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与新患：日韩关系恶化探析
刘荣荣 王 珊
[内容提要] 近年来，日韩关系紧张持续发酵，并升级为贸易摩擦，双边关系堕入历史低点。日韩纷争呈现出长期化、纷争领域不断扩展、攻守转换频繁等特征。日韩关系的急剧变奏，是多方面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历史问题“旧患新疾”同频共振、日韩外交布局调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美国调整亚太同盟政策、地区格局中的结构性竞争等因素。由于日韩双方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双边关系紧张长期化的可能性加大，对于地区秩序将产生新的冲击。
[关键词] 日韩关系 贸易摩擦 慰安妇 强制征用劳工 历史问题
近期，日韩经贸摩擦持续发酵升温，日韩关系堕入历史低点，以至于韩国舆论称“这是两国1965年建交以来的最差局面”。(1) “日本决定将韩移出白名单”，韩联社，2019年8月2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802045851073?input=1195m.(上网时间: 2019年8月4日) 日韩关系的急剧变奏，既有两国间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领土等老问题的影响，更是日韩外交博弈、美国调整亚太同盟政策、东亚地缘格局变迁等深层因素互动的结果，对于正在调整中的东亚国际秩序将产生新的冲击，给东亚地区合作增添新变数。本文拟概述日韩摩擦的缘起和特征，分析日韩摩擦的深层动因，并研判其前景和影响。
茶染艺术属于草木染工艺的范畴，该工艺是利用茶叶作为染料，萃取成染液对服饰产品进行染色的艺术[6]。该工艺的染色原理主要是茶多酚的氧化聚合反应，如图1所示[7]，其中茶多酚是指茶叶中含有多酚类物质的总称，占干物质总品质的20%～35%，主要包括儿茶素、花青素、黄酮类和酚酸四大类物质，儿茶素约占茶多酚70%，该类物质主要决定茶叶颜色、香气和味道，也是茶溶液中的主要可溶性色素，被确认为是茶叶染色的主要着色成分。茶染所用染料的提取根据茶叶品种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目前较为主要是通过将水及乙醇进行一定比例混合，结合茶叶和萃取茶液的方法，将染液和茶渣进行高效过滤，进而完成茶染料的提取。
一
自2017年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台以来，日韩紧张关系持续升级。文在寅政府先是推翻了前任朴槿惠政府与安倍政府艰难达成的《慰安妇协议》，抹消了安倍的一大“外交政绩”。2015年，原本对日强硬的朴槿惠政府在美国施压以及中韩“萨德”纠纷、朝核问题陷入被动的国际环境下与日本仓促达成《慰安妇协议》。根据协议，日本提供10亿日元作为“治愈金”，韩国同意“最终和不可逆转地”解决慰安妇问题。外界普遍认为协议对日本更为有利，安倍政府指望通过该协议将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翻篇，但韩国多数民众反对该协议。文在寅上台后，指示韩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慰安妇协议》审查专案组，并于2017年12月公布调查结果，宣布《慰安妇协议》违反宪法和正确政治程序，不具有法律效力。2018年11月，韩国政府解散依据《慰安妇协议》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事实上废除了协议，令安倍在该问题上的政绩荡然无存。
紧接着，强制征用劳工问题也在文在寅政府时期取得重要突破。强制劳工问题也根源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历史，当时日本企业大量征用朝鲜劳工，不仅拖欠了大量工资，也造成了劳工伤亡。1965年，韩日建交时签署《请求权协定》，由日本向韩国政府支付3亿美元，并提供2亿美元的优惠贷款，韩国同意“完全且最终解决”劳工向日本企业的索赔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韩国劳工没有拿到足够的补偿，为日后的纠纷埋下了隐患。2001、2003和2005年，四名原韩国劳工先后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东京地方法院和首尔地方法院状告新日铁住金公司，要求赔偿拖欠的工资，都遭到驳回，法院认为韩日《请求权协定》已经解决了劳工索赔问题。直到2012年，劳工索赔问题出现重要转机。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做出裁定，认定强征劳工的个人索赔权并未因《请求权协定》而消失。次年，首尔高等法院首次宣判新日铁住金公司对四名劳工作出赔偿，但朴槿惠政府出于韩日关系的考虑而迟滞了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2) “亲信作证：韩前总统朴槿惠涉嫌干预原被征劳工案”，中国青年网，2019年5月16日，http://news.youth.cn/gj/201905/t20190516_11955268.htm.(上网时间: 2019年8月1日) 直到2018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做出最终裁决，维持首尔高等法院2013年的判决，并在判决中指出，《请求权协定》导致原告拖欠工资的索赔权已经消失，但原告有权针对日本“强征行为造成的伤害”要求赔偿。由于日本政府和企业坚持认为劳工个人赔偿问题已在《请求权协定》中得已解决，因而拒绝执行韩国法院的判决。随后，韩国法院扣押相关日企资产并将进入强制执行拍卖，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担心为日后的韩国劳工对日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先例，变相否认了《请求权协定》。据统计，目前正在起诉日本企业的韩国劳工有900多人，还有其他领域的潜在索赔数额巨大，日本政府非常担心此案影响本国企业的利益。
文在寅政府接连在历史问题上对日“亮剑”，让在历史问题上保守、右倾的安倍政府非常恼火，日本在对韩外交上也强势以对，进一步加剧日韩紧张。2018年6月，韩国举行独岛防御军演，引起日本连番抗议。9月，对于韩国要求赴韩参加国际观舰式的日本自卫队舰艇不得悬挂“旭日旗”，日本军舰竟然拒绝赴韩。年底，日韩间又发生“火控雷达照射”纷争，日本政府严厉指责韩国军舰对日方巡逻机进行了火控雷达照射(锁定)，在国际舞台上炒作韩国的对日“挑衅”行为，使事件升级为一场颇具规模的外交摩擦。(3) 刘荣荣：“‘雷达照射’事件:日韩互怼有看点”，《世界知识》，2019年第4期，第26～27页。
第五，地区格局中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日韩关系竞争多于合作。冷战结束和韩国实力的增长，使日韩之间的合作基础减弱，结构性矛盾增加。冷战时期，韩日拥有坚实的合作基础，即实现韩国现代化和反朝、反共，韩国为此在历史问题上做了妥协。冷战结束后，随着韩国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国家实力和民族自信心高涨，日韩传统上的反共合作基础消失，两国实力差距越来越小，在地区事务中竞争乃至对抗的一面增加，潜伏的历史、领土问题随之喷涌而出。
日韩在政治、军事领域的摩擦和矛盾不断集聚，最终上升到经济领域。2019年7月1日，日本宣布对出口韩国的氟聚酰亚胺等三种非常关键的半导体材料实行管制，日本这三种材料的产量垄断了全球产量的70%～90%，一旦断供将对占据韩国经济半壁江山的半导体产业造成沉重打击。8月2日，日本决定将韩国移出贸易“白名单国家”，取消对韩出口管理上的优惠措施。上述措施对韩国的关键产业构成重大威胁，韩国政府宣布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日韩关系陷入“史上最差”的境地。日本对韩发动“贸易战”是报复韩国文在寅政府在慰安妇问题、强制征用劳工问题上的改弦更张，是双方此前一系列摩擦不断升级的结果。安倍在解释对韩贸易管制的理由时明确声称：“鉴于韩国曾经明确违反两国政府之间签订的《请求权协定》，这让我们不由怀疑，韩国是不是也没有切实遵守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4) “安倍：韩国应切实遵守对朝制裁规定”，《中央日报》中文网，2019年7月8日，https://chinese.joins.com/gb/article.aspx?art_id=190975.(上网时间: 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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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韩持续争斗，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其一，日韩缠斗愈演愈烈，出现长期化、难以控制的迹象。经过金大中政府时期的“蜜月”后，日韩关系每况愈下。从李明博政府到目前的文在寅政府，由于日本政府右倾化色彩加重，在慰安妇、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愈发强硬和不断开倒车，日韩关系大部分时间非常低迷，双边关系比较脆弱，即使偶有改善，可持续的时间也愈来愈短，以至于朴槿惠整个任期和文在寅的目前任期内都没有正式访日。
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风险，日本经济也是复苏乏力，“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效果明显下降。同时，受社会各种问题困扰，日国民心态有些失落、焦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出现滋长态势。实施对韩贸易限制措施后，日本舆论一片叫好，有近九成的日本民众赞成对韩国强化贸易管控举措，从中不难看出安倍谙熟于国内民意的操控。
其三，日韩纷争中出现了攻守异位。在日韩紧张关系中，韩国率先采取攻势，从拒绝日舰挂“旭日旗”入韩、废除《慰安妇协议》到强征劳工判决，韩主动出击、占据优势，日本被动应付。以“火控雷达照射纠纷”为契机，日本开始占据主动，韩国则被动应对。近期，日本对韩发动“贸易战”后，韩国产业界一片哀鸣，韩国政府多次要求与日本通过外交对话解决问题，但遭日拒绝，显示出在当前两国关系中日方处于主动地位。
其四，日本发动的“贸易战”精心策划、巧妙实施，对外展示了日本潜在的强大实力。日本的贸易管制措施并不是禁运，而是在程序上增加韩国企业进口的难度，实则是一种非关税壁垒，对韩国产业界影响巨大，表面上却并未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使得韩国去WTO起诉日本也没有充足依据，与美国粗暴违反国际贸易准则的做法有所不同。韩国作为全球第12大经济体，在电子、信息、通讯、汽车等主要行业发展迅猛，对日本相关产业造成挤压。日韩经贸摩擦爆发后，韩国核心产业严重依赖日本高端零部件和材料的事实才暴露出来，日本对韩国的依赖却非常低，以至于韩国无法对日本发动像样的反制措施。
二
近年来，日韩关系不断紧张升级，其中既有两国间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领土等老问题的影响，更是日韩外交博弈、美国调整亚太同盟政策、东亚地缘格局变迁等深层因素互动的结果。
第一，历史问题上“旧患新疾”同频共振。日韩的一系列摩擦，根源是“1965年体制”的弊端。1965年韩日建交时，解决历史问题的不彻底为日后埋下了隐患。随着冷战结束和韩国实力地位的上升，长期被压抑的历史问题日益显现，成为两国关系中难以逾越的一道坎。日韩曾试图克服历史问题困扰，甚至于1998年签署《韩日伙伴关系共同宣言》，宣布历史问题“翻篇”。但由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并未真正反省，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等问题很快再度成为日韩关系的主要障碍。
首先，给双边关系前景增添更多不确定性。据韩国经济机构估算，若日韩贸易摩擦长期化，韩国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可能下降0.6%～0.8%，降到2%以下，将是2009年全球次债危机以来的最低数值。(20) “韩国经济难以超过2%，这是金融危机后最低值”，韩联社，2019年8月4日，http://goodnews1.com/news/news_view.asp?seq=89559.(上网时间：2019年8月6日) 韩国民众大范围抵制日货、取消赴日旅游等，韩国政府大力推动国产化和进口多元化，也引起日本经济界的担忧。两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韩国还威胁退出《日韩军事情报交换协定》，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从经贸争端向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全领域蔓延。即使日本对韩贸易管制并未真正落实，也已导致韩国对日本的严重不信任，两国关系短期内已难以恢复。
第二，日韩外交布局调整加剧双方对抗。在日本方面，安倍希望借对韩强势外交取得外交突破。一是对韩示强外交是安倍致力于实施“战后外交总决算”的重要一环。2018年9月，安倍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获胜后，提出“战后日本外交总决算”，实质就是日本为化解战前历史遗留问题、摆脱历史困扰而与周边国家开展的外交博弈。“战后外交总决算”与中曾根内阁时期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具有历史承袭性，其宗旨在于甩掉历史包袱，摆脱战后体制。近年来，日韩之间一系列矛盾都与日本战前侵略历史有关。这种局面对于安倍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无疑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对韩“贸易战”也是安倍实施“战后外交总决算”的重要一环，具有借“经贸牌打历史仗”的意味。
二是安倍政府希望借对韩强势外交打破外交困顿局面。安倍自2012年再次执政以来，除了中日关系改善之外，日本周边外交仍处在逆境当中。日美关系充满变数，特朗普的超级实用主义外交——在贸易问题、同盟责任和军费负担方面不断向日施压，令日本各界普遍惊觉和警惕，避免被特朗普带入外交死胡同已经成为安倍对外战略的一种潜在意识。日本积极推动日俄关系改善，但受制于领土问题争端而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日朝关系积重难返，持续冷淡，在周边国家与朝关系都已大幅改善的情况下，日朝关系的现状和水平明显落后。日本周边外交的不确定性似乎越来越多，困顿局面急需要打破。在文在寅政府强势对日政策下，安倍改善对韩关系已然无望，反而将对韩示强外交作为其打破外交困局、提升内阁支持率、谋求外交政绩的“捷径”。
三是中日关系改善企稳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秩序调整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增强了安倍外交回旋空间，为其敢于对韩示强提供了有利条件。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彼此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态势，对于地区战略格局塑造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作为三国当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具有广阔的市场与后发优势。同时，作为日韩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两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与中国建立稳定牢固的双边关系无疑是各自最核心的利益选择。近两年，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向好，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轨，这不仅有利于日本经济恢复活力，推动中日在更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也有利于日本在新一轮东亚秩序调整中处于有利地位。
在韩国方面，文在寅政府调整外交布局，对日外交重要性相对下降，因而缺乏改善对日关系的动力。在对日外交中，文在寅政府坚持“双轨”和“脱钩”思路，将历史问题与安保、经济等问题分开处理。既秉持实用主义理念，发展与日本的伙伴关系，维持在安保、经济领域的合作；又在历史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反对朴槿惠政府后期为了发展日韩关系而在历史问题上妥协的做法。在上台初期朝核危机持续升级的情况下，保持韩日合作对于应对朝核危机非常必要，文在寅政府还较为重视对日关系。2017年9月，文在寅与安倍在俄罗斯远东会面，提出“稳定管控”历史问题，改善双边关系。2018年初，朝核问题转圜后，韩国调整外交布局，日韩关系的合作空间降低。
不断推进人员本土化进程。保加利亚公司高度重视生产与管理的本土化，聘请保籍农业专家担任执行经理，聘请培育、种植、加工、病虫害防治的农艺专家和技术骨干，组成以农业院校、种植专家、科技机构相结合的中保方人员参与的技术管理团队，目前绝大多数的中层岗位由保加利亚人员担任。同时不断加强中方管理人员与基地保方负责人、农业技术人员的沟通、交流，将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保加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实现了资源、技术等多项优势互补，农业种植、田间管理的经验共享与提高。
在韩国周边外交布局中，日本的地位下降。文在寅政府积极发展与中国、东盟、俄罗斯等国的关系，推动“外交多边化”，对日关系并非其周边外交的重点。为了修复中韩在“萨德”问题上的裂痕，韩国积极支持“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文在寅还积极推动“新南方政策”，发展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关系。2017年东盟成为韩国第二大贸易、投资合作伙伴。2018年韩国对东盟的投资额达61亿美元, 远远超过对华 (47亿美元)的投资。(8) “韩国与东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飞跃发展”，韩联社，2019年7月15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715071500371?input=1195m.(上网时间: 2019年8月5日) 日本长期试图借助美日同盟拉拢韩国一起制衡中国，但韩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远远超过了此前依赖程度很高的日本，这决定了韩国不可能跟随美日同盟制衡中国。中韩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多领域合作的日益密切，使得韩国对日本的战略需求相对下降。
特朗普政府对亚太盟友的政策与奥巴马时期有明显区别，加剧了日韩纷争。一是对双边同盟和多边同盟体系的重视程度下降。特朗普宣布终止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理念，对外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色彩浓厚，给美国与地区盟国体系带来很大冲击。特朗普重视双边交易，对于多边合作持冷漠态度。在对朝问题上，特朗普一反小布什、奥巴马政府时期重视多边如六方会谈、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做法，而是强调利用美国自身的军事、经济、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不愿耗费过多精力推动日韩关系改善和美日韩三边合作。对于日韩之间一系列影响双边关系的做法，美国基本持观望态度，使日韩对峙愈演愈烈。不仅如此，美国“极限施压”、带头反对自由贸易体制的先例，反而被安倍政府借鉴用来对付盟友。2019年7月4日，当日本宣布对韩国挑起贸易摩擦时，韩国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由于日方无意美国调停，特朗普明显不愿主动介入日韩争端。其间，先后访问东亚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也未积极调停，美国的漠视无疑加剧了这种紧张。
其二，日韩纷争的领域不断扩展，特别是日本战后罕见地使用经济强制手段应对外交问题。此前日韩争端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一般不影响经济界和民间的密切往来，即使在紧张的时期，两国关系也总体处在政冷经热、政经分离的“可控状态”。安倍政府此次对韩贸易管制突破了政经分离的双轨原则，首次上升到经济领域。二战后，日本在外交上宣扬“和平主义”，在经济上宣扬自由贸易。特别是近年来，安倍政府在自由贸易战略上主动进取，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建设、规则体系和议题设置，积极推动“全面和进步的贸易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等。(5) 贺平：“国家身份与贸易战略: 21世纪的日本自由贸易战略变迁”，《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第90页。 此次日本利用自身经济优势对韩发动贸易战，企图依靠经济上的强制手段迫使韩国改变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对韩国进行政治和外交“规训”，违背了其外交惯例，与特朗普对其他国家发动的贸易战做法颇有类似之处，以致于文在寅将日本依靠强力解决问题的做法比作近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欺凌。(6) “文在寅8月2日国务会议讲话”，《每日经济报》，2019年8月2日，https://www.mk.co.kr/news/politics/view/2019/08/592689/.(上网时间: 2019年8月4日)
通过三年多在医院宣传管理工作中应用PDCA循环，如对比图表结果显示：新管理制度体系和方法开展后，全院通讯员稿件数量和质量持续提升，医院自媒体、网站稿件数量和质量快速增加，见图1。全院职工对宣传工作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医院宣传队伍体系完善，后备力量充足，形成良好的宣传氛围。与此同时，院外媒体期刊发稿数量和省级以上媒体刊发稿件数量也有所增加，说明医院宣传影响力和影响面逐渐扩大。医院标识广告等真正达到统一、温馨、便捷且有医院文化内涵。由此可见，在医院宣传管理中应用PDCA循环可将医院整体形象显著提升，宣传引导能力和宣传影响力也会明显提高。
第四，美国对亚太盟国的政策助长日韩纷争。美国对东亚地区局势的影响举足轻重，是影响日韩关系的最重要外在变量和黏合剂。日韩建交及冷战期间的长期合作，与美国的斡旋和施压分不开。近年来，美国在东亚地区实力相对衰落，开始调整其亚太同盟政策。奥巴马政府为了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大力推动其亚太同盟体系由“辐辏结构”向网络化方向发展，构建众多三边或多边安全合作网络，重视借助同盟网络体系的力量应对中国崛起和其他挑战。(14) 关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盟国政策，参见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 在奥巴马政府的不懈推动下，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取得较大进展，三边的多层级对话与合作机制涉及政治、外交、军演、情报共享等多个领域。日韩双边合作也有了较大提升，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签署的《慰安妇协议》和2016年签署的《军事情报交换协定》(GSOMIA)。
第三，日韩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上扬，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国内政治基础。近年来，日韩互恶，已蔓延到普通民众，两国长期存在相互对立、蔑视的民意基础，制约了两国政府各自外交回旋余地。2017年6月，日本《读卖新闻》调查显示，69%的日本人认为“韩国不值得信赖”，而高达80%的韩国人认为“日本不值得信赖”。(9) “日本反韩情绪滋生是怎么回事? 日本77%的人回答‘差’”，中研网，2018年11月5日，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81105/090301814.shtml.(上网时间: 2019年8月1日) 2019年6、7月，舆论调查显示，韩国人对日好感度仅为12%，(10) “韩国对日好感度为12%，28年来最低”，People Today，2019年7月12日，http://www.epeopletoday.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4248.(上网时间：2019年8月1日) 日本人对韩好感度为20%。(11) “对日持有 ‘良好印象’韩国受访者比例历年最高 日本却……”《朝日新闻》中文网，2019年6月13日，https://www.asahichinese-j.com/world/12452914.(上网时间：2019年8月1日) 文在寅通过反朴槿惠的“烛光示威”上台，在竞选期间对《慰安妇协议》持否定态度，上台后势必要推翻协议才能兑现竞选诺言。文在寅的支持率主要得益于其对朝外交和清廉的形象，但韩国经济持续低迷，严重侵蚀了其支持率。2019年5月，韩国盖洛普的调查显示，受访者给予文政府正面评价的理由分别是“改善对朝关系占17%”、“尽全力工作占13%”、“擅长外交占10%”，不认可文在寅的最大理由是“经济民生问题解决不足”，比例高达44%。(12) “执政两年，文在寅政府毁誉参半”，人民网，2019年5月11日，http://m.people.cn/n4/2019/0511/c57-12689001.html.(上网时间: 2019年8月2日) 因此，在历史问题上对日展示强硬成为争取支持率的重要手段。长期殖民统治的晦暗记忆塑造了韩国人的反日意识，成为韩国民族主义得以集结和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13) Leif-Eric Easley and Kyuri Park, “South Korea’s Mismatched Diplomacy in Asia: Middle Power Identity, Interests an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2018, Volume 55, Issue 2, pp.242-263.在日韩经贸摩擦爆发后，文在寅的支持率不降反升也印证了这一点。2020年，韩国将进行国会议员选举，这是文在寅政府的“大考”，文在寅还需要在对日外交上保持一定程度的强势为自己造势，以化解经济不景气的负面影响。
二是由于美国积极向盟友转嫁成本，加剧了日韩等盟友的离心力，美国对日韩的约束、管控能力下降。在安全上，特朗普要求日韩承担更多防卫责任和军事费用，并以撤走驻韩美军相威胁，要求韩国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分担比例。特朗普起初要求韩国负担的军费从8.3亿美元涨至16亿。2019年7月，博尔顿访韩时更是要求韩军费涨至50亿美元，这一数额是之前的5倍。在经济上，特朗普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批评美日、美韩贸易不公平、不平衡，动辄对盟友威胁贸易制裁，要求日、韩消除与美国的大量贸易顺差和开放市场。特朗普上台之初，就退出此前美日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引起日本强烈不满。特朗普还将《美韩自贸协定》称为“可怕的交易”，甚至威胁退出该协定，迫使韩签署了有利于美国的自贸协定修正案。(15) 董向荣、安波：“特朗普—文在寅治下的美韩同盟: 分歧与协调”，《当代世界》，2019年第3期，第19页。 美日、美韩同盟的裂痕同时加大，相互战略凝聚力下降，也加剧了日韩关系的冷淡。特朗普政府的同盟政策，也导致日韩等盟国对美国的疑虑上升，转向追求更加自主、独立的政策。(16) 沈雅梅：“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诉求与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9页。 半岛局势缓和以来，韩国国内甚至出现了关于美韩同盟去向问题的讨论，反映出韩国对于美韩同盟未来走向的困惑在上升。韩国在美韩同盟中追求自主的做法，也逐步映射到韩国在对日关系中改变从属关系、追求对等的诉求，加剧了日韩的矛盾。(17) 参见[日]大西广：“日韩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环球网，2019年7月18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9-07/15161796.html.(上网时间：2019年7月30日)
中国生产出第一台智能马桶盖，据说是在1995年。当事人曾撰文回忆：“1992年，我们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拆除、拍照、研究、组装，在复旦大学等众多国内名校的学者指导下，1995年终于研发出国内第一台智能马桶盖！”文章写得很实在，但如果把其中的“研发”改为“仿制”或“制造”，就更准确了。
随着国力增强，韩国希望作为“东北亚大国”与日本保持对等的关系，引起日本的警惕和反感。从金大中政府开始，韩国先后提出“进入大国行列”、卢武铉政府的“东北亚平衡者”、李明博政府的“全球外交”、“全球中心国家”以及朴槿惠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的有责任的中等强国”等主张。1991年，卢泰愚总统首次使用“中等强国”描述国家定位，其后的总统大多沿用了这一说法。“中等强国”不仅是经济、军事实力的排名，更是一国对国际和地区事务、全球公共治理和国际规则的参与程度。韩国“中等强国”的定位，使其追求地区事务独立性和发言权的一面更为凸显。(18) Kim Chi-wook, “Middle Power as a Unit of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s Conceptualization and Implications,”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9, No.1, 2009, pp.7-36；Shin Dong-min, “Concept of Middle Power and the Case of the ROK: A Review,” Korea Yearbook 2012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Netherlands: Brill, 2012, pp.131-152.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所谋求“正常国家化”努力以及安倍政府“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举措与韩国积极推进的“中等强国”战略正面相撞，导致双方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竞争性的一面越来越多。正如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大西广所言，“美国认为目前的竞争对手是中国，但日本却把竞争对手从中国降低到了韩国。这反映出美国和日本分别处于受到中韩这两个后发国家发展威胁的状况之中，因此日本才实施了类似美国对华政策的对韩贸易战。(19) [日]大西广：“日韩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环球网，2019年7月18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9-07/15161796.html.(上网时间：2019年7月30日)
三
日韩关系持续紧张升级为经贸摩擦，对于双边、地区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合作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1）喷油器喷油雾化不良，有滴油现象，喷油压力过低检查喷油嘴偶件，进行修磨或更换，重调油门压力至规定范围。（2）柴油机刚启动使，个别汽缸内不然烧（特别是冬天）适当提高转速及负荷，多运转一些时间。
安倍和文在寅各自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严重激化了日韩矛盾。安倍在历史问题上右倾色彩浓厚，对于二战结束前的侵略历史，历次政府表态始终闪烁其词，宣称日本年轻一代对祖辈做的事没有责任。在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等问题上更是持强硬立场，拒绝让步。安倍多次表示，要打造一个全新日本，将战前历史问题翻开新的一页，卸掉历史包袱。而文在寅曾是支持民主化运动的人权律师，其政府阁僚中也多有类似的背景。他们在慰安妇、劳工等历史和人权问题上持有进步立场，反对过去韩国政府为了韩日关系而在历史问题上主动妥协的做法。因此，文在寅政府敢于冒着韩日关系恶化的风险主动触碰慰安妇问题和强制劳工问题。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针尖对麦芒”，对抗难以避免。
在对朝外交中，韩国谋求与日合作应对朝核威胁的愿望降低。当前，文在寅政府的外交重心是继续强化韩美同盟，推动南北接触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为核心目标。(7) 张慧智：“文在寅政府的对外政策:机遇与挑战”，《东亚评论》，2018年第2辑，第40页。 文在寅政府强调对朝接触，与前任保守政府对朝“以压促变”的遏制政策有明显区别。日韩、美日韩合作的政策初衷是防范朝核威胁，南北缓和使韩国对上述合作的需求降低，追求自主外交和自主国防的声音高涨。2018年，韩国国防白皮书删除朝鲜为主要敌人的表述，正是美日韩合作出现裂痕的象征。同时，韩国在对朝政策中坚持发挥主导作用，宣称“韩国要做朝鲜半岛的驾驶者”，反对大国干预南北事务，排除日本对半岛事务的参与。迄今，南北首脑四次会晤，美朝首脑三次会谈，而日本作为美日韩三边体系的重要一员，竟然被排除在外，令安倍政府非常恼怒。
两级产品供应链与两级物流服务供应链联动所形成的系统当中，各决策主体的利润函数、产品供应链的利润函数、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利润函数以及系统的总利润函数如下：
其次，影响波及东亚地区合作及一体化进程。在中美关系恶化、朝核问题徘徊不前的背景下，日韩关系持续恶化给本已复杂的地区形势增加了新的变数，对地区和平与发展毫无裨益。目前，东亚国家正在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中日韩政治合作等多边机制构建。日韩矛盾激化可能会阻碍这些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设。2019年8月2日，中国外长王毅在第20届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上表示:“我们要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21) “王毅出席第20届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外交部网站，2019年8月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42/xgxw_682548/t1685593.shtml.(上网时间：2019年8月6日) 日韩早日解决贸易摩擦，是地区多数国家的愿望。
再次，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合作造成冲击。在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横行，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东亚作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极，日韩又分别作为世界第三、第12大经济体，产业链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发生贸易纠纷对于动荡下行的世界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东北亚局势除了朝核问题外，又增加了日韩对抗，给全球治理增加了难度。
青岛中山路历史街区(以下简称中山路街区)位于青岛市南区中西部，西邻青岛火车站，南接栈桥公园.创始于1897年的德国占领时期，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萧条[1].天主教堂位于中山路的东侧山坡台地之上，塔身高56 m，是整个中山路街区的重要节点，构成中山路历史街区轮廓线的控制高度[2] (图1).
对于日韩关系前景，既要看到其可能继续恶化并长期延续的风险，也应看到有许多制约日韩关系不至于失控的因素。
其一，考虑到两国领导人政治理念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日韩政府在核心上的争端——历史问题上都没有让步的可能。韩国政府已多次明确表示，韩国是三权分立国家，政府不能干预司法判决，日企对强制劳工的赔偿问题难以回避。随着被韩国扣押的日企资产可能面临强制拍卖的境地，日本有可能采取实质性报复措施，韩国重返“白名单”问题更是难以实现。特朗普政府目前对日韩事态仍持观望态度，不愿介入争执，客观上加剧了日韩关系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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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日韩关系发生贸易禁运乃至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也较小。从技术层面看，日本对韩出口强化审查，将韩剔除贸易“白名单”，是出于“安全保障”的理由。日本的“白名单”里只有美、英等27个国家，亚洲除了韩国无一国家进入。被踢出“白名单”外的风险主要是出口申请许可和审核程序的复杂性增加，这是一种非关税壁垒，而非真实的“禁运”。日本若真的对韩禁运，不仅有损国际形象，还违反WTO规则。撤出“白名单”也并非意味着日本可以随心所欲对韩国禁运。日韩互为第三大贸易伙伴，产业链高度融合。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韩日经济都出现了下滑态势。若日本对韩国贸易禁运，其本国相关产业也会受到波及，可以说有害无益。2019年8月7日，日本在“白名单”国家“除外实施细则中没有追加个别品目，还批准了光刻胶的个别许可，这是日本34天来首次对三种受限的半导体材料给予出口许可。韩国也并未急于采取将日本移出韩国“白名单”等实质性报复措施。贸易摩擦问题爆发后，日韩双方表态还是比较克制。
其三，美国不会允许日韩关系偏离太远，破坏其亚太同盟体系。出于东亚战略考虑，美国需要日韩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维护三方共同利益。在必要时候美国会阻止和干预，不会使两国关系完全失控。如果日韩紧张长期化，不仅影响到美日韩的实质性合作，还会出现理论上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出现对立的异常局面。目前，美国各界要求干预日韩停止紧张姿态的声音高涨。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张，鉴于日韩紧张首次升级到经济和安保领域，美国有责任仲裁日韩关系，以防日韩关系给美日韩三方安保合作带来不利影响。(22) “美国智库提议特朗普出面解决韩日矛盾”，《韩国经济报》，2019年8月8日，https://www.hankyung.com/international/article/2019080816517.(上网时间：2019年8月8日)
总之，东亚国家大都不希望日韩关系紧张而对本地区合作产生消极影响，日本作为长期标榜捍卫自由贸易的世界经济大国，本国也遭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霸凌，有义务和责任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的向好势头，是各国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介绍] 刘荣荣，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韩国社会文化、中韩关系等研究；王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政治外交及中日关系研究。
(责任编辑：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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