的价格水平上涨过程。因此，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过程中，特别容易引起地区和部门间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由此诱发各地区和产业部门间的收入攀比加剧，导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出现或者加剧。
三、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出路在于增长模式的转换
综上分析，在投入型经济增长模式中，要保持高速增长，必须快速而大量地投入各种生产要素，而由于经济效益较低，过多的投资会引起需求过度，从而导致需求过度型短缺与通货膨胀。这样的增长局面不能长久维持，最终会因各种矛盾激化而迫使高速度降下来。而效益型增长的情形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大部分是由效益提高所带来的。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大于要素投入增加的速度，只要不超过社会总生产要素的容量，保持高速（例日本）增长同样是有效的，这将使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长期以来，一些人认为增长保持高速度并不好，甚至有的视之如洪水猛兽，并把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几次大的波折归咎于追求高速度，这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假若我国经济是建立在效益型基础之上的高速增长，那将会大大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而且还应该保持一定的高速度才能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速度的高低，而在于经济增长的类型，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国民经济走的是投入型增长模式，这就已经规定了它的速度不能过高。因此，控制速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重新选择增长模式，即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此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改变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处理好国力和发展的关系，避免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从长远利益着想，实行稳定增长的宏观政策。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整体经济的落后性给我们一种压力，必须迅速赶上去。但经济发展多快，总要有个度，这个度就是经济发展快到什么程度才不致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才不致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而只有把宏观经济的增长建立在效益、结构、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切实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持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必须大力加强我国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克服“瓶颈”制约因素给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与冲击，以减少结构性的经济波动和巨大的效益、效率损失。根据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验，更基于我国的紧迫需要，从现在起应有步骤地相机组织几次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促进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超常规发展，以便集中力量尽快缓解和消除这方面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
第三，建立健全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应以调控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为主，配以结构优化调整，要建立一整套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调控指标、调控手段和方法，以法制和行政管理手段来规范行为主体的活动（包括政策自身），并且树立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性，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优化发展。
当然，上述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由于投入型增长模式的原因在于国民经济的低效率，而国民经济的低效率则根源于传统的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企业制度。因此，增长模式的转换最终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根本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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